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古語有云：「教不嚴，師之惰」，如果香港的中學或大學學生有什麼素質不堪的問題，教師的責任不可推諉。香港近年的政治運動不少是由教師發起，並且積極培訓學生為街頭運動的先鋒。教師作為個人有其政治權利，也有自由參與個人喜好的政治活動；但以教師身分將政治帶入課堂（如協恩校長推廣佔中），或是鼓勵學生參與政治鬥爭活動，便有虧師德了。 　　只可惜，香港一些教師、校長、講師、教授等等，頻頻捨棄專業操守，將學校當作為政黨的宣傳基地，這種風氣的蔓延，甚至造成白色怖恐，令一些教育工作者怯於可能的政治壓力，曲迎政治學生的無理要求。 　　自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政改框架後，香港有學生組統發動大學和中學罷課。個別學生基於自己的政治訴求而決定罷課，純屬個人行為，但既然選擇罷課，便應準備好承擔罷課的後果。至於學校，不論是中學或大學，課該怎麼上便怎麼上，沒有任何正當理由需要為罷課學生而搞一校兩制。因為一旦校方為罷課學生提供所謂的支援，便等同學校鼓勵罷課，參與了罷課。這是最簡單不過的常識常理。可是，兩間華仁書院的校長，偏有表示會為罷課學生補課；而中文大學校長據稱也要支援罷課學生，這是可等荒謬之事。 　　上課是學生的權利也是義務，對於學生曠課向有校規管制，校長只需依法辦事。校長支援罷課學生是極壞的教育示範，是在告訴學生犯事不必受責，不必承擔後果，還可以得到優待。如此是非不分，能培養出怎麼樣的學生呢！

　　文憑試成績平平，僅得公開大學錄取的香港知名政治運動小將，還未正式升讀大學，便組織大學和中學串連罷課。另一名大學聯合學生會的負責人則說香港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有必要發動各大學聯合大罷課。這兩名年青人讓我聯想起台北太陽花學運領袖在警察鎮壓後哭著說什麼「血流成河」，而事實只是有個別學生在與清場警員推撞間掛了彩，離所謂「血流成河」遠著呢。由是觀之，今天這些被媒體和政客吹捧到街頭政治最前線的年青人，彷彿都活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雖然他們的行為對社會構成實實在在影響，但其行為的理據和邏輯思維卻又是如此的虛幻。 　　上述政治青年人的表現並不是什麼特例，更準確是年青人普遍特質。我們都經歷過年青階段，激情有餘，智慧和知識卻跟不上。於是很容易全情投入某某運動或某某主義或信仰；敢於激動，但往往經不起時間和理性的考驗。香港反對派的佔中運動目前看來勢頭不怎麼樣，反而學生發起的罷課可能力量更大，這也是為何佔中發起人和泛民一直為這些政治少年提供舞台之故。 　　人大常委會周日便會落實香港特首普選規定，屆時反對派必然有所行動，對社會影響會有多大難以預料。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說中國對香港可能出現的狀況已經有充份的心理準備，言下之意是不論反對派有多大動靜，中央都已有應對備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更說，中央將以「懷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處理佔中。就如鄧小平當年說的，要來的風波總會來，這是國內和國外政治環境的使然。祝願香港平平安安！

