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之可能與不可能
「話語權」其實應理解為是對行為規範和價值觀上的「定義權」。下定義的實力要透過機制來落實，美國牢牢地掌握了幾個主要機制：軍事上透過北約、經濟上有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全球的金融遊戲規則由華爾街主導（還有全球通用的、三間美國金融評級機構）。政治上的影響力則透過聯合國進行，還有威力如水銀瀉地的互聯網，全球最大的入門網站和社交網站，均由美國公司經營。美國的強大足以令布殊赤裸裸地實行單邊主義，美國至高無尚的權威根本不必假手中間人「間接呈現」。美國掌握著幾乎所有國際組織的實權，也主導戰後世界秩序的規劃，其中美金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為美國話語權提供了鐵一般的保證。
掌握話語權的國家的文化，有能力令自己成為「被」趨之若鶩的典範。美國麥當奴漢堡飽、可口可樂和肯德基炸雞等在美國被稱為垃圾的食品，成為全球推崇的品牌，它們所借力的，是西方文化優越感這道東風。同樣，荷里活電影成為全球最多觀眾的電影，美國流行音樂天后嘎嘎小姐是全球推特第一紅人。當《阿凡達》和《孔子》在中國同期上映時，《孔子》因佔去部份《阿凡達》院線竟然被部份中國網民發起抵制。在整體的文化強勢下；媒體，只是文化實力的其中的一環。
但正如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在文化和價值觀上要達致全球一體化是沒有可能的，落後國家走向現代化並不等於要西化，反而在現代化過程中累積的綜合國力，會再一次提振民族自信，對自身文化重新認同。所以，亨廷頓認為世界各國爭相現代化的同時，各國的文化分野會更加明顯，也更有機會釀成衝突。
率先挑戰美國「新大一統」地位的是伊斯蘭國家，伊斯蘭國家在語言、宗教和文化上與西方截然不同。美國與中東伊斯蘭國家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里班等國家的矛盾，以及九一一恐襲，其實也屬於話語權之爭。基於石油等重大國家利益，美國必須緊握中東地區的話語權，對於不接受「招安」的中東國家，一律採取嚴厲的經濟制裁甚至軍事打擊。美國在中東行使話語權的特質是雙重標準，對於抗拒的國家會指責之以「普世價值」──人權和民主自由；對於服從的國家，則默認其違反「普世價值」的政權。九一一事件並未削弱美國在中東的話語權，反之給予美國再次證明誰才是主人的機會。小布殊對伊拉克啟動先發制人之戰，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告訴中東諸國別意圖挑戰美國。有利比亞狂人之稱的卡扎菲全看在眼裡，在美軍推倒薩達姆政權後，立即主動投誠，放棄大殺傷力武器，並向西方各國拋出橄欖枝，批出大宗經貿合同，包括將十三億美元國家主權基金交由美國高盛管理（結果虧損９８％），意圖以經濟利益求取管治權之安穩。
飽受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衝擊的突尼斯、埃及、也門、巴林、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家，於今年因經濟不景而先後爆發群眾騷亂。革命群眾反獨裁暴政，打出爭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口號；可是，由於群眾意欲推翻的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他們的「普世」訴求令美國處境尷尬。奧巴馬政府為保持對中東地區的持續掌控，最終選擇了有取勝機會的一方，既拉倒與美國有數十年交情的埃及「裁獨者」，也令新近歸降的卡扎菲最終暴屍街頭。從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以至中東茉莉花革命和利比亞內戰；從布殊年代強硬的「非友即敵」，至奧巴馬口中的「美國在中東發揮領導角色」，其實是殊途同歸，無非表明中東事務的話語權握在美國手上，茉莉花能否綻放，還是需要美國的「祝福」。
反戰的奧巴馬其實應該感謝好戰的布殊，是布殊「平定」了中東，令他可以專心應付美國話語權的下一個挑戰者──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