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在香港法律年度開啟禮上致辭時說，過分強調民眾守法是極權社會的特徵，又話官員強調依法辦事，是誤導公眾。石永泰這番政治言論十足反映了香港當前的法治危機根源是來自司法系統人員本身。 　　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年，期間一直採用英國的司法模式，九七年回歸後亦沿用至今。不分國家和民族，法治本身就是社會穩定的根基，也是個人民權保障的依據。不過，基於民族歷史和國情，各國的法律都有所不同。美國實行聯邦制，各州的州法也有出入。一九九七年香港以殖民地身分回歸，只做到主權回歸，由於司法系統沿用英制，並準許英籍及其他英聯邦國籍法官留任，香港至今作未做到司法回歸。亦即是說，香港的管治權在司法系統上留了一塊大缺口，容許外力干預的寬裕空間。 　　司法權本身是國家公權力的象徵，很可悲香港的所謂司法年度開啟儀式，乃前殖民地遺制，司法人員衣飾亦如是，連儀式使用的語言也是英語。期間，大律師公會主席竟然振振有詞地批評政府官員過度強調守法，石大律師指過度強調守法是極權社會的特徵。請問石大律師，何謂「法」？如守法有過度，即有些法便可以不一定要依了。如有法可不依，又在哪些情況下可不依？標準誰定？如守法標準可以因情況而改變，那還是法嗎？這種歪理在香港最高級別司法人員雲集的聚會上發表，其實反映了如石大律師之流的司法系統人員，已慣性拿政治因素來解釋法律，這是極度危險及不應容忍的，因它動搖了法治的基本精神。 　　一日香港的司法系統內如果不去除殖民地思想殘餘，不徹底改變司法人員對國家的否定和妖魔化，香港便沒法真正的回歸。

　　屋崙新任市長史哈夫履新首日即前往警察局聽取警員的意見，並且坐警車一起出巡，此舉被認為比她的前任關麗珍聰明得多了。有媒體評論員翻舊帳，指關麗珍上任首日也是到警局會見警隊高層，但並不是去聽取意見，而是要求配合其新政策，並且批評警察工會沒有支持她競選。結果，關在任內多次更換警察局長，警察部門陷入嚴重危機，市長辦公室與警察隊伍的關係也持續緊張。 　　屋崙治安在全國大城市中不算特別好，警隊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市長雖然是最高行政首長，但市長個人不能直接將治安好轉，畢竟現在已非西部開發時期，市長可以帶槍充當執法者。史哈夫向警隊擺出友好姿態，有利於日後改善治安工作。難道有資深地方政治經驗的關麗珍市長當年就不明白這道理嗎？ 　　當然不是，有謂是兩人各自不同的政治出身經歷不同，導致施政手段的分別。關麗珍是草根社會運動策劃者，上街示威是其手本，因而累積了對警隊的不信任，甚至敵視態度。而史哈夫則是州長布朗的前立法助理，是體制內打拚上位的，慣於從政府政策入手思考問題。一個來自街頭，一個來自政府辦公廳，對如何履行市長職務自然會有不同的想法。 　　時下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認為搞街頭運動的，比在體制內工作的要高尚，以及更能解決問題。現實卻一再證明，上街叫口號容易，辦好一件民生工程卻絕不是兩三句口號便能成事的。辦實事的思考方式，與以煽動群眾為主的街頭抗爭不可能在同一軌道上，為政者若只會一味追求街頭領袖的光環，最終只會落得一事無成。

　　相信已經是一個持續多年的現象了，中國幾乎天天在打鬼子。不是在釣魚台或東海，而是在電視螢光幕上。以抗日戰爭為主題或時代背景的中國電視劇集歷久不衰，也惹來好些議論。有的說天天吃山珍海錯也會厭倦，何況都是同一時代背景的劇集呢。也有說有些抗日劇也拍得太神了，劇中主角個個武功蓋世，用槍的百發百中，自己則在槍林彈雨毫髮未傷；那些不用槍的更神，不論是飛腿或是暗器，一律是一擊即中，而且一中必倒。嘲笑抗日「神」劇的人說，如果中國人當年真的如此威武，小日本也致侵佔了大半個中國吧。 　　如果純是基於商業考量，相信抗日劇的數量不一定如今天那麼充沛，製作受到某種政治因素影響，不言而喻。那麼，在當日社會普遍越來越富裕安穩，到日本旅遊人數年年月月在上升之時，抗日題材是否不合時宜呢？ 　　這讓我想到小時候，主要是於七十年代，香港電視台充斥著大量的日本劇集和卡通片，有時裝有古裝，題材不一，但勵志精神卻是共通的主線。當年筆者年紀尚小，但從這些日本劇中能清楚感受到，也許說是被間接洗腦，對日本人印象十分正面，他們勤勞奮鬥，愛好和平，更是地球的保衛者。其中在《柔道龍虎榜》裡久不久會出現一些支那來的間諜，他們鬼鬼祟祟地在暗角刺探日本的情報。直至中學高年級時，在一間小戲院裡看了一齣名字叫做《慘痛的戰爭》抗日紀錄片，才徹底洗清了先前的錯誤認知。 　　中華民族的復興不能只在物質上，民族精神和文化更需要健全。在劇集《二炮手》中有一句台詞，一名日本軍官說，要徹底消滅一個民族，必須要令到他們以自己的文化為恥。以這句台詞審視當下，能不警愓嗎？　雖然不必將劇集當作真實歷史，抗日劇對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新一代中國人是很好的教育。這功夫必須由國內堅持，香港雖然影視發展比國內成熟，但同類製作極少，甚至連電視新聞報道，也竟然是日本新聞比國內新聞有時還要多些。

