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 重建美國金融穩定法》有多穩定 　　前年一場令美國民眾以至全世界都措手不及的金融海嘯，讓世人驚覺華爾街除了可以製造財富外，其殺傷力之驚人也是遠超過一般想像的。加強監管華爾街金融機構成為了絕對的政治正確。在醞釀一年多之後，金融改革法案迅速通過國會兩院，目前正等候兩院聯席會議的最後磨合。該法案正名是《 重建美國金融穩定法2010》，顧名思義，法案的目標是預防類似零八年金融海嘯重現，穩定美國金融體系，以達保障百姓的經濟利益。既然稱之為改革，重新建立秩序，當有新的理念及作為，那即將出爐及送交總統簽署的法案，到底具備什麼功能呢？ 　　法案有幾個主要內容，首先是設立機制針對規模特大的金融機構，一旦他們出現嚴重財務危機，讓政府可以更容易提前將之接管，好作善後。第二大部份是將目前不受監管的違約調期合約（Derivatives）的交易規範化，這類金融衍生產品是導致多間華爾街大行倒閉的主因。此外，法案又將在聯邦儲備局內設立一個全新的機構，監管全美大小涉及金融及信貸的公司，為消費者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其他條文還包括監管信用評級公司和小股東權益等等。兩院的法案文本厚達3000頁。 　　這套金融改革法基本上是民主黨和總統奧巴馬的項目，法案的道德精神為了是保障國家財政以及人民經濟生活的穩定，對財雄勢大的華爾街說不。奧巴馬自上任後不止一次的向華爾街放狠話，國會開始辯論金融改革法，高盛便遭到證監會民事起訴。繼眾議院在去年底通過金改法後，參議院在本月初也意外神速地闖關成功，這種種行動予人的感覺是這回政府要對華爾街真的動刀子了。 　　不過，在法案進入最後立法程序後，《紐約時報》訪問一些銀行家，發現他們對於即將架在他們頭的「一把刀」（金改法案），反應竟然是正面，說有如放下心頭大石般。據受訪銀行家的說法，金改法並不沒改動華爾街的基本運作模式，將直接損害到銀行利潤的「違約調期合約透明化」新條文，也很有可能在兩院聯席會議上被進一步削弱。至於在聯儲局內設立保障消費者的監管部門，本來就與大行的關係不是最直接。在接受了非改不可以前提下，看來華爾街認為他們的核心利益已經受到照顧。 　　金改不是衝著華爾街而來的嗎？總統在參院通過相關法案後發表聲明，說已經成功擊退了華爾街說客。既然說客全軍盡墨，華爾街又怎會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呢？還有原來執意阻撓辯論的共和黨，忽然間卻全部安靜下來，當中有些環節似乎不對勁。 　　圍繞金改案...

傳媒怎啦？ 　　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開腔力挺郭銘，發言的態勢有如代總統般。王說：「郭董的困難就是國家的困難」，又說：「這12件自殺案件因為媒體不斷的渲染，確實產生了自殺的傳染效應………透過媒體廣泛報道，加強自殺傳染效應，這是很嚴重的。」到底郭台銘的私人生意問題是否就是等於國政大事，連立法院長都認同了，便不必再疑問；只是有沒有「自殺傳染效應」，十分值得斟酌。 　　香港的鳳凰衛視一名記者，以及筆者身邊的一些傳媒朋友，都提出「傳媒導致富士康員工自殺案連發」的論調。鳳凰衛視罕有地在電視觀眾前直接否定自己記者的說法，值班總編輯在節目中直指傳媒傳染說「荒謬」。某些重大社會異常行為，如兇殺或自殺等，會在一時間重複出現，表面上確是存在有「抄襲」的成份。但這並不能將之簡單化為傳媒引導。以富士康為例，自殺的員工都採取了類似的手段，都是經過媒體的報道，但媒體報道是令他們走上絕路的原因嗎？ 　　當然不是，看到富士康員工自殺新聞的觀眾多不勝數，如果單單因為傳媒便會引導自殺，為何都是富士康的員工呢？如果有所謂的感染效應，則先要有共鳴點，有類似的感覺或經驗。亦即是說他們都有自尋短見的基本客觀和主觀因素，最後的引爆點由於死者了了，沒法有定論。怪罪傳媒是極其荒謬的，只顯露說話者要借故掩飾。 　　王金平是立法院院長，理應維護民主典範，新聞自由何時變成為政客的工具。很明顯新聞記者在兩岸好些政客心裡，都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宣傳工具。傳中國官方要求大陸媒體減少報道富士康，想王院長可替好友額手稱慶吧了！

