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馬航一架飛經烏克蘭東部的航班遭擊落，機上近三百人全部喪命。烏克蘭政府指是東部獨立武裝分子所為；美國官方暫保留最終判斷，前國務卿希拉莉則認同烏克蘭政府的說法。俄國總統普京指基輔政權要為悲劇負上最終責任，因為戰爭是他們發動的。成為最大嫌疑者的東部親俄武裝則否認曾攻擊民航機，反指是烏克蘭政府軍所為。雖然沒有敢出面承認責任的，但事故明顯是一宗戰爭悲劇。 　　馬航客機不避開戰區，也有一定責任，令人想到亂世之中誰能獨善其身。不論是身陷其中，還是間接被波及，同是受害人。但到底誰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不同利益和立場者各有不同的說法。美國升級對俄國的制裁，指責普京支持烏克蘭親俄武裝；而俄國則指美國策動基輔政變，直接導致烏克蘭局勢發展至今天的田地。不論如何，今天的烏克蘭已成一齣悲劇，正如許多有美國介入身影的動蕩地區一樣，偉大而激昂的民主口號，爭取回來的更多時是一片慘亂。 　　應屆香港文憑試的協恩女狀元陳誠妍說，以損害一點兒香港經濟，換回真普選是值得的。這位生於安樂的中學生，尚未踏足社會，更不要說經歷世情，竟大言不慚地說拿香港經濟作政治交易，多麼可怕的幼稚想法。受訓練準備佔中的年青人，搞亂香港於他們來說是光榮的任務。有傳媒送光環，有免費律師，又有充足的物資支援，被捕後即座空調大巴離場，這種豪華裝的「亂」，當然吸引力十足，但他們真的準備好承受社會動盪的後果嗎？

　　在香港一些所謂學者灌輸之下，「國際標準」一詞成為了好些年青學生的順口溜，包括那些考試能力頂級的狀元，一開口就是「國際標準」，彷彿這就是真理的代名詞似的。「國際標準」四字成為佔中青年的口頭禪，充分反映了口號式文化除了予人一種虛幻的充實感，還會令人變得頭腦更簡單。 　　當一些政治人物在香港喊出普選特首要符合「國際標準」之時，人們按理必先要問：何謂「國際標準」？為什麼必須是這款「國際標準」？一般人有一種錯覺，以為凡事加上「國際」二字必然是頂級的。這想法有事實根據嗎？是一種心理情緒感覺？還是客觀的科學原則呢？抑或是長期被奴化的自卑心態呢？ 　　要解答這些問題得先從「國際」二字入手。國際英文是 international ，中文翻譯成國際十分之準確，是指國與國之間的某種有相連關係。國際是指國與國的同時，含義是指多國，並不是兩國 bilateral ，而應是多國之間共通關係。所以，當就某一範疇定下國際標準之時，其本質並不涉及「最高原則」的定義，只不過是涉事的多國所認同的一套標準，因此，它先天便有其適用範圍的局限。例如，雖然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使用公制度量衡，但美國偏堅持老祖宗的英制。 　　那麼為何今天談到國際法或國際ＸＸ之時，總會有一種至高權威的味道呢？那應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逐漸形成的。戰後美國一統西方陣營，與蘇聯集團國冷戰，餘下便是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以強大的經濟基礎為核心力量，美國領導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建，蘇聯被孤立於外，第三世界話語權是零。因此，戰後的所謂國際ＸＸ，幾乎是「西方集團國」的同義詞。美國透過各種國際ＸＸ來試圖主導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的發展，類似中國古代以天朝自居，要求四方各國來朝拜進貢一樣。西方國家因為長期處於領導地位，習慣要求全球其他國家都要跟隨或附屬於其設計的國際ＸＸ裡。 　　踏入廿一世紀，二戰後美歐獨大的格局逐漸被打破，新興國家力量上升，衝擊原來的好些所謂國際準則。因為這些國際ＸＸ是按當年那些參與國的利益而制訂的，既然有了新國家加入圈中，國際ＸＸ的定義便應按新形勢改寫。但美國堅拒改變，並且將之提升為「普世價值」，好永久保持持其優越性。如果我們相信人類生而平等，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際力量，便應有權重塑國際標準，而不應有主從之分。 　　佔中搞手指香港特首選舉必須符合國際ＸＸ，立論出發點是中國沒有制定選舉制度的權利...

