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養而不教 甘肅一家三口到港追星，父親因耗盡家財後，仍沒法為追蹤劉德華十六年的女兒取得單獨會見偶像的機會，氣憤之下在香港跳海自殺身亡。事件令人震驚，普遍都會認為這是一個病態家庭，但事件卻可讓我們反思現代父母的某種更普遍存在的心理缺憾，與楊家的分別，也許只不過是程度上而已。 　　楊麗娟不上學不工作地追星十六年，無疑是一種需要治療的心理病。而雙親變賣家財陪女追星，甚至最終自盡，也是極端有問題的。相信不少人會起疑問，為何楊女父母沒法糾正女兒的問題，反而陪著她沉淪呢？其實，於現今世代，不論是中國大陸的獨生子女家長，或是在美國自由國度的華裔家長，喪失管教子女能力日漸普遍。他們沒法橫眉，只會俯首為牛。家長無法成為子女成長期的行為榜樣，其角色更多像是子女的隨從和物質供應者。 　　孟母三遷是為了培養兒子的志氣，但現代社會的一些家長卻只知滿足子女的要求，卻不敢批評或干涉他們的行為模式。本應是主導性的父母角色，變成為被動的待從。這種角色與地位的易轉，為社會養育了一批心智行為並不健康的下一代。 　　生養容易，教育則是另一回事。如何為人父母，再不是生而有之的能力，而是需要學習的技能。越來越多家長感嘆不懂得教育子女，不知道應如何與他們相處。美國社會有所謂「父母學問」，專門研究為人父母之道，但在中國人的社會，相比在這方面卻落後得多。華人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不盡相同，不能照搬美國主流社會的理論，這方面空洞仍需要努力填充。

華埠之恥 　　花園角公園是三藩市華埠的地標，是我們無數長者和小孩子休憩玩耍的地方，社交聯誼的中心。公園也見證了華埠如何從1906年大地震災難中火浴重生，至今仍是灣區華人精神寄託所在。不論是六四，抑或是保釣，是記念陳果仁，抑或是華裔候選人誓師出發，在在顯示了花園角的價值已遠超過於一個普通公園。可是，近年花園角公園失修，問題每況愈下，連英文報的專欄作家也在昨日發表文章揭露問題的嚴重性。如公園狀況再不得到改善，將成為華埠之恥。 　　 　　困擾花園角的最主要問題是公廁髒亂與垃圾堆積，其次是花卉缺乏照料。市府部門說是因為財政緊拙，沒有足夠的資源作正常的維護。市府近年因為財赤關係而削減開支，花園角以及市內其他公園也難逃一劫。公園直接關乎市民生活素質，影響社區環境及物業價值。良好設備和整潔的公園令居民和遊人心情更開朗，反之，則會令整個社區貶值。經過幾年的緊縮，對公園的負面影響已經形成，市府應盡速增加公園撥款，從根本解決問題。 　　 　　除了大環境令公園狀況惡化外，直接負責監管公園事務的公園及康樂委員會也難辭其咎。作為市民的代表，委員們應該設法維護公園的服務水平，不能眼白白的任由公園敗壞。 　　 　　此外，公園用者對於花園角的淪落也有相當責任。在花園角四周的花圃經常被當作公共垃圾場，都是缺乏公德心之人造成的破壞。至於最為人所詬病的公廁，清潔次數不足是問題之一，但出現廁所內用品被偷，或不顧衛生地濫用，則是用者的責任。 　　 　　總而言之，由市府、公園委員會，以及用者，倘能更關懷花園角，合力維護整治，這小小的公園，又豈有沒法修護之理呢？

