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看看中國網民如何看薄妻涉謀殺案,投訴仍在進行中,如果還未被刪掉的話。  http://vote.weibo.com/ vid=1625929

　中國總理溫家寶以提防文革復辟，深化改革開放為由罷黜了薄熙來；但極其諷刺地，薄去職後中央採取的系列舉措卻與溫反覆強調的民主政治理念背道而馳。政府宣傳機器一再下達「統一思想」指令，重慶大小官員趕忙公開表忠心、市高層大地震、公安局打黑展覽一夜被拆除、公園也不准集體唱歌；挺薄的網站遭封閉整改，連網民也一度被禁在微博發表評論。一名在 315 後曾發表挺薄言論的重慶網民，得知微薄禁言後，立即刪掉所有關於薄的文字，說怕受政治牽連。到底誰在搞文革？公眾應有更清晰的判斷。 　　畢竟在廿一世紀網絡時代的今天，任由統治者如何渴望能擁有文革年代那種隻手遮天的絕對權威，十三億人的嘴巴可不是那麼容易被「統一」的。相反， 315 事件非但沒有達到「消音」的效果，還喚醒了更多人對當前中國社會及外交問題的深層反思。 　　政府期望民眾相信貶薄及打壓個別言論網站是象徵民主進步，向來慣於批判政府的自由派公知陣營這回卻戲劇性地充當了政府的啦啦隊。不必糾纏什麼政治理論，凡此種種異乎常理狀況，說明了 315 事件絕不單純是薄個人的問題，而是國家發展方向走到了一個三岔口。 　　改革開放卅年發展至今，國內外的多重難題和困境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如何解讀其成因？及將如何解決？社會上和中央內部都存在不同的論說和立場。政見不同本來是沒法可以避免的，也是民主社會必然的現象，並不是什麼洪水猛獸。如果溫家寶真心有誠意的推動政制民主化，不是放風聲見見民運人士，虛偽地讚美搞了十多年還沒搞好村直選，便可自視為民主先鋒。擺在溫面前的本來就是一個多元聲音的社會，幹嘛要去「統一思想」，「親右打左」與「親左打右」在政治道德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 315 事件的深層意義已不在於薄熙來的個人前途，而是中國將何去何從？政府目前窒礙民意，以公權力擠壓政策只能往右走的做法，既不民主，也讓人疑惑背後是否另有原因。 　　 　　薄熙來下野不是因為他個人作風張揚，暫時也沒有說他具體犯了什麼刑法，致命傷應是「重慶模式」。這套以解決社會矛盾和改善民生為本的地方政策，顯然並不是掌握更大公權力者所想要的。為了否定「重慶模式」而要如此大動作，邏輯告訴我們是因為重慶模式成功了。如果薄在重慶搞得一團糟，事實證明他才幹和思想都有問題了，中央動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那麼，溫總到底是在想些什麼呢？　（待續）

　　「文化大革命」是否會如溫家寶所警告的重來呢？文革本質是政府高層領導權力鬥爭，如果中共高層沒有發生激烈權力鬥爭，則文革便不可能出現，那怕就是一個縮水版。反之，因為文革只能由擁有至高公權力的個人發動，如果今天中國政府高層某些人自覺受威脅而動了心要消滅政敵，因而調動文革手段是有可能的。 　　不過，單純以莫須有罪名將政敵「就地正法」，只可以說是獨裁專制，並不是文革。文革的特質是借群眾「殺」政敵，發動者憑藉手上的公權力，煽動群眾鬥爭政敵，從而形成一種壓制任何異見聲音的社會大氣壓。「排斥異己」可能是一般上位者難以完全壓抑的慾念，當有此動機的政客在思維上又未去文革化，便很容易採取自己最熟識的文革招數了。也許會一廂情願地相信在今時今日，仍能靠個人權威指揮百姓接受單一的政治口號，掩飾自私權鬥的真象。 　　 315 事件引起中外極大的震動，並不單純是一位知名度高的政治人物下台了，而是讓世人驚訝粗暴的權力鬥爭竟然如此赤裸裸地曝露了。越來越多歐美學者在研究所謂「中國模式」，好奇為什麼一個不行西式民主的人口大國，竟然能夠成功崛起之際，中國卻似乎在告訴人們它的政治思維仍是十分原始的，並且很文革。　　 　　中國有句俗語：「媳婦熬成婆」。從文革中走過來的一些人，表面上是厭棄文革，轉而擁抱西式的民主思想；但諷刺地，他們爭取實現政見的方式卻極為封建和文革。如胡溫的政治支持者，自由派政治理論大師，鼓吹以普世價值作為中國政治改革所依的辛子陵，在王立軍事件後，薄下台前，就當時的局勢發表評論說：「最根本的是不能軟，不能存息事寧人、討好各方的心思。要拿出中央的身份來，拿出軍委主席的身份來，拿出三軍總司令的威嚴來。先讓犯上作亂者心怯認錯，讓外國政府覺得中國政府是有權威的，靠得住的。」 　　在談到傳聞重慶市長黃奇帆帶警察到成都搶王立軍，辛說：「如果犯了殺頭的罪，那就要借黃奇帆的項上人頭，以鎮天下，而儆效尤。讓亂臣賊子知所畏懼。治亂世要用重典。要把軍委主席胡錦濤的權威樹起來。」 　　作為胡溫政改的推手，言必民主，並奉歐美政制為楷模的自由派，面對政見的和平競爭，並不是先想到民主協商，翻過面來就是威權打壓，還要借人頭鎮天下！請問民主政治裡有「犯上作亂、亂臣賊子」概念的嗎？中國出現不同政治思想的競爭，不就是民主的必然嗎？最荒謬者是，中國如何處理政見分歧，取悅外國政府竟然是其中...