終結「富士康」 　　富士康員工密集跳樓事件，已成為國際新聞，評論議論如雪片之多，有的冷酷無情，有的感慨萬千。如果問富士康員工跳樓到底有什麼意義，應該是他們以鮮血告訴世人：中國的血汗工場時代必須終結。 　　郭台銘否認富士康是血汗工場，2006年一位上海記者在報道中形容富士康是血汗工廠，結果被郭台銘起訴，向記者本人索償天價三千萬元。在威嚇記者完畢後，郭象徵式的只要求一元賠償。與此同時，富士康的多個廠區便陸續發生有員工跳樓事件，直至連日新聞頭條的12連跳。不論是2006年或是今天，郭仍是否認富士康是血汗工場，為他說話的媒體名嘴也點出，富士康提供免費食宿，又符合最大陸的最低工資法，廠區又有健身房和泳池，怎能說是血汗工場。 　　如果有食有住有工薪便不是血汗工場，那定義也太模糊和太低了。富士康事件最凸出的問題就是「不尊重生命」。公道的說，這也並不是富士康的獨家問題。郭台銘於1988年到中國設廠，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一起成長，成就了今天他的台灣首富地位，中國的經濟也以倍數的增長。但不論是郭或是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都是靠廉價勞工的貢獻得來的。 　　什麼是廉價勞工，單是便宜工資是不夠的，為了在勞動成本上爭取最大的利潤，壓低工資的同時，還要把每一個勞動力的能量發揮到極限，壓榨勞工作為成本控制要素，這也是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經濟的典型運作模式。富士康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代工廠，成為問題原爆點並不意外。 　　而這一爆，富士康也好，本田也好，都響亮地告訴廠家，社會環境不一樣了，生活水平也不一樣，持續脫離正常人能接受的工作條件和環境，再不為工人階級接受了。中國政府在廣東推行「騰籠換鳥」經濟轉型政策，正是要廣東走出新路，而富士康事件相信在這方面會是一股推動力量。

一升一降 　　《美國今日》報根據聯邦政府的數據，分析國人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狀況，發現「一升一降」情況。升者，是指個人收入中來自政府福利的部份，由原來的14.2%上升至17.9%；降者，是收入中的薪酬部份，從44.6%降至 41.9%。 　　若按以上報道一對數字說明，國人更依賴政府福利補助，從打工所得卻減少了。亦即是說百姓的生活日漸艱難，謀生能力下降，對政府救濟的需求增加。不過，本周一才公佈的全國經濟學家調查報告，專家們都看好今年經濟，表示會有穩定的復蘇，並樂觀預料失業率將會下降至9%以下。 　　專家看好經濟復蘇，但民眾自行解決生活所需的能力卻下降，這表面上南轅北轍的報告，是在說同一個國家的情況嗎？ 　　唱好的專家所持其中一個觀點是看到國內消費持回升，反映民眾有信心經濟衰退已經離他們而去。但《哈芬頓新聞網》評論文章引述聯邦勞工部的數據，消費上升的動力並不是來自普通的中產階級，實質上消費總額的四成是來自最高收入的兩成國民。原來，支撐消費上升的是高收入群，進一步反映了在經濟衰退中貧富懸殊加劇。 　　在失業率方面，160萬名的應屆畢業生將要面臨嚴峻的考驗，目前年青人失業率高達20%，是勞工部自1948年開始追蹤青年失業率以來最高的。至於在職的人士，慶幸仍然有工作之餘，大多要接受更低的薪水和被削減福利。評論文章引述了一名任職市場營銷總監的金句：「我的老板沒有取消我的工作職位，只是取消了我的薪水。」公司改聘他為合約員工，沒有任何福利，報酬也大幅下降。

