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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二十年彷彿一晃便過去了,曾為之激動,為之流淚,憤然責問一個政府怎麼可以殺害作為國家未來主人的青年學生。廿年過後,目睹那些自稱為中國良心的政客一再消費六四,盡用各種煽情手段,以感情代替理性,把客觀重新檢視八九民運者全打壓為「沒良心」,內心同樣的難過。想不到過了廿年,人們還只能情緒化地回望六四,沒法認真地汲取歷史教訓。   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用這標準來量度逃離境外的學運領袖以及中國政府,會得出一個怎麼樣的結果呢?廿年過去了,對於六四,煽情的口號和運動已經不能再滿足理性的究問。當有人高舉「薪火相傳」的口號標語時,便得問到底要傳些什麼給我們的下一代?所謂追究六四真相,不應只停留在死傷人數和名單,還應該問八九學運到底是一場有什麼內容的運動?學生提出過什麼治國或救國方略?其中的領導人物當時提出過什麼有可行和可操作的主張?經時間驗證後他們又是一批甚麼樣的人物?他們代表著那些價值觀?別拿「民主自由」這個空洞的四字詞作護身符,這只是動聽而沒實質的口號。   都說「四二六社論」激化了學運,將學生逼上與政府強硬對峙的局面。但請問,如果學生只為社論對他們的指責而不惜以生命對抗,這是為了更偉大的國家前途大計,還是意氣之爭?是誰把局面搞僵至流血收場?是散漫迷失只知死守廣場的學生?是對學生運動進退失據的趙紫陽政府?是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鄧小平?是學生的英雄主義?是領導人的獨裁思想?是為學運提供支援的海外組織?抑或是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柴玲說過知道對抗下去的結果是要流血的,但卻又肯定唯有流血才能喚起群眾。這種不惜流別人的血來成就「革命」功業的思想,又是那一派的民主政治的理念?   如果八九民運是關懷國家發展,它推動社會進步了嗎?如果是,它遺留下來的精神是什麼?除了可以團結反共力量外,「六四」符號還有什麼價值?與五四運動相比,兩者有何分別?為什麼今天的六四紀念活動總帶著一股濃濃的仇恨,而絲亳感受不到對國家的關愛?那些要年青人接「六四」捧的政客,你們要年青人向八九學運領導學習些什麼呢?他們交下了什麼棒子讓後人去接?   是時候追問「六四」的真相了,必須理性地對真實材料予以整理和分析,不是抽象化的情緒控訴。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請問:「六四事件」發生了,以廿年後今日的中國現狀,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注意,不是單指經濟發展),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和評價「六四事件」在中國當代...

公投之後

公投之後   修補加州預算的五項投案在上月特別選舉中全被選民否決,州政府預算因而額外增加了二百四十億元的赤字。州長必須在六月十五前平衡預算,結果是殘弱長者失去家居護理、低收入家庭失去了健康保險、加大系統提出調升學費四分之一,以及各縣市政府的州撥款被大幅刪減。簡而言之,州及地方的政府服務少了,公共服務收費提高了。選民在五月份投票時,是否都明白到會有今天的後果呢?   現任加州州長阿諾本是一名電影明星,當年能成功罷免州長戴維斯取而代之,關鍵在於州府的赤字。戴維斯州長在連任後一年,加州即出現了龐大的赤字。戴維斯提出削減多項公共開支,包括教育撥款。民情和政敵都把赤字怪罪在戴維斯身上,指責他過度樂觀開支,導致州府財政拮据。全沒有公共事務經驗的阿諾之所以能在罷免選舉中勝出,其中一個理由是選民相信自資經營房地產開發生意的阿諾,比戴維斯更有企業理財觀念,能解救加州的預算危機。   六年多時間過去了,阿諾也即將完成第二任的任期;不過,加州的預算比他上任時更惡劣,赤字比戴維斯時更厲害。勞民傷財地選了新州長,州政府的預算運作並沒有根本性的改革,仍是如落後農村一樣,一切都是聽天由命。那得怪誰呢?是阿諾沒有想出改革政府財務的方案嗎?這倒也不是,只是這些要通過公投的財務改革,都被選民否決了。   到底是誰比較聰明?選民不滿舊州長理財方式,於是換了一位據說更有生意頭腦的新州長。可是,赤字因多種原因不斷擴大,選民充滿厭倦和不滿,對阿諾州長的解決方案完全失去信心。而有意於一年後競選下屆州長的候選人,近日都猛烈批評阿諾理財無方,自稱有能力扭轉乾坤。於是,滿肚怨氣的選民又可在眾多候選人中,挑選他們認為最可以消滅財赤的新州長。這也許就是民主選舉的人民力量吧。

