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食飯權利 　　最近看了一則關於印尼阿齊省新任省長的訪問，省長約夫（Irwandi Yusuf）於去年十二月當選，上任後把精力集中在阿齊省的經濟建設。主持訪問的西方媒體記者對此不大認同，一再提出阿齊省昔日受到印尼軍隊鎮壓的舊事，說人民還在等待向印尼政府討回公道。專訪的焦點圍繞在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食飯要緊，抑或人權更重要。 　　 　　食飯與人權兩者之間熟輕熟重，阿齊省省長應是最大資格回應的一人。他原是爭取阿齊獨立的游擊隊情報員，被印尼軍方拘捕後監禁在阿齊的警察監獄內兩年，其間受到酷到的拷問。他在同一警察局內接受記者訪問，被問及當年受虐情況，省長邊看文件邊帶笑地回答。記者很費解的問：你今日能笑著回答，是否因為你已經成省長呢？省長回答說：沒有什麼值得報復的，這（被虐待）是奮鬥的一部份，我不會放在心上。 　　 　　記者在報道中回顧阿齊人因為反抗印尼統治而受到虐殺逼害的個案，一些阿齊人期望新省長可以替他們討回公道。不過，從獨立運動走上省長職位的約夫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追究施暴者不是最急切的，經濟建設及社會穩定才是最重要。 　　 　　阿齊因為長期與政府軍的武裝衝突，地方建設凋零，人民生活條件極差。在二零零四年的海嘯，阿齊省是重災區，但也為阿齊帶來新生機。國際救援資金湧入，印尼政府在國際關注下與阿齊簽署了停火和平協議。省長約夫說：饑餓的人是不會正確思考的，有了穩定的社會及富足的生活，才有條件處理昔日的人權個案。 　　 　　約夫的觀點其實並不是違背人權原則，只是人權也有緩急先後的層次。過去有人權問題，但現今活著的人也有另一種人權需要照顧，就是能和平及有尊嚴生活的權利。食飯也是人權，其重要性不比選舉權低。一個不穩定又沒有經濟的社會，連談人權的條件恐怕也沒有。海地和伊拉克便是最好的例子。

總統赦免利比　為誰討回公道 　　在華盛頓法院周一否決了副總統前幕僚長利比的上訴後，布殊總統立即出手營救，讓這位犯下作偽證妨害司法罪的「忠僕」免除了牢獄之災。月前，利比被裁定罪名成立之後，各界已紛紛揣測總統會否特赦他。布殊自身民望在谷底徘徊，普遍認為利比得到赦免的機會不高。可是，布殊一再顯示他獨排眾議的個性，免除了利比的兩年半刑期，僅保留了罰款和緩刑部份。總統在聲明中指責法院給利比的刑罰過重。布殊此舉，究是在為誰討回公道呢？ 　　白宮聲明中指出，利比因為「特工門」案令「一生公職服務的名譽蒙污，也失去再擔任律師的資格，對他及其家人已造成重大的痛苦，且判罪對他全家將有著長遠的影響。」正是欲免之罪，又何患無詞呢！總統認為利比罪不至入獄，免其刑期算是還他一個公道。總統應是忘記了利比所犯何罪了，要討回公道的並不是利比。他是被控在「特工門」案調查期間，向聯邦人員提供虛假證供，故意隱瞞洩露女特工普萊姆身分的源頭。經陪審團裁定罪名成立，才被法官判處卅個監禁及罰款廿五萬元的。 　　特工門案涉及個人和憲制兩個層面，也有兩種受害人。在個人方面，受害人是中央情報局特工普萊姆，及曾與她秘密工作相關的人士。特工身分被揭露，普萊姆在中央情報局的事業毀了，家人何嘗不也是同時受壓，還可能帶來人身安全問題。曾與她合作過的所有特工或線人命運也相仿，首先要討回公道的應是他們。 　　 　　於憲制方面，情報人員冒生命危險為國家服務，國家承諾保護他們的。倘若因為行政單位的政治利益，便以輕率地揭露情報人員的身分作為報復手段，國家安全佈局，政府的誠信和權威同是受害人。有政府人員不理會國家利益而出賣情報人員，等同出賣國家安全利益，罪行嚴重。雖然利比並不是直接被起訴洩露情報員身分，但他在明知案情嚴重的情況下，仍然阻礙當局追查元兇，包庇罪魁禍首，沒還政府一個公道，罪更無可恕。 　　布殊除了欠普萊姆一個公道外，也欠司法制度以至所有曾被判偽證罪者的一個公道。造偽證被列為是嚴重罪行，目的是要維護司法制度的公信力和權威。當年克林頓總統遭受國會彈劾，罪名同樣是向聯邦調查員提供不實證詞。千萬富豪兼優化生活大師瑪花．史都華成為階下囚，也是因為在內線交易案中向調查員作偽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何利比純粹因為與正副總統的私人親密關係，便可以付款了事，不必承受刑責呢？ 　　再者，卅個月的刑期乃是同類案件的判刑慣例，並不能算是重判。總統認為法庭...