怎麼又跳了 　　在深圳的台資企業富士康25日發生了第十一宗員工在廠房園區跳樓死亡事件，最新一宗死者年僅十九歲，入職才一個多月。死了十一個人，當地政府也派員前往「關注」了，但公眾對於這連串的悲劇還是像霧裡看花般。 　　富士康是台灣首富郭台銘創辦的企業，一而再的發生員工跳樓案，外間議論紛紛，有評論指富士康以軍營式作風管理，員工集體生活單調枯燥。蘋果電腦的手機和mp3產品帶給人們快樂與便利，富士康承接了大量的蘋果訂單。如果這些令消費者雀躍的產品，是由一群悶悶不樂的工人所生產的，不是很諷刺嗎？ 　　郭台銘曾表示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在公司的官方網站上標示著富士康的企業管理價值觀是：「愛心、信心、決心」，在一間以愛心先行的企業，發生連環血案，確是令人摸不著頭腦。 　　 　　人到了要自尋短見的地步，相信都會其自身的原因；但當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同一個群體內，則除了個人因素外，群體外因也不容忽視。中國政府部門在跳樓案多發後才高調的介入，動作顯然是慢了一些。對於社會服務，中國仍在起步階段，社工人數和服務觀念都跟不上社會的發展。但除此之外，希望當地官員不要因企業的背景而影響官方的處理手段。 　　 　　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之後，特大規模的廠房遍佈廣東珠三角，員工大都是來自外地，工作和起居生活都與工廠綑綁在一起。這種模式對個人身心健康本來就是一大考驗，企業在計算生產成本效益的同時，必須對員工這種異於常人的生活環?加予照料，政府亦應該立法監管。已經十一跳了，還能說是個案嗎？

少數勝 　　港產片《十月圍城》第一幕戲是張學友在解說甚麼是民主，對白是這樣的：「民主這個詞其實源於希臘（demos），就是人民的意思，從字面看，就是人民統治。就是按照平等，少數服從多數這個原則，共同管理國家事務。」如果「民主」的原則真是如電影中說的少數服從多數這麼簡單，三藩市日落區的大麻店便不會被批准開業了。　 　　加州法例容許重病者可服用大麻，由於不是處方藥，不能在普通藥房發售，於是便有大麻分銷店的出現。三藩市已有超過廿間大麻店，最新一家選擇了在日落區開張，受到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負責審批大麻店執照的市規劃委員會，通宵達旦地聽取了公眾發言之後，以五對一票通過申請，儘管出席發言的民眾絕大多數持反對意見。一名投了贊成票的委員說，不是人多反對就表示要否決的，這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是這麼簡單，就必要我們委員了。 　　另一位出席發言支持大麻店的男子說，美國憲法是保護少數的，當佔有絕對優勢的大多數對抗的少數群體之時，政府必須保護這少數的民權。他續說：在大麻店事件上，支持開店者是極少數，所以應該受到保護，亦即是委員會應通過申請。委員會明顯是認同了該名男子的說法，指反對人數雖多，但理據重複。 　　不過，委員會通過准開大麻店的程序卻又沒有依少數勝的原則，因為只有一名委員反對，按先前委員的邏輯，應該一票的勝出才是。那麼，甚麼時候是多數勝，甚麼時候少數贏呢？ 　　有謂，美國尊重個人權利。委員會表決或一般選舉時須多數票勝，但社區事務卻又多數人說了不能算數，要照顧少數的利益，大眾的感受反而變得不重要。在多數和少數的應用上如何抉擇，要看掌握公權力的極少人的個人意向。所以，少數服從多數絕對不是「民主」的金科玉律。