廟小神大--從安徽鎮官虐打民眾談起

廟小神大--從安徽鎮官虐打民眾談起   努力推廣工農業建設成就的安徽肥西縣小廟鎮,在官方網頁上自稱為「合肥市的明星鎮」。此言果真不差,今天人口不到八萬人的小廟鎮確是聞名中外,可惜揚名原因是鎮政府官員打人,被保安閉路電視拍下後經媒體及互聯網流播。   暴力毆打一男一女服務生的幾名鎮官職位都不算高,卻神氣十足。小鎮官因服務員拒絕把餐館贈券兌換為現金,便把男服務生拖出停車場毆打,女服務員出面阻止也慘被猛踢,即時受傷倒地。錄影片段所見,行兇者有七八名之多,其中一人更手持菜刀。肆無忌憚的公開行兇,其惡行引發中國網民聲討,各大報章和新聞網站都有相當尖銳的評論。中國地方官員如土皇帝的新聞接連出現,顯然這並非偶發。   以史為鑑,酷吏貪官猛於虎,再小的地方芝麻官任意欺壓百姓,最終都會促成民變。古語有謂「山高皇帝遠」,地方官吏恃職權當土皇帝,自古以來都是中國官場的惡習。今日中國的劣質官場文化、尤其是地方層次的「下樑」,已「歪」到路人皆知的地步。公務員打人是令人震驚的,但更值得驚訝的是評論小廟鎮官打人事件的網民或媒體文章大多批得很「透(徹)」、很「到(位)」,那種對惡行毫不陌生的「熟識程度」,足見問題已相當普遍,絕非新生事物。   中國中央級領導層的表現,近年在國際間頗得好評。退下來了的吳儀、錢其琛等,都令人懷念。可是,與此同時,中國中、下層官場卻問題叢生:瀆職濫權、貪污無能、欺壓百姓、公費大吃大喝、相互包庇、黨政不分等卻閱之叫人沮喪。而且,官越細,其行徑越荒唐。中國公務員系統的癌細胞不只是那些登上報章頭版的受刑大貪官,而是數量龐大、經常可以全身而退的基層庸官。他們官職不必很大,卻擁有足夠的權力空間橫行無忌,享受無窮非法利益。說到底,主因是整個龐大的公務員制度欠缺成文的管理規章,既欠缺問責機制,大概即使是有為的地方政府也欠缺執法的勇氣。沒有法、以及有法不依、不依也沒部門敢嚴執等因素,在互相糾纏及惡性循環。   縣、鎮、鄉或區的基層公務員,位處政府服務的最前線,他們的工作質量和作風,對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力遠超過中央領導人。   談起中國的地方官員,往往都是怨氣一大堆。不久前,廣東省某市某區的小領導為太太辦生日宴,席間飲的洋酒卻過萬元人民幣,而更令人咋舌是席後不必主家私人買單!誰付的鈔﹖天曉得。這種大吃大喝,不純是好客或公務友誼,不經不覺間已成為官員們的特權「福利」。地方的大官小官享盡「福...

