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先生近日發表一篇題為《希望社會了解年輕人的憤怒》的網誌，其內容可用四字來概括之：語無倫次。而其中邏輯嚴重混亂程度足以讓人懷疑是槍手急就章之作，若果真出自沈校長之手，只能嘆一句：校門不幸。 　　沈祖堯此篇網誌先概述貧富兩極發展的世界狀況，然後指出香港貧富懸殊如何扼殺了年輕一代的夢想，令挫折失望逐漸轉化成社會怒火。沈呼籲社會要明白年輕這股憤怒。沈說：「擁有大學學位不一定能找到好職位，勤奮工作不一定能成功。雖然我們的年輕人竭盡所能，但美滿生活和燦爛前程卻是渺茫的希望，年輕人的工資大部分用來供樓或交租。」 　　 　　請問校長，抱怨社會不公的年輕人真的已經竭盡所能了嗎？可知街頭運動中衝得最前當領袖的黃之鋒等雙學積極分子，可一天班也沒有上過，他們為社會為自己曾付出過什麼努力呢？未經奮鬥，校長便認同他們前途渺茫之說，是妄自菲薄，抑或是避難就易，無病呻吟呢？可知筆者同齡人的父輩們，勤勞終日也僅能糊的比比皆是，他們又是如何創造出當下香港的繁榮呢？資本主義下的結構性財富分配失衡是嚴重問題，但要抱怨也遠遠未輪到仍生活在蔭庇下的年輕人。 　　沈又說：「面對他們認為的「社會不公」，在香港想擁有自己的屋子、儲蓄、生兒育女，對他們來說似乎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有了新的意義。他們轉而追尋其他目標：平靜而非充滿挑戰的生活；資源平均分配和保護弱勢群體（老人、農民、低技術工人）；關注本地事務而非放眼天下，而最重要的是公平（不論它的意義是甚麼）。」 　　此段話，對不起，真的是狗屁不通。香港社會真的已經到了連生兒育女也遙不可及嗎？我無語了。另，按沈所言，年輕人已經連自己生兒育女都不敢奢望了，又怎會轉而去關心弱勢社群？又港青不放眼天下，何解是社會之過？看到沈以上的論述，筆者也真的憤怒了，也請沈校長明白。

   　奧巴馬總統昨天在每年一度的國情諮文中三次提及中國，兩處是涉及經濟，另一處是關於減排協議。三者中最尖銳的一項是指中國正在制定世界經濟發展最迅速地區（亞洲）的規則（ rules ），這將對美國工人和商業不利，美國不會任由它發生，這些規則應是由美國來制定的。 　　奧總講稿的用詞沒有清楚說明所謂規則具體是指哪些，從其上下文理應是指經濟活動的規範準則；但由於政經難以分家，白宮的所謂規則也可以是涵蓋所有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行為。 　　不過，到底奧巴馬此番話是專指經濟，還是泛指全部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在於由誰來制定亞洲區的國際行為準則？這又涉及兩部份，白宮指中國正在嘗試主導亞洲，而奧巴馬則堅定的認為應由美國擔綱。 　　可是中國真的如此嗎？而為什麼亞洲區事務要由美國主宰，而不是亞洲人自決呢？美國不是一直鼓吹民族自決嗎？奧巴馬此番亞洲事務必須受美國控制的言論，表面上是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實際上是沒有脫離殖民地主的統治思維，也就是說由西方人掌握世界是天經地義的。 　　由此可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論，美國是完全沒有聽進去的，更甚者是美或要跟中國鬥到底，而且不是暗鬥，是明爭。習主席在外訪時多次提出新世界秩序是大國與小國權利均等，這與大美國思維南轅北轍。二零一五年的白宮國情諮文，再次證明中美關係的對立是必然的，除非有一天美國願意不再「主宰」天下，但可惜，這並不是美國文化元素的一部份。

