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香港時下的政治運動大大顛覆了好些詞語的本義，如「勇武」和「暴政」。群毆警察、放火燒雜物、暴力衝擊政府或大學會議場地，以及禁錮異見人士等行為，均被美稱為「勇武」抗爭手段，而不算是暴力。至於為何選擇「勇武」，這些人會說是受「暴政」所逼。連新一屆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也公開表達了同一觀點，並明言支持港獨。 　　事實又卻是如此嗎？口口聲稱「勇武」抗暴的「義士」，一個個蒙面包頭，害怕被認出；連對他們向來友好的傳媒也慘遭他們攻擊，只因怕記者鏡頭拍下他們犯罪過程，留下罪證。而一旦被警方拘捕後，則躲在律師身後以千奇百怪的理由開脫罪名，至今就沒有見過慷慨就義的。 　　至於用「暴政」或「殘暴政權」之類的字眼來形容現在特區政府，極其量只能算是挖苦和調侃。公眾有目共睹，當今特區政府治下，警察被暴徒追打幾無還擊之力；政府大大小小政策，只要泛民政客不滿，全都被拉布封殺了。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內被反對派議員隨意擲物襲擊，在外遭示威者指罵，而網上網下對其本人和家人出言不遜或直接羞辱的，完全沒有被追究的。連剛領受畢業證書的學生也可以在台上向特首擺出不文手勢，請問天下間有如此「殘暴」的政府嗎？ 　　可是，這顛三倒四的歪理經政客和主流港媒的不斷灌輸後，已成為生於安逸的青年們的核心信仰了。如果說香港沒有前途，主因將是社會在共同培養出這種理性和知識失調的下一代。以暴力港獨代表人梁天琦為例吧，他除了以立法會候選人身分參與暴動，又表示暴力抗爭沒底線外，最驚人的是他對港獨的構想。他說香港獨立後不愁因為失去大陸而生活物資不足的，因為獨立後的香港還可以繼續同中國做貿易。可笑嗎？ 　　暴徒原來並不是最可怕的，幼稚無知的暴徒才是極品。

    《洛杉磯時報》特派記者 朱莉 。 馬基寧 （ Julie Makinen ）在大年初一坐了一回從北京到平遙的高鐵，並且將旅途感受寫成報道發表了，字裡行間流露出記者對中國高鐵由衷讚嘆。 　　茱莉這篇散文式的報道，寫出了現今中國高鐵的幾個特點。首先是舒適高效，且票價符合大眾化原則。與他同一車廂的有一名五十來歲的建築工人老王，也有高薪白領太太帶著兩歲女兒露露。茱莉比對一下，同一路段高鐵票價比普通慢車的貴一倍，但高鐵只需四小時，而慢車則要十六小時。 　　文章又介紹九年前中國還沒有高鐵，但今年春運的三億三千萬火車乘客中，將近一半是坐上高鐵的。而中國這幾年間開通運行的高鐵線共長一萬九千公里，佔全最世界高鐵線的六成。 　　北京到平遙要經過一段隧道，茱莉用帶有孩子幽默的手法介紹了這段隧道。這是一段長長的隧道，她為了計算出其長度，先設定好手上的秒鐘計時，再乘以車廂內顯示的列車運行速度。答案九分廿秒後出來了，全長十七點三英哩。她驚訝的說這可以由洛杉磯下城到洛市國際機場的公路距離，此時的老王在閉目養神。茱莉說這是目前中國高鐵系統中最長的隧道，但這紀錄很快便要被打破了，兩條更長的高鐵隧道將分別在青海和甘肅建成。 　　文章結束段茱莉寫道：我站起來準備下車時對老王說：「我們剛走過一條很長的隧道，才九分鐘呢！」老王聳聳肩，「真的？我不知道，」他說。「我只知道，我回家得更快。」 　　邊讀這篇報道時邊想起香港立法會正為港段高鐵費增撥款而激烈爭論，泛民拉布反對撥款，誓要高鐵爛尾；而一些港獨分子則說港高鐵隱藏軍事用途，是大陸「入侵」香港的工具。這些反港高鐵的言論多麼可笑和無知，只可惜現今香港就是如此反智，對中國的 識見竟然連一名外國記者都不如。

