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國難財

發國難財

　　伊戰和阿富汗戰爭對比過去美國參與或發動的戰爭都很不相同，可以說是美國歷來「外判」比例最高的戰爭。所謂「外判」，是指把作戰任務以合約形式批出由民間合約商承辦。情況就如土地發展商，把建築工作批給不同承建商一樣。根據一個民間監察組織昨日公布的資料，從2004至2006年，白宮就阿、伊戰爭共批出250億元的合約給民間企業，但對於這些超級巨額合約的監管卻是等於零。

　　政客會告訴我們阿伊戰是為了反恐及建設中東民主，但對於一些政界關係良好的企業，戰爭商機無限。從後援如伙食、洗滌、運輸、營房建設，至前線武裝衛隊，國防部都外判給民間企業承包。現今在伊拉克境內最大的武裝力量，僅次於美軍的便是來自民間的僱傭兵。絕大多數的戰爭合約是以不投標方式直接批出指定公司的，而取得最巨額合約的公司正是副總統切尼以前任職行政總裁的哈利波頓公司。政府工作外判是流行的公私合作模式，一般相信這可以有助提高效率及降低成本，但此情況卻不見於阿伊戰爭。

　　一齣調查紀錄片訪問了士兵和這些合約公司僱員，揭露了黑心商人如何為了發戰爭財而不擇手段。合約商是以實質開支再加上固定比例利潤方式向國防部提款的，所以開支越大利潤也水漲船高。於是，卡車司機說，他們的車隊經常空車冒死在戰地穿梭，不是為了運送軍需物資，而公司要增大報銷金額。另外，壞了的新貨車一律不會維修，全部就地焚毀，因為這可以增加成本及利潤。合約公司為旗下的經理和秘書以廿五萬元租賃原價只是四五萬元的豪車私家車，道理也是一樣。

　　有士兵更指出，負責洗滌軍服的合約公司服務差，他情願自己動手洗軍服，但被上級制止，指依例必須由該公司承包，而一袋（約普通洗衣機的一次容量）軍服收費是一百美元。

　　如此種種濫收費而服務差，甚至只顧利潤而無視僱員性命的情況，數不勝數。而國會有議員屢次要求立法監管卻不獲通過，因為這些合約商用從政府賺回來錢聘說客打通國會關卡。單是哈利波頓每年便向國會議員捐出以百萬元計的政治獻金。官商勾結真的不無國界種族之分。

從貴嶼說起

從貴嶼說起

　　美聯社昨日從中國汕頭的貴嶼鎮發報一則新聞，標題為：中國沒擊潰電子垃圾噩夢（China not fighting off e-waste nightmare）。報道內容指雖然經過媒體和環保團體多年的報道，世界最大電子垃圾處理地──貴嶼鎮的環境污染問題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加惡劣。目前世界七成的電子垃圾被運到中國進行解體和廢物回收，其間對地方生態造成嚴重的破壞。知道問題所在而不能解決，是極度令人費解的。

　　貴嶼鎮內污染程度已至無水可喝，要靠外來卡車輸送食水，而居民用作洗滌的水都是受污染的黑水。美聯社道指中國中央政府很明白貴嶼問題的存在，但中國政府無法也無心正視問題。一個國際環保團體負責人向美聯社記者說，一名電子垃圾出口商說，只要在每個廢料貨櫃內貼上一張一百元美鈔票，貨櫃便可以順利通過中國海關。因為中國是巴塞爾公約的簽約國，是有權拒絕有毒電子廢料進口的。想不到，一百美元便可以令巴塞爾公約形同虛設，而更匪夷所思的是美國至今仍然拒絕簽署該公約，因為一旦加入公約，美國商人便不再可以出口電子廢料了。

　　貴嶼在環境污染問題上臭名遠播，中國政府真的如美聯社所說無心也無力解決問題嗎？筆者利用互聯網做一點小調查，找到了管轄貴嶼鎮的汕頭市人民政府網站，在其部門政務內發現了一則本月初才張貼的消息，題為：《市政府召開「汕頭市推進貴嶼鎮廢舊家電回收利用循環經濟試點建設領導小組」會議》，文章內容報告了由副市長主持會議，確立了整治貴嶼鎮電子廢物工業的方案。其中一點是提醒貴嶼鎮當局注意，由中國國家環保總局頒布的《電子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管理辦法》將於明年二月實施，鎮政府必須做好準備遵守有關規定。