傳媒監督

傳媒監督   中國的新聞自由經常成為西方人權組織關注的議題,眾所周知,中國傳播媒體受到官方的嚴厲監管,但與此同時,中央領導人卻常常提到傳媒監督力量,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究是如何呢?大概就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安徽省合肥市上周發生了鎮官虐打餐館服務員事件,大陸電子和平面媒體作出大量報道,打人過程被餐館保安電視拍下,錄影片段在新聞節目和互聯網上熱播。廣泛報道的結果是引來排山倒海式的評論,地方政府於是採取了迅速的公開處理,據報道,鎮委書記已經因下屬打人事件而被停職。另外,女服務生刺死企圖性侵她的官員案件,在傳媒的緊逼報道下,官方對女疑犯作出了被指為回應民意的處理。   另早前在陽光衛視的一個訪談節目上,訪問了一名大陸學者談論五四運動,學者大膽發言指不能什麼都說:「中國特式」,並反對「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說法。其發言與中央領導人堅持的「中國特式社會主義」明顯是對著幹,但仍然能夠順利的在大氣中傳播。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傳媒上的言論自由並不如西方批評那麼狹窄,但當然也不是完全的放鬆。如何利用傳媒對政府作出有效的監督,但同時又不會對政府造成過大的衝擊,其中的平衡點,便是傳媒工作者和政府都在摸索中的底線。   政治體制是文化的一部份,沒有可能不配合國情的。在中國的肯德基快餐,早餐提供的是油條和粥,不就是配合中國國情的具體表現嗎?中國的新聞媒體應該享有新聞自由,在處於逐步開放的過程中,希望能繼續穩步向前不走回頭路。   

南京的六秒

南京的六秒       在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第一個展廳,燈光略為昏暗、氣氛極為深沉,偌大的空間沒有什麼擺設,一面牆上投放著遇難南京同胞的照片和名字,每隔六秒鐘,一張相片和名字便會放大在正中間,有如靈堂般的格局。館方選擇以展示名字和相片的方式作為第一展廳,明顯是要參觀者不要把大屠殺當作一個統計數字,而是思想到遇害的都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人的價值是最崇高的,世界上沒有那一種罪行比虐殺生靈更邪惡。   為什麼是每隔六秒鐘便打出一張遇害者照片呢?因為據統計,日軍在佔領南京的首六個星期,共殘殺了卅萬南京軍民,即每六秒鐘便殺一人。在主展館的最後部份,有一個水滴器,也是每六秒鐘便發出一聲有強大迴音的水滴聲,與照片靈堂相呼應。   從紀念館的設計和內容,體現了中國人面對此殘酷戰爭史實的正確態度,既不忘記也不濫訴之於種族仇恨。從豐富的展覽內容中,觀眾可以對戰爭的不同層面有不同的體會或總結,館方並沒有刻意宣揚某一種思想傾向,這就是中國人所謂的大度。   在參觀完大屠殺紀念館後,想起香港政客消費四川大地震死難者,發表文章質問中國政府為何不為地震死難者建碑刻名。這些只著眼於個人政治利益的小政客,打著為死難者討公道的名義,把自己無限提升到道德高位,「可恥」二字不足以形容此等人士的行徑。   在過往的百年裡,中華民族經歷了多少場的災難,其中遇害的同胞要以千萬計。撫平傷口、討回國際公道、照料劫後餘生、重建未來生活等等,一個積弱百年的小國,要一步一步的自我完成這災後自救的過程,中間又經過多少的錯誤和曲拆。不要以為大聲疾呼為地震死難者建碑便是所謂「正義的人性」,請撫心自問,這是為個人政治名聲,抑或為災民的實利而為之呢?坐在安樂椅上指三道四,戴幾頂道德高帽何其不費吹灰之力。以批評代替幹實事,似乎已成為政客的正職。

