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話語權從何而來？ 　　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早前在中國重慶召開，大會主題是如何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話語權。大會閉幕宣言中提到：「新興經濟體傳播能力得以提升，西方話語霸權受到衝擊」。西方長期霸佔國際話語權是事實，但如何才能突破壟斷，提升自身傳播能力就足夠了嗎？要打破話語權的壟斷，且先拆解何謂話語權。 　　「國際話語權」常被理解為一個國家在國際輿論中的主導能力，而所謂輿論空間，客觀上透過媒體構建而成。因應發展歷史和經濟實力等因素，西方媒體長期主宰國際輿論空間是事實，也從而彷彿擁有了對國際事件的解說權。有一種理論認為，如想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新興經濟體便要發展可以抗衡西方媒體的媒體力量。中東的卡塔爾、俄國和中國都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面向國際的英語系媒體，在搶攻大氣和版面上有一定的進展。可是，這僅僅是外在「有形」的寸進，對於話語權之爭並非關鍵。 　　硬件的建設向來都是最容易的，尤其得現今科技之便，衛星電視和網絡平台輕易便令媒體達致覆蓋全球的效果。在國際間「有形」發聲難度不大，能有多少受眾及影響力，卻是另一回事。以中國在紐約時報廣場買下巨幅電子屏幕打形象廣告為例，錢是花了，輿論反應卻絕大多數還是負面的。 　 擁有無遠弗屆的媒體，並不等於就擁有話語權。因為國際話語權從來就不是源自大眾傳播媒體，而是媒體背後的政治力量。民間不同媒體之間的影響力競爭，與國際話語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作為商業機構，媒體競爭同一市場內的份額，可以靠投放資源，做好內容和市場推廣來達致。而國與國之間，或東西方的話語權爭奪，靠的是國家的綜合國力，並不似個別傳媒機構競爭市場那麼簡單。中國古語有云：「弱國無外交」；同理，弱國的聲音不論如何正確，都不會有「話語權」。政治就是如此現實，在國際間能指點江山，說一即一，甚或指鹿為馬，靠的不是有多少個強大的傳媒機構，而是國家實力。 　　中國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滙儲備最多的國家，更是美債的第一大債權國。可是，中國政府卻常感自己的觀點被歪曲或不受重視，在國際輿論上苦於沒有說話的空間。西方媒體至今依舊對中國充滿偏見，西方記者未經深入了解，便自認為可以對中國評頭品足。西方記者「信心滿滿」並不是因為他們工作的機構多麼財雄勢大，而是他們自信擁有對世界事物的終極解釋權，或說「定義權」。而這種自信並不源自個人，源於他們所本的西方文化。 　　何謂善？何...

  「中國模式」底線不容有失 總括而言，以長期目標審之，話語權的提升需要有歷史過程；西方各國強勢了百多年，其強勢乃至話語權之緊握，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逆轉。雖然中國因素為海外華文媒體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但華文媒體話語權的提振，不一定與中國改革開放完全同步。畢竟刻下改革開放帶來的民族復興仍只見於經濟及科研層面，人民素質的全面提升需要過程及時間，快不來；一如有科技與有科學精神可以不是同一回事。當中國經濟堅實穩定增長、人均素質提升、教育更趨普及、綜合國力扶搖直上 …… ，屆時世界自然會主動尋找、瞭解來自中國的聲音。 如以短期目標審之，不管是海外還是海內，華文媒體要清楚自己的定位。 時下流行一種說法：「過去中國與國際社會隔絕， 自我封閉。 改革開放 後 走向現代化，最終 的 目的就是加入國際社會。因此，中國一切政策 及其 導向 ， 都應 該 以 跟 世界接軌為目的，中國要以國際 社會 聽得懂的語言（普世價值） 來 發聲。」 依上述越來越受中國 知 識界、甚至政界推崇的論調，中國便不必講究話語權了。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後來者」加入以「普世價值」建構的國際社會，只有配合和跟隨 的 角色， 不必另起爐灶、另闢蹊徑 找「 獨立的聲音 」，也即是自己的 話語權。 　　 英國學者 Martin Jacques  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內提到，所謂中國崛起其實是文化中國的復興，中國的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未來的世界將按中國的模式而調整。新中國的歷任領導人 都堅守主權獨立、自主自決的原則，就算是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要強調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政府剛提出「建設文化強國」新政策，正切合現階段的需要。沒有中國模式便沒有話語權，便沒有另一種論述系統，也因而「中國模式之存在」是不容有失的底線。可惜，挑戰此底線的不單是西方國家，還有一批崇拜西方的中國知識份子和網民。 「與世界接軌」可能是個虛妄的議題。於新聞工作方面， 新聞專業操守標準化，與借新聞報道提倡單一價值理念是兩回事 。例如對中東之春的報導，華文媒體可以尋找西歐國家以外的角度，並用功地查找真相、敢於在新聞報導上不「被統一」。上文談及的半島新聞集團因為被滲透，即使成功開設英文頻道，也不見得足以「為阿拉伯成功爭取話語權」；反之，是有被人家「同化」之嫌，以西方「普世價值」的視物角度來報導新聞，甚至轉內銷予阿拉伯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