     香港警察和司法界在港英時期擁有至高無尚的權威，律師和法官更是社會的上等人，其威嚴不可犯的程度，一點都不比中國古代的官衙差。殖民地主統治外族之民，必要嚴法度，才有鞏固統治威權，這是不難明白的。所以在港英時期警察和法院的威嚴是不容絲毫挑戰的，只是在回歸後為了打擊特區政府，才有政治勢力處心積慮地一步一步破壞警隊的尊嚴和執法能力，某程度上他們已取得極大的成功。然而，反對派卻沒有以同樣手段觸碰法院，何解呢？ 　　法院也是一個政府的權威象徵，也是公權力的最終維護者。各方挑戰特區政府治權的勢力，為什麼會對法院如此心慈手軟呢？最直接和合常理的答案是：「法院被他們視作為自己人。」特區政府法治的皇牌原來早就不翼而飛了。 　　最新一例是旺角年初一晚，造成九十多名警員和記者受傷的大暴動。當晚站在與警對峙最前線，手拿揚聲器站得高高，大聲喊叫：「我同你玩大佢」，以及倒數三、二、一指揮暴徒衝擊防暴警察的黃台仰，隱身多天後被警方拘捕及起訴暴動罪。拘捕行動中警員還搜出五十多萬現金、棍棒等武器、一些據稱可以製造爆炸品的化學劑，以及一批受管制藥物。 　　可是黃台仰在首度提堂時竟然獲得法官批准保釋，法官開出的其中一個保釋理由是不相信被告會重犯。這可真是國際笑話，全香港都在找黃台仰之時，黃本人透過社交媒體發放錄音，聲言：「寧為玉碎，不作瓦全」。請問法官明白被告這句表白嗎？連被告都公開說自己不會妥協，寧死都要抗爭；法官卻為了放人，竟然裝聾作啞，這是對社會治安負責任的法庭嗎？ 　　從各方輿論反映，越來越多人明白到香港法官的個人政治立場經常干擾判決，但苦於法院自身的權威，百姓倍感無奈，又有誰會想到，暴徒竟會有如此好幫手呢。　

     對於今年底的美國總統大選，我最初認為共和黨那邊小布殊出線機會極高，於是２０１６將是布殊三世與克林頓二世之爭。但布殊三世因為選情冷清而退出角逐了，而克林頓二世也遇到強勁的挑戰，雖然比布殊狀況好多了，但仍然不敢再說十拿九穩。 　　在美國做了廿多年的新聞工作，從布殊一世選舉起直至如今，筆者內裡已養成了對政黨政治的一種慣性思考方式。可是，對於這屆大選的直覺錯了，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作為認真的時評人，必須好好反省。 　　被步思量大概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思路被麻痺了。關注和分析過無數次各級大大小小的選舉，確信金錢和勢力人士和團體的支持，是勝選的根本，也是最大的保証，這也是美國政治選舉數十年來運作的既定規律。所以論金錢和人脈，布殊三世都有絕對的優勢，為什麼就走不下去呢？難道美國政黨政治已悄無聲色地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嗎？ 　　對了，一場無聲、無色，甚至沒有人氣的政黨政治革命可能已經發生了。這是一場冷凍式的革命，沒有什麼拋頭顱灑熱血之類的口號，也沒有旋風式的奪目政治領導。只是一群又一群的選民出軌了，對兩黨政治已心如死灰；可是他們也沒有衝上街頭革命的勇氣和興趣，抵制傳統政客成了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於是乎，大選的規律在今年都亂套了。我們看到一個四分五裂的共和黨，以及如一潭死水的民主黨。 　　也許，特朗普現象所表明的，只不過是人們對政客的厭惡和不信任。只是制度嚴重落後於民心，要改變美國兩黨政治模式談何容易？選舉還是會繼續的，管它能否回應時代和人民的需要，選民也只能作消極的抵抗。但別少看政治機器的能耐，也許在下一屆的大選，便會有全新的吸引選民策略了。

     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卡利亞今日舉殯，但總統奧巴馬將不會出席，昨日他已在一悼念儀式上表示過心意了，但為什麼不親自參加大法官的喪禮呢？總統在周末要趕忙些什麼呢？據白宮官員表示，總統奧巴馬在周末將研究接任斯卡利亞的人選。果真是逝者已矣，也許總統認為還是抓緊時間搞好接替人選吧。 　　美國總統擁有任命內閣及眾多主要聯邦高官的權力，其中被視為至關重要的是聯邦法官的任命權，而大法官的任命更是重中之重，因為不是所有總統都有機會任命大法官的。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是終身制，除非大法官主動辭職或退休，也就只有上帝能動得了他們。在落任之年的年初再得委任大法官的機會，奧巴馬又怎能放過呢。 　　不要批評奧巴馬不近人情，其實當斯卡利亞去世消息傳出後，正是屍骨未寒，兩黨已為任命接替人選大鬥出手。因為年底便是總統大選，共和黨仍有機會入主白宮，不能眼白白讓這難得的任命權被民主黨截去。兩黨就大法官人選的爭拗是司空見慣的，從中反映了所謂司法公正的真實面貌。 　　為什麼兩黨要爭著委任自己人呢？大法官不都是依法公正公開公平的判案嗎？由哪一黨來任命有關係嗎？當然有關係，因為法官都是人，有個人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觀傾向，這些人為因素必然會影響都日後的裁決傾向。所以，公眾應該明白，法庭的公正是有盲點的，特別如最高法院這種純以法官個人主觀為是的法庭，法官本人的信念無可避免地左右了他對案件的理解。也因此，所謂的三權分立背後，其實也是互相干涉的。只能說天下本就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