醫者心 　　英國警方神速拘捕了多名涉嫌炸彈客，而與過去的恐怖分子所不同者，被捕者中有四人是醫生，其餘人等也有醫療專業背景。本來是救人性命的醫護人員，竟涉及恐怖襲擊，魔鬼與天使，今後會否更難分辨。 　　有報道指被捕的醫生都是經由中東的基地組織招募，然後被派潛伏在歐洲，等候製造恐怖襲擊事件。不過，也有來自警方的消息指上周被發現的兩輛炸彈汽車，製作粗糙，並不似是基地水準的炸彈。不論這批醫生是否專業恐怖分子，他們為何會加入恐襲行列，才是最值得深思的。 　　傳媒、電影及政客過去一直為公眾提供一個很刻板的恐怖分子形象，令人以為他們都是一批情緒衝動、不可理喻，且面目可憎之徒。誰會想到白天在醫院看診的大夫，下班後會去研究製造汽車炸彈。他們都是神經病嗎？美國某電視台曾經製作了一輯巴勒斯坦女自殺炸彈客的專題，結論是女炸彈客都是婚姻或家庭生活不愉快，心靈空虛者，於是很容易被恐怖組織利用。 　　貶低敵人是兩軍對壘時的慣用宣傳技倆，但孫子兵法又有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布殊政府反恐六年，全球恐怖活動有增無減，基地組織聲勢比過去更浩大，伊拉克全境淪陷為恐怖活動溫床。究其原因之一，是布殊政府對敵人沒有正確的認識。布殊根本上認為恐怖分子是一群沒理性的魔鬼，只要把他們都殺個清光便天下太平了。因此，布殊政府並不願意相信，恐怖主義的根源是意識型態的分歧，亦是美國中東政策的負面後果。解決方法是對話，而不是對陣。 不推動溝通、不提倡互信、不彼此尊重、不修改製造仇恨的中東政策、不從伊拉克撤軍，將會刺激更多人加入恐怖行列。恐怖分子不全是莽夫，當中不乏知識分子。他們願意以身犯險，不是為名利，是為了「理想」。針對這類智慧型恐怖分子，歐美必須以理才能服人，萬不能以暴易暴。

徵求間諜 　　聯邦調查局近日在灣區的華文報章刊登廣告，徵求熟識中國國家安全情報的華裔人士，向該局提供資料。此廣告行動說明了什麼問題呢？證明美國名副其實的是一個民主國家，還收集情報也是絕對公開的？抑或證明美國情報單位認為本地華人，隱瞞了可能危害美國安全的中國情報？又抑或當局欲供此廣告有測試華人對美國的忠誠呢？又或是要提醒華人要防範來自中國的可能威脅呢？ 　　在廣告內，聯調局強調徵求華人提供中國情報，是為保護美國自由民主。保護美國免受任何外國力量的侵害，確是聯邦調查局的使命之一。所以，聯調局在國內外收集中國情報完全是正當的，只不過在中文報刊登廣告的做法卻極其不尋常。 　　聯調局作為保護國家安全的前線單位，也是世界聞名的執法機構，對於如何搜集中國情報相信絕對不是問題。就算是需要國內華人合作，聯調局也該已經有其渠道。向美情報機關提供中國情報的華人相信過去有之，現今亦有。需要如此公開地徵求華人提供中國情報，令人不安。原因是聯調局的廣告，提升了中國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具有相當的逼切性和嚴重性，彷彿中國已實質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似的。因為據負責該廣告的一名聯邦人員回答本報的查詢時說，該局沒有在其他族裔報紙刊登同類廣告。即是說此次行動是專門針對「中國威脅」而來的。 　　當然，也有評論認為不必太過重視反應，聯調局只是例行作業，不必對號入座。而事實上，願意提供情報者不必看廣告，沒有情報可提供者，看了廣告仍是沒料可報的。所以，整個廣告行動目的何在呢？背後反映了聯調局何種思維？都是很值得追尋答案的問題。