　　２０１４年快要過去了，回顧這一年真，這世界真的不怎太平，甚至到了年終這幾天，還要來一宗奪去百多人性命的悲慘空難。面對新的一年，人們最常提及的新年願望是「世界和平」，但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這只不過是一句空洞的套話。國與國之間的爭鬥，有的是源於民族世仇，傷口深得沒法癒合。另一些出於大國的貪婪，總愛將自己的利益建築在他國的動盪和貧窮之上。 　　在眾多的新聞事件中，有線電視新聞網上一則古巴街道採訪讓我感觸良多。總統奧巴馬在去夏威夷度假打高球前，宣佈與古巴恢復正常關係。此消息一出，美國媒體紛紛到古巴街頭採訪當地民眾反應，ＣＮＮ一則報道全是古巴人為與美國即將復交而歡呼。有古巴說很高興下一代有救了，可以改善生活，更可以有到美國學習的機會。這些民眾反應也許並不能代表全面，卻反映了在被美國這強鄰經濟封鎖幾十年的一部份古巴人，被生活壓逼得多扭曲。 　　古巴街頭走動的古董級汽車，見證了這個因為不願意聽話於美國的國家所遭受的報復後果。美國記者以皇恩大赦的口吻報道美古關係邁向正常化，於現實角度，古巴經濟封鎖鬆綁，於百姓而言當然有利，但這絕不是恩典。 　　斷人衣食究是什麼正義所為？因政見不合便要他國整整幾代國民過著貧困日子，難道就是大國的普世價值觀嗎？結束以強凌弱後，強國還要以救世者自居，而弱國民眾就如獲甘霖般歡呼，這是我們願意子子孫孫生活的世界嗎？在此謹期待來年，不論大國或小國，發達或發展中國家，都能相對地平等些，那怕只是一小步。

　　美國紐約雙警遇刺案其中一名被殺警員拉莫斯廿七日舉殯， 全國逾兩萬名警員出席喪禮。另在聖誕前夕， 同案被殺華裔警員劉文健的家人到了案發現場獻花拜祭， 白頭人送黑頭人的哀慟情景，與節日應有的祥和形成極大反差。 連月來反對警察濫用暴力的示威在全國蔓延， 繼而發生讓人震驚的雙警被謀殺案，使到年終最重要的節日變了味。 　　謀殺劉文健及其拍檔拉莫斯的兇手， 在臉書聲稱殺警是為了替兩名被捕時死於警察手上的非裔報仇。 這種極端的暴力行為雖然受到包括非裔民權領袖在內的譴責， 但紐約市長呼籲在警員舉殯前暫停反警示威， 卻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示威依然， 在個別地區更引發新一輪的警民衝突和破壞公共財物情況。 　　美國非裔社區長期指責司法制度不公，不論在警員執法之時， 或在法庭審訊上，均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兩名身上沒有武器的非裔死於警員手上，涉案警員又沒有被起訴， 非裔社區的怒火一發不可收拾。不過，街頭示威，甚至以暴易暴， 又是否真的能改變司法系統歧視非裔的問題呢？ 個案實情與歷史性長期歧視又是否必然有關係呢？ 　　突發事件引發群眾情緒可以理解， 但完善具體公共制度則絕不是情緒發洩便能成事的。 弗格森和紐約事件後的示威活動，大多是民眾透過社交網站組織， 不像過去的大型民權或社會運動，有主導性團體在組織。 互聯網時代的遊擊示威，隨機隨意成份大大增加。 這些組織鬆散的示威活動表達了參與者的情緒， 但同時具體訴求卻相對模糊及欠細節，而且往往是易發難收， 這次反警暴力全國示威便是典型例子。 其最初目的應是糾正司法系統中可能歧視非裔的問題；可是， 沒有明確引導方向的示威最終演變為反警浪潮， 除了發生紐約殺警案外，全國各地的警察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加州屋崙市一個紀念四名擒賊殉職警員的紀念碑遭到塗鴉破壞， 當地警察局不敢公開譴責，僅以簡單儀式低調重新立碑， 免刺激反警示威者的情緒。此外，在一些反警示威頻密的城市， 警員們持續長時間加班，身心疲憊，亦造成地方財政壓力。 　　英語有一句諺語：「潑洗澡污水時，不要把嬰兒也一起倒了」。 當執法警員自身成為被抗議的對象，甚至是暴力攻擊目標之時， 已超出個別警察可能濫用武問題，更是動搖了整個社會法治根本。 人們應該反思，示威的初衷是要完善法治， 倘若示威本身成為了治安事件，豈不是適得其反嗎？ 　　非裔社區感到...

