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話語權在歷史長河中的變化 　　那麼，中國曾經擁有過話語權嗎？有。《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是話語權， 這天下由我皇說了算。自先秦以還，中國一直捍衛著這種話語權，其間雖屢受挑戰，也曾依匈奴要求送去金錢財帛和美女，但沒多久，漢武帝主動出擊及大舉經營西域後，不單匈奴全族被逐，中國還擴充話語權至中亞細亞。中國話語權的高峰期應為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之時。中國強大的航海能力，將中國的影響力伸展至東南亞或近非洲一帶。 中國古代國際話語權的具體表現見諸藩屬制度， 中國對於沒有實質佔領的國家，施以名義上的統治，這些依然獨立的國家被視為天朝的藩屬。他們的皇帝由中國天子冊封，藩屬有進貢的義務，而中國在必要時也會出兵干預藩屬的內政。 　　中國對周邊國家的話語權一直維持到清代中葉，因西洋人的到來而遭受到毀滅性的挑釁。 這段歷史就不必贅述了：滿清政府由最初可以只限外商在廣州與十三行交易，及後任由列強選擇開放那些口岸；由堅持外使三跪九叩，至李鴻章親自赴日道歉；不單被列強逼得逐一承認藩屬國的獨立地位，連中國沿海也淪為外國租界。 　　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向全球展開殖民軍事侵略擴張， 儼然成為世界的主人 ， 連東方第一大國 ── 中國，也淪為次殖民地。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列強已經佔領了全球八成四的陸地，英國更成為日不落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完全喪失了話語權，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土地被強行送贈日本，中國代表只能拒絕簽字。 由此可見，中國話語權的建立與喪失，與中國的國力是同義詞。 從而反思，如果今天感到中國的話語權不足，治理應由根源入手 ── 中國的綜合國力。西方列強於十九世紀藉船堅炮利摧毀了中國的話語權，今天中國如要從西方強國手上奪回話語權，顯然並不是壯大中國媒體那麼簡單便能成功。 　　二次大戰後，歐洲殖民地勢力因列強內鬥而衰落，英國的世界軍事與經濟龍頭地位被美國取代，美國從此繼承了西方世界的話語權，一個因追求獨立自主而誕生的國家，諷刺地逐漸搖身一變成為有意識地要統領全球的無形帝國。其時，只有共產蘇聯能與之抗衡； 至於中國，不論在國民革命或國共相爭時期，都未曾擺脫過大國的干預。民間學者王康指出，著名的國共重慶談判，其實也是美蘇在幕後催逼而成， 毛蔣兩人只不過是應大國要求在台前演出而已。 辛亥革命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中國自始便重拾話語權，袁世凱要看日本臉色...

　　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標題為：《卡扎菲化學武器庫曝光》，文章附有據稱是武器庫內貌的圖片，圖片說明是：「扎菲曾公開承諾銷毀這批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他食言了」 　　卡扎菲已死，報道一名已死的人「食言」應不是大不了之事，特別是對於一名經常被稱為狂人的獨裁者，「食言」也該是家常便飯吧。本來表面不甚重要的報道卻引起我的注意，因為前天才花了一個早上去看維基解密上關於利比亞的美國大使館電文，剛好看到了幾則與利比亞大殺傷力武器有關的電文。 　　從這些美國駐的黎波里大使館的機密電文中發現，利比亞曾多次與美國駐利比亞大使交涉，要求美國配合解決銷毀大殺傷力武器所引起的連串問題，但雙方沒法取得共識，新聞報道說卡扎菲食言似乎把問題簡單化了。 　　 