　　所以，不能說政府沒有做事，但文字上的東西甚麼時候才能見到成效，這中間又會出現甚麼變數，惟有拭目以待。

香港成就

香港成就

　　回歸後，有一些香港人很失落，過去的那份優越感面臨空前挑戰似的。他們怪罪於回歸，認為香港沒有了昔日的光彩，他們失去了過去尊嚴，都是因為回歸，因為香港成為了中國大陸的一部份。因此，他們很積極的投入與中國劃清界線運動，不單在心態上，還是在政治上。

　　香港的民主派政客真是這種心態下的產品，他們以爭取普選為主要，甚至唯
一的政治主張，很大程度是為了與中央分庭抗禮。雖然在回歸前及回歸後，中央政府都強調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但民主派認為這是不足夠，除非香港的政權全部由他們操控，他們才會放心。

　　這種強烈要求治權的思想在回歸前是不存在的，今日的民主派在回歸前不少都在殖民地政治佔某一席位，如忽然民主一番的前布政司陳方安生。以李柱銘為首的民主派主力，回歸前沒有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曾公然挑戰港英政府權威的反而是被稱為「左仔」的親中人士。

　　殖民地時間不要求治權，回歸後得到中央保證及基本法落實執行港人治港，但反而惶恐不安地要爭取獨立，其實並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關鍵是不能接受香港屬於中國這基本事實。殖民地時期何來民主，但他們生活起勁、自我感覺極度良好。他們對外說是因為回歸後怕沒有自由，所以要爭取政治獨立，而內裡真正原因卻是希望繼續那種優越感。

　　這是多麼可悲的一種心態，與中國邁步齊向前，也同樣可以有優越感的。如果說英國人統治香港最大的成就是甚麼？答案就是：「英國人證明了要讓一個地方繁榮，人民安居樂業，並不一定要給予他們政治民主的。」這不是很諷刺嗎？

非法非非法

非法非非法?

　　三藩市市參事會首讀通過了由市府簽發身分證，申請者不必出示合法居留證明。市身分證之設立原意是為非法居民提供一張具有市府認可的身分證明文件，讓他們能夠更利便生活和接受服務。身分證的功能是顯而易見，問題的焦點應在於移民法的訂立及執行的權責關係。

　　移民法是屬於聯邦政府的權力範疇，只有國會才有權訂立或通過關乎移民政策的法例。不過，由於美國是採用聯邦制，州政府有立法權，而州下一級的縣及市議會也有立法功能。雖然不同層級的政府都具有立法職能，但彼此從屬關係是明確的，可以說是涇渭分明。遇到有可能矛盾之處，上訴法庭便發揮釋法功能，理順法例之間的不協調情況。

　　准許哪些人士可以移民到美國居留或工作，是聯邦政府的職權。地方政府向非法移民提供官方身分證明文件，是人道對待，但卻與聯邦政府禁止非法入境的法律精神相違背。支持身分證的人士會認為既然人已在美居留，讓他們安全地生活對社會整體只有好處。道理上這是對的，但卻模糊了合法移民與非法移民的界線。

　　市府為非法移民提供身分證，將直接鼓勵非法移民湧入。情與法之間，地方與聯邦政府之間，倘都採取權宜行事的方式，則法制以至社會制度也可能會受到嚴重破壞及衝擊。人民或是地方政府有權利及自由爭取人道對待非法移民，或是從根本改變移政策方向。但與此同時，也應以不違反現行法例為原則。

在移民法上推行一國多制，表面上是照顧了非法移民，卻無視了法律的公正性。當一些人守法地輪候十數年才合法入境，而那些透過違法途徑居留的人士卻獲得政府的特殊照顧，對合法移民來說，情何以堪呢！「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只會鼓動更多人不遵守移民法，這不應是地方政府的所為。

隱形代價

隱形代價

　　國會民主黨人昨日發表一份報告，統計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金錢付出，聲稱至今已累積達一萬六千億元，是白宮公布的一倍。此報告包括了好些所謂隱形代價，如因戰爭而導致油價上升、國防設備的替換、戰爭撥款的利息及傷兵的長期照顧等等。共和黨人即時批評報告是黨派政治產品，也不認同戰爭成本的計算方法。

