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俗語有所謂：「好戲在後頭」，今日專欄也想談談好戲，不過並不是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朝提及的後佔中，而是台北市長柯文哲。自柯市長上任後，頻頻成為媒體的話題新聞，甚是連國際媒體也關注了這位新市長。從上任這短短些日子便有此成績，相信好戲還會在後頭，畢竟柯市長任期四年長，日子還多著呢！ 　　數柯市長的轟動性舉措，引起國際關注的有把英國政要送的懷錶比作爛銅爛鐵，而最新鮮惹火言論是指被殖民越久便越高級。柯市長以台灣、新加坡、香港和中國為例指出，被殖民地統治時間越長的，文化上越是進步。好一番偉論。 　　殖民地是什麼呢？如果再要說明的話，那就是對普通常識的侮辱。以武力奴役他國，強佔別國資源，此等強盜行為連昔日的殖民地歐美大國也不願多提，但偏有一些人愛回味當奴隸的日子，享受主人賜予的好處。香港那些生於殖民地後期的年青人戀殖，勉強可說是無知兼無腦，但受過高深教育的長者政客亦如是，還可以說些什麼呢？ 　　總之，柯市長的當選是民主政治的良好示範，依靠民眾一時衝動選出來的當政者，良莠不齊，選民也只能自求多福，四年後再抽一次籤吧。

     香港大學學生報鼓吹港獨受到特首梁振英批評後，學生報編輯們奮起反擊，在新一期學生報中繼續推出港獨文章，並且明顯加重挑釁性，其中一篇文章題為《本土革命，誓守族群》，讀完文章的第一段，赫然發現港獨言論本身並不是最可怕的。 　　文章首段是這樣的：「共產黨漠視章法，判死普選。港共政權棄守邊關，助紂為虐。匪賊亂港，指鹿為馬，港人不甘受宰，奮勇起義，釀發雨傘革命，堵塞街頭力爭普選，聲勢浩大，洶湧澎湃。然而革命過後，政治改革了無寸進，一眾義士平白蒙冤，港共爪牙更形囂張，矢志殲滅港人族群。如今風雨飄搖，港人面臨滅族，只有一場徹底的本土抗赤革命，方可自救。」 　　我說港獨言論不可怕，因為還有更可怖的。看官讀罷上述一段文字，是否也打從心底冒起寒意，真的是有點毛骨悚然。想到，堂堂香港大學生，在代表學生水平的學生報上，發表如此精神分裂的文章；其恐怖程度，比在夜雨無人小巷中遇到長髮濕身白衣女子更甚。 　　黃之鋒信口開河，亂七八糟我不怪他，因為始終他也只是一名要公開大學破格錄取才得一席學位的成績低劣中學生；但港大乃全港歷史最悠久，地位最尊貴的高等學府，港大生竟然寫出如斯超離現實的怪異文章，很令人擔心作者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狀況。 　　懇請泛民政客高抬貴手，不論你們抱有何種政治目的？或需要保護哪種利益？請你們勇敢的自己上陣作戰吧，不可再讓這群可憐的青少年為你們衝鋒陷陣。君不見，他們病了，而且病情不輕。請撫著你們的良心自問，作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能見死不救嗎？

　　《易經》有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意思是告誡人們立志必須從高處看，因為往往我們一心想向上等學習，也只能得到中等的成果；向中等學習的，就只能得到等而下之的結局。日前看到香港沙田浸信會呂明才中學邀請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到學校向同學講話，因而遭到家長到校抗議，但校方則堅稱做法沒有不妥。 　　黃之鋒是出名的街頭示威和暴力衝擊活動搞手，在中學時期便出位成名，但學業成績則見不得人，僅得公開大學破格錄取。呂明才在香港屬一級的中學，邀請黃某跟同學講話，其實內容反而次要，邀請本身的含意影響最壞。 　　因為能得到校方准許到校向學生講話的講者，會被同學認為必然是有非凡之處，是可作為學效榜樣的人物。那麼，到底校長期待同學們在黃某身上能學到什麼呢？從公開資料和媒體信息，我們看到的黃某善於紅衛兵式鬥爭，好鼓動學生違法衝擊政府建築和官員，政治演說儘管滔滔不絕，但前言不對後語，誠信屢受質疑。對於這樣一位無品兼有爭議的政治人物，校方難道要借他洗同學的腦，把呂明才同學都變成街頭抗爭先鋒隊嗎？ 　　請問校長：法乎其下，能有什麼好結果。香港中小學校園遭到一群政治校長和教師的長期政治洗腦，其遺害令人擔憂。