2009 年 11 月 30 日美國大使館一封電文提及卡扎菲兒子賽義夫於 11 月 27 日與美國駐利比亞大使會面 ，其間賽義夫抱怨美國沒有改善利美關係的誠意，沒有履行在 2004 年與利比亞就銷毀大殺傷力武器所簽訂的協議，於是決定暫停銷毀可供發展核武使用的鈾元素， 　　賽義夫指出，根據協議利比亞願意銷毀所有大殺傷力武器，美國則承諾給予利國軍事和經濟上的補償或援助。賽義夫指美國並沒有實踐諾言，連銷毀大殺傷力武器的以百萬美元費用美國也不肯負責。 　　美國大使則提醒賽義夫別以核原料來發洩不滿，警告果會相當嚴重。大使一再重申利比亞歡迎泛美洛克比空難的凶手邁格拉希回國，嚴重傷害了美國人民的感情，是利美兩國關係不能積極改善的主要原因。 　　另一封絕密電文報告了利比亞軍方主管銷毀 B 型飛毛腳導彈系統的艾哈邁德．阿茲瓦伊將軍會晤了美國大使。會議主題仍然是投訴美國沒有依承諾提供導彈系統給利比亞。大使則表示利比亞對當年的協議條文錯誤理解，美國並沒有義務替利比亞找尋替代武器系統。 　　從美國外交部的這些絕密文件看來，卡扎菲食言之說並不完全正確，準確地說是利美兩國沒有就銷毀武器的相關事項達成共識。妖魔化容易辦到，尋找真相便艱鉅多了。

話語權從何而來？ 　　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早前在中國重慶召開，大會主題是如何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話語權。大會閉幕宣言中提到：「新興經濟體傳播能力得以提升，西方話語霸權受到衝擊」。西方長期霸佔國際話語權是事實，但如何才能突破壟斷，提升自身傳播能力就足夠了嗎？要打破話語權的壟斷，且先拆解何謂話語權。 　　 「國際話語權」常被理解為一個國家在國際輿論中的主導能力 ，而所謂輿論空間，客觀上透過媒體構建而成。因應發展歷史和經濟實力等因素，西方媒體長期主宰國際輿論空間是事實，也從而彷彿擁有了對國際事件的 解說權 。 有一種理論認為，如想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新興經濟體便要發展可以抗衡西方媒體的媒體力量 。中東的卡塔爾、俄國和中國都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面向國際的英語系媒體，在搶攻大氣和版面上 有一定的進展 。可是， 這僅僅是外在「有形」的寸進，對於話語權之爭並非關鍵。 　　硬件的建設向來都是最容易的，尤其得現今科技之便，衛星電視和網絡平台輕易便令媒體達致覆蓋全球的效果。 在國際間「有形」發聲難度不大，能有多少受眾及影響力，卻是另一回事。以中國在紐約時報廣場買下巨幅電子屏幕打形象廣告為例，錢是花了，輿論反應卻絕大多數還是負面的。 　 擁有無遠弗屆的媒體，並不等於就擁有話語權。因為國際話語權從來就不是源自大眾傳播媒體， 而是媒體背後的政治力量 。 民間不同媒體之間的影響力競爭，與國際話語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作為商業機構，媒體競爭同一市場內的份額，可以靠投放資源，做好內容和市場推廣來達致。 而國與國之間，或東西方的話語權爭奪，靠的是國家的綜合國力，並不似個別傳媒機構競爭市場那麼簡單 。 中國古語有云：「弱國無外交」；同理，弱國的聲音不論如何正確，都不會有「話語權」。政治就是如此現實，在國際間能指點江山，說一即一，甚或指鹿為馬，靠的不是有多少個強大的傳媒機構，而是國家實力。 　　中國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滙儲備最多的國家，更是美債的第一大債權國。可是，中國政府卻常感自己的觀點被歪曲或不受重視，在國際輿論上苦於沒有說話的空間。西方媒體至今依舊對中國充滿偏見，西方記者未經深入了解，便自認為可以對中國評頭品足。西方記者「信心滿滿」並不是因為他們工作的機構多麼財雄勢大，而是他們自信擁有對世界事物的終極解釋權，或說「定義權」。而這種自信並不源自個人，源於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