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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December 11, 2010

和平獎反照出中西觀念差異

  爭議伴隨著諾貝爾和平獎走過了逾百年的歷史,今年評委選出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爭議之聲再起。爭議往往聚焦於多元世界對得獎者的不同評價,劉曉波獲獎爭議進一步反照出中西觀念差異。

諾貝爾本人對和平獎的定義是授予「盡最大努力在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兄弟情誼、推動裁減常規軍備或主持國際和平會議的人士」。但於評審實質操作上,早已遠離了諾貝爾的初衷。誰能得獎,權力掌握在評審委員身上。今天的和平獎僅能反映五人委員會對當前國際時局的評點。

事實上,僅由五名挪威的和平獎委員們所評選出的獲獎者,未見得就必然成為全球公認的和平英雄。越南的黎德壽曾拒絕領獎,而與他同年獲獎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則氣走了兩名和平獎委員──辭職抗議。巴解領袖阿拉法得獎後,被一名和平獎委員譴責為恐怖分子。去年奧巴馬在上任後不足兩星期,便成為諾獎的被提名人並最終得到獎項,引來全球質疑。

  自公布劉曉波獲獎後,中國政府除了與諾委會的言語交鋒外,更發動友好國家抵制頒獎禮。原先有十九國表示不出席,其後在歐盟的壓力下,塞爾維亞改變立場參加了頒獎禮,令最終有十八國抵制。引發爭議於諾獎時有發生,但能引起如此多的國家及組織支持抵制,卻應還是頭一次。

  對於中國的激烈反應,西方媒體普遍以此來論證中國政府不尊重人權,並認為是恃其經濟實力蠻不講理地向國際社會反施壓。頒獎禮結束了,西方輿論大都以此作為概括今屆和平獎,與過去西方媒體上的中國形象吻合。若然如此,則中西雙方,都平白錯過了一次增進了解的機會。
  
  全球暢銷書Megatrends的作者John Naisbitt在他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變化的新書中寫道,西方人沒有真正的了解中國,是因為他們一直用西方的價值觀和思維來審視中國,並且認為西式民主政制已經是人類社會的臻善臻美的制度,亦即是所謂的「普世價值」。
  
  誠然,不少西方人眼看中國用了短短三十年時間,便從一個落後封閉的國家,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都會簡單地認為這是西式化或引入西方資本主義的結果,並進而期許中國進一步把政府也來西化,與世界、尤其是「他們西方」接軌。在這等待的過程中,對於中國與西方社會標準不吻合的表現,會一律加以批判。
  
  不過,這種思維及要求,似乎忽略了需要結合中國文化和近代史等具體因素來審視中國。中國是文化底蘊深厚的古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為西方文明敞開大門;但與此同時,卻又努力重振傳統文化。中西文明和價值觀的碰撞和融合天天在中國出現;門開了,就合不起來,更何況中國決策層看來也不打算走回頭路。然而,且別以為中國從此就會成為一個黃皮膚的「西方」國家。經歷百年受外國侵略的近代史,堅持獨立自主,是新中國在兩超級大國夾縫中成長過來的不變原則。  

  按和平獎委員主席自己說:「(該獎)是為向中國發出信息,讓其知道政治改革與經濟發展相配合是極為重要的,也顯示(委員會)對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的人士的支持。」
  
  「經濟改革必須輔以政治體制改革,保障人權和推擴民主」等概念或內容亦不止一次諸於中國領導人的工作報告中,由此看來,雙方的矛盾及分歧應該不是南轅北轍的「天壤之別」。那麼,中國政府為甚麼會對委員會如此反感呢?關鍵可能就是在於「向中國發出信息」這種態勢。
  
  和平獎主席沒有察覺到這種指導和教育式的態度,就是中國經常提醒西方的:「不要干涉中國內政」。特別是在當前亞洲區軍演頻繁的複雜國際形勢之下。每年中國派出無數政府官員到西方國家學習和考察,推進中國在各領域上的進步,但這演變的進程應該由中國人自己掌握。借授獎予一位支持布殊以武力移殖民主到伊拉克,及倡議用西方政制重新構建中國政府的異見人士,並認為藉此便可以改變中國,除了顯示頒獎方對中國的認識不足外,暫時看不出還有甚麼更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