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文化大革命」是否會如溫家寶所警告的重來呢？文革本質是政府高層領導權力鬥爭，如果中共高層沒有發生激烈權力鬥爭，則文革便不可能出現，那怕就是一個縮水版。反之，因為文革只能由擁有至高公權力的個人發動，如果今天中國政府高層某些人自覺受威脅而動了心要消滅政敵，因而調動文革手段是有可能的。 　　不過，單純以莫須有罪名將政敵「就地正法」，只可以說是獨裁專制，並不是文革。文革的特質是借群眾「殺」政敵，發動者憑藉手上的公權力，煽動群眾鬥爭政敵，從而形成一種壓制任何異見聲音的社會大氣壓。「排斥異己」可能是一般上位者難以完全壓抑的慾念，當有此動機的政客在思維上又未去文革化，便很容易採取自己最熟識的文革招數了。也許會一廂情願地相信在今時今日，仍能靠個人權威指揮百姓接受單一的政治口號，掩飾自私權鬥的真象。 　　 315 事件引起中外極大的震動，並不單純是一位知名度高的政治人物下台了，而是讓世人驚訝粗暴的權力鬥爭竟然如此赤裸裸地曝露了。越來越多歐美學者在研究所謂「中國模式」，好奇為什麼一個不行西式民主的人口大國，竟然能夠成功崛起之際，中國卻似乎在告訴人們它的政治思維仍是十分原始的，並且很文革。　　 　　中國有句俗語：「媳婦熬成婆」。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一些人，表面上是厭棄文革，轉而擁抱西式的民主思想；但諷刺地，他們爭取實現政見的方式卻極為封建和文革。如胡溫的政治支持者，自由派政治理論大師，鼓吹以普世價值作為中國政治改革所依的辛子陵，在王立軍事件後，薄下台前，就當時的局勢發表評論說：「最根本的是不能軟，不能存息事寧人、討好各方的心思。要拿出中央的身份來，拿出軍委主席的身份來，拿出三軍總司令的威嚴來。先讓犯上作亂者心怯認錯，讓外國政府覺得中國政府是有權威的，靠得住的。」 　　在談到傳聞重慶市長黃奇帆帶警察到成都搶王立軍，辛說：「如果犯了殺頭的罪，那就要借黃奇帆的項上人頭，以鎮天下，而儆效尤。讓亂臣賊子知所畏懼。治亂世要用重典。要把軍委主席胡錦濤的權威樹起來。」 　　作為胡溫政改的推手，言必民主，並奉歐美政制為楷模的自由派，面對政見的和平競爭，並不是先想到民主協商，翻過面來就是威權打壓，還要借人頭鎮天下！請問民主政治裡有「犯上作亂、亂臣賊子」概念的嗎？中國出現不同政治思想的競爭，不就是民主的必然嗎？最荒謬者是，中國如何處理政見分歧，取悅外國政府竟然是其中...

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   转自： http://www.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3302 http://hongkongfirst.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06.html 我们是一群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胜利的 普通共产党员 ，或多或少都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 。重庆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同大多数群众一样 存在着许许多多不解、困惑和问题。 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就重庆事件引发的我们的一些疑惑和不解问题特向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请教。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一中全会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部分主要领导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全党和全国人民一片叫好声。 因为大家知道，西柏坡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后一个党中央所在地。不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最终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战役，而且在这里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告诫全党，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要警惕国内外敌人的糖衣炮弹。并提出著名的 “ 两个务必 ” 思想。 在从西柏坡进北京的路上，毛主席一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的，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党中央领导到西柏坡去，实际上是告诉全党，新的党中央要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思想， 要真正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正是这次西柏坡之行，一下子提高了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 2003 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和阐发 “ 以人为本 ” 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由此又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掌声。 温家宝总理在 十六大后 的多次讲话中，针对 “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的片面的 “ 效率公平观 ” ，特别强调 “ 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 ” 。这一思想也受到思想理论界的肯定。 那时候，党中央的威信非常之高 ，希望党中央继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以往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新的三座大山等许多社会问题。 党的十七大又深入阐发了 “ 以人为本 ” 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特别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

　　「文革」的產生是源於政府權力核心的內部權力鬥爭，雖然參與者很多都是平民群眾，但基本上完全是一場由上而下發動和主導的政治恐怖活動。在「文革」中，全國百姓被要求停止個人思考，只向一個人效忠，只能有一種思想、一種立場。那十年，是口號替代了理性的年代；雖然政治口號琅琅上口，但普通人心底裡卻最想遠離政治，因為無原無故飛來的政治罪名，可是會導致家破人亡的。「文革」的結果是公權力無限擴張，並且高度集中至極少數幾個人手上，而大多數百姓為求自保，選擇了沉默；少數堅持保持獨立人格的，都沒法逃過被折磨逼害的苦難。為政者一己的政治權力慾望，壓倒了億萬人的自由意志，這才是文革最可怖的地方。 　　 　　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正式宣告中止文革，轉而提出改革開放。其中，思想開放是過去卅餘年來改革的根本。可是，運動式的文革結束了，文革對整一代人，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都有著深深的影響。由於文革本質是一場政治鬥爭，於沒有涉及政治權力的絕大多數百姓，改革開放帶來的個人經濟改善和生活自由的進步，已足以讓他們走出文革，為自己及下一代重塑中國夢。文革已經不是他們的負擔，還可以成為一種消閒娛樂，到文革色彩的飯館聚舊聊天、唱著紅歌卡拉ｏｋ，走在紅色旅遊線上，花錢穿紅色年代裝束拍照留念。 　　在運動中受傷較深的知識份子、公職人員及其家屬們，相對可能沒有那麼容易走出來。滿腔的怨恨讓他們只能徹底否定文革，甚至否定現政權。倡導西式政制，實施民主政治的自由派中，好些便是這一類「文革人」。不過，他們卻又是最擺脫不了文革思維的一群。 　　紐西蘭時評人文揚一針見血地說道：「文革遠沒有過去，角鬥場的大門隨時可以重新打開。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第一批衝回到文革角鬥場的人，並不一定是懷念文革的所謂左派，反而會是那些多年來一直在痛罵文革、痛罵毛澤東、痛罵中國政府的所謂自由派。道理很簡單，文革其實主要不是政治立場觀點的問題，更多的是病態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展開政治活動的行為方式問題。而這些“文革病”，在這個陣營中保留得極為完整，表現得極為突出。」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