　　自《潛伏》後愛上看國內的諜戰劇，主要是因為本來就喜歡懸疑類別的故事，與黨派政見完全沒有關係，亦因為戲劇本來就是虛構藝術，壓根兒就沒有把劇情當真的看待過。相反，由於此類政治題材劇作必經政府的嚴格審查，從這類諜戰劇的演變，反而可以觀察北京對兩岸關係的宣傳導向。由《潛伏》的國共堅決對立，至最近一齣接齣以國共合作抗日的劇集，明顯北京要借電視劇宣傳「兩岸一家親，敵人是日本」的主題。 　　電視劇看多少，更深信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中共地下黨自不然都是有理想又敢犧牲的民族英雄，見慣不怪了。不過，對於劇中的地下黨員有一句經常出現的對白：「為了我們的信仰」或「我有我們的信仰」，聽起來總是感覺怪怪的。心想，什麼是「信仰」？一個極其含糊的詞語，大概是連編劇也不懂如何形容當時的共產黨員精神吧，所以才選用這個可作任意解釋詞語來敷衍了事。再結合目前中國國內貪腐成風，這類歌頌革命時期共產黨的戲劇還「信仰」不離口，不是很諷刺嗎？直至在網上偶然看到了陳修良的故事，才有了另一番的體會。 　　陳修良於 1907 年出生於商人家庭，分別在國內和蘇聯接受高等教育，後來加入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 1946 年下定必死的決心，離開丈夫和女兒，接受任務孤身一人，以闊太太身分到南京潛伏，主持地下黨工作，擔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在她之前已有八名南京地下書記被國民黨殺害。這位外表柔弱，年不到四十的地下書記，成功扭轉南京地下工作的困境，並策反了國民黨的空軍和海軍等部隊將領先後起義轉投中共，並促成南京相對和平地解放。 　　可是，新中國成立後陳修良並不是從地下轉為地面的書記，而是被降級分派到別的工作，後期在長達廿年時間裡更被打成右派，改革開放後才獲得平反。在平反後她沒有怨恨，繼續出任政協職務及編寫地下黨史，以高齡九十一於 1998 年病逝前仍計劃整理黨史。從陳修良的身上，諜戰劇裡「信仰」一詞的不再空洞了。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上周一篇網誌引起多方批評，亦讓筆者回想起在中大的那些年。 　　沈校長在網誌上替大學生抱不平，指因為現今大學生畢業後沒法到好工作，買不起房子，連生兒育女都不敢；校長因而要求社會明白年輕人的憤怒，更責成政府要認真為他們找出路云云。沈作為中大的校長，卻說出如此否定高等教育的話，令人咋舌之餘，更嚴重的是從沈網誌中所描述的大學教育，竟完全是賺取優裕生活的手段。 　　筆者當年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之時，校園推崇的是「認識祖國，關心社會」，並且對在大學生中流行中的四仔主義加以批判。至少在校園政治正確層面，不論是學生領袖或是老師們，都會鄙視「四仔主義」。何謂「四仔」？就是指有些人視讀大學是為了買屋仔、娶老婆仔、買車仔和生ＢＢ仔；其實就是物質主義的通俗形象化描述。卅年後的中大，沈祖堯以校長身分，在中大官方網站，竟然為學生「沒法」完成四仔之路而撰文鞭撻政府。 　　大學一年級那年，沈宣仁老師在課堂上開玩笑說，大學生在校園談戀愛可以，但不該只說情話，要討論一下阿里士多德的哲學。沈教授意思是提醒我們大學生是知識分子，思想和生活都要有更高的追求，不要流俗。沈祖堯校長卻以賺取金錢多寡當作大學生的前途指標，夠實用主義的。不過，如是這般，沈校長便應把中大改為金融投資學院好了。