自由有界 　　剛獲得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共和黨提名的Rand Paul（保羅），是著名眾議院獨行俠議員Ron Paul的兒子。保羅父子同為醫生從政，老保羅雖屬於共和黨，但其政見與主流共和黨截然不同，他主張回歸憲法、小政府、反國際霸權，自稱是真正的自由維護者。老保羅為兒子助選不違餘力，因為小保羅也如父親一樣，在黨內受到主流勢力的排斥。在本周二的初選，小保羅不負父望，擊敗了人強錢壯的對手而出線。不過，才高興了兩天，卻捲入了一場「自由」之戰。 　　小保羅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被問到：「私營商業是否有權說不服務黑人呢？」小保羅的回應演變成為一場政治風波，他的對手和民主黨人指他反對反歧視的民權法，及支持種族歧視。到底小保羅說了些什麼？ 　　他說：「我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歧視，我永遠不會加入因種族而排斥會員的會所。現今在美國仍有這類種族歧視的會所。但我認為這辯論的重點……是問：如何處理言論自由？我們應該因為這些人討厭便禁止他們的言論嗎？我們應禁止種族歧視者的言論嗎？……我不想與這些人為伍，但我同時不想禁止他們的言論，我們容忍粗魯和不文明的行為，因為這是維護「自由」所必須的。 想起法國文學家伏爾泰名句：「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理論的層面，小保羅和伏爾泰都是理想主義，但在現實的操作，不單是難以實現，甚至不容許實踐。因為自由是不能沒有界限的，到了某一程度，社會總會有一股力量要禁制某些行為和言論，全完無邊界的自由，恐怕也只能在理論上。

世博兩樣情 　　上海世博吸引了不少海外華人參觀，親臨盛會的友人向筆者談到感受，出現了兩極的觀感。同一個世博，有兩種不同的體會，思想了一下，這可能是地域之異吧。 　　其中一位朋友A君是上海籍人士，一見面筆者急著問她：「人擠得要命吧！是不是真的如電視上看到的混亂呢？」 ｗ君氣定神閑的說：「沒什麼亂。」 　　「怎麼可能不擠呢？電視上都看到打起來了。」 　　「人擠的我都不去，中國館是永久的，幹嗎要現在看。而且主辦方都有規舉，七十歲和坐輪椅的不用排隊；先到浦西看足十五個館的，蓋了章回來看國家館便不用排隊。人家疏導人潮都很有辦法的。」 　　「那為什麼人流遠低於預期呢？」 　　「上海人不招人喜歡吧，人人都宣傳京奧，上海世博卻沒幾個人提，都不想上海好。」 　　另一位朋友B君也剛遊罷世博回來，她很欣賞沙特阿拉伯館，認為最有吸引力。美國主題最單薄和沉悶。至於中國館，動感清明上河圖精采，但未來中國卻乏新意。對於長長的人龍，和過度精細的安檢，B君最是抱怨。「一天才勉強看到兩個館，很懷疑專程回去看世博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A君充滿包容，B君則較冷眼旁觀式的批評。A君還打算在世博結束後再去看中國館，B君卻不肯定這機票錢和時間是否值得。對世博有不同感受是人之常情，因為世上本來就沒有相同的一個人。但她們的反應讓我想起最近在《時代雜誌》看到一篇關於世博的文章，作者認為世博是象徵著上海文化的復興，上海人的驕傲。文章刻意地引用周立波的說話作為開頭和結尾，而誰都知道，這海派青口的創始人，在舞台上會毫不避諱地宣揚他的大上海主義。

