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向膠袋宣戰 　　三藩市市參事會通過了全國首創的禁用膠袋法案，初步限令大型超市在六個月後要全面停用膠袋，而大型的藥房連鎖店在一年後也要跟隨。市參事會敢於向膠袋宣戰，並且成為全國甚至是國際典範，法案值得表楊和肯定。 　 　　禁用膠袋對商戶的影響有限，可以節目膠袋費外，更可省回替客人包裝的時間和工人。不過，膠袋己是許多家庭不可缺少的用品，相信大部份民眾到超市購物最關心的是能拿到多少個膠袋。不要少看這價值僅一兩個仙的膠袋，它除了可以用來盛載超市貨品外，最大的用途是垃圾收集袋，以及包裝各式各樣的家庭物品。 　　 　　不過，雖然如此，也沒有理由認為沒有膠袋便不能過日子。要做到更徹底的環保，法例應該把所有商店也逐步納入禁制範圍之內，而且，最終應完全不提供包裝袋，就算是紙袋也應禁用。別以為紙袋可以陳腐或循環再用，紙袋的來源是樹木，不論是新紙或是循環再造紙。地球資源不是永無止境的，受染污的環境也不一定能復原的。 　　外出購物不使用膠袋或紙袋可以嗎？當然可以。過去沒有膠袋的年代，人們都是自攜購物籃。把用在膠袋的錢轉而提供耐用的購物袋，並不見得有什麼明顯害處。沒有膠袋的日子，可能會有所不便，但也只不過需要改變一點生活習慣而已。停止提供包裝袋在美國推行要比其他地區都應更容易，美國人自駕車者多，拿著大包細袋也只不過是那兩三步的路程。至於要步行的民眾，一雙手能提的也有限，換了是自己選擇的袋子，可以更加舒適合用。 　　 　　現今一代人不做好保護環境，我們的子孫的生活素質將沒法有保證。三藩市只是踏出了一小步，還需要更大膽和有創意的環保法。

誰監察傳媒 新聞傳播媒體的天職是為民喉舌及監察政府，媒體之出現也是源於民眾對知情權的需求，因此，新聞自由絕對是民主社會的房角石。由於媒體有著這神聖的功能，她才會在自由社會受到尊重，而在極權社會則會被壓制。不論是東西方，新聞監察的力量都曾經在歷史上留下印記，只是在商業社會越發蓬勃的現今，媒體的功能被不斷腐食時，誰又能監察媒體呢？ 本周台灣最令人震驚的社會新聞是黑道小弟周政保散播光碟，內容是周持槍向大老發出死亡威脅。台灣媒體爭相報道，重點都在指黑道人物的囂張，逼得警方要大動作的圍捕。事件昨日有戲劇性的發展，警方發現替周拍攝恐嚇光碟的正是TVBS電視台的記者，有關記者已拘捕。為了搶發勁爆的社會新聞，記者不惜與黑道合作，違法製作恐嚇光碟，令人惋惜媒體的墮落。媒體在這宗事件裡不但非監察社會的正義力量，更淪為罪犯的犯案工具，這是因為傳統以來媒體作為社會正義維護者的角色，已被商業盈利所取代了。 好些傳媒人會認為，提高收視或銷售量，是媒體的最重要工作目標，社會道德責任於他們而言可能已不合時宜。就以灣區本地媒體為例，也有記者編輯為求爭刺激讀者官能而作誇大失實的報道，甚至不理會被訪者要求保密或限時發表的要求，破壞了媒體的公信力。這種只追求短暫商業利益的新聞處理手法，除了降低了新聞素質外，也讓社會失去應有的保護。 社會環境變了，但媒體監察政府，維持社會公義的天職沒有改變。包括美國主流傳播網絡在內的現今好些媒體，不是太過商業化而變得低俗，便是過度討好政界而變得立場偏頗。傳統的新聞機構公信力下降，轉而讓一些業餘的資訊媒體如雨後春筍般藉電腦網絡發展，雖說是百家爭鳴，但未經嚴肅求證處理的資訊，恐將成為社會的另一個亂源。

