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烏克蘭克里米亞周日舉行獨立公投，八成三選民參與投票，九成六支持脫離烏克蘭轉投俄羅斯。對此，美國與歐盟作出了極其怪異和可笑的所謂制裁行動，就是點名制裁十一名烏克蘭和俄國官員，指他們唆使或推動了獨立公投。奧巴馬總統還親自出鏡宣讀了制裁聲明，見證了政客的臉皮真的比什麼都要厚。 　　美國向別國施以制裁無日無之，在公投前白宮便警告普京將要付出嚴重代價，可萬萬沒想到白宮智囊如此不濟事，竟然想出了向個別人員發出不痛不癢的所謂制裁。暫且不說凍結個人財產和禁發簽證有沒有用，單從白宮只選擇打擊個人便完全暴露其底氣嚴重不足。 　　如果白宮如其所言確實認為克里米亞公投是違法的，那麼便不應制裁十一人，而應是制裁所有投了贊成票的一百多萬選民。因為那張「非法票」是他們投的，法是他們違的。在公投前，白宮不應警告普京，該警告克里米亞人。況且，美國過去也不是沒有試過懲罰別國選民，當年加沙選民選出哈馬斯執政，美國便即時停止了人道物資援助，還放任讓以色列軍在加沙施暴。為何這次奧巴馬不讓克里米亞人也嘗嘗苦頭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對克里米亞完全沒有影響力，人家吃飯穿衣不靠你，也看準美歐或烏克蘭都不敢軍事干預，美國拿克里米亞選民沒法子。 　　克里米亞公投不符合美國利益，奧巴馬卻只能眼巴巴的看著他們去投票，事後也只能拿出一份只有十一人的名單來制裁，全因白宮思維僵化，完全錯判地區局勢以至美俄關係。美國如果繼續容讓沒有國際政治識見和經驗的人當總統，往後更不堪設想。

　　克里米亞明天便舉行公投，美俄大戰亦如箭在弦上。當然，此新世代大戰並不是傳統的熱戰，更不是美蘇冷戰的重演。美俄此戰首要比拚是謀略，其次是錢財，最後才會是武力，並且這機會極微。 　　克里米亞脫烏公投是烏克蘭危機的轉捩點，將令烏克蘭亂局添上更多變數，而亂源則是白宮的魯莽和貪婪。對於可能挑戰其世界超級大國地位的勢力，美國自二戰以來奉行「搜尋與毀滅」模式，只要一旦找到可疑威脅，便會想方設法的除之而後快。而除敵手段於美國而言，不過是其超強的軍事打擊力量。二戰以後美軍參與或發動的戰爭，無不是此主導思維的結果，勇武有餘而謀略不周。 　　奧巴馬沿用此落後的戰略思維，對崛起中的俄羅斯及中國，仍是依法炮製。但因為俄中並不是伊拉克阿富汗，再加上複雜的經濟與國際政治關係，美國不能簡單地「搜尋」便予以「毀滅」，於是便採取圍堵方式，務求將俄中困在自家門內，在不對等的形勢下接受美國的領導。自聯蘇解體後，北約沒有因為冷戰結束而停下來，反而是積極的東擴，一步一步向俄羅斯進逼，還要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烏克蘭如落入北約手中，俄國西路便被封死了。 　　奧巴馬思想以為借支持烏反對派政變，便可以一夜斷普京的左臂。這種低成本突襲看似取得勝利，但俄羅斯不戰而屈烏克蘭兵於克里米亞，同樣高招。接續下來美國只能遙控那班不穩定的烏克蘭反對派政權，俄則是盡得地利與人和。公投後進入短兵相接階段，美方明顯吃虧。更嚴重的後果是經烏克蘭一役，將曝露了美國戰略與國力的缺憾，打擊了白宮在各國反對派中的威信。而中國須從中警惕，美國圍中國之心是不會死的，今日俄國也許是明天的中國，美國在東亞甚至中國國內發難的可能性絕不能過度低估。

　　就加州ＳＣＡ５憲法修正案，華人社區出現了不同的立場。一些華裔組織表態支持平權法，指出華裔社區過去受惠於平權法，不能過橋抽板。另一種意見認為修正案會人為地降低了亞裔學生進入公立大學的機會，直接損害了華裔學生的利益。目前法案仍在爭議階段，雙方都有數據與資料來支持自己的立場。 　　事件還不止兩種不同理念的競爭那麼簡單，州議會的政治與黨派利益，對修正案的最終版本難免會受其影響。就算修正案通過了議會，仍要全民公投，選民有最終的表態權利，更不要說任何一方還可以採取法律手段，再在法庭上分過高下。由此可見，這場入學權利的爭議將會是漫長和複雜的，如果因而導致華裔社區內部的分化，將不利於社區的團結。 　　華人家長向來重視子女教育，自然對ＳＣＡ５格外的關注。不過，種族配額並不是唯一威脅華裔學生前途的因素。近年公立大學大幅擴招，對象卻是外州和外國學生。因為大學缺錢，付全費的非本州學生成為大學的財路。因為連年削減教育經費，造成教學質量下降，本地生與外來生的競爭加劇，這都是不健康的畸形發展。支持大學收生實施平權法者，其背後理念是標榜「公平性」；然而，大學沒有得到足夠撥款，對所有加州學生都不公平。確保加州高等教育經費充足，保證優質教育學額供應，才是根本之道。