雙輸之局 　　香港五區補選落幕，投票率僅得17.1%。發動這場所謂「五區公投」和「起義」的公社兩黨議員，在選舉後異口同聲的說勝利了。以公投旗幟掛帥，但只得不足兩成的選民參與了，當中還有3%的廢票，按正常人的邏輯是沒法明白何來勝利的。公社兩黨其實不但輸了選舉，選後強詞奪的表現，更輸掉了作為政客的應有尊嚴。 　　敢於站在公眾面前的政治人物，心理素質應該比常人更強，也應該具備審時度勢的基本能力，能夠面對各種突然而來的局面。因唯有這樣才合資格擔當為民意代表。公社兩黨在這次舉前後，徹底暴露了其低水平的政治智慧。 觀乎公社兩黨，不惜耗費一億六千萬港元公帑去發動一場政治運動，論膽量是有的，但智慧卻缺乏。因為，在香港經濟仍在復蘇階段，花納稅人的血汗稅金，必須先要考慮到後果。首是社會效應，能對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好處。驚動了全港市民的政治運動，如沒有相當把握，便貿然策動，終至僅有一成七人響應，顯示其政治判斷力薄弱。又或是慣於自我中心，以為老子想的，也必是市民要的，不明白什麼是民意代表。 在選舉失敗後，對自己和市民尚有稍微尊重的政客，都會自己承擔責任，有風度的下台。可是，公社黨卻選擇了中西合壁的方式回應敗選，中式是「掩耳盜鈴」，西式是「皇帝新衣」。連現實都不敢或不能面對的政客，還有顏面在政治圈混，真的有點匪夷所思。

航空大比拚 　　近年全球經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衰退打擊，企業各出其謀節省成本。反映在民航業，顧客最感受得到減省成本的影響。 　　美國航空業自九一一後即出現經營問題，倒閉的倒閉，不倒也要開始徵收各種附加費用。剛坐了一回國內機，登機前，地勤人員一再提醒第二件手提行李是要附費的。起飛後不久，該班美國航空公司的客機，廣播即說掛在走廊機頂的古董式電視即放播放電影，如乘客想聽到音效，可以使用自備的耳機，或向空服員購買，定價兩元。倘在五小時的航程中想好好休息，可以花八元購買枕頭。小吃由四元一包餅乾起，更富貴的三文治或麥片都有，只有簡單的非酒精類飲料是免費的。 　　這些小項目收費，乘客要適應也不困難。但較早前座一班香港的航空公司回香港，便覺得有些難以忍受。登機後有沒有熱毛巾不打緊，但十多小時的航程，洗手間是致命的。筆者有幸遇到該班航機的洗手間設備殘缺，猶如在裝修期間。而空姐們似乎都在忙別的，洗手間好長時間地板積水，用過的紙巾「堆積如山」。 　　這些經歷都讓我想起中國的國內航班，一次由廣州到梅州，才幾十分鐘的航程，超細小的機身，如我身材的站起來便頂著天花板了。但航空公司竟然還要求空姐為乘客提供飲料和小吃，雖然都不是什麼優質食品，特大枝的礦泉水和家庭裝的餅乾，會讓你愁著找位置擺放。 　　也許有人說中國的航空公司不如美國或香港的懂經營之道，但於乘客而言，禮多人不怪，這總比樣樣講錢，或是愛理不理好得多了。

