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獨大與「普世價值」
至於共產新中國的毛澤東，應該可以說是自晚清以來，唯一能勇敢及成功為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中國政治人物。新中國剛成立，介入韓戰的美軍直逼鴨綠江，中國警告美國要退回三八線，美國總統聽而不聞，於是中國以數十萬志願軍渡江，血肉奮戰，贏得了中國在朝鮮半島的話語權。到克魯曉夫時代，中蘇意見分歧，毛澤東敢冒失去蘇聯援助的風險，與蘇聯老大哥展開尖銳辯論，甚至在珍寶島開戰。不過，敢於得罪美蘇兩超級大國的新中國，並不等於便完整地擁有國際話語權，因為當時中國的綜合國力仍有限。中國亦只能利用美蘇冷戰的夾縫，從中鞏固自身的國際生存空間，中美建交便是在美蘇角力下達致的成果。於美蘇看來，中國也只不過是他們博弈中的一枚棋子。國際話語權之爭，鬥的依然只是美蘇兩大國。
提起美蘇冷戰，自然令人聯想起雙方的軍事競賽。如換個角度、例如話語權來描述，那何嘗不是一場話語權之爭。你會發現那是個嶄新的年代。整個十九世紀和廿世紀初，西方列強以武力、而不是什麼偉大思想來奪得國際話語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蘇冷戰，既是西方資本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之爭，也是西方擴張百餘年來，首次遇到話語權的強力挑戰；而說到底，這挑戰具體表現為軍事對峙，某些地區甚至是「熱」戰而非冷戰。
冷戰期間，英美官方媒體發展多語言廣播，試圖突破電訊干擾直接滲透共產國家，以增加美國在共產世界的影響力。可是，成效未見顯著。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解體，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贏得了冷戰，功勞不在於長年的廣播滲透，而是西方的自由貿易，蘇聯的計劃經濟給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比下去了。列根高調發展星球大戰計劃，成功誘使蘇聯虛耗國庫，也逼得戈爾巴喬夫知難而退。
至此，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西方似乎取得了絕對勝利，葉利欽要邀請美國經濟專家指導規劃俄國經濟，連中國也要向市場經濟進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似乎成為世間唯一的標準， 在國際取得了絕對的話語權。「歷史終結論」等學說之出現，是順理成章。
在再沒有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的情況下，「反共」已經失去意義，在國際貿易和非政府組織全球化的趨勢下，你願意或不願意也好，「普世」都被「被普世」了。「普世文化」、「普世價值」躍然成為潮流，彷彿國際間不問國情、不分文化，都有可共用的普世萬用尺，標準劃一化。普世術語成主流，反映西方國家地位優越，世界由他們打造新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
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l Hungtington)不認同有所謂普世文化，指出普世文化其實源自達沃斯文化。話說西方頂端財經精英和政府官員，每年都在休閑舒適的瑞士達沃斯（Davos）召開經濟論壇，謀劃和擺佈全球的政經大事；而所謂普世頂多只是這群精英的共識，其思維包含市場經濟、個人主義、代議政制等西方文化元素。亨廷頓指出這群政經精英及其所認同的文化，除西方外，也許全球不到１％的人口能分享得到。但由於西方擁有軍事、經濟、政治和國際法上的話語權，西方的價值標準便彷彿等同世界標準，蘇聯倒台令這種信念更加牢固。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的信仰自此不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而是具大一統傾向的「普世主義」。於是，落後國家進入現代化便被等同為西化，並等於必須接受「普世價值」的規範。而大量使用普世價值作為美國政治術語的是奧巴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