梁建鋒專欄

　　昨日發現自己微博上所關注的博友突然少了一位，查看之下，原來我被除名了，再也不被允許做程益中先生的「粉絲」。由於寫微博日子淺，最初估計是什麼操作出錯了吧！後想到，程先生新近發了一條微博批評專政獨裁，難道程先生的微博被中國政府查封了？於是殃及我不可以做程先生的「粉絲」？立即搜尋看看程先生的微博是否健在。一看，不單微博在，連那則批判「專制獨裁」的博文也在，只是本人已被禁止在程先生的博客上留言。屏幕打出來的信息是：「根據對方的設置，你不能進行此操作。」嘗試申請重新加入做程先生的粉絲，結果仍是一樣：「根據對方的設置，你不能進行此操作。」 　　啊，終於想起來了，讀到程益中先生那則批評專制的微博後，曾有感而發在其下留言。我的意見明顯地不是程先生的一路，翌日便發生「被列作黑名單」這件事。 　　拒絕交流，這絕對是程先生的自由和權利，我尊重。因為微博本來就設置禁制留言功能，為的正是讓博主可以控制什麼人才可以發言。而「移除粉絲」功能，是讓個別粉絲曉得自己是不受博主歡迎的人士。 　　程益中是中國大陸的知名傳媒人，曾獲得聯合國頒發自由新聞獎。今年二月程到香港大學演講，論及中國大陸辦報的經驗時，程說：「都廿一世紀了，嘴巴只有吃飯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但這卻是我國大陸的現實…，當局裝聾作啞，愚弄人民，那是當局不負責任和無恥；我們自己還是要對自己負責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這樣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我們自己要百無禁忌，越是敏感的話題越是多提一提」。話說得真好。這是「律人」下的高見。 　　　 　　站在道德高位的「自由鬥士」，當然也有禁絕異見聲音在他微博內出現的自由。可是，古人不是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嗎？抨擊政府不讓人民自由表達的人，卻不容納別人在他的微博內表達反對意見，這又是一種怎麼樣的邏輯？律人律己之間的標準差異，也許，反映「都廿一世紀了」，以「自由鬥士」為志業者仍未將自由的真締參透。容人、容納異己聲音有多難或多容易？雙種標準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標準？在在都要時間去學習。

　　美國總統奧巴馬宣佈提名現任聯邦商務部長駱家輝出任駐華大使，消息傳出後，評論也如雪片飛來，好些文章集中評論駱家輝的族裔背景。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駱家輝身上流著中國人的血液，由他出任駐中國大使，將大利於美中關係向更密切方向發展。可是，不論美中關係將來在駱家輝任內有什麼發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概都將與他的族裔身分無關。 　　駱家輝有著奪目的從政履歷，早已在太平洋兩岸為人們津津樂道。駱祖籍廣東，父母由香港移民美國，沒有給駱家輝一個特別富裕的童年，但卻將他磨練成為一位具理想和擁有超強行政能力的政壇明星。從縣行政官、州議員、州長，以至聯邦商業部長，駱家輝的從政成績單上常會看到「首位亞裔……」或「首位華裔……」等形容，在美國的華人社區，也以駱家輝為榮，稱他是華人之光。 　　中華民族對「中國人」的定義源自一種超強的文化認同感。中華文化超越朝代和國界，成為所謂炎黃子孫的凝聚力。雖然現今中國官方的「國慶」只是幾十年，但談到中國，華人經常想及的是上下五千年。香港歌手張明敏在1984年參加中央電視台春晚時演唱了黃霑先生填詞的一首《我的中國心》，歌詞寫道：「 洋裝雖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流在心裏的血，澎湃著中華的聲音。 就算身在他鄉，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在全中國引起了極大迴響，並不是因為張明敏的唱腔，而是歌詞呼應著中國文化裡活躍澎湃的民族認同感。 　　 　　這種同宗同族的感情特質，於海外華人生活中僑社的會館、同鄉會與華文學校內有所體現，祭祖和尋根是海外華社經常舉辦的活動。而美籍華人高官，很多時會被公所會館邀請回去祭祖。 　　駱家輝會以自己的族裔背景為榮，也因此對比其他非華裔美國官員，駱可能對中國有著不盡相同的理解和認識。正如華盛頓州聯邦參議員 Maria Cantwell稱：「駱家輝的經歷，將大大有助於兩國更坦誠地溝通。」不論是任州長或任職私企期間，駱曾多次到訪中國，與中國高層官員有相當接觸，這將成為他日後出任大使的資本。 　　不過，這種「自己人」的民族情感因素，卻不宜轉化為對駱家輝出任駐華大使的額外期望。因為不論誰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他／她所代表的只會是美國利益。大使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執行者，期待打種族感情牌不單不切實際，更可能有反效果。 　　美國雖然是一個族裔多元化的社會，但在國家利益層面，從來就只有美國主義...

