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在重慶看過一場《唱讀講傳》晚會，節目內容之一是中英文朗誦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的著名演講詞──《我有一個夢》。筆者也有一個夢，一個光明正大而智慧的中國政府。 　　政府和其領導人唯一的責任是為人民服務，讓人民過上好生活，而不是爭奪國際光環。鄧小平之所以偉大，是在全沒有客觀條件下提出改革開放，敢於摸著石頭過河，因為他有清晰的目標──中國人要過上好生活。這三十年來中國能如此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是鬆開了對人民思想以至行為的束縛，調動了每一個人的能量和積極性。 　　文革時代要求統一思想，不惜以武力和各種懲罰逼使所有人服從單一的政治任務。改革開放才是真正的百花齊放，思想多元，包容的社會才有生機和活力。本以為今天的中國已十分包容了，因為在網上滿眼都是昔日會被認為只能出自漢奸口中的言論。整天自殘詆毀自己的民族的這些人，不少還能吃著公家飯，都是什麼教授公知之類。真的沒法想像到， 315 那一天，竟有此大動作搞統一思想路線，忽然間令人想起「整肅」時代又來了。都說中國必須要向更民主方向發展，民主不包括包容嗎？別讓中國退步，因為中國傷不起。 　　西方國家害怕中國強大，這本無可厚非，因為透過競爭會威脅他們的既得利益。在中國的強大似乎沒法阻擋時，西方便退而求其次，希望中國跟著他們的指令走，永遠做其光鮮的老二或老三。 　　卅年的改革開放急促發展，在一些中國領導人還未能充份準備之前，中國已經被推到國際舞台的前端。炫目的鎂光燈，喝采與叫罵聲混雜，中國該如何與對手同台應接呢？是跟著跑龍套，還是爭取做主角？是按著人家的程式演，還是使出本色？是替人家當和音，還是唱出自己的旋律？ 　　去年曾寫過一篇文章談中國的話語權問題，其中主要觀點是必須要堅持中國模式，因為沒有中國模式便沒有話語權。千萬別以為做些什麼可以討好誰，或一廂情願地以為改喊別的口號，便可以得到所謂「國際認同」，便以為自己是跟著什麼世界潮流走。這種不負責任的隨波逐流，只會導引十三億中國人走入迷霧。

新浪微博上一首懷念薄熙來的詩歌： 作者 @中原逐鹿人 ： 巴渝百姓尽伤怀，唯愿苍天佑英才； 纵使用人真不察，瑕不掩玉放光彩。 唱读讲传扬正气，打黑除恶荡尘埃； 缩差共富建小康，经适公租筑大爱。 五个重庆深亦远，民生十条慷而慨； 三进三同人心暖，共分蛋糕民称快。 拳拳丹心受排挤，耿耿忠心遭忌猜； 熙来薄己厚重庆，国家为何薄熙来。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兩會閉幕的總理記者會上責成重慶市委領導要就王立軍事件反省，翌日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被免職了。薄熙來下馬除了顯示中央要他為王立軍事件負責外，更有輿論解讀為這是中央否定了薄在重慶多年來的政績，也否定了「重慶模式」。若此說法屬實，則與溫刻意標榜自己為「政治改革者」的形象極不符合。 　　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說中國若不作出政治改革，便有可能出現二次文革，藉以表明政治改革的急切性。溫家寶以二次「文革」來警告必須政改，指控相當嚴重，內容卻含混。既沒有界定何謂政治改革或該如何改？也沒有進一步說為什麼在今天的社會大環境還有文革復活的可能？提醒人們莫 重蹈文革覆轍可能是用心良苦，但倘若沒有具體內容，則難免有扣帽子之嫌。 　　事實上，「政治體制改革」於中國至今仍是一個極抽象名詞，可以任由聽者自行解讀和定義，但至少可以理解為政府需朝更民主方向發展。溫總在記者會上回答半島電視台記者提問說，民主是不可以阻擋的。政府行政架構的改動複雜，沒有理由指望任期只剩下數個月的溫總來執行，但既然是崇尚民主和經常強調依法執政，則在處理薄熙來事件上為何沒有基本的透明度。 　　溫總在記者會上還說王立軍事件仍在調查中，那麼在仍沒有結論或未經司法定罪之前，便確定薄要負責任，其中原因為何？所依是那一套程序？是人治還是法治？也許最終調查結果也將顯示薄要負責，但在沒有結論前便先執行處分，是傳統的中國家長制文化，與民主沾不上邊。 　　在沒有實質的政改方案之前，中國官員的任免當然必須按目前規制辦事。不過，若是真的有心推動政府走向民主和公開透明化，在官員的任免上便應具體向民眾交代原因，那怕只是一個官腔式的原因。嘴巴才剛說過要民主，為何就不能展示一點民主風範？ 　　