教育產業 　　時事節目《前線》（FRONTLINE）最近深入報道了美國年營業額達四千億元的新興產業，其成長速度驚人，能在金融危機時期逆流而上，並且最令其他企業家羨慕者，是聯邦政府每年億元計資金是其固定的收入來源。想到固定的聯邦撥款補貼，第一時間會想起農業，不過這新興行業不是種田，而是「樹人」──牟利性質的商營大學。 　　全美的專上大學生中，十分之一就讀於牟利性質的商營大學，學生人數還在每年增長，雖然這些大學的學費比一般公校或非營利私校都要貴得多。這是一個簡單的供求道理。聯邦政府赤字衝天，州政府拮据，教育經費被一減再減，公立大學紛紛減招。上任之時，奧巴馬總統曾承諾會撥出120億元擴充社區大學系統，但最終國會只批了20億元。經濟不景導致大量就業人口回流到學校，希望自我增值。但公費的教育系統此時卻相反地要減招，而傳統的私立名校，原來就不是一般民眾可選擇的。 　　在有需求而缺乏供應的情況下，聰明的華爾街投資者設計出賺大錢的高等教育生意，收購一些辦不下去的小型私立大學，然後注資擴充，將之轉型為牟利性質的商營大學。這些大學的主要財源並不是學生本人，而是聯邦政府。大學以積極的市場營銷手法招徠學生，然後替他們申請聯邦學生貸款。集團式經營，並且以網上學生為主的商營大學，在生意做大之後便在華爾街上市，為投資者帶來更高的利益。 　　不過，為了衝業績，商營大學被批評濫收生，不重教育質素，造成畢業生沒法找到符合期望的工作。由於學生都是向聯邦政府借錢的，畢業後失業或無法得到高薪工作，令學生的學費投資變成債務，報道中引述的例子，有的欠政府貨款連利息多達數十萬元。事實上聯邦政府未收回的學生貸款高達七千五百億元，而在欠債的學生中，44%是商營大學的畢業生。有議員形容這是另一種次貸，房屋次貸是銀行借錢給沒能力買房的人；商營大學生是錄取沒能力的學生，然後鼓勵他們向政府借錢。 　　渴望得到高等教育的學生成為債仔，聯邦政府是債主，而納稅人支付的學生貸款都被華爾街投資者賺去了。當教育成為商品，公帑變相流入商人口袋，誰應負責任呢？　　

明星效應 　　香港著名影星吳鎮宇最近在新浪網開通了微博，僅在周一發了一條十七個字的短貼，五日來便有兩千五百多條回應留言，轉載次數高達兩千三百次，微博內吳的登記粉絲人數也高達兩萬三千多人。這條吸引力十足的微博就是：「請問有無人講到比我知微博是做乜（ｘ）野？」ｘ字樣是筆者替代添上去的，吳的原文用字是一個中文數目字，因報章尺度，唯有改用英文字母ｘ代替。 　　從香港無線電視劇集時代，至走上大銀幕，吳鎮宇精湛的演技，獲得廣泛的肯定。筆者也很喜歡看吳主演的電影，相信就算故事多爛，至少可以看到吳對角色精采的演繹。黑社會題材是香港電影的專長，吳鎮宇也演過不少黑社會大佬，粗獷而重情義的形象可謂深入民心。 　　發現吳鎮宇在新浪的名人推薦欄上，於是點擊看看影帝有什麼跟網友分享，發現了上述的十七字真言。這句使用了廣東粗口的單句，部份網友說看不懂，有的批評用字粗鄙，但更多的是留言大呼過癮，盛讚吳有個性（好型）。不少網友亦以粗口句留言回應，語氣字比吳還要來得重。一股港式粗口風便在吳的微博上火熱地吹了起來。 明星效應，絕對不容小覷。每逢發生天災，即時籌款能力最強的都會是演藝界，因為他們知名度高，號召力強。因《蝸居》一劇而穩坐中國電視收視天后的海清，前天到了玉樹慰問災民，趕及在母親節前向災區的母親送來溫暖。海清在新浪的微博上發了多張在玉樹的照片，其中一張是緊緊抱著一個只有三個月大，沒有褲子穿的男孩，孩子身後的一名當地婦女燦爛地笑著。 　　演員成為公眾人物後，除了可以賺錢，知名度的巨大附加值是更大的財富。至於如何使用它，那就是個人的自由了。可以公開講句粗口，引來一大批起哄的觀眾齊齊大講粗口。又或者可以用來為在困苦中的人，帶來點歡笑。