養而不教 甘肅一家三口到港追星，父親因耗盡家財後，仍沒法為追蹤劉德華十六年的女兒取得單獨會見偶像的機會，氣憤之下在香港跳海自殺身亡。事件令人震驚，普遍都會認為這是一個病態家庭，但事件卻可讓我們反思現代父母的某種更普遍存在的心理缺憾，與楊家的分別，也許只不過是程度上而已。 　　楊麗娟不上學不工作地追星十六年，無疑是一種需要治療的心理病。而雙親變賣家財陪女追星，甚至最終自盡，也是極端有問題的。相信不少人會起疑問，為何楊女父母沒法糾正女兒的問題，反而陪著她沉淪呢？其實，於現今世代，不論是中國大陸的獨生子女家長，或是在美國自由國度的華裔家長，喪失管教子女能力日漸普遍。他們沒法橫眉，只會俯首為牛。家長無法成為子女成長期的行為榜樣，其角色更多像是子女的隨從和物質供應者。 　　孟母三遷是為了培養兒子的志氣，但現代社會的一些家長卻只知滿足子女的要求，卻不敢批評或干涉他們的行為模式。本應是主導性的父母角色，變成為被動的待從。這種角色與地位的易轉，為社會養育了一批心智行為並不健康的下一代。 　　生養容易，教育則是另一回事。如何為人父母，再不是生而有之的能力，而是需要學習的技能。越來越多家長感嘆不懂得教育子女，不知道應如何與他們相處。美國社會有所謂「父母學問」，專門研究為人父母之道，但在中國人的社會，相比在這方面卻落後得多。華人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不盡相同，不能照搬美國主流社會的理論，這方面空洞仍需要努力填充。

華埠之恥 　　花園角公園是三藩市華埠的地標，是我們無數長者和小孩子休憩玩耍的地方，社交聯誼的中心。公園也見證了華埠如何從1906年大地震災難中火浴重生，至今仍是灣區華人精神寄託所在。不論是六四，抑或是保釣，是記念陳果仁，抑或是華裔候選人誓師出發，在在顯示了花園角的價值已遠超過於一個普通公園。可是，近年花園角公園失修，問題每況愈下，連英文報的專欄作家也在昨日發表文章揭露問題的嚴重性。如公園狀況再不得到改善，將成為華埠之恥。 　　 　　困擾花園角的最主要問題是公廁髒亂與垃圾堆積，其次是花卉缺乏照料。市府部門說是因為財政緊拙，沒有足夠的資源作正常的維護。市府近年因為財赤關係而削減開支，花園角以及市內其他公園也難逃一劫。公園直接關乎市民生活素質，影響社區環境及物業價值。良好設備和整潔的公園令居民和遊人心情更開朗，反之，則會令整個社區貶值。經過幾年的緊縮，對公園的負面影響已經形成，市府應盡速增加公園撥款，從根本解決問題。 　　 　　除了大環境令公園狀況惡化外，直接負責監管公園事務的公園及康樂委員會也難辭其咎。作為市民的代表，委員們應該設法維護公園的服務水平，不能眼白白的任由公園敗壞。 　　 　　此外，公園用者對於花園角的淪落也有相當責任。在花園角四周的花圃經常被當作公共垃圾場，都是缺乏公德心之人造成的破壞。至於最為人所詬病的公廁，清潔次數不足是問題之一，但出現廁所內用品被偷，或不顧衛生地濫用，則是用者的責任。 　　 　　總而言之，由市府、公園委員會，以及用者，倘能更關懷花園角，合力維護整治，這小小的公園，又豈有沒法修護之理呢？

一面之緣 　 　　因為前次在三藩市籌款出現了部分亞裔媒體被拒入場事件，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希拉莉昨日回到三藩市，與亞裔媒體舉行坐談會，並且另撥出時間向三家本地華文媒體作親身致歉。整場活動的時間不足四十分鐘，媒體同業們等候的時間遠超過座談時間，如此驚鴻一瞥，有多大意義呢？ 　　與這位前第一夫人，也有機會成為美國總統的參議員短促的會面，絕不期望她能記起個別某一位在場亞裔新聞工作者，而談話內容也沒有特別出人意表的地方，基本是能預知的一些立場表述。希拉莉助選人員為活動設定的時限，顯示了對話內容並不是活動的主要目的，而是擺出重視亞裔民眾的姿態，讓亞裔媒體感到被尊重。有與會者對希拉莉在煩忙競選日程中能如此做，認為實屬難能可貴，應予她高度的讚揚和肯定。 　　能意識到在競選運動中要顧及亞裔的感受，與亞裔媒體主動對話，確不是很多候選人願意做到的。不過，如果我們是以「皇恩浩蕩」的心情面對此事，卻是不符合少數族裔的長遠利益。亞裔在人口數目上雖然是少數族裔，但在公民權上卻應與其餘國民一致，包括參與選舉的權利。我們不必要候選人的特別照顧，他們應該對待亞裔選民如其他民眾一樣。 　　我們期待候選人能撥出足夠的時間與亞裔社區對話，而透過與媒體的座談是最有效益的方法之一。希拉莉個人作風和藹友善，但對話如流於形式，如鴨仔旅遊團「到此一遊」，則未見有實質的價值。 　　有姿態比漠不關心好，但光是姿態是不夠的。希拉莉本人的時間可能真的有限，可以透過其助理建立一種實質的收集民意管道，使競選運動應更草根化及群眾化。克林頓任職總統八年期間，委任的亞裔官員極之有限，比布殊總統所做到的還要少，對希拉莉參選，亞裔社區是有更高期望的。