　　載著兩百多名旅客和機員的馬航 MH370 號班機在此下筆之時仍然下落不明，對於當事人家屬來說，這是一個多麼難以接受的狀況，一架波音７７７飛機怎麼就能如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呢。多個國家派力海空力量在搜尋 MH370 ，四天過去了，讓人不禁要問，人力還能做些什麼呢？ 　　不過，只要一天沒有航機的確實消息，人們都不應該放棄。為了共同拯救遇事客機，多個國家沒有受到政見的影響，均積極的參與救援。由於機上乘客過半數是中國籍，中國政府派了歷來最強大的海上搜救隊伍前赴可能出事的海域，亦得到越南政府的批准進入其海域。這種多國合作體現了國際合作精神，在南海諸國日漸猜疑的今天，更是值得珍惜。 　　可是，正當大家都在焦慮地關切馬航各種消息之時，網上的假新聞層出不窮，也有人借題發揮，批評中國政府搜救不力云云。不論是出於惡作劇或是趁機撈政治好處，都是極無恥的所為。對於不在前線負責搜救的人們來說，一分關懷與一分祝福，對失聯旅客的家屬都是默默的支持，也許沒有太多的實質作用，但惻隱之心乃人性寶貴的一面；哪些見縫插針，滿腦子借機搞事之人，所暴露的只是人性美善的相反。 　　無論科技如何先進，人力所能及者仍是有限，期望 MH370 全體人員都能吉人天相之時，還望多做人力所能及者，少一點歪念，多一分同情。

　　烏克蘭境內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通過脫烏入俄的議案，並將提交全民公投表決。美國總統奧巴馬指公投違反國際法，與普京傾了一個小時電話，恐嚇要採取進一步制裁手段。歐盟也發表類似的聲明，烏克蘭臨時政府更是態度強硬，聲言不惜一戰以保護領土完整。 　　雖然克里米亞是自治共和國，但乃屬於烏克蘭的一部分，如果克里米亞要獨立，則必先經克里米亞公投，明確有了共識後，仍須得與烏克蘭其他地區人民取得共識。這是理想的民主模式，但從來新國家的誕生絕少不經過戰爭的。更多國家是絕不容易地方分裂，如美國，對於南部的武裝分離主義民兵便採取武力清剿。因此，克里米亞應否獨立的話語權應在全體烏克蘭人手上，美國以至歐盟的介入，沒有正當理據。 　　不但如此，美歐聲稱克里米亞公投違法，更是自打嘴巴般，毫無保留地裸露了自身的虛偽。美國不是一直支持不友好國家的反對派，然後義正詞嚴的要求這些國家准許人民自決嗎？為何偏不支持克里米亞人自選國家命運呢？又假若美國認為克里米亞前途要待基輔議會和新政府決定，那麼這個得到美歐全力支持的所謂新政府又是怎麼樣成立的呢？不就是一場暴力示威後的產物嗎？新政權的出現有經過全體烏克蘭人的投票嗎？為什麼美歐會如此草率地接受這新政權的全民認授性呢？ 　　美國要介入烏克蘭事務，藉控制烏克蘭來打擊俄國，純粹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立場上是無可厚非的，本不必遮遮掩掩；醜陋之處是幼稚的自欺欺人，慣性地以虛空的「民主自由」口號來包裝這些勾當。如果透過暴力示威掌權是民主，那自治共和國議會通過的議案又怎麼不民主了呢？當「民主」成為大國的武器之後，它的意義與一枚道彈已沒有什麼分別了。