　　紐約兩名警員在執勤時被殺，非裔兇手表明是要為兩名早前死於警員手下的同胞報仇。這種以暴易暴和冤冤相報的結果逼得人們一時都要冷靜下來，本來公開支持向警隊問責的紐約市長，被指有份煽動近月來的示威，間接導致殺警慘劇。市長於是呼籲民眾在兩警出殯之前，暫停所有抗議警察暴力的示威。可是，昨夜紐約街頭示威人群再度出現了。 　　群眾就針對政府某些政策或行動舉行集會遊行，本質是一種集體表態行為。而這些集體行為有純是發洩情感或表態；有的抱有政治目的，期望示威行動形成對政府一定的政治壓力，逼使政府作出某種政治讓退，或者依據示威者的期望開展政策。 　　故此，純是情感宣洩的示威，要做到適可而止。美國各地天天不知有多少示威，三藩市更是示威之都，但絕少會出現暴力後果。就算是懷有具體政治訴求的示威，絕大部份都是有組織的專業示威，政府官員和政客其實早已累積了相當免疫力，示威活動不一定能改變他們的立場。 　　在出現如紐約市槍殺兩警的極端事件後，人們必須反思群眾示威到底對社會能帶來什麼正面轉變？怎麼樣的示威才是有益於社會的呢？ 　　據分析指出，連月來抗議警察暴力的示威許多是網上臨時組織，有別於過去的大型示威都是由團體發動的操作模式。這些零散不受團體管理的示威，沒有具體政策的推動作為配合，只能算是一種發洩式的示威，能達致實質結果的機會微乎其微。當年馬丁路德金在發動示威之餘，其實也密切與總統詹森討論訂立民權法的細則。 　　當下社會有一種流行講法，認為上街表達訴求是神聖的權利，某程度上是對的，但卻不是最有意義的行為，有時甚至會造成反效果，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因為受到恐襲威脅，索尼電影公司取消公映一齣內容涉及刺殺朝鮮領袖的電影，奧巴馬總統公開指責索尼向恐怖分子低頭，而在做決定前也沒有知會白宮。總統言下之意是如果索尼跟他商量，便不至於要抽起電影這麼難堪了。 　　電影公司擔心戲院成為恐襲目標，總統指這是向惡勢力屈服；但若站在索尼的角度，不上映的決定也反映了對政府反恐缺乏信心。奧巴馬講的是大原則，而且是站得高高地宣講；至於電影公司則要面對社會現實。因為假若真的在播放該電影的任何一間戲院發生暴力襲擊，所有責任，不論是道德上的或是經濟上的，都是由電影公司負的。也可以說，總統是站在說話不腰痛。 　　說朝鮮會派特工襲擊美國戲院彷彿是電影橋段，也許不是很多人相信。但美國是一個槍支氾濫的暴力社會，連上映正義蝙蝠俠電影的戲院也會出現殺人狂魔，誰能擔保沒有瘋狂殺手想借機揚名立萬呢？ 　　不向恐怖分子屈服是政府的原則，但不代表平民百姓就不能想方法自保。奧巴馬實在不應指責索尼。也許奧巴馬認為美國電影向來就是無所顧忌的嘲諷任何國家，荷里活本來就是宣揚大美國，醜化敵對國家的宣傳機器，一齣刺殺朝鮮領袖的電影再沒有平常不過的了。可是，倘若索尼冒重大經濟損失的情況下也要停止上映，是否也反映了某種現實狀況呢？奧巴馬與其怪責索尼，不如好好反思他「領導」下的地球出現了什麼變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