　　可能是記者的職業病，也可能是說話者聲浪太高，在飯店裡聽到隔桌的食客在批評香港政府近日推廣的港生到內地交流計劃。其中一名男食客說：「又不見他（可能是指特首梁振英）把自己仔女送去大陸交流，反而都到外國留學去了。現在就強逼中學生去交流，只不過是想從小灌輸……」 　　按此食客的意思，香港學生與內地學生是交流不得的，彷彿政府支助兩地交流活動是在毒害青少年似的。兩地交流為什麼會變為洪水猛獸？港生到內地真的那麼可怕嗎？當國際政治和經濟重心已轉至中國之時，一些人卻竟然反對港生實地了解國內情況，這就是所謂的「反赤化」嗎？還是在培養井底之蛙呢？　　 　　從外表看，這位食客也是一把年紀了，絕不是佔中青年，但其思維卻與佔中一代頗為類似。早前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批評港大學生報鼓吹港獨，被泛民反批為搞白色恐怖。回歸後，香港確是出現了一股要斷絕國家連繫的力量，內裡可能各有因由，厭惡中國卻是他們的共通點。 　　聽罷食客此番言論，筆者感慨良多。月來接連看了多齣中國抗日劇，有的是「神劇」，有的水準極高，總的印象是感恩自己生於和平年代；但原來任何年代都會有自身的危機。古聖賢智慧，真的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未曾活在歐美日列強槍口下的一些中國人，開始閒不住了，又心思思要當一回殖民地奴才了。

   　全球四十名國家元首和政治領袖日前雲集巴黎遊行反恐，從媒體報道的圖片所見，法國總統和多位國家元首手扣手遊行，以示團結一致。獨美國總統奧巴馬缺席捱批；白宮連忙道歉，說總統本是樂意出席的。筆者看到這則消息之初，也十分奇怪奧巴馬為什麼沒有現身反恐，因為如果他老人家親自出馬，在法國總統身旁肯定會是他。至於事後道歉，等同承認錯誤，為何白宮幕僚會失敗如斯呢？ 　　過了不久，答案找到了。全球領袖帶領百萬人大遊行反恐是多麼令人震撼的罕有場面，奧總怎能錯過的呢？原來白宮也是事出有因的。從當地電視台高空拍攝的畫面看到，原來元首們並沒有真正的與百萬民眾同行，而是在一條清空了場，前後有大批軍警封鎖的街頭齊齊拍照做騷。估計白宮幕僚事前得到的信息是要拍一張團體照，沒有想到照片會與其後巴黎街頭的大遊行連結一起。堂堂自由世界領袖，自然不屑專程到法國去拍一張團體照，一心就讓小的自己去辦吧。 　　所以，奧巴馬若參加了合照騷，格調便低了。只是萬萬沒想到，公眾這麼熱烈擁護這張精心擺拍的公關照片。於是，奧巴馬不去是正確的，事後白宮道歉也是真心的，因為平白錯失了一個全球關注的瞬間，能不後悔嗎。 　　對於平頭百姓的我們，從此事也可以反思，打擊恐怖分子，一張領導們的團體照真的那麼重要嗎？這群人可是連與群眾一起遊行的膽量也沒有，我們需要如此重視他們嗎？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香港法律年度開啟禮上致辭時說，過分強調民眾守法是極權社會的特徵，又話官員強調依法辦事，是誤導公眾。石永泰這番政治言論十足反映了香港當前的法治危機根源是來自司法系統人員本身。 　　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年，期間一直採用英國的司法模式，九七年回歸後亦沿用至今。不分國家和民族，法治本身就是社會穩定的根基，也是個人民權保障的依據。不過，基於民族歷史和國情，各國的法律都有所不同。美國實行聯邦制，各州的州法也有出入。一九九七年香港以殖民地身分回歸，只做到主權回歸，由於司法系統沿用英制，並準許英籍及其他英聯邦國籍法官留任，香港至今作未做到司法回歸。亦即是說，香港的管治權在司法系統上留了一塊大缺口，容許外力干預的寬裕空間。 　　司法權本身是國家公權力的象徵，很可悲香港的所謂司法年度開啟儀式，乃前殖民地遺制，司法人員衣飾亦如是，連儀式使用的語言也是英語。期間，大律師公會主席竟然振振有詞地批評政府官員過度強調守法，石大律師指過度強調守法是極權社會的特徵。請問石大律師，何謂「法」？如守法有過度，即有些法便可以不一定要依了。如有法可不依，又在哪些情況下可不依？標準誰定？如守法標準可以因情況而改變，那還是法嗎？這種歪理在香港最高級別司法人員雲集的聚會上發表，其實反映了如石大律師之流的司法系統人員，已慣性拿政治因素來解釋法律，這是極度危險及不應容忍的，因它動搖了法治的基本精神。 　　一日香港的司法系統內如果不去除殖民地思想殘餘，不徹底改變司法人員對國家的否定和妖魔化，香港便沒法真正的回歸。