一面之緣 　 　　因為前次在三藩市籌款出現了部分亞裔媒體被拒入場事件，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希拉莉昨日回到三藩市，與亞裔媒體舉行坐談會，並且另撥出時間向三家本地華文媒體作親身致歉。整場活動的時間不足四十分鐘，媒體同業們等候的時間遠超過座談時間，如此驚鴻一瞥，有多大意義呢？ 　　與這位前第一夫人，也有機會成為美國總統的參議員短促的會面，絕不期望她能記起個別某一位在場亞裔新聞工作者，而談話內容也沒有特別出人意表的地方，基本是能預知的一些立場表述。希拉莉助選人員為活動設定的時限，顯示了對話內容並不是活動的主要目的，而是擺出重視亞裔民眾的姿態，讓亞裔媒體感到被尊重。有與會者對希拉莉在煩忙競選日程中能如此做，認為實屬難能可貴，應予她高度的讚揚和肯定。 　　能意識到在競選運動中要顧及亞裔的感受，與亞裔媒體主動對話，確不是很多候選人願意做到的。不過，如果我們是以「皇恩浩蕩」的心情面對此事，卻是不符合少數族裔的長遠利益。亞裔在人口數目上雖然是少數族裔，但在公民權上卻應與其餘國民一致，包括參與選舉的權利。我們不必要候選人的特別照顧，他們應該對待亞裔選民如其他民眾一樣。 　　我們期待候選人能撥出足夠的時間與亞裔社區對話，而透過與媒體的座談是最有效益的方法之一。希拉莉個人作風和藹友善，但對話如流於形式，如鴨仔旅遊團「到此一遊」，則未見有實質的價值。 　　有姿態比漠不關心好，但光是姿態是不夠的。希拉莉本人的時間可能真的有限，可以透過其助理建立一種實質的收集民意管道，使競選運動應更草根化及群眾化。克林頓任職總統八年期間，委任的亞裔官員極之有限，比布殊總統所做到的還要少，對希拉莉參選，亞裔社區是有更高期望的。

立法之道 　　三藩市餐飲業協會日前聲稱，會以罷市行動來抗議市府連串提高勞工薪酬福利的法例。勞工階層向來較容易得取支持和同情，但對於業者採取這種激烈的行動，立法者應慎重反省。須明白立法之道在乎平衡利益，只維護單一方面的法例，都不是良法。 　　三藩市是美西生活開銷最昂貴的城市之一，市府有鑑於此，近年來分別推出生活工資法、有薪病假法和全民健保法，令到三藩市的工人不論薪酬和福利都得到大幅提升。這些新法確是令在職的工人得到更佳的待遇，但卻沒有照顧到法例在實施後所引起的後遺症。 　　商業運作不變的定理是追求成本與利潤間的最大效益。連串法例讓業者成本激增，擺在他們眼前只有兩個選擇。接受更低的利潤，或是設法壓縮成本。要商人欣然接受利潤下降不是沒有可能，但這是有限度的。立法者必須掌握業者的底線，特別是不同規模的商業的不同承受能力，處以適當的區分。 　　當成本上升至無法接受的地步，業者自然會採取各種方式壓縮成本。方法很多，但沒有一種是有利工人和消費者的。有華埠餐館東主向筆者說，薪酬成本增加後，他被逼裁減員工數目，留任的員工也減少工時。在整體工作量不變的情況下，留任者工作便更加辛苦。而另一最普遍抵銷成本的方法便是加價，由消費者來分擔。沿這發展方向，三藩市的零售消費將會日益昂貴，最終影響經營和稅收。 　　勞工市場也如商品市場一樣，是會應供求而自動調節的。惡化的營商環境，並不會製造優質的勞工市場。市府有責任保障工人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但過度操控商業的薪酬架構，很可能反過來令勞工市場萎縮。

塗鴉何罪 　　三藩市商戶最近飽受新品種塗鴉之害，兇徒採用腐蝕性的藥水在櫥窗上塗鴉，使商家損失慘重。地檢官表示要嚴辦，政府官員也表示關注，但各式各樣的塗鴉問題在三藩市長期以來未見改善，究其原因，是因為法不嚴之故。 　　目前政府和商戶對付塗鴉的方法是被動的，對被捕的犯事者只處以教育性質的懲罰，如要求犯事者清理塗鴉。但塗鴉個案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當局和商戶只好加強清理，以保持清潔。而政府由於管不了做案者，更把清潔責任放在業主身上。雖然，法例是把塗鴉定為刑事罪行，最高刑罰是三年有期徒刑，但這只是如紙老虎，根本沒有起到阻嚇效果。 　　在立法和司法系統，長期以來把塗鴉看為青少年罪行，也認為對比其他暴力罪行，塗鴉只是不良行為。這種錯誤的認知沒有明白到塗鴉對受害人造成的實質傷害。這包括財物損失，以及精神困擾的傷害。此外，塗鴉的受害人並不只是業主，所有居住或生活在同一社區的人士，都是受害人。社區整潔受到破壞，他們的生活品質下降，也影響了社區觀感及物業價值。塗鴉對社區造成的傷害是遠超過一般人所想像的。 　　對於這種嚴重罪行，竟然有不少同情者，認為塗鴉的藝術，也有認為是青少年的情緒沒有得到照顧。我們不應縱容罪犯，不論他們年紀大少，或是作案動機。刑罰應是以罪行的嚴重性和破壞性為依據，立法者應該重新檢討對塗鴉罪行的量刑標準。 　　監禁要納稅人付出成本，而且，法官也似乎不會對犯事者作長期監禁。如果監禁不是最佳方法，笞刑應是既省時又會令犯事留下最深刻印象。記得在克林頓總統時代，一名美國青年在新加坡塗鴉被捕，當地法庭判青年受笞刑。美國總統竟然寫信代求情，而青年受刑回美後，被一些人視為英雄。養而不教，錯在成年人，現在應是改革時候了。