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   转自： http://www.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3302 http://hongkongfirst.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06.html 我们是一群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胜利的 普通共产党员 ，或多或少都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 。重庆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同大多数群众一样 存在着许许多多不解、困惑和问题。 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就重庆事件引发的我们的一些疑惑和不解问题特向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请教。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一中全会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部分主要领导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全党和全国人民一片叫好声。 因为大家知道，西柏坡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后一个党中央所在地。不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最终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战役，而且在这里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告诫全党，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要警惕国内外敌人的糖衣炮弹。并提出著名的 “ 两个务必 ” 思想。 在从西柏坡进北京的路上，毛主席一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的，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党中央领导到西柏坡去，实际上是告诉全党，新的党中央要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思想， 要真正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正是这次西柏坡之行，一下子提高了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 2003 年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和阐发 “ 以人为本 ” 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由此又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掌声。 温家宝总理在 十六大后 的多次讲话中，针对 “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 的片面的 “ 效率公平观 ” ，特别强调 “ 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 ” 。这一思想也受到思想理论界的肯定。 那时候，党中央的威信非常之高 ，希望党中央继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以往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新的三座大山等许多社会问题。 党的十七大又深入阐发了 “ 以人为本 ” 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特别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

　　「文革」的產生是源於政府權力核心的內部權力鬥爭，雖然參與者很多都是平民群眾，但基本上完全是一場由上而下發動和主導的政治恐怖活動。在「文革」中，全國百姓被要求停止個人思考，只向一個人效忠，只能有一種思想、一種立場。那十年，是口號替代了理性的年代；雖然政治口號琅琅上口，但普通人心底裡卻最想遠離政治，因為無原無故飛來的政治罪名，可是會導致家破人亡的。「文革」的結果是公權力無限擴張，並且高度集中至極少數幾個人手上，而大多數百姓為求自保，選擇了沉默；少數堅持保持獨立人格的，都沒法逃過被折磨逼害的苦難。為政者一己的政治權力慾望，壓倒了億萬人的自由意志，這才是文革最可怖的地方。 　　 　　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正式宣告中止文革，轉而提出改革開放。其中，思想開放是過去卅餘年來改革的根本。可是，運動式的文革結束了，文革對整一代人，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都有著深深的影響。由於文革本質是一場政治鬥爭，於沒有涉及政治權力的絕大多數百姓，改革開放帶來的個人經濟改善和生活自由的進步，已足以讓他們走出文革，為自己及下一代重塑中國夢。文革已經不是他們的負擔，還可以成為一種消閒娛樂，到文革色彩的飯館聚舊聊天、唱著紅歌卡拉ｏｋ，走在紅色旅遊線上，花錢穿紅色年代裝束拍照留念。 　　在運動中受傷較深的知識份子、公職人員及其家屬們，相對可能沒有那麼容易走出來。滿腔的怨恨讓他們只能徹底否定文革，甚至否定現政權。倡導西式政制，實施民主政治的自由派中，好些便是這一類「文革人」。不過，他們卻又是最擺脫不了文革思維的一群。 　　紐西蘭時評人文揚一針見血地說道：「文革遠沒有過去，角鬥場的大門隨時可以重新打開。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第一批衝回到文革角鬥場的人，並不一定是懷念文革的所謂左派，反而會是那些多年來一直在痛罵文革、痛罵毛澤東、痛罵中國政府的所謂自由派。道理很簡單，文革其實主要不是政治立場觀點的問題，更多的是病態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展開政治活動的行為方式問題。而這些“文革病”，在這個陣營中保留得極為完整，表現得極為突出。」　　（待續）