　　戰爭的金錢代價可以有不同的計算方法，但卻可以肯定遠超過國會所撥出的戰爭經費。債台高築的國庫本來就沒有能力應付戰爭花費，阿伊戰爭的所有費用都是靠借貸得來的，利息不能免；更換在戰爭中損耗的設備也應包括在內。不過，除了金錢損失外，還有更驚人的代價。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從政府檔案及文件收集的數據，發現在2005年，退伍軍人的自殺率比一般高，而其中以廿至廿四歲的退役軍人自殺率最高，是常人的二至四倍，他們正是從反恐戰歸來的青年戰士。伊戰至今四年餘，陣亡士兵三千多人，但單是在2005那一年，便有六千二百多名退役軍人自殺。也即是說，死於戰爭經歷和壓力的軍人，遠遠超過死在敵人手上者。這才是最令人震驚的隱形戰爭代價。

　　戰爭的真實成本是難以計算的，金錢銀碼是最簡單也是最表面的計算法，社會及人文代價卻是沒法精算了。而且，戰爭的損傷是雙方面的，伊拉克所承受的損失比美國要大得多。布殊總統和一小撮好戰分子，造成了美伊兩國莫的損失，國會應該做的是盡快中止這場不義之戰。民主黨掌控國會已一年了，仍然沒有改變伊拉克政策的方向，昨日拋出這套戰爭成本計算法，作用只在打擊共和黨的聲望，對於糾正極度錯誤的伊拉克政策並沒有太多實質意義。民主黨人為何不干脆中止戰爭撥款呢？拿戰事作為黨爭的籌碼，比發動不義之戰，也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別罷了。

Ｉ愛China

Ｉ愛China

　　讀到一則報道，指參加香港立法會補選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現身於YouTube，在許懷谷的一首歌曲中與字幕同步唱出「以中國人為榮」。利用YouTube做政治宣傳看來已非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專利，陳太在YouTube高歌稱以中國人為榮，用意明顯不過了，是要加強自己「中國人」的成份，消減太過英化的形象。

　　陳太是港英殖民地時期受到英國政府寵愛的華人官員，在回歸後十年之後忽然挺身要為港人爭取民主，得到一批眷戀殖民地歲月的人士支持。但始終是時移世易，從民意調大中顯示陳太在親中及中立人士中的支持度均不及對手葉劉淑儀，於是陳太便對症下藥，盡可能地顯示自己也是中國人。不過，這種臨急抱佛腳的做法能收到多少效果，則難一概而論。因為好些支持陳太者是欣賞她擺明與中央政府不妥協的態度，在公布參選當日，陳太便呼籲中央不要怕她。現在突然間變得「太中國」，或者會讓一些人對她失去興趣。

　　回歸十年，香港一批特殊階級仍然相當活躍，在政治上他們拒絕接近中國，心態上以西方思維為榮。他們私下交往喜以英語交談，政治上以英美為師。魯迅先生時代稱這類人物為假洋鬼子。

　　在陳葉大戰的首場候選人辯論會舉行之前，陳太的支持者，公民黨的湯家驊說，「陳太辯論最大困難是要長時間用中文講話。」在此之前，也有消息傳出陳太陣營曾要求辯論以英文進行，理由是可以擴大聽眾群。不過，陳太助選團其後否認此要求是由他們提出的。但從此種種不難看出，陳太的核心支持者中，確有部份人士擔心陳太的中文表達能力有礙選情。

　　真正的中國心不是靠一兩秒的音樂錄影帶畫面便可以製造出來的，要求外國壓制自己國家也當然不是愛國的所為。不過，香港才回歸十年，對比過去百多年沒有國家觀念的殖民教育，或許可以把當前現象看作為一個過渡期吧。

政客語言

政客語言

　　這些年來，台灣的政治舞台好戲連場，近日政客之間互相攻訐所用的語言，也越來越出位。國民黨籍立委責問教育部長杜正勝是甚麼「碗糕」，部長陰笑回應說，女子不應講如此粗話。原來在台灣話裡，「啥米碗糕」確是涉及性比喻的下流罵人粗話。女立委可能沒有深究詞意，可是，當總統的陳水扁也曾在大庭廣眾，電視鏡頭前高聲責問中華民國是甚麼「碗糕」。不單如此，扁總統近日經常把那以Ｌ為首的兩個英文字母掛在嘴邊，且越講越大習慣，一點不覺得失身分。

