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始，面對政權更替，老百姓對可能發生的變化感到憂慮是很自然的。當時的中國才開始改革開放，人們對中國的印象還未能完全走出文革陰影，「回歸」二字難免助長了「拒中」情緒。在關鍵的心理和信心危機關鍵時刻，中國政府除了一再口頭承諾五十年不變外，並沒有太多可以做的，也沒有任何往績可作依據。另一邊廂，英國政府喪失治權在即，更沒有任何誘因使其會為香港順利過渡提供任何正面幫助。相反，英政府在回歸前的好些舉措，均有意無意地刺激著港人的不安和抗中心理。
英政府於1981年推出新國籍法，自1983起，香港人便喪失了原有的英國國籍，身份轉為沒有居英權的英國屬土公民。本來就受到「回歸」問題困擾的港人，忽然間連手上的英國護照也變質了，那種被遺棄的感覺所造成的心理衝擊和徬徨可想而知。港人甚是安穩平靜的生活驟起波瀾，英國國籍沒有了；向來不被鼓勵關心政治，忽然區議會立法局等選舉撲面而來；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回歸」。
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進入休養生息期，五十六年代的香港雖然一點都不富裕，貪污和官商勾結盛行，但來自國內的大批商人和精英移民，結合英國以香港作為遠東貿易的據點策略，香港社會得以穩步發展。相對中國內地，戰後完全沒有休息期，為了抗衡美國軍事威脅，還沒來得及休整的解放軍便被北調到鮮朝，展開慘烈的抗美援戰爭，導致西方國家對中國長期的經濟封鎖。外患之外還有內憂，相繼而來是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使中國經濟發展幾陷於停頓狀況。八十年代的香港，在經濟上比大陸優勝，著眼於經濟生活遠甚於政治的港人，完全看不到在生活品質層面上有任何回歸的必要。所以，當大陸曉以大義說「回歸是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之時，沒多少港人能聽得進去；百餘年來在香港實施殖民地統治的英國，過去要求港人效忠英國皇室，只管阻止難民湧英，那管得回歸對港人的心理衝擊。港人因97回歸而累積的心理壓力終於1989年藉六四事件而爆發。
港英政府於六十年代施鐵腕打擊香港的左派團體，以武力阻嚇港人「過度」關心內地政治，內地關係是應聘一些公務員職位的必然背景調查。八九年情況很不一樣，自北京學運爆發，香港便出現了為學運提供物質支援的組織，企圖讓北京學運可作持久戰。過去被引導要「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的香港大學生們，變成了北京學運的後援。連月的學運令北京政權大有風雨飄搖之態，而香港北上支援的組織卻不斷壯大，筆者相識的一些朋友，在當時曾真心的相信自己在改變著中國的命運，為香港前途賦予不一樣的意義。
六月四日的鎮壓清場，轟動了全世界，更令港人本對回歸來就薄弱的信心跌至最低點。英國人要跑了，還把門也先關上，香港前途本來就只靠北京政府的單方面承諾；如今北京政府以軍隊鎮壓學生示威群眾，難怪港人恐懼和失去信心。早前就沒有干預港人支援學運的港英政府，此時大開方便之門，讓港人辦大規模的悼念，及接應逃離到港的民運人士。
六四事件於港人心裡上造成的創傷不下於「天安門母親們」，不是因為港人都親歷其境，或是港人多麼關懷中國前途。而是在這回歸前的徬徨時刻，讓更多港人確信回歸是一個「錯誤」。對六四天安門的哀悼，不排除更多是唇亡齒寒的傷痛所造成的。對「六四」的悲憤某程度地轉化為對回歸的排斥，又或兩者已混淆不清了。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人有一股特殊的六四情意結。（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