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   電影《南京!南京!》正在全中國上映,截至前日為止,票房已超過一點六億元人民幣,超出了導演和監製的預期。製作方最初擔心以大屠殺慘劇作為題材的電影,會令觀眾卻步,而事實上亦是如此。筆者不久前在中國,就聽到幾名年青人在談論電影,其中便有說怕《南京!南京!》太血腥而不敢入場。但事實證明願意重溫歷史教訓的人還是佔多數的。   關於南京大屠的紀錄片不少,但完整以故事片的手法拍攝,《南京!南京!》還應該算是第一部。雖然南京大屠的史料頗多,但要拍攝成一部既能客觀反映史實,又不過於煽情的電影,難度相當之高。時下不少抗日題材電影,都是以民族主義出發,故事幾乎清一色的標榜抗日軍民的英勇,以及恥笑日本軍人的愚蠢無能。這類讓中國人看了開懷的抗日戰爭片,並不會讓觀眾能對抗日戰爭有什麼新的認識和反省。《南京!南京!》能成功的超越了一般抗日片的框框,還原史實的同時,又能從多角度,包括日本人的角度,反思戰爭帶給人們的衝擊。   南片之成功是在於寫實。部份畫面確是很血腥的,但絕不是賣弄悲情或恐怖,而是恰如其份的描寫了南京居民的遭遇。在人物描方面,有英勇頑抗的守軍,也是臨陣集體逃亡的國軍;有冷血的皇軍,也有抵受不住殺戮場面而自殺的日本軍;有捨身救同胞的難民營女職員,也有為保家人而權當漢奸的丈夫。這並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中間路線,而是忠於現實人性。   真誠的面對歷史,必須要有相當的胸襟,才能較公正地總結歷史教訓。倘添加了預設的政見或立場,只不過是在重新編撰史實,談不上有什麼總結。《南京!南京!》是不懂歷史的年青一代必須看的電影,可以省卻許多閱讀現代史料的困難。對於已熟悉該段事故的觀眾,將能激起更深和更廣的思考。

民意鬥民主

民意鬥民主   法律定義的婚姻應否包括同性戀者的爭議,在加州經過九年來的爭拗,不但沒法達成更接近的共識,正反兩陣營的鬥爭反而越演越烈。經歷兩次的全民公投,以及多重法庭的反覆判決,至今仍原地踏步。去年六月,州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昨日同一個法院卻又裁定禁止同性婚姻的公民提案具合法性,等同批准禁止同性婚姻。   同一個議題,經過層層法院審理和公投,卻始終成拉鋸戰,其間最有啟發性的思考,不是同性婚姻的利弊,而是我們的民主政制到底能解決多少問題?民主又是否等於民意?   民主政制是以一人一票表決方式,選出公職人員和表決重大議題。理論上是全民參與,因而被視為最公平的政治體制,也被奉為至高無尚的「普世價值」。可是,這種選舉方式在解決實質問題上的效能又是如何呢?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就某一議題表決後,輸方便應要接受,按勝方的方案執行。但現實上如美國的民主政制,輸方可以不認輸,可以再發起公投,或循訴訟推翻公投結果。所以,選舉結果雖然是民意的表達,但卻不一定能如民意所示的落實執行。經公投後被法庭推翻的提案不計其數。每一次選舉,都是一場奇怪的民意與民主爭戰。   因此,民主選舉結果只是反映一天的民意,很難具有決定性的約束力,能否落實選舉結果,不是依靠民主精神,而是看對手的競選實力,包括財力和組織力。如敗方有足夠的動力和財力,隨時可以重開戰線。所以,借公投來解決分歧,其實只是一場人力與財力的拉扯,鬥的競選力量和政治策略,而所謂民主只是一種形式,並不包括內容。   於公職人員的選舉亦然,被形容為美國開國以來最糟糕的總統布殊,是經過兩度大選而在任八年的。至今表現大受好評的總統奧巴馬,也是經過同樣的選舉就任的。一人一票制,與當選者是庸才或是天才,完全沒有直接關係。   有了選舉權,卻不保證能解決問題,那麼我們便得要反思,選舉是為了什麼?最基本是保障了每一位合法選民的參與權,但千萬別指望這一票能發揮現實生活的作用,這將由另一組與選舉不太相干的因素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