　　屋崙新任市長史哈夫履新首日即前往警察局聽取警員的意見，並且坐警車一起出巡，此舉被認為比她的前任關麗珍聰明得多了。有媒體評論員翻舊帳，指關麗珍上任首日也是到警局會見警隊高層，但並不是去聽取意見，而是要求配合其新政策，並且批評警察工會沒有支持她競選。結果，關在任內多次更換警察局長，警察部門陷入嚴重危機，市長辦公室與警察隊伍的關係也持續緊張。 　　屋崙治安在全國大城市中不算特別好，警隊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市長雖然是最高行政首長，但市長個人不能直接將治安好轉，畢竟現在已非西部開發時期，市長可以帶槍充當執法者。史哈夫向警隊擺出友好姿態，有利於日後改善治安工作。難道有資深地方政治經驗的關麗珍市長當年就不明白這道理嗎？ 　　當然不是，有謂是兩人各自不同的政治出身經歷不同，導致施政手段的分別。關麗珍是草根社會運動策劃者，上街示威是其手本，因而累積了對警隊的不信任，甚至敵視態度。而史哈夫則是州長布朗的前立法助理，是體制內打拚上位的，慣於從政府政策入手思考問題。一個來自街頭，一個來自政府辦公廳，對如何履行市長職務自然會有不同的想法。 　　時下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認為搞街頭運動的，比在體制內工作的要高尚，以及更能解決問題。現實卻一再證明，上街叫口號容易，辦好一件民生工程卻絕不是兩三句口號便能成事的。辦實事的思考方式，與以煽動群眾為主的街頭抗爭不可能在同一軌道上，為政者若只會一味追求街頭領袖的光環，最終只會落得一事無成。

　　相信已經是一個持續多年的現象了，中國幾乎天天在打鬼子。不是在釣魚台或東海，而是在電視螢光幕上。以抗日戰爭為主題或時代背景的中國電視劇集歷久不衰，也惹來好些議論。有的說天天吃山珍海錯也會厭倦，何況都是同一時代背景的劇集呢。也有說有些抗日劇也拍得太神了，劇中主角個個武功蓋世，用槍的百發百中，自己則在槍林彈雨毫髮未傷；那些不用槍的更神，不論是飛腿或是暗器，一律是一擊即中，而且一中必倒。嘲笑抗日「神」劇的人說，如果中國人當年真的如此威武，小日本也致侵佔了大半個中國吧。 　　如果純是基於商業考量，相信抗日劇的數量不一定如今天那麼充沛，製作受到某種政治因素影響，不言而喻。那麼，在當日社會普遍越來越富裕安穩，到日本旅遊人數年年月月在上升之時，抗日題材是否不合時宜呢？ 　　這讓我想到小時候，主要是於七十年代，香港電視台充斥著大量的日本劇集和卡通片，有時裝有古裝，題材不一，但勵志精神卻是共通的主線。當年筆者年紀尚小，但從這些日本劇中能清楚感受到，也許說是被間接洗腦，對日本人印象十分正面，他們勤勞奮鬥，愛好和平，更是地球的保衛者。其中在《柔道龍虎榜》裡久不久會出現一些支那來的間諜，他們鬼鬼祟祟地在暗角刺探日本的情報。直至中學高年級時，在一間小戲院裡看了一齣名字叫做《慘痛的戰爭》抗日紀錄片，才徹底洗清了先前的錯誤認知。 　　中華民族的復興不能只在物質上，民族精神和文化更需要健全。在劇集《二炮手》中有一句台詞，一名日本軍官說，要徹底消滅一個民族，必須要令到他們以自己的文化為恥。以這句台詞審視當下，能不警愓嗎？　雖然不必將劇集當作真實歷史，抗日劇對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新一代中國人是很好的教育。這功夫必須由國內堅持，香港雖然影視發展比國內成熟，但同類製作極少，甚至連電視新聞報道，也竟然是日本新聞比國內新聞有時還要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