　　「中國茉莉花」連續三星期未見芳影，香港卻在上周有近七千人走上街頭，借力中東的群眾革命，也來了一次「紫荊花示威」，要求曾蔭權和曾俊華下台。說是仿傚中東，但這示威卻富有香港特色，其中亮點，恐別的地方難以複製。 　　上周末的示威誘因據稱是抗議財政司曾俊華「派錢失當」，原方案向擁有強積金戶口人士一次過存入六千元，遭全城炮轟後財爺改為凡十八歲永久居民都可得現金六千。可能真的是「遠水不能救近火」，反對者仍然發動示威要曾下台。對比全美各地公務員為減薪減福利而示威，又或埃及工人生活困難要求加薪的大罷工，香港這波因政府派錢而引起的示威，可算是「豪華裝」的民生型示威了。 　　示威理由與中東的花式革命雖然不同，卻不乏火藥味。其間部份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推撞衝突，警員要施以胡椒噴霧驅散人群，一名八歲小童因此眼部不適。小童母親昨日開記者會譴責警方使用暴力，而批評她不應帶兒童參加示威的輿論也不少。究竟誰是誰非呢？這位「示威母親」表示已不是第一次帶兒子上街示威，她認為這是公民教育之一種，還說年前帶兒子走到示威前線，讓兒子觸摸警員的防暴盾牌。 　　近年香港一些示威常客喜歡以激烈手段引起注意，至於示威訴求是什麼已經變得比較次要－－有時可能是怕人數不足，不惜把議題擴闊再擴闊，讓它包羅萬有。而近年的示威如沒有肢體衝突彷彿便成不了戲，連特首也被人撞擊胸口。示威暴力化不再是個別人的行為，已浸漸成為一時「風尚」，並且得到「官方認可」－－衝擊公務機關的人士縱然被捕，往往會得到法庭從輕發落甚至無罪釋放。前高官林煥光近日更指香港的示威衝突只屬小兒科，言下之意是還可以來得更激烈些。香港有這樣的前高官也真有趣。 　　香港的示威除了一批好在鏡頭前衝鋒陷陣的常客外，也帶動了一些年青家長帶著小朋友去參與，並竟然認為讓小童目擊和參與這類激烈抗爭是公民教育。才小學三年級的一個男生，真的明白為甚麼示威，以及示威是甚麼一回事嗎？能分辯對陣兩方誰對誰錯嗎？自小便在家長領引下衝擊警察（執法者），可以學到什麼呢？情緒激昂地叫叫口號、推撞警員，一點也不難學，難在讓小孩成為一個冷靜、理性、講道理的人。摸一下警察的盾牌又有什麼意義呢？ 　　示威是嚴肅的公民權，不應淪為家長帶小朋友來玩玩、湊熱鬧的「公民遊戲」。

