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上周談到美國與中國外交思維的基本分別，前者是支配性，後者則是協作性質，強調平等互惠。這種基本性的分別，註定了中美的必然碰撞。 　　作為二次世界大戰歐亞戰場的最大贏家，不論是客觀環境還是主觀意願，都讓美國成為戰後新國際秩序的總策劃和執行者，只有蘇聯集團能勉強與美國抗衡。美國自始擔任了國際社會ＣＥＯ的角色，以國際社會至高管理者自居。因此，於美國而言，縱使在外交禮節上看似平等，但心態上始終保持一種絕對的優越感。 　　要明白當今美國的國際觀於中國人而言一點都不難，只要我們回顧滿清時期的中國，便可以猜到今後美國將會走上一條怎麼樣的道路。當歐洲使節商人要見滿清皇帝時，乾隆要求他們行三跪九叩之禮，於天朝天子而言，這是理所當然的。清朝皇室和大臣們，自視為天下最強大最文明之國，國土之外都是化外之民，都是需要中國教化或施捨的落後民族。所以，自英戰艦大砲打碎滿清口岸的砲台後，絕大多數皇宮大臣們的腦筋沒法調整過來，不明白堂堂天朝大國為何會敗？想不通，是因為他們都相信中國的制度經歷了世代的考驗，是最文明最優良的制度，世上本應沒有另一個國家能比咱中國優勝的。 　　美國政客和社會普遍都存有天朝心態，並正式給它一個學術名稱：「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其實就是美國價值，以美國作為本位，推而擴之，以最終達到一統天下。在這推廣的過程中，對所有拒絕或不認同者，均施以各種打擊手段。對比中國傳統的天朝思想，美國天朝侵略性強得多。 　　回歸到美中關係上，無論是初期的封鎖與軍事對抗，至後來尼克遜拉攏中國抗蘇，基本沒有脫離過美天朝操控的國際佈局。可是，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至習近平提出新型大國關係後，美中關係便發生了質變。只可惜由克林頓至奧巴馬，美國三任總統在國際事務上都欠缺經驗，視野狹隘並且出手章法混亂。克林頓在索馬里、盧旺達和科索沃；小布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至奧巴馬的重返亞洲和烏克蘭，那種進退失據和嚴重錯判表露無遺。 　　可以說，美國戰後的國際江山給這幾任總統如敗家仔般輸了不少身家，更不堪是一任接一任，並沒有從前任記取教訓。面對中國大步踏入國際舞台，奧巴馬的慌亂更勝前任。 ( 待續 )

　　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的國際外交比過去明顯變得更主動和更活躍，不論是主要領導人外訪，或是在北京接待外國元首政要的頻密度，都讓人感到中國在調整其國際外交戰略。這種轉變本是源自中國自身的發展需要，與此同時卻正在塑造一種全新的國際秩序。於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來說，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新角色，並沒有完全按他們設想的出現，如何與中國共處是一道無法迴避的「難題」。 　　易位思考，與中國相處其實一點都不難，因為中國的國策相當透明而且一致。再加上習近平還有九年的執政時間，各國基本上可以預期能從中國能得到什麼，什麼是想都不要想的。中國奉行不干預政策，實務外交為主；講的是互惠互利，沒有意識形態的輸出，與中國友好不必擔心政權被中國顛覆。所以，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將得到更多不同程度的經濟實利，因而也越來越放心與中國交往。 　　這種看似頗單純的國際雙邊關係模式，在可見的未來將逐步改變世界格局，打破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由美歐建立的所謂國際秩序。美國獨自操控住歐亞兩大戰場的重建，以軍事與政治同盟為主軸，搭建起戰後全新的國際秩序框架。這種結構背後是一種戰爭對抗思維，有著明顯的敵我、支配與被支配的成份。 　　所以雖然世界大戰結束，但美軍一直沒有閒著，美軍和受其支配的北約系統不斷介入全球各地的戰爭中，皆因美式思維中的國際秩序是支配性的，必須依美國的利益和意願而行。出於或軍事或經濟等原因，一般國家很難抗拒美國的干預。而中國崛起對美國最大的威脅是這種美式國際秩序將因此而受到挑戰。　（之一。待續）