回歸雜感 　　昨天是香港回歸十周年，香港辦了一連串的慶祝活動，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三日，全程參與慶祝。有人慶祝，也有人贈慶，自從二零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後，七月一日已成為民主派最神聖的日子，甚至比六四還重要。因為六四是過去式，而每一年的七一卻似乎是民主派盛衰的標示。 　　先談慶祝的一面，各類活動均順利進行，特別是以胡錦濤為主角的活動，更是令人有意外驚喜。如胡與小朋友打乒乓球，及到訪普通民居等，顯示了主席親民和藹可親的一面。而主持特區官員就任等正規場面，主席又給予香港恰如其份的讚揚和提點。只可惜，到了最後一項活動，胡錦濤主持港深新口岸的開通儀式時卻出了狀況。 　　剪綵和演講都流暢地完成了，儀式結束後胡錦濤從港方的檢查站步行至深圳一方，結束在港行程。胡錦濤此時行經兩名站在一旁的香港入境處職員，很禮貌地上前與他們握手，在無數電視鏡頭直播下與其中一名女職員寒暄。尷尬狀況出現了，前後大約不到一分鐘的對話，這位女職員竟然聽不懂主席普通話的提問，胡錦濤重複了一片，女職員仍是啞口無言，要在旁的曾特首以廣東話翻譯及打圓場。回歸十年了，在中港口岸工作的職員，普通話竟然如此不濟，特區政府真的要查找不足。 　　而在胡錦濤離去後，由民主派發動的周年七一遊行登場。遊行先鋒隊伍的主題是爭取普選，但在其後不遠，卻開始陸續出現不同訴求的標語，是一場各自為政，各有所求的雜錦遊行。香港市民在回歸後一直享有集會遊行的自由，七一來一次遊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為了爭取視線目光，各體團找最受傳媒關注的七一來遊行示威，也是無不可的。只是民主派沒法忘記零三年遊行的光輝，過度神化七一遊行，仍然強調遊行人數，是欠缺政治智慧的。因為實在沒法保證每年七一都能像零三年，環境因素是會改變的，當七一已變成遊行拼盤時，民主派的主體訴求己被逐漸煙沒，單純強調人數已經再沒有意義了。

無色而治乎 　　聯邦最高法院昨日否定以種族因素作為學校收生條件，在理論上似乎無可厚非，但於實際卻會造成學校的種族隔離現象再臨。 五十三年前最高法院裁定必須結束公校的種族隔離情況，於是，公校制定學生族裔比例配額的做法十分之普遍。此舉能否真的打破教育上的種族隔閡，是有可辯論的空間。因為就算是有配額，不同族裔的學生同在一所學校上課，但校內生活也可以是種族分明的。白人學生只與白人同學來往，亞裔也會自成一群等等現象十分普遍。因為，大多數學校只執行強制性的收錄多元種族學生政策，但卻沒有主張或推動族裔間的交往，於實現真正的種族和諧是無補於事的。 所以，就算是實施種族混合收生法，也不能保障族裔和諧，但起碼提供了各族裔學生一個相處的機會。如果最高法院要禁止考慮種族條件收生，則連這個機會也可能沒有了。 大法官們冠冕堂皇地說社會應不分種族，這是脫離現實的判決。不能否認美國目前仍有種族分隔的情況，最高法院應把權力下放給校區，由教委們依實際情況決定應否制定收生族裔配額。各校區的人口結構都不一定，有些校區需要以行政手段達致人為的族裔混合，但一些校區卻可能會導致反效果。這都是很有地域性質的問題，聯邦最高法院不宜介入。 以三藩市為例，華裔家長便反對為非裔而設的公校族裔比例，因為配額限制了華裔學生進某些學校的機會。但如果完全沒有配額，則非裔學生可能便沒有機會入讀某些學校。這些都是很細緻和具體的情況，要做到和諧及公平，必須要個案處理，在華府上班的大法官的一刀切裁決，完全沒有為校區留有彈性，是一項極具破壞力的惡性裁決。

返璞歸真 　　灣區最近興趣環保立法，繼三藩市通過立例管制商店使用膠袋和外賣泡沫餐盒後，屋崙市議會也正討論同類法案，而三藩市市長紐森日前也宣布市府停止使用樽裝水。這些都是用心良好，以及借得進一步推廣的立法。 　　在人們已經習慣了包裝膠袋和樽裝水的今天，真的可以改變過來嗎？當然可以，在這些包裝品還未普及之前，人們又是如何生活的呢？到街市買菜的主婦誰不是自備籃子，到餐館買外賣也是自備器皿。還記得小時用電話向訂送貨到戶的雲吞麵，沒有膠碗或泡沫餐盒，都是用真的瓷器碗碟，用餐後放在門外，餐館自然有伙計前來回收。 　　現在科學文明製造了利便生活的各式產品，但卻沒有即時想到這些產品對自然環境及人類未來生活的惡劣影響。破壞環境等於是摧毀了我們下一代的生活素質，一時的利便，所付出的高代價是完全不成比例的。況且，一些表面上是利便及高生活品質的產品，其實是並不需要的。就如樽裝水，表面是方便且衛生，但事實如何呢？經常有報告指好些樽裝水的清潔程度不比自來水高，有的甚至更低。再者，這些清水的價錢比自來水要貴得多。 　　帶備水壺出門並不是很難辦到的事情，而且更合衛生和經濟原則，又可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也許有些人會認為，在家做好廢物回收，把膠樽都送去回收，又可以換回點現金購買雜貨，也不失為好事。這種環保方式其實只是退而求其次次法，換回來的現金也只不過是自己先前所付的環保附加費。乾脆停止購買和使用會污染環境的產品，才是最根本的方法。市府已做到了停購樽裝水，應是所有家庭的良好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