　　中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就香港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的細則作出規定，中央的立場超明確，人大常委會員官重申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泛民主派的佔中和罷課聲浪逐步升高，建制派跟隨中央的態度也變得比以前更硬朗。無論最終香港立法會是否通過一七年普選，香港特別行區的選舉制度都是舉世無雙的，但關鍵不是如傳媒所說的「真與假」普選之分，而是外籍人士竟然可以選舉中國地方政府官員。 　　泛民主派及其媒體好用「真與假普選」的說法，這無非是搶佔道德高地的宣傳技倆。「真與假」是一套很簡單的概念，易懂但難明。什麼才算是真，是否我說自己是真的，對方就必定是假的呢？普選就是一人一票，美國總統選舉是真普選嗎？如果按泛民所說必須要有公民提名候選人才是真貨，那美國總統只能算是不折不扣的山寨貨了吧。因為美國可以一人一票，但對於誰是候選人，並沒有公民提名這選項。 　　所以，真假之爭根本沒有意義，只要看看香港議會和特首的選舉制度，便不能否認它是全世界最不可思議，最開放的政治選舉。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地方議會和行政首長均是中國政治體制的一部份，而議會成員和首長的產生，卻竟然容許非中國國籍的人士可以參與投票，這樣的選舉制度，是沒有一個西方民主國家能接受的。中國政府視特首普選是國家安全問題，完全有道理。 　　由宣誓效忠別的國家的選民，選舉出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官員，於常理不合。如果香港選舉制度要實施什麼國際標準，首先要做的便是修改選舉法，只限擁有中國國籍的香港永久居民才有投票權。

　　繼日前一名美國記者被伊斯蘭國（ＩＳＩＳ）武裝分子斬首殺害後，昨日白宮官員證實又有一名美國人的死與伊斯蘭國有關，分別是這名死者是替伊斯蘭國作戰的一名南加州非裔美國人，三十三歲的道格拉斯麥可恩。 　　同是美國人，卻在伊斯蘭國的「聖戰」中處於截然不同的位置，遇害記者是無辜的戰爭犧牲品，麥可恩卻是千里迢迢輾轉經歐洲到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武裝。記者之死令美國人震驚和憤怒，而麥可恩之死，帶來不一樣的震驚和憤怒之外，還多了一種難以說清的尷尬。美國是「民主」出口大國，雖然過去也曾出現過美籍塔利班，也有過發動重大國內恐襲的本土恐怖分子，但塔利班在美國政府標準下並不算是恐怖組織，而本土恐怖分子幹的屬內政範疇。對比伊斯蘭國目前出現為數不少的美歐籍同黨，西方世界極難以面對，更多是選擇不面對。 　　歐美出現叛徒加入反西方的回教極端組織，至今仍被視作為罕有的個案看待，以絕對數目來說，也的確是極少數。不過，這些背叛西方主流價值觀的外籍武裝分子的出現，反映了正邪之別也許並不如歐美政府所說的那麼一清兩楚。據美國官員估計，在伊斯蘭國武裝內的美籍人可能多達一百名，假若他們以公民身分回到美國發動襲擊，將構成高度威脅。 　　戰後一帆風順數十年，美國上至總統下至平民百姓，都極度不習慣反思，當展示在眼前的世界並不如自己想像中之時，本能反應總是認為外面世界出錯了，絕少會想到自身需要調整嗎？美國若認真的要再領導世界一百年，便更應做好知己知彼的功夫。

   　從目前媒體和政府官員披露的信息看來，美國很快便要出手清剿伊斯蘭國（ＩＳＩＳ）武裝分子了，而且很可能會與敘利亞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合作，輕者或是開放領空讓美軍機入境空襲伊斯蘭國武裝，重者可能協同作戰計劃。雖然美敘合作剿匪仍只在傳聞階段，但有此消息傳出本身已經夠令人摸不著頭腦了。 　　奧巴馬曾信誓旦旦的聲稱要令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下台，又說阿薩德政權已經沒有合法性，白宮於是資助反敘民間武裝，直接介入了敘利亞內戰。如今卻因為ＩＳＩＳ，美敘又竟然出現合作的可能。並不是質疑美聯敘減ＩＳＩＳ的策略，只是這反映了美國的中東政策一團糟及缺乏遠見。 　　事實說明，奧巴馬在外交事務上表現極其惡劣。「反戰撤軍」是其競選口號，但甫上台奧巴馬便向阿富汗增兵；而在伊拉克和及後於阿富汗撤軍，均沒有完整的善後部署，只能說是草草收場，為當地和美國留下一個大爛攤子。對利比亞、敘利亞以至伊朗，奧巴馬政府經常出現反覆，一點不似曾經過深謀遠慮。 　　繼續領導世界是每一位美國總統的「天職」，只可惜當選者不一定能有此材能，不幸近年更是庸材輩出。早前奧巴馬對於中國卅多年來的穩定發展大發醋意，說是中國於國際事務上沒有貢獻，搭了美國的便車；而美國則要為維護世界疲於奔命。奧巴馬怨中國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言談中流露出來對承擔世界責任的倦意，確實令人擔憂。這些年間白宮在國際事務上章法大亂，其惡劣影響誤己誤人。