文化大革命 一場遮遮掩掩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台灣有步驟地進行，由於它是連騙帶壓的由執政黨在推動，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阻力。由早前的自然拼音、竄改歷史教科書、各式各樣的正名、全台去蔣、故宮易名，以至最新鮮的廢國語等等，是名副其實的文革，是不惜破壞傳統及正在延續的文化生命，來換取少數人的政治利益。時空及手法或不盡相同，但破壞性與六十年代大陸的文革類似。 　　文化是有生命的東西，她是活在我們當中，我們也是她的一部份。所以，文化絕對不是專供教授們研究的出土文物，也不是名店裡的高檔貨品，只有少數人可以觸碰。台灣的民進黨政府，不經民主審議之下強行推動的「正、去」運動，是透過高壓政治手段中斷仍是活著的文化生活，情況就有如肢解活人一樣。 　　今天的台灣可以真的與大陸一刀兩斷嗎？沒有中國歷史會有台灣歷史嗎？民進黨要廢掉國語，讓「台灣話」繼承正統，試問「台灣話」不就是閩南語嗎？閩南語不是大陸的其中一種方言嗎？如說閩南話是台灣人的專利，則說閩南話就是台灣人了，大陸上說閩南話的民眾都可以自由「回」台定居嗎？ 　　在台灣原被稱為國語，民進黨故意強調之為北京話，大陸稱為普通話，其實都是同一種語言。民進黨以方言平等為掩飾去國語，以此張顯所謂台灣本土，但有沒想到，連美國官方都在推動學習普通話之時，台灣竟要以閩南話代之，是否太愚蠢呢？台灣不是要拓展國際空間嗎？當國語、普通話將成為次英語之外的世界共通語，台灣卻要走倒退之路，摧毀下一代的發展空間。民進黨這場文化大革命如不受到制止，其禍害將無法估計。

坐四望六 　　昨日是伊拉克戰爭四周年日，最熱門的議題早已不是大殺傷力武器或薩達姆，而是美軍何時能回國。筆者相信伊戰應該不會超過六年，六周年以前，美國定必可以班師回朝。 　　 　　美軍應否撤離及何時撤離？答案在於美軍留駐在伊拉克的正當性，也即是說美軍留在伊拉克還能及還需要完成那些任務？布殊政府一再強調伊拉克政府需要美軍協防，直至伊拉克軍警能獨立維持和平。「伊新政府需要美軍作護身符」竟然是目前美軍駐伊惟一的理由，這是多麼悲哀和令人激憤。伊拉克不是曾經有一個有效運作的政府嗎？雖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支持舊政府，但至少他們不會如今天一樣，有七成人生活在恐懼和不安之中。美軍以命保護自己所摧毀的伊拉克，是諷刺抑或是詛咒。 　　 　　除了滿足了布殊推翻薩達姆的私人願望，以及為油商和少數美國大企業造製巨額財富外，美國在伊拉克戰爭沒有任何得益。美國的軍隊是用來保護美國利益和國民安全的，總統魯莽地指揮軍隊侵略一個並沒有威脅性的國家，創下大禍之後又不懂得善後，把美軍強留在伊拉克，繼續為其無能而犧牲性命。這還要多久呢？國會民主黨要求美軍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前撤回，雖然布殊反對，但大局已經令共和黨及布殊沒有太多的選擇。 　　 　　目前伊拉克的問題，並不是武力可以解決的，真正的伊拉克和平需要建基於派系和種族的和解，而和解的前提是互信。顯然目前並不存在這種互信，薩達姆下台，反而給予他們鬥爭的空間。白宮也很明白這點，只不過是因為面子和選舉政治考慮而在拖延。在明年總統選舉前，共和黨必定會逼使布殊總統為伊戰危機化裝，而最漂亮的化裝品就是宣布撤軍，讓「勝利凱旋」功勞歸給共和黨。又或共和黨沒做到，則大選必敗，民主黨在入主白宮後，也必定會撤軍。因為新總統絕對不會讓前任的失敗政策，影響自己未來的政績。所以，二零零九年三月前，美軍應可以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