看了溫總的記者會內容，溫總看來頗情緒化，流露出個人的一些感觸，也影響了他對一些關鍵提問的回答水平。就記招上的一些問題，我甚至不太認同他的觀點意見。而以總理身分主持記者答問會，似乎不應於大部份時間內有過多的私人情緒！以我看來，這是他任總理以來最差勁的一次中外記者會。   中國需要政治體制改革 ， 但這不應等於是照搬西方僵化制度的潛台詞。完全不能認同溫總「不改革便成文革」這說法。這說法脫離現實 ，甚至有 愚民和恐嚇之嫌。中國政治改革不成 ， 會出現社會動盪 ，......這不難理解；可是，卻難以明白因何「不改革便成文革」，當中的關聯如何扣起來？此外， 什麼是文革？ 今天還有文革形成的元素嗎？   反而溫家寶此言更像是文革式的扣帽子鬥爭手法。 溫一方面以政治改革者自居，日前在記者會上，還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可是，兩會閉幕後翌日，卻以不透明的程序處理了薄熙來，這不是很諷刺嗎？既然聲稱主張政治體制改革，理應是支持政務公開、更民主和更公平才對。為何對於一個直轄市的領導人之免職，連一個理由也不公布，就算是一個不真實的理由也比沒有交代強。溫日前指重慶市委要為王立軍事件反省，但到底什麼是王立軍事件？此事如何定性？如薄要負責，是哪方面的責任？在王事件仍未清楚說明時，就先免了薄職，是否有違溫聲稱要推動的民主改革呢？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名句，而最先從中富起來的一群人中，包括了不少香港人。可以說，香港人是中國後文革時期新政的直接受益者。不過，這並沒有令九七回歸變得更容易，反而在好些港人心中形成障礙。 　　作為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對外窗口，香港佔盡了地利與人和。相對於內地，這種因經濟地位懸殊而得來的優越感，讓一些香港人養成了瞧不起內地人和社會的習慣。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小商人在內地成為了大企業家，普通遊客彷彿也成了大豪客。可是，與此同時，香港人卻面對回歸問題，自認為是更富裕和進步的香港人，忽然間要接受中國政府的管治，就算是有一國兩制的保證，部份港人對於「一國」仍是十分抗拒。這類港人心理上需要一種有別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因此，即將喪失殖民地公民身分對他們而言，是難以接受的無奈，從而心生怨恨。 　　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心理狀態。一方面香港享受在內地的「尊貴」地位，也不放過搭上改革開放的順風車的機會，卻又沒法接受自己與內地人同成為中國公民的事實。爭取居英權失敗，讓不願接受回歸的港人出現了身分認同問題。沒有了英國護照，退而求其次便是強化「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以「本土化」為名從新塑造一種身分認同。這就是為什麼象徵英國殖民地統治的皇后碼頭不許拆，天星碼頭也要保留，包括殖民地時期監獄的一大堆所謂古跡保育個案紛紛湧現。而「六四事件」便成為拒絕中國的最佳理據，讓這部份港人彷彿可以站在至高無尚的道德高地俯視中國，「不做中國人」變得何其合理，甚至有幾分神聖。每年悼念六四也因此總是情緒的宣洩，少有理性的史料分析或多角度評論。因為，於部分參加者而言，他們不需要六四的真相，所求的只是一種認同和慰藉，一種繼續抗拒認同中國的道德理據。 （待續）

　　香港人在中英談判前後徬徨焦慮，前景的不明朗轉化為一種心理排斥和失落感。不想變是最自然的反應，回歸變得多少是一種無可奈，而六四事件的發生更強化了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這種排斥和無奈感直接導致了移民潮，直至九七回歸，在政治上持觀望態度的港人應仍佔多數，比熱切歡迎回歸的要多。所以，如果不直面從殖民地回歸這一關鍵過程，是沒法正確和全面理解港人對內地的心理轉變。 　　雖然在政治上排斥中國政府，但八十年代除了中英談判外，還有一種因素在影響著香港人對內地的態度，把中港兩地拉得更近。提出以「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問題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同時也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復出執政的鄧小平和中共元老葉劍英均明白中國必須改革，用鄧小平的話說：「中國再不能窮下去了」。