　　因為社會大環境及人均素質的轉變，昔日樣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可能在今天的中國重現。不過，這並不等於文革的思維和權力鬥爭方式已在中國社會完全消失。 　　什麼是「文革思維」？簡單說就是為了達到打倒政敵目的，可以憑藉某種被視為至高無尚的權威，不經提證或司法程序，直接宣判政敵罪名（扣帽子）並進行懲處。「文革式」權力鬥爭手法極之簡單，一點都不複雜，不必任何精心設計的陰謀，只要使出獨裁專制權威，點名誰有罪，誰便有罪了。當然，並不是誰都可以純靠扣帽子便可以消滅政敵，關鍵還是權力。沒有實權或權勢不如人的一方，說什麼都不管用。 　　如果以「莫須有」方法清除異己只限於高層權鬥，對百姓的影響可能還是有限度的。可是，毛澤東卻採用了全民運動方式，打擊目標並不限於特定政敵，而是要利用盲目崇拜他的青少年，在全國製造白色甚至血色恐怖，徹底壓制住任何異見，強逼全中國只能有他一人的聲音。對毛個人而言，這是一種十分有效率的政治手段，但對中國社會的遺害極深。全國沒有一個角落可以倖免，誤導人們以為打倒對手不必靠公平競爭，更不必經公正司法程序，只看誰夠勢力，便可以狠狠地杜撰罪名。 　　今天在網絡上的好些所謂政論，都不是理性的辯駁，更多是空洞的罪名一大堆，帽子亂飛，對辯明事理毫無幫助。猶幸這些民間或知識界的爭拗雖然不脫文革式的粗暴手法，但由於都是一班沒有公權力的平民，最嚴重的後果也不過是受語言暴力所傷而已。在網絡世界，誰也別想打敗誰。要達到如文革般將全國聲音都統一到同一調子上，沒有相當公權力是不行的。 　　所以，民間政論團體不論是偏左或是偏右，都沒有發動文革的能力或可能。至於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便要比拚誰的力量大。但就算擁有壓倒性的權力優勢，因為社會開放程度和民智的進步，在上者試圖複製當年壓倒異見的效果幾乎沒有可能，頂多只能製造出類近文革的氣氛。儘管如此，一些在政治思想上沒有與時俱進的政客，仍然以文革思維方式，自以為一言堂時代沒有過去。在不同層級的領導裡，確是普遍存在這種幻覺，妄想借公家宣傳機器，便可以「我說什麼便算什麼」，結果反而是導致官民矛盾日深，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中國要實現有價值的真民主，便先要摒棄文革思維，不靠權勢暴力壓倒對方，而是藉理性爭論，民主表決，依法尋求大眾認可的共識。很可惜， 315 事件所呈現的卻並不如是。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一段極其傷痛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史無前例的一場暴烈政治運動，它的形成有極特殊的歷史和人為因素。倘若文革要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再度爆發，那種基本元素必須同時俱備。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具有最高的軍政實權，以及近乎神格化的個人權威和魅力。軍政大權是毛澤東從革命生涯中累積而來的，至於個人權威和領袖魅力則有幾分玄妙，這並不是某一個人自信心爆滿地說有便有的。除了自身的能力性格外，還必須要有願意臣服的受眾。毛澤東絕對權威的形成，離不開由黨的推動。經過長期的個人崇拜運動，毛主席在全國百姓中的地位獨一無二。就算是非「信徒」們，因為巨大的群眾壓力，也完全沒有表達異見的可能。 　　這種全國性的個人崇拜運動之所以能成功，必須條件是公權力的介入，說洗腦也好，教育也好，總而言之是由上而下令百姓相信毛就是那位不可以替代的最高領袖。此外，當其時對毛的崇拜不純是政府的高壓，不少人也是真心的信服了。有說當時「民智未開」，這說法好像欠缺尊重，但也是客觀事實。經歷了近百年的戰亂，中國社會自清末列強入侵以來便沒有休養生息，好好推動全民教育的機會。國民思想較單純，又嚴重缺乏外間資訊等因素，讓人們普遍更容易接受政府的宣傳教育。 　　以上這些都是文革出現的客觀條件，但也不是說有此兩種因素便自然會發生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出現，是因為毛澤東使用了他的權力與威望，挑起群眾暴力鬥爭，強制全中國只能服從他一人的政治主張，消滅所有反對或質疑聲音，最終維護了其絕對領導地位。 　　所以，如果有人說有文革復辟的危機，則必須要問今天的中國有另一個如毛澤東的人物嗎？經過改革開放洗禮的十三億中國人，會如六七十年代一樣盲從威權人物，或者也會如以往一般沉默不敢作聲嗎？答案十分明顯，這兩種元素都不存在了。所以，有形的文革不可能出現，就算是經常公開嚴辭指責所謂「極左派思想」的自由派理論大師辛子陵，也不止一次的說沒可能複製文革。但有形的文革搞不成，不等於「文革式」的思維和作風一去不返，也許是因為文革海嘯般的震撼力，中國好些人仍然未完成去「文革化」過程，思想和行為模式有濃濃的文革味。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