立法之道 　　三藩市餐飲業協會日前聲稱，會以罷市行動來抗議市府連串提高勞工薪酬福利的法例。勞工階層向來較容易得取支持和同情，但對於業者採取這種激烈的行動，立法者應慎重反省。須明白立法之道在乎平衡利益，只維護單一方面的法例，都不是良法。 　　三藩市是美西生活開銷最昂貴的城市之一，市府有鑑於此，近年來分別推出生活工資法、有薪病假法和全民健保法，令到三藩市的工人不論薪酬和福利都得到大幅提升。這些新法確是令在職的工人得到更佳的待遇，但卻沒有照顧到法例在實施後所引起的後遺症。 　　商業運作不變的定理是追求成本與利潤間的最大效益。連串法例讓業者成本激增，擺在他們眼前只有兩個選擇。接受更低的利潤，或是設法壓縮成本。要商人欣然接受利潤下降不是沒有可能，但這是有限度的。立法者必須掌握業者的底線，特別是不同規模的商業的不同承受能力，處以適當的區分。 　　當成本上升至無法接受的地步，業者自然會採取各種方式壓縮成本。方法很多，但沒有一種是有利工人和消費者的。有華埠餐館東主向筆者說，薪酬成本增加後，他被逼裁減員工數目，留任的員工也減少工時。在整體工作量不變的情況下，留任者工作便更加辛苦。而另一最普遍抵銷成本的方法便是加價，由消費者來分擔。沿這發展方向，三藩市的零售消費將會日益昂貴，最終影響經營和稅收。 　　勞工市場也如商品市場一樣，是會應供求而自動調節的。惡化的營商環境，並不會製造優質的勞工市場。市府有責任保障工人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但過度操控商業的薪酬架構，很可能反過來令勞工市場萎縮。

塗鴉何罪 　　三藩市商戶最近飽受新品種塗鴉之害，兇徒採用腐蝕性的藥水在櫥窗上塗鴉，使商家損失慘重。地檢官表示要嚴辦，政府官員也表示關注，但各式各樣的塗鴉問題在三藩市長期以來未見改善，究其原因，是因為法不嚴之故。 　　目前政府和商戶對付塗鴉的方法是被動的，對被捕的犯事者只處以教育性質的懲罰，如要求犯事者清理塗鴉。但塗鴉個案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當局和商戶只好加強清理，以保持清潔。而政府由於管不了做案者，更把清潔責任放在業主身上。雖然，法例是把塗鴉定為刑事罪行，最高刑罰是三年有期徒刑，但這只是如紙老虎，根本沒有起到阻嚇效果。 　　在立法和司法系統，長期以來把塗鴉看為青少年罪行，也認為對比其他暴力罪行，塗鴉只是不良行為。這種錯誤的認知沒有明白到塗鴉對受害人造成的實質傷害。這包括財物損失，以及精神困擾的傷害。此外，塗鴉的受害人並不只是業主，所有居住或生活在同一社區的人士，都是受害人。社區整潔受到破壞，他們的生活品質下降，也影響了社區觀感及物業價值。塗鴉對社區造成的傷害是遠超過一般人所想像的。 　　對於這種嚴重罪行，竟然有不少同情者，認為塗鴉的藝術，也有認為是青少年的情緒沒有得到照顧。我們不應縱容罪犯，不論他們年紀大少，或是作案動機。刑罰應是以罪行的嚴重性和破壞性為依據，立法者應該重新檢討對塗鴉罪行的量刑標準。 　　監禁要納稅人付出成本，而且，法官也似乎不會對犯事者作長期監禁。如果監禁不是最佳方法，笞刑應是既省時又會令犯事留下最深刻印象。記得在克林頓總統時代，一名美國青年在新加坡塗鴉被捕，當地法庭判青年受笞刑。美國總統竟然寫信代求情，而青年受刑回美後，被一些人視為英雄。養而不教，錯在成年人，現在應是改革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