又改了 　　香港教育局一個高層代表團正在美訪問，旨在介紹香港的新學制，吸引更多美國學生到香港留學。香港的中、大學制度，是原來的中學五年，加兩年預科和三年大學；現改為初高中各三年，然後是四年大學。這十多年來，香港的教育制度一改再改，可謂多災多難，一言難盡。 　　筆者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當年校園運動最熱列的議題之一是反對將中大由四年制改為三年。當時不少議論說這是英國在撤離前香港教育制度裡埋下的炸爆。現在回想起來，這種陰謀論仍是難有真憑實據的；不過，香港教育制度的種種「改革」，流弊百出，已越來越明顯。 　　脫離香港教職已廿多年，但仍有不少香港教師朋友。最近一港教師便向筆者說，身心俱疲。他三分一時間用於處理文書、三分一時間於處理學生行為問題，只有三分一時間用於教學和課堂準備。他自己的女兒中文科也不合格，因為現在香的中學中文科基本取消範文學習，以能力學習為綱，並將文學學習語文化，以技巧先行。這種抽空和本末倒置的文學及語文學習方式，不鼓勵閱讀經典，只重形式，是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友人更抱怨香港中學的圖書館充斥著一大堆水平差內容劣的所謂校園文學或流行作家的小書，傳統的經典好書則欠奉。 　　而最令教師感到壓力和無所適從的是所謂「通識課程」。被列入會考科目的通識，沒有既定教材和內容；課堂上由老師選擇時政社會問題與學生討論，而討論依據的材料，通常只是一些報刊的文章。在簡單閱讀後，學生們便要大發議論，針砭時弊一番。對於一些複雜的社會及政治議題，沒有大量的背景閱讀，及綜合分析不同來源材料的能力，就算是成年人也難以得出一個成熟和有意義的觀點。有形式而沒有內容的所謂通識，只能訓練學生在不求甚解之下便自信滿滿的議論。 　　教師朋友說，通識課裡討論「腐液事件」，一學生說這是政府的錯，社會缺乏民主溝通，於是導致有報復行為，政府應要檢討。朋友驚訝同學為什麼不會先想到追究兇徒。香港教育制度要吸引外國學生，應先全面檢討目前各種弊端開始。

還有別的嗎？ 　　上海世博揭幕，高科技的開幕式，沒有京奧般的人海，但其壯觀程度可謂空前，美聯社報道稱：這是只有中國才能辦得到的世博規模。慣常用較負面角度報道中國的《美國之音》，也少有地較中性的報道了世博，指世博除了見證中國強大的經濟成就外，也表現出中國與國際的互動，如歐盟的設館，朝鮮和伊朗的參加等。不過，也有不少另類的世博「盛況」報道。 　　加拿大媒體《Victoria Times Colonist》其中一篇報道專門寫上海有沒有因世博而變得更文明。報道首先肯定民眾的排隊文化大有進步，但穿著睡衣上街和在窗戶外晾曬衣服等習慣改不了。翻版ＤＶＤ在街頭失去蹤影，但在商店內的隱密小房間內仍是大行其道。 　　英國ＢＢＣ則報道開幕至今世博人流沒有預期之高，記者歸納原因是展館不吸引和輪候時間太長。展館方面，英國館外型吸引但內裡卻空無一物，設計原意是讓人沉思冥想之地，不過對於輪候四小時才得進館的觀眾，難免會大失所望。也有參觀完日本館的民眾抱怨，被逼看完每一節展覽內容才能走，很害怕沒法離開館址。此外，進入世博園區安檢太花時，明顯看到到場人數逐日減少。而中國館過度火熱，預約票一下子便派完，也打消遊人的興致。 　　香港亞洲電視台的世博報道更專一，專門捕捉世博的瑣碎負面題材。在開幕前記者說煙花似近還遠，建園的農民工無福消受，每天只為百多元的薪水而勞苦工作。（記者大概不知道百多元一天的工薪已經比許多國內大學生要高了）。而接續的幾天，亞視的世博新聞全是關於排隊混亂、垃圾多、遊人的抱怨和與保安義工的衝突等等，觀眾沒法從亞視的新聞知道上海世博的其他任何內容。 　　這個第一次由發展中國家主辦的世博會，園區面積有740個足球場大小、花了八年時間興建，參展國家和組織246個。負面題材或可以讓主辦方檢討得失，但就沒有別的具報道價值的東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