　　政客能如此口不擇言，公然使用下流語言而沾沾自喜，無非是因為他們從中得到好處。別以為政客都成為市井流氓，政客的敏感度是極高的，那些話可以為自己帶來最大的利益，他們很明白。特定語言指向特定聽眾，陳水扁今日的嬉皮笑臉，除了是發自內心的喜悅外，更多是要讓他僅餘的支持者不要洩氣，讓他們看到威風的扁總統。
　　
　　普選制度下的政客是靠口才多於實務才能，陳水扁就是靠他那三吋不爛之舌而擋住千軍萬馬。美國政客也是一樣，只是文化不一樣，政治人物極少要用通俗粗話來吸引或討好選民。但道理是一樣的，要講選民愛聽的話。又如香港的立法會補選，候選人參加在香港大學舉行的候選人辯論會，各人唇槍舌劍一番，陳太努力推銷自己是「良心」，但卻完全不必引申說明何謂良心，因為良心一詞形成一種普遍印象，她只要成功把自己標籤起來便成功了。
　　
　　筆者腦子不停在想，一套社會制度的完善運作，人民能安居樂業，民權得到保障，真的需要一群只會嘴巴工作的政客嗎？他們好話說盡，風頭出盡，但與民生實務又有多少相干呢？法制似乎比做秀的政客更可靠和實惠。

以小搏大

以小搏大

　　各界預測今天選舉的投票率將會創新低，站在信仰民主政制的角度，低投票率是壞消息，但對有份參與選舉的政治人物而言，這可能會是好消息，特別是本來機會不高的候選人，這是以小搏大的最好機會。

　　普選的基本原則是簡單多數票者勝出，並沒有最低票數的要求，打個極端比喻，如果只有三名選民參加今的市長選舉投票，拿到兩票的候選人便勝出了，雖然三藩市有四十多萬名選民。選民的投票率於不同的選戰或對不同的候選人都有很不一樣的效應。有候選人期待高投票率，有人則希望投票率越低越好。

　　以今天進行的三藩市市長選舉為例，現任市長紐森是超級大熱門，完全沒有具威脅性的挑戰者。因此，他的最大敵人不是其餘候選人，而是選民。低投票率意味著願意投紐森一票的人可能許多都留在家中，大大減低了他領先對手的幅度。雖說紐森與其餘候選人有著如鴻溝的領先距離，但在算術計法上，低投票率令落後的候選人機會上升。因為這些競選能力較弱，知名度不高的候選人，能得到的票數儘管有限，但都是鐵票，也是人情票，這類票源較不易流失。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加上參選人數眾多，你一票我一票，產生變數在理論上是有可能的。

　　還記得若干年前的中央公路提案，當年由幾名華裔提出的市提案，在投票率偏低的選舉中過關了，支持者都十分之興奮，說甚麼三藩市華人大翻身了，也有人說從今後三藩市華人便有了話事權，可以照用提案方式主宰市政。但該提案兩度在後來的選舉中被推翻，而主要原因是投票率變了。在高投票率情況下，華裔選民的影響力便相應變細。

反戰大比拚

反戰大比拚

　　「到底誰最反戰呢？」成為了民主黨黨內初選兩位領先參選人爭拗最劇烈的議題。暫居次位的奧巴馬一再標榜是反戰始祖，並追擊對手希拉莉當年曾投票授權總統開戰。也許奧巴馬認為這是希拉莉的最大弱點，近日加重力度，抨擊她投票贊成將伊朗軍隊定義為恐怖組織，等同支持布殊用兵伊朗。希拉莉為表清白，昨日向布殊發信，聲明國會並未授權他出兵伊朗。

　　國民討厭戰爭的情況已相當明顯，角逐總統提名的兩黨候選人都設法藉反戰議題加分。共和黨因為是始作俑者，不能從根本上反戰，唯有指責白宮管理不善，在不否定出兵動機的同時，又可以照顧民間厭戰的情緒。至於民主黨人，則採取更為前進的方式，要從根本處入手全盤否定伊戰。可是，民主黨候選人中不少當年都投了認同票，如何洗脫「罪名」便成了當務之急。

　　過度炒作反戰未免太機會主義，無非是要利用民間的氣氛來助選。當年誰最反戰並不重，美國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位有能力領導國家面對逼在眉睫的危機。五年前曾經講過多少句反戰說話，與是否合適領導國家並沒有直接和必然的關係。筆者在五年前也寫過不少反戰文章，但那又如何，是否所有反戰人士都可以當總統呢？

　　布殊在承繼巨大財政盈餘之下入主白宮，但他離任後的美國，將欠下有史以來最高的國債；還有那一場不會醒的惡夢──伊拉克戰爭。布殊之所以令美國國力急轉直下，是因為他帶領國家走上極度錯誤的方向。而問題不單純出自他好戰，而是整個人的思維，包括世界觀、宗教觀、政治價值觀出了問題。當我們選擇下一任總統時，必須要細心了解他們的思想、能力和品性，是否反戰原教義信徒只是極次要的一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