筆者終真的明白了，香港出了這麼有問題的年輕一代，根源還是出在教育他們的成年人身上。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先生近日發表一篇題為《希望社會了解年輕人的憤怒》的網誌，其內容可用四字來概括之：語無倫次。而其中邏輯嚴重混亂程度足以讓人懷疑是槍手急就章之作，若果真出自沈校長之手，只能嘆一句：校門不幸。 　　沈祖堯此篇網誌先概述貧富兩極發展的世界狀況，然後指出香港貧富懸殊如何扼殺了年輕一代的夢想，令挫折失望逐漸轉化成社會怒火。沈呼籲社會要明白年輕這股憤怒。沈說：「擁有大學學位不一定能找到好職位，勤奮工作不一定能成功。雖然我們的年輕人竭盡所能，但美滿生活和燦爛前程卻是渺茫的希望，年輕人的工資大部分用來供樓或交租。」 　　 　　請問校長，抱怨社會不公的年輕人真的已經竭盡所能了嗎？可知街頭運動中衝得最前當領袖的黃之鋒等雙學積極分子，可一天班也沒有上過，他們為社會為自己曾付出過什麼努力呢？未經奮鬥，校長便認同他們前途渺茫之說，是妄自菲薄，抑或是避難就易，無病呻吟呢？可知筆者同齡人的父輩們，勤勞終日也僅能糊的比比皆是，他們又是如何創造出當下香港的繁榮呢？資本主義下的結構性財富分配失衡是嚴重問題，但要抱怨也遠遠未輪到仍生活在蔭庇下的年輕人。 　　沈又說：「面對他們認為的「社會不公」，在香港想擁有自己的屋子、儲蓄、生兒育女，對他們來說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有了新的意義。他們轉而追尋其他目標：平靜而非充滿挑戰的生活；資源平均分配和保護弱勢群體（老人、農民、低技術工人）；關注本地事務而非放眼天下，而最重要的是公平（不論它的意義是甚麼）。」 　　此段話，對不起，真的是狗屁不通。香港社會真的已經到了連生兒育女也遙不可及嗎？我無語了。另，按沈所言，年輕人已經連自己生兒育女都不敢奢望了，又怎會轉而去關心弱勢社群？又港青不放眼天下，何解是社會之過？看到沈以上的論述，筆者也真的憤怒了，也請沈校長明白。

   　奧巴馬總統昨天在每年一度的國情諮文中三次提及中國，兩處是涉及經濟，另一處是關於減排協議。三者中最尖銳的一項是指中國正在制定世界經濟發展最迅速地區（亞洲）的規則（ rules ），這將對美國工人和商業不利，美國不會任由它發生，這些規則應是由美國來制定的。 　　奧總講稿的用詞沒有清楚說明所謂規則具體是指哪些，從其上下文理應是指經濟活動的規範準則；但由於政經難以分家，白宮的所謂規則也可以是涵蓋所有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行為。 　　不過，到底奧巴馬此番話是專指經濟，還是泛指全部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在於由誰來制定亞洲區的國際行為準則？這又涉及兩部份，白宮指中國正在嘗試主導亞洲，而奧巴馬則堅定的認為應由美國擔綱。 　　可是中國真的如此嗎？而為什麼亞洲區事務要由美國主宰，而不是亞洲人自決呢？美國不是一直鼓吹民族自決嗎？奧巴馬此番亞洲事務必須受美國控制的言論，表面上是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實際上是沒有脫離殖民地主的統治思維，也就是說由西方人掌握世界是天經地義的。 　　由此可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論，美國是完全沒有聽進去的，更甚者是美或要跟中國鬥到底，而且不是暗鬥，是明爭。習主席在外訪時多次提出新世界秩序是大國與小國權利均等，這與大美國思維南轅北轍。二零一五年的白宮國情諮文，再次證明中美關係的對立是必然的，除非有一天美國願意不再「主宰」天下，但可惜，這並不是美國文化元素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