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政府經濟精英的思路

奧巴馬政府經濟精英的思路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的《時代周刊》封面是三位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格林斯潘、魯賓和薩默斯，大字標題是「拯救世界的組合（The 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指的是他們挽救南美和亞洲金融風暴的頁獻。於今看來，這封面可能是個諷刺；因為殺傷力更大的世紀金融海嘯，同樣由這三劍俠、「他們」一手做成。前聯儲局主席格老榮休後著書自述功勳；魯賓從財長職位退下來後轉到花旗銀行當董事和主席，在職八年獲一億兩千萬元報酬。薩默斯則仍然活躍，現任奧巴馬總統「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直接負責振興美國經濟。沒有人可以斷言現行的救市方案是成是敗 ，追昔無非是想知今，對三人、乃至「他們」背景的勾沉，明白他們的思路，想更能清楚當前救市方案的邏輯及思路。

　　就在三劍俠登上《時代周刊》封面的同一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Gramm-Leach-Bliley Act ）放寬銀行監管，容許商業銀行經營投資銀行業務，大力拓展「金融創新」。而該法案的推手，是當時的財政部長魯賓與格林斯潘，二人主張政府對金融市場應採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一九九七年，魯格兩人則合力反對「期貨交易委員會」監管金融衍生工具（即去年金融海嘯的元兇），為華爾街擴張泡沫財富提供了必需的環境。格老早前在國會已承認犯錯，魯賓亦已不光榮的離任（被財經網《市場觀察》評為最不道德的生意人）。魯格二人淡出舞台，泡沫也在「去槓桿化」中破滅，美國經濟可以重新出發了嗎？

　　那得看帶領美國重新上路的是誰。今天主導美國應對經濟衰退的大將是國經委主席薩默斯，他與魯賓都來自哈佛，二人不單思路相同，公、私交也甚篤。魯賓任財長時延攬薩默斯任副財長，魯賓轉投商界後，薩默斯轉正為財長。無獨有偶，薩默斯現處的國經委會，首任主席又是魯賓。二零零零年九月，財長薩默斯在公開演講中明言：「新經濟的核心改變，是經濟基礎由生產實物商品，轉變為智識的創造和應用。」與魯賓和格林斯潘一樣，薩默斯認為經濟衰退是因為聯儲局貨幣政策過緊。從這幾句舊話不難明白為何奧巴馬的救市大計對金融業情有獨鍾，於汽車業卻特別苛刻，因為薩默斯、乃至「他們」一群金融精英，本質上不認為美國經濟再需要依賴製造業。同時，在一片加強管理的聲浪中，美國竟然帶頭放寬市場估值（Mark to Market）會計制度，讓金融機構可以合法在壞資產內灌水。

　　小布殊上任後，薩默斯短暫在魯賓成立的智庫工作，不久便當上哈佛校長，而魯賓隨即被邀任為校董會董事，並贈予榮譽博士銜。奧巴馬參選後，魯賓獲邀為經濟智囊，一度傳言將回鍋出任要職。新政府成立，魯賓沒有出現在台上，徒弟薩默斯卻當上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徒孫蓋特納則成了財政部長。蓋特納在出任紐約聯儲銀行主席之前，曾在薩默斯手下任財政部助理副部長。有沒有留意，來來去去，都是「他們」，同一群「財經精英」。

　　除了與魯賓惺惺相惜，薩默斯究竟是何許人也呢？眾所周知，他因歧視婦女的言論而被逼辭任哈佛校長。但其實在他甫任校長時，麻煩便接踵而來：哈佛遭法院起訴，他作為校長同被列作被告。這官司不能說薩默斯全是無辜的，法庭控告哈佛大學領了聯邦政府四千萬元經費，本應為俄國政府提供客觀獨立的經濟發展建議，但負責撰寫研究報告的哈佛專家卻涉嫌利益衝突，設立公司在俄國國企私有化的過程中圖利。被告之一Jonathan Hay 是薩默斯的得意門生。這套來自哈佛、赫赫有名的「震盪療法」，把俄國的國企以閉門方式拍賣給財閥，令俄國經濟震至休克。而當年擔任財政部要職的薩默斯曾向俄國總統葉利欽擔保：有美國（哈佛）「夢之隊」經濟專家代為籌謀，俄國大可放心。官司纏身的Jonathan Hay在薩默斯的蔭庇下依舊做哈佛經濟教授，校方則為訴訟庭外和解，賠償政府兩千六百萬元。俄國的爛攤最後留給普京來收拾。

　　至於最新的一宗是於月初披露，薩默斯去年為炒賣金融衍生工具的對沖基金當兼職，每周上班一天，領了五百五十萬元報酬，另向華爾街大銀行收取高達二百七十萬元的演講費。

　　越來越多評論開始翻「他們」、這群紅了二十年的財經精英的舊帳，包括薩默斯在出入財政部長前，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身分所發出一份被指「欠人性」的內部政策文件。薩默斯在文件中主張世銀應鼓勵嚴重污染的工業轉移到落後國家去，因這更符合經濟原則，在落後國家發展嚴重污染工業的經濟成本將比在先進國家要低得多……。文件又指非洲的污染度太低，對接收污染工業不成問題。總之，一切都可以「計」算，是一盤「數」。

　　相對於今天偏重金融財技、數學化的經濟學，「舊」式經濟學有不同偏重（讀《國富論》之同時，要讀《道德情操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前的經濟學不只是數學及財技。今天，奧巴馬聲言要潔淨華爾街、要挽救美國經濟，可是任務卻落在「新一代」的經濟學家如魯賓、薩默斯等人的手上。他們的方案是否有效大概天曉得，當中存在太多變數。而不變及意料之中的，是他們救經濟的思路──救金融體系比救實業更賣力。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德州一名共和黨籍女州議員說，為了方便投票站工作，華裔選民都應該改一個美國人易於使用的名字。此發言立即受到全國亞裔團體的抗議，德州民主黨也要求該議員道歉，她也真的道歉了，但事件不應就此平息，其中所曝露出來的問題，還是應跟進的。

　　該女議員的發言流露出對入籍公民持「非我族類」的態度是赤裸裸的。例如她向為爭取華裔投票權發言的民權組織代表說：「請你及你的人」。又說：「與其要所有人學中文．．．」，即是入了美籍的公民不屬於她所指的其他「所有人」。這種白人本位主義，如此自然地在議會的議事廳中散播，可想而知是多普遍。在網站上關於此事的討論，支持女議員者明顯要比譴責的多。這提醒了移民社區，民權運動並沒有因為奧巴馬當選便大功告成，美國是多元種族的社會，但平等權益還是要努力爭取及維護的。

　　投票是公民的權利，也是民主政制的基礎，主張華裔投票人要改變名字才能得到投票權的保障，是對華裔公然歧視。來自歐洲以至世界各地的移民，他們何時被要求更改美國式的名字呢？相反，華人在名字方面太過西化了，如果我們都堅持用中文併音生成的英文名字，可能對社會接受或習慣華人的名字更有幫助。

　　筆者在中學時期在殖民地香港受教育，中學都是英語上課，老師也要求我們必須有一個英文名字，也寫在身分證上了。移民來美後，被一名土生華裔以怪異的語氣問：為什麼你會有英文名字？回想起來，他這一問是好的提醒。所謂見怪不怪，中東裔不改名，法國裔也不改名，為何華人就要改名字。況且，中文併音也不難唸，中文是一字一音，多方便。若推動成功，反而有利美國推廣學習普通話，比國會撥款開中文班更有效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