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那些年，中學生的路線圖十分明確，就是考好中學會考，報讀大學預科。會試是全港中學生一度沉重的關卡，畢業班中只有約三成同學能考上預科；成為預科生，才有資格考大學入學試。有了預科學位也一點沒有安全感，因為在八十年代，在港英政府的嚴格控制下，香港兩所大學的學位僅能滿足全港2%適齡青年的需求。

那些年，學生就如打木人巷般，由小學升中至大學入學試，層層的考試磨鍊成的很多時不是鬥志，而是服從。服從制度的安排，任你如何有主見，也得跟著制度走，學校和老師都在逼著你走。制度對學生的要求不是創意，而是服從，沒本事依書直考，拿不到多科Ａ級成績就別想「出人頭地」了，想也別想跟制度鬥氣。

那些年，高高興興的在大學享受著，心裡滿懷感激。感激制度給我的優越感，感激自己衝過重重公開考試，終於可以安享好日子了。在那些年，有了大學學位便等同有了飯碗保證，當老師的志願已基本達成，問題只是選去哪一間中學任教。

那些年，當中學老師真好。港英政府對老師特別愛護，每年加薪兩次，又有退休金，再唸一張教育文憑，工資還可以再跳升幾級。那年才剛剛廿三歲，從每月幾百元生活費的普通學生，忽然月入數千元，並且年年穩定按時加薪，假期又多得不知如何打發。除了感謝政府外，別漏了感謝教協，全無專業教學資歷的我，即時便可以加入教育人員專業協會，享受數不盡的購物和消費優惠。

那些年，沒課時坐在教員室裡，多次想到港英政府為什麼對我這麼好呢？我們雖然都是大學畢業生，但沒經過教學培訓，憑什麼呢？兩年多過後，已經月入過萬元，這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現時香港很多大學生畢業也拿不到這數目，更不要說通貨膨脹了。有一天，我想明白了，港英政府要讓我們打從心裡感恩戴德，於是不會對政府有怨氣；快樂安逸教師，自然不會教育反政府的學生吧。想通了，我只不過是制度模造出來的一根螺絲釘而已。

那些年，不知怎的，在九七回歸前，香港教育制度突變。港英政府不再堅持大學學位精英化，政府資助大學由兩所全面增至七間，並且繼續把其餘專上院校升格至可頒發學位的專科大學。大學生群體忽然急劇擴充，有教無類精神是好事情，但大學生水平下降，就業環境變差也是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於是，在大學生滿街情況下，畢業後前景欠理想的怨言也與大學生畢業人數同比例上升。

那些年，突變的還有中學教育。教師抱怨新校本制度大量增加他們的工作，中國語文科翻天覆地的改革，不用讀經典範文，改為自由學習，教師無所適從。與此同時，冒出一個沒有規範教學內容的「通識課程」，以訓練學生思考為名，鼓勵中學生批評時政。這個沒有固定範籌，沒有基礎知識要求，以批判政府為得分目標的課程，竟然被列作會考科目之一；中國歷史反而不再是必修課。回歸後，教師壓力大，心情煩燥；學生不懂中國歷史與經典，批評時政卻流利非常。

如今，佔中以中學和大學生為骨幹，並不是偶然的，是經過回歸前後二十年培植的結果。這些佔中學生，一夜間成了香港街道的「話事人」，欄截警車，搜察救護車，那個地鐵出口能開放，全都由他們說了算。人大委員會副秘書長李飛勸告香港青年人莫把青春斷送在街頭，但於佔中青少年而言，街頭顯然正是他們青春激情散發的「好」地方。

英治時期全力培養出服從和感恩的年青一代，回歸後則鼓吹批評時政，民主口號朗朗上口的「民主鬥士」。香港變得民主了吧。在網上看到一段很傷感的文字，「如果他們就是香港的未來，我寧願明天不要來臨……」說這些煽情話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明天已經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