     一名聽眾朋友來電批評我是「大民族主義，好危險」。到底我說了什麼讓這位朋友認為我是危險的民族主義者呢？原來此君所指的是我感概與不認同台北法院批准一名日本兵的後人獲得六百萬二二八事件賠償款一事。台灣內政部原是以就慰安婦向日索償未果為由，基於互惠平等原則，拒絕了日本兵後人索賠，但台北法庭則批准了。批評我的聽眾認為人人平等，不能因為向台索賠者是日本兵後人便不予賠償。 　　這種似是而非人人平等這概念，其實是混淆了個人與民族兩個不同的層面，特別是兩個存在敵對關係的民族。人人平等是一個大而化之的說法，現實中個人權利是受到特定相關法例的規範的，比如同樣活在美國，公民、綠卡持有人、持各類簽證短期逗留人士和無證人士的權利便大有不同。又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美國政府關到集中營的日裔可以得到道歉及每人兩萬元的賠償；但因排華法案而受到逼害的華裔則沒有得到正式的道歉，更沒有半分錢的賠償。 　　在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不久發生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其起因和事件真相至今民間仍有不同的論述；留台日裔在事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亦有不同說法。對比日軍侵華其間在台灣和大陸犯下的滔天罪行，則是鐵證如山。可是日本政府日前還公開否定強徵過慰安婦，至今也一直拒絕台灣和大陸民間的所有戰爭索償。基於民族尊嚴，台內政部過去拒絕該名日兵後人索賠是恰當的。因為相關事情不是私人糾紛，而是涉及兩個民族後戰爭時期的時代大背景。不忿日人先在台得到賠償，到底「危險」在哪兒呢？ 　　放眼當今世界，美國公告天下要再領導全世界一百年，絲毫不掩飾其大美國民族主義；俄國、英國、日本、印度等的政治領導人都在宣揚民族復興，重尋昔日歷史的光輝。以色列人亡國千年還能復國，靠的就是民族精神。除了遭受種族滅絕至全無反抗能力的美國土著，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不講究民族精神的呢？其間只是民族振興能力的差異而已。為什麼在華人世界中，總就有一種自我奴化的聲音，處處壓抑自己的民族精神？除了若干華人外，也沒聽說過哪些國家的人民會追求當什麼「國際公民」，唾棄自己民族的。 　　中國經歷百餘年的外侮，千辛萬苦才走到今天迎向民族復興之際，在港台和海外，甚至內地竟然跳出一群嚮往殖民統治的華人,？實在令人不解，也許誠如有人說：「過去當漢奸是為了生存，現代漢奸是為了炫耀。」吧！

     年初一香港旺角大暴動，反對派在避過頭一天的風頭後，連日來全面展開歪理攻勢，泛民政學界連番上陣為暴徒護航。只可惜暴行經現場直播公示天下，反對派沒有那麼容易顛倒是非了，只是更徹底曝露他們嚴重反智的本質。 　　在傳統歡慶新歲的日子，近乎無風起浪式的聚眾圍毆警務人員和記者，造成九十多名警員受傷，其暴力和兇殘程度令人震驚。也可能暴徒出手之狠超出了反對派政客的預期，所以事發後個別泛民政客也曾說過一兩句譴責暴力之類的話。但回過神後，他們便來一個理性大轉彎，試圖把矛頭指向特首梁振英，要梁為暴動負最終責任。隨後，大學生團體和所謂學者也加入維護暴徒，高喊「造反有理」，暴力應得到體諒。 　　五花八門的辯解理由其實都離不開四個字：「官逼民反」，反對派意圖用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再次指鹿為馬。可是，大年初一的，誰逼誰呢？香港目前的失業率比美國還要低，美國大學生置業能力一點都不比港青強，為什麼就沒見到美國年青人在大除夜上街暴動呢？若說對梁振英政府施政不滿，所以上街殺警也是合理的；那麼美國國會支持度低於兩成，奧巴馬的民望也與梁振英不相上下，為什麼美國人不會深夜聚集襲擊警察呢？ 　　立法會泛民政客全體拒絕譴責暴徒，也沒有慰問還襲受傷的警員。當有議員提出應立法禁止蒙面示威，反對派議員的反對理由竟然是口罩可防止傳染病。香港年青一代確是面臨空前的危機，但並不是買不起樓或找不到理想工作，而是患上集體失智和反智症，而病源就是那群別有用心的黑心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