　　美國官方媒體《美國之音》在三月三日發出了一篇報道，題為《中國94%不幸福 財富分配頭重腳輕》。報道稱：「儘管中國政府付出努力，但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感覺自己不幸福，僅有6%的受訪者認為屬於幸福者的行列，突出顯示中國社會中民眾不滿問題不容忽視」，分題是：「財富分化民眾不滿社會動盪」。 　這篇標題聳動的文章被媒體迅即轉載，時間剛好是中國兩會召開之際。是美國官媒故意搞針對嗎？國務卿希拉莉恰好於上周三向國會表示，美國正遭遇一場國際輿論宣傳戰並節節敗退，挑戰者包括中國的英語廣播頻道。希拉莉認為美國須加強官媒功能，力爭反敗為勝。不過，上述這篇《中國94%不幸福》的報道卻不能全怪美國之音，因為資料來源相信應是英文中國日報（China Daily）的一篇報道，報道中引用的數據來自中國國務院屬下《中國網》的一個網上問卷調查。 　　「幸福」不單是今次兩會的焦點，中國政府和媒體對民眾幸福感的關注已有一段時間。中央電視台今年一月公布了一項關於中國人民幸福感的全國調查結果，該項規模龐大、具延續性的調查於2006-2009連續四年，以抽樣方式向全國三十一省，一百零四個城市和三百個縣的民眾，每年發出十萬份問卷，成功回收八成。四年追蹤的結果：自稱幸福的民眾44.7%，不幸福的11.1%。這數據與前述的6%相距甚大。 　　中國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於去年8月中旬也做了類似調查，樣本來自全國發展水準不一的24個城市的4800名居民。於今年二月公佈結果，回答「非常幸福」和「比較幸福」的兩項相加為74.2%；有13.6%介於幸福和不幸福之間，認為「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合計為12.3%。 　上述是於中國國內進行的三組調查。那國際機構的數據又如何呢？以下也找三家為例。具公信力的世界幸福感數據庫（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依其2000-2009年的綜合調查，把全球144個國家排比，中國的幸福指數是6.3，全球排第廿位(相同分數作相同名次計)，美國7.4排第十。有趣的是墨西哥以7.9排第五位，比美國還高。數據庫內另一份2007年調查，有效樣本2015份，其中自稱幸福或很幸福的中國人佔76.1%。又美國權威民調機構Pew Poll於2008年在中國做的調查，顯示81%滿意家庭生活，86%滿意國家總體方向。至於被多家媒體引述的蓋洛普調查稱中國幸福指數全球排第125，第一...

　　中國正在舉行兩會會議，西方媒體最感興趣的內容莫過於中國的國防開支預算。中國政府宣佈新一年度的軍費將對比去年增加12.7%，《洛杉磯時報》指兩位數字的增長勢必引起全球的關注。西媒喜歡強調中國的軍事野心和對鄰國，甚至對美國的威脅。倘單單看增長幅度，似乎真的頗驚人，直追美國新年度國防預算的13.3%增長。如此說，中國的軍事開支真的快要趕上美國了嗎？中國好戰嗎？ 　　對比增幅是分析中國軍事開支的其中一個角度，但並不是至關重要的。要剖析一個政府用兵的態度和政策，還應觀察更多數據。美國2011年度國防開支為7210億美元，而中國是915億美元，不及美國的一成三。如果說中國軍費足懼，那大手筆7000餘億元又應如何看待呢？ 　　除了對比開支的絕對值外，項目開支比例更能說明問題。在新年度預算，中國國防開支佔國民總收入（ＧＤＰ）的1.4%，而美國則是4.7%。作為對照，總理溫家寶增加了中央政府對教育的投放，佔ＧＤＰ的4%；美國的聯邦教育預算僅達ＧＤＰ的0.6%。上述的比重差異，可以看到政府對軍事與教育的輕重緩急。 　　溫家寶上周與網民對話時便指出，人才是中國的崛起真正指標，因此他大幅提高了教育開支，在工作報告上還特別強調要推進素質教育。於美國而言，人均教育水平比中國要高，雖然美國中小學十分之糟糕，但大學水平卻是世界一流的，可能不必如中國般猛增教育經費。不過，奧巴馬明白到美國要增強國際競爭力，也提高了教育撥款。可是軍費與教育經費的懸殊，可見維持無可匹敵軍事強國地位，依然是美國重中之重。 美國國策的最高指導思想是──不惜一切維持世界絕對領導地位。這已成為一條不歸路，無論國庫多空虛，要付出多大的社會成本，或國際環境如何轉變。而要完成這越來越不可能的任務，超強的軍力便成為白宮最後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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