「改革開放」是方向，但具體如何讓中國經濟發展起來，鄧葉選擇以靠近香港的深圳作為試點，廣邀請香港商人出謀獻策和直接投資。 　　自此，港人和內地的關係，從民間親屬的往來，增多了發展迅速的商業元素。最初到內地投資的大老闆不是很多，反而是在香港基礎不是太好的小商人更願意去闖一闖。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開始在內地當上老闆或港資企業的高管，香港經驗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內地獨領風騷，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以至影視娛樂，如潮水般衝擊著內地。 　　香港就是先進的代名詞，就是時尚的指標。過去香港人只為內地的親友提供一點生活物資的幫忙，改革開放後港式文化便成為一股澎湃的潮流，受著內地的民眾的崇拜，香港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成就感。過去兩地百姓患難與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取而代之是一種尊卑之別。　（代續）

　　一名駐紮在阿富汗坎大哈省的美軍周日清晨潛離軍營，跑到附近一村莊對睡夢中的平民進行大屠殺，十六名平民遇害，其中九名是兒童。繼焚燒可蘭經事件後又發生如此嚴重的暴行，白宮的道歉恐難足以平息當地民憤。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初步反應顯得頗為克制，使用了一般罪案的措詞（ shooting 槍擊）來報道本質上屬大屠殺的事件，評論多把焦點放在仍在討價還價階段的美阿兩國合協議，猜測事件對美國繼續留駐阿富汗的可能影響，美國則已表明任何事件都不會阻礙美阿的「合作」。 　　北約發言人稱此次事件為是個別軍人行為，也有報道引述未經實證消息指行凶的美軍有情緒和精神問題。戰場的特殊環境足以導致正常人精神崩潰，開槍殺人者當然應接受審訊，但追究戰爭罪行斷不能止於此。 　　美國於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後揮軍入侵阿富汗，當時的理由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拒絕交出被指為九一一元凶的拉登及庇護恐怖分子。塔利班政權雖然瞬即被摧毀，但美軍一直留駐阿富汗至今，歷經布殊和奧巴馬兩任三屆總統，是美軍歷來維時最長的軍事行動。布殊當年部署三萬餘美軍在阿富汗，聲稱主要目的是尋找拉登及追剿基地組織殘餘勢力。美國是九一一的受害國，打著反恐名義也算是出師有名。可是，在布殊八年任內，國際恐佈活動並沒有受到實質的遏止，基地組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依然猖獗。美軍在別人的國土上暴力反恐的功效成疑，由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新政府也越來越難向國民解釋，為何接受美軍在國境內不受約束的軍事行動。 　　於二零零九年剛上任便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調整了阿富汗戰略，認為美軍過去在阿富汗的兵力不足，是導致拉登在逃和塔利班死灰復燃的主因。於是，奧巴馬大幅增加駐阿美軍，由布殊年代的三萬五千名，激增至超過十萬名。擴大軍事行動的直接結果是美軍和阿平民傷亡數字急升。布殊八年於阿富汗陣亡的美軍共一千零四十九人，奧巴馬上任後的三年內，總計陣亡美軍便有一千七百九十八人。 　　為了追殺拉登，美國人似乎對於這位和平獎總統動武有極大的容忍。年前拉登在巴基斯坦遭美軍槍殺，更令奧巴馬民望飈升，增兵阿富汗也被評為成功的策略。可是，別忘記拉登未被誅滅之前，奧巴馬已經作出從阿富汗撤軍的承諾，並且開始與班利塔武裝分子談判，彷彿拉登與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沒有必然關係似的。 　　按白宮公布的撤軍計劃，奧巴馬說在二零一四年前美軍將結束在阿富汗的「戰鬥任務」，改為「支援任務」。一萬名美軍於去年底已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