　　看到美國國務卿克里在烏克蘭獨立廣場獻花的視頻，筆者心中一個長久以來的疑問似乎得到進一步的解答。何謂民主？克里和總統奧巴馬都高聲疾呼要俄羅斯尊重烏克蘭人民的自由選擇，西方媒體和政客一面倒譴責俄國軍事干預烏克蘭；前者宣傳自由民主，後者動刀動槍，正邪似乎立判。美國再度榮膺世界民主衛士，而俄國則是死性不改的侵略者。 　　美國各大主流媒體儘管在國內政治上有嚴重分歧，但在烏克蘭危機的報道上則是與白宮完全統一口徑。假使美國在烏克蘭事件中真的是民主衛士，許多疑團便難以自圓其說。 　　首先，烏克蘭雖然立國僅廿餘年，但奉行的是西式民主議會政治，議會和總統都是民選的，國家也有憲法。在烏克蘭議會以至全社會就是否加入歐盟出現分歧之時，理應按現成的烏克蘭憲法，由議會和總統共商，倘民眾不認同政客的最終決策，可以在選舉中不再選舉他們不認同的政客。這不就是美國現行的政治模式，也是無數嚮往美式民主的人士所標榜的和平理性民主嗎？ 　　可是，烏克蘭的反對派不等待選舉，直接走上街頭以暴力抗爭方式推翻了經合法選舉出來的現政府，然後匆匆成立一個不經選舉的新政權取而代之。這種借群眾街頭革命更換政權的方式，在中國古代稱之為民變，在現代被美譽為顏色革命。在東歐、中東、泰國都有同樣戲碼上演，香港一些政客也在仿傚。不論政客百般的美化，這種街頭革命本質就是政變。如果這是民主的體現，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民主的時期了。 　　世界民主衛士不捍衛民主政體，反而支持非經合法程序的政變，那還能稱作為民主鬥士嗎？再仔細一看，美國也不是凡街頭革命都支持的，最鮮明的例子便是埃及，在阿拉拍之春曾一度聲明大噪的穆斯林兄弟會，由他們組織的示威運動推翻了美國長期盟友穆巴拉克的獨裁統治；但如今，兄弟會被取締為非法組織，首任民選總統被推翻，與美國友好的軍方領袖將要競選總統了。美國作為世界民主鬥士，竟然默不作聲，死在埃及街頭的示威者遠超過獨立廣場上的近百人，為什麼克里又不前去獻花呢？ 　　大國民主，你在唬弄誰呢？

　　中國昆明三月一日發生導致廿九死一百餘傷的恐怖襲擊事件，受害人均是在火車站內的無辜市民和執勤的保安民警。為數八名的兇　徒穿著統一黑色服裝，在火車站用刀見人就砍，而且都向受害人的致命要害出刀，一刀過後便找下一名攻擊目標，似是企圖製造最大量的傷亡。對於如此令人髮指的暴行，西方媒體的報道方式卻再度令到不少中國人感到失望和受傷害。 　　由於西方媒體過去多次在報道中國國內嚴重恐怖襲擊時都採取了偏向恐怖分子的立場，在昆明三零一事件發生後，中國網民特別關注英文媒體的報道，發現許多報道也一如以往。如中國政府將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多間主流英文媒體則在「恐怖」一詞加上引號，以示對此說法的質疑；報道中不是加入對中國新疆政策的批評，便是將昆明事件與其他社會傷人事件相提並論，淡化事件的恐襲成分。《華盛頓郵報》在周日一篇對昆明事件提出五個問號的報道，更加直接質疑恐襲的說法，引來網民在華郵留言反駁。其後該報對原文作出修改，刪去直接質疑的部份，代以疆獨海外組織對中國政府的批評。 　　中國網民對西方媒體這種中外有別的報道手法已經有相當認識，甚至連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在官方微博上發表對昆明事件的聲明，也受到不少網民留言批評為貓哭老鼠，只因大使館隻字不提這是恐怖主義攻擊。主流英文媒體沒法客觀報道中國是受到一種自以為義的價值觀判斷所影響，將中國妖魔化被視作最安全的「政治正確」。 　　就如撰寫上述《華盛頓郵報》報道的華裔記者，他便在文中指中國政府的司法系統的信譽向來不佳，言下之意是中國政府指事件是恐怖分子所為不一定可信。由於心裡有著中國必須是「壞蛋」的底線，導致無數西方記者扭曲事實來符合他們筆下的中國政府形象。於是，西方報道基本角度是：昆明火車站的恐怖分子是有苦衷的民族主義者，中國政府要為兇手的行為最終負責。直至昨日，美國有線電視網絡仍然特別強調昆明行兇者是「恐怖分子」的說法只是中國官方單方面的宣稱。《時代周報》則發表關於中國新聞檢查的報道，來反駁對西方媒體雙重標準的批評。 　　這種由單一價值觀主導新聞報道的現象，其害不限於出現帶偏見的報道那麼簡單。大眾傳播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公眾的價值觀，對暴力行為的雙重標準，久而久之將扭曲了人們的是非判斷，直接鼓勵了暴力，媒體也淪為政治工具。 　　受到特定價值觀的左右，西方媒體對於國際間的地方衝突往往也有所偏好，選邊站成為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