　　香港中學文憑試放榜，有十二位考生獲得七科最高成績，社會上習慣稱他們為「狀元」。過去每逢放榜後，媒體均會採訪狀元們，報道他們的學習心得和前途規劃，但今年各媒體爭相報道狀元們對佔中的看法。十二位狀元中十一名都回答了記者的佔中提問，僅英皇書院的麥志鏘拒絕回答，原因是「與放榜無關」。僅憑此回應，麥同學可稱之為狀元中之狀元。要求未成年且沒有投票資格的中學畢業生就高度政治敏感的佔中問題表態，到底有什麼實質價值和意義呢？校園泛政治化的推手是誰呢？ 　　香港社會目前政治狀況並不是向民主邁進，只見日益氾濫的民粹主義。有朋友用凶險來形容今天的香港，原因是觀察到理性思維逐漸被窒息，取而代之是盲目的群體壓力，社會的多元性受壓逼轉向單聲道。從每年任意灌水的所謂遊行人數，至無從認証的「公投」人數，無不是以量替代思考。 　　政治搞手出於不同目的做騷在所難免，香港問題惡化至今天的地步，主要是這批政治搞手不單在政治圈活動，並且長期控制教育界和傳媒。前者為政治運動提供衝鋒隊，後者藉鋪天蓋的單向輿論，黨同伐異，在社會上造成一片白色恐佈。尤甚者，香港一些媒體工作者完全忘卻新聞工作客觀無立場的基本原則，記者編輯親下火線為政黨宣傳，很大程度上扼殺了普羅市民的知情權。 　　以十二狀元談佔中為例，更像是有人試圖利用狀元的口來為政治運動加油添柴。狀元考試成績優異，但並不代表他們的政治見解有任何指標性或指導性意義，問他們對佔中的看法，還不如問在中環工作的環衛工人。再加上不同媒體按自身的需要節錄狀元們的語錄，失真程度成疑。 　　佔中如果真的是那麼理直氣壯，就讓敢擔當有成熟思想的成年人做主力吧，何必要把佔中火撥向中學生。被廣泛引述聲言支持佔中理念的協恩狀元陳詠妍，自言不看新聞，但支持佔中反抗不義法律。一名對新聞時事毫不關心的中學生，用什麼基礎來論斷基本法是不義之法。年青人對事物的認知很容易受潮流文化影響，佔中於今大抵已成為年青群體中的另一度潮流，其基本原理與追韓劇相差不遠。可是，經媒體一輪的報道，狀元又無端成了佔中的宣傳大使。 　　民主的核心元素是理性，不是人氣。

　　在今日香港七一遊行夜的集會上，主持人重重複複在指導計劃留守的學生被捕技巧，不時又激昂地高喊：「大家最緊要保護好學生」。聽到這句話心裡一股寒氣襲來。七一早上從旺角坐地鐵到銅鑼灣，沿途遊人擁擠，市面熱鬧繁榮，直至靠近維園入口，亦是各泛民政團擺攤的位置，才驟然感到濃濃的政治味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端端的香港，怎麼忽然間好像變得「腥風血雨」。 　　不親臨其境，不明白主事者們的心有多狠。透過刻意營造的晚會現場，似乎有人試圖在炒作六四感覺，既賦予學生們英雄感，又煽動緊張和悲情氣氛，為將要發生的拒捕做好鋪墊。但為什麼要選擇學生呢？一句「保護學生」，彷彿把學生捧得高高的，是「群眾」保護的先鋒鬥士。深一層想想，利用學生衝在最前線，主因還是他們好使好用，亦令警方投鼠忌器。 　　成功的群眾運動絕大多數是訴諸情緒，少講理性。因為理性訴求天生少了一股衝動，搞佔中者也心知運動如要成功，便不能強調理性；佔中需要一群衝動有餘不好思考的「勇士」，於是學生便成了佔中的先鋒兼主力。可是，搞手們有否想到經過這番衝擊，若干年後，這些學生再不是學生，他們將如何面對自我？香港青少年一代，在中國數百年來最繁盛的年代，是為了誰在經歷這些虛擬的政治鬥爭呢？是誰讓他們錯失去與民族一起復興的機遇。有朋友為天天叫著「要抗爭」的年青人感到悲哀，擔心他們的前途；但事已至此，能挽回多少並不樂觀，政治就是那麼冷酷無情，真的是無毒不丈夫嗎？