　　若干年前一本暢銷書叫做《中國不高興》，現實版的中國不高興前天上演了，　在中國國家軍委副主席范進龍與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的聯合記者會上，范進龍直接了當的說對於哈格爾早前在東盟和日本的言論感到不滿。中國直接了當向美國說出中國不高興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哈格爾在到訪中國前連發狠話，意欲給中國來一個下馬威，以觀察中國對白宮強硬立場作何反應。中國出手接招相當漂亮，既大氣又有底氣。首先是答應了美方參觀遼寧艦的要求，釋放出最大的交流誠意。但與此同時，公開地當面批評美國對華戰略，並嚴肅地重申領土主權不容一絲退讓。美防長的下馬威至此變成為自討沒趣。 　　中國之所以能當面對美國表示不高興，象徵著中國於中美關係中的自我定位更為清晰，亦即是所謂新型的大國關係。美國仍是滿腦子世界領袖本位思想，擺佈其他國家彷彿是美國理所當然的權利。范進龍給哈格爾上了重要的一課，中國是一個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會因為要討好或懼怕美國而作在國家核心利益上讓步。對比前幾天香港兩名泛名頭目到訪華府，與副總統拜登和國會領袖見面告洋狀，香港反中政客的寒酸可見一斑。 　　既然已經開了頭，中美兩國日後公開分歧的情況相信還會陸續有來，這是否意味著中美關係從此會變差呢？那倒不一定，主要還是要看美國如何理解中國的不高興。如果美國依舊以世界唯一領袖的思維判斷當前形勢，白宮將會想方設法令中國屈服，在中國周邊製造更多麻煩。反之，如美國能明白不能一廂情願地忽視中國的利益，華府自然會找到與中國相處的新平台。

　　人生許許多多事情出現天與地的差異，往往在於一念之間。而人類的念想本能地出於自私考量，所以捨身為公者才顯得那麼可貴。因此，政客雖然幹的是公眾之事，但存有私心也別應以為怪。現實地說，透過從政來滿足自己若干的需要，往往是從政者最大的推動力量，只要他在這過程中也能為公眾謀得點福利，便算是不錯的政客了。因為更多政客只顧一味求私利而把公眾拋諸票後。 　　所以，對於台灣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耍手段謀權位，沒有什麼可以苛責的，因為這就是政客的本色。馬英九以為司法關說一事可以除去眼中釘，只嘆技不如人，還被反咬一口，其動機也未必如說的光明正大。謙謙君子們的廝殺，其血腥程度比粗魯莽漢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反服貿一事上，身為立法院院長的王金平把立院拱手讓與有黨派背景的學生領袖，殺得連馬英九也有點招架不住，王省氣省力便令政敵損兵折將，是技術性擊倒取勝。 　　不管王金平的手段多麼高明，只能說是他個人勝利了，極其量也是其支持者的勝利，但除此之外，反服貿只見証了政客如何於各自利益之，不惜犧牲政府體制，並嚴重扭曲社會價值觀。不少人慨嘆沒有是非，理性向歪理低頭，民主為專制讓路。立法院內的孫中山的畫象被學生標語包圍，有學者評價孫先是失敗的政客，沒有駕馭劇變政治環境的能力。要說政治謀算方面，王肯定比孫要高明。但孫先生能退能進，在其一念之間，很可能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

　　經媒體披露後，白宮日前承認在海外設立空殼公司，然後透過外資銀行融資，設立一個專門以古巴青年為目標的手機社交平台。據稱該社交平台發展有近四萬名用戶，而用戶完全不知道這個社交平台幕後竟然是由美國政府操控的。於 2012 年因為發現古巴政府追蹤該平台的信息，美國政府於是中止了該平台，結算總投入資金約一百六十萬美元。 　　美國政府為何要投資為古巴年輕人搞社交平台呢？據說目的是要收集古巴青少年的數據，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思想傾向，從中找到一些可以策動為反古巴政府的年青力量，以備日後可以組織反政府示威，來一場古巴之春也說不定。 　　當被記者問到這是以推翻古巴政權為目的間諜行動嗎？白宮發言人否認這是什麼秘密行動，聲稱有關項目經國會討論及審批撥款，是光明正大地為古巴青年提供服務。 　　美國近年來積極透過組織和煽動地區反政府示威來維護美國利益已是公開的秘密，其特色是透過以美國為基地互聯網社交網站招兵買馬。這種容易掌，既省錢省時，又不必動真刀真槍的手法，於美國而言比無人機更花算。烏克蘭便是最新的戰果。而對於那些對西方媒體存有戒備的國家如古巴，美國便需要多花點精神轉個彎。合乎邏輯的推算，美國能對古巴青年進行互聯網滲透，會對中國手下留情嗎？再回想希拉莉奧巴馬等不時譴責中國網絡不自由，便明白美國的用心了。