　　八一七於香港回歸後的政治發展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當天的反佔中大遊行，向公眾展示了真實的香港，就如特首梁振英說的，香港並不單單屬於少數經常發聲的人。自回歸以來，在傳媒大力的單面報道下，彷彿香港只存在反中反政府的聲音，八一七遊行有如一面鏡，照出了香港政治圈和傳媒的種種怪現象。 　　傳媒人先說本行。在社交網絡上，參與了這次反佔中大遊行的人紛紛指出香港一些媒體蓄意醜化遊行，塑造遊行人士不是胡里胡塗，就是貪錢貪小利之徒，總之是想方設法藉著報道貶低反佔中遊行的意義。從一些媒體的報道中所見，投訴是有道理的。香港的泛政治化早已經嚴重影響香港媒體的獨立和公正性，偏頗和片面報道成了常規作業；有的可能是依媒體的政治立場為之，有的是自以為義，忘卻了記者的天職是報道事實，並非政治宣傳工具。 　　記者追求的是客觀事實，而不是某一種政治思想或主義，一面倒的宣傳泛民政見，與一面倒宣傳政府或中央的立場，兩者並沒有哪一個比別人更高尚的分別；好與壞的判斷應在於所報道的內容是否經過核實和檢驗，是否存在虛假成份。 　　八一七大遊行最有價值的報道角度，筆者認為應是佔中與反佔中的勢力再平衡。廿萬或十二萬人這絕對數字重要，但不是最重要，要緊的是平常不是遊行常客，亦非熱衷上街示威的青少年，卻願意破例上街的這些人，他們的心聲應被尊重。個別媒體努力醜化他們，可能最終只能醜化了自己。

　　 密蘇里州 青年布朗被警員槍殺案引起的街頭騷亂仍沒有停止，觀察事情的發展，其越演越烈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官員處理失當，不論是市政府，還是州政府，都沒法有效的疏通民憤，反之若干舉措更是火上加油。而最值得關注的是聯邦政府出手了，卻沒能發展想像中的冷卻作用，就算是在奧巴馬專就布朗事件講話後，黑夜街頭又見示威者聚集。 　　非裔被白人警察槍殺而引起大規模示威，在美國可說久不久便出現，只是似乎沒有什麼前車之鑑的作用。先不論警員當天開槍是否有理，弗格森 警隊事後措施可謂一錯再錯，先不願公佈開槍警員名字，在示威發生後，強勢武裝鎮壓，又公佈死者的負面視頻。其連串動作都在說明警察不在乎公眾觀感，甚至社會秩序也不顧，一心要與示威者鬥到底。 　　而反應慢了三拍的州長，調派別的警察隊伍接管弗格森 的防暴工作，收到短暫即時的緩解作用。可是，這等同掌摑了弗格森警隊一大巴掌，弗格森警察局長回敬了布朗早前搶劫的視頻。視頻導致示威惡化，州長又下命戒嚴，又調來國民警衛軍。而在這連串動作期間，聯邦調查局大隊探員亦已在當地介入調查，卻沒法阻止局勢惡化。於是總統召喚司法部長親臨戰陣。就在此時，當局公佈新的戒嚴法規，禁止任何人在街上停步站立，隨之激起新一輪的民憤。 　　真的讓人搖頭不解，為什麼三級政府都管控不了此事呢？各級政府的權責本應是清晰的，但實質運作卻互相衝突。管治能力如此不濟，比布朗事件真相更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