　　小人蛇蜂擁而至，搞得奧巴馬必須親臨火線，到德州與政敵州長對話。總統在德州陳述應對小人蛇策略時說，只要國會不玩弄政治，問題便好解決。奧巴馬指的是他將要求國會緊急撥款，標本兼治地減慢小人蛇犯境。可是言猶在耳，共和黨籍國會議長，以及資深的共和黨參議員，均異口同聲的指小人蛇危機是奧巴馬一手造成的惡果。 　　不論是總統還是議員，美國政客的專業強項就是玩弄政治。奧巴馬搶先呼籲國會放棄黨派成見，並不是因為他個人相信自己的呼籲有什麼作用，這只不過是為可能來自共和黨的攻擊先打預防針。黨派政治已經把美國帶進死胡同，可悲是政治精英們仍樂此不疲。 　　為什麼說黨派政治是死胡同呢？原因並不在於只有兩黨，而是選舉制度。政客透過選舉掌握權力，而選舉的勝敗純以百分比作判。政客只需把握好選舉操作，而不必做成實事。國會目前的支持度僅百分之十三，奧巴馬民望也跌至上任以來最低，僅及四成。奧山馬不必連任，再低的民望於他本人已無意義；至於國會，支持度越低，對參選人可能更有利。因為對政客的失望會導致投票人數下降，於地方選舉而言，低投票率選舉往往更便於操作。百分之十三的支持度於國會議員而言，很可能是好消息。 　　民意對選舉結果從數學上沒有多大關係的，候選人只需決勝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管他到底有多少人來投票。這可以解釋目前美國民眾與政客們日漸疏離的現象。政客不必理會民眾，卻能依舊享受政治權力，是美國當前的政治現實。

　　新一輪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揭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上講話，重申中美兩國需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美國國務卿克里則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訪問，呼籲中國放棄「美國在針對中國」的陰謀論。雙方主要官員的會談還未開始，從習克的發言便曝露了兩國的基本矛盾，而且並不是個別政策上的不同立場，更是彼此國際定位概念上的嚴重分歧。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兩國應「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的選擇，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強加於對方。」另一邊廂，克里對央視記者說，由美國設計的《跨太平洋伙佯關係協議》中國應該加入，「我們歡迎中國和其他國家配合這些準則，提升自己以達到更高的行為標準，這是我們為商者都共同遵守的。」 　　上述兩段講話內容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國主張兩國平等相待，美國以國際最高標準設計者自居，並且認為中國目前仍未達到美國定下的行為準則，要求中國「提升」水平。雖然克里的講話似乎只涉及商業方面，但與美國一直自封為國際唯一領袖思維同出一轍。即美國是標準的制定者，中國有義務跟從；而習近平卻相反指出美國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強加於人；可見兩國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透過這類對話會來解決的。 　　克里指中國以陰謀論看待美國，此說法於不少華人看來十分可笑，因為克里本人的言論正表明美國要中國臣服的意圖。那麼為何克里還會認為中國搞陰謀論呢？原因是克里不認為要求中國接受美國管控有任何問題，他可能是真心的認為美國有權及有資格制定全球劃一的國際行為模式，中國沒有不接受的理由。面對以王者自居的美國，中國堅持走自主獨立道路便形同「背叛」，這才是兩國矛盾的根本所在。

　　中國政府今年高調紀念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七十七周年，客觀原因是日本右翼政府接連的挑釁，妄圖美化其侵略歷史；就算沒有當前的政治因素，中國人也該永誌此段民族血淚史。沒有人應該活在仇恨中，但明白先輩們的經歷，了解民族曾經走過的路，才能更準確地認識自我。 　　以香港為例，有報道指從今年七一遊行各團體的籌款所得數字，激進的本土派領先其他傳統泛民政團。自從保衛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起，香港的所謂「本土」派政團便逐步走到政治舞台的前方。不論是旗幟鮮明的港獨，還是事事標榜「我是香港人」其他團體，從他們的標語和口號，不難發現他們反政府的動力主要是來自一份「香港人的優越感」，而中國大陸的人和事則是這份優越感所歧視的目標。 　　這份脆弱的「港人優越感」其實是建構於對國家民族歷史的無知，無知滋生自大。今年七一遊行的主題口號是反共，實質是反中；一些人強調本土，彷彿香港存在一股足以與中國大陸劃清界線的獨特性。可是，若要談香港本土，不能只講英殖時期的龍獅旗，也要談鴉片戰爭及港原居民武裝抗英。香港不單單是屬於上街叫罵中央政府的青年，也是東江縱隊戰士們的香港。香港的歷史不會輕易便被政黨的新鮮口號所割斷，香港從來都是中國的香港。就算是港英時期，為什麼所有政府部門主管都必須是英國人？正因為倫敦政府明白這片土地是屬於中國的，香港中國人信不過。 　　時下侃侃而談的香港政治少年，之所以如斯無知且自大，皆因特區政府過去十七年忽視國民教育之故。歷史不能忘，而在此之前則必須好好讀讀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