　　日前香港上演了一齣滑稽戲，佔中運動發起單位搞了一場佔中被捕演練，據說原來有一百八十人報名，當日實際到場有八十人。從新聞圖片所見，參與演練者有的手扣手臥地，有的扮演警員拉扯他們。筆者不知道這八十名參與者都來自何方，是主辦單位骨幹？還是一般市民？但單從如此荒謬的演練也能光天化日下發生，香港某些人士的精神墮落程度實在令人慘不忍睹。 　　發起者宣傳佔中是爭取所謂香港民主真普選的最後手段，於是做好了心理準備與中央對抗之外，也要做好生理準備與警員發生肢體衝突。日前的這場演練既有宣傳之效，也有煽動可能參與者的「教育」作用。可能主辦方自以為這是高明的公關，可以一石多鳥，卻無知地曝露了自己的不濟。 　　把佔中宣傳似革命一樣的神聖，搞什麼起動和誓師儀式的當日是何等的氣慨激昂，有的甚至聲淚俱下。但原來這勇敢爭取民主之士，要演練如何被捕，難道他們只打算被捕嗎？ 　　什麼是革命，三月廿九日是廣州黃花崗　起義的紀念日，其間七十二名烈士犧牲了，他們當中不少是熱血青年，有的甚至來自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有林覺民，壯烈犧牲時才廿四歲，臨出發前林留下遺書給妻兒，早就做好了捨生取義的決定。相信林沒有演練過如何應付被清兵拘捕，不成功便成仁應是他的唯一底線。 　　有些人只慕革命的光環，又不願作真正革命的犧牲。筆者無心叫任何人妄顧自身安全，只要感慨這世代太多人想做廉價的英雄，貪圖政治虛榮。

　　馬英九提出在沒有前提下願意與學生溝通，學生方面也似乎有些動心，服貿案困局總算有一點兒緩解的跡象。姑勿論事件最終如何落幕，此事再度警惕社會，學生不是神聖的，切勿因一己一黨之私而造神。 　　佔領立院的學生領袖說馬英九應該回歸「民意」，彷彿佔領立院的學生便是獨一無二的民意，因為民意似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代表民意的學生自然也神聖了。這種歪理在港台橫行，港大校長徐立之和特首梁振英都先後中招。其實真的沒有那麼神。 　　民意仍人民的意見，七百萬人的香港與兩千餘萬人口的台灣，就單一議題民意無可能只有一種。既然是民意，自然是五花八門，天下間沒可能有單一的民意，只有多數與少數之別。於是，不同政見人士才可能各自聲稱自己代表民意，實質只能代表與之意見的相同的那部份民意。正因為民意多元，才有必要透過制度處理分歧及最終制訂政策。於台灣而言，民選立法院是處理民意分歧的法定機構，立法委員是由人民授權的，只有他們才能根據議事規則就服貿進行表決。 　　違法佔領立院的學生根本沒有任何憲法權力議決任何議案，不論言辭多激昂，學生藉搞亂議會和社會秩序方式，強行取代立委的議事權，甚至自以為可以命令行政機構，其本質非但不民主，更是極權專制的表現。在大陸文革時期這叫做造反奪權，一段意義下可稱之為政變。學生不是在爭取民主，而是在摧毀台灣現行的政治體制和憲法。馬英九應向學生責問的大是大非，苟且縱容，只會讓下一代人更漠視法治和憲制，為未來社會動盪堆下定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