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加州今年實施新的初選制度，在聯邦及州一級公職競選方面，基本上打破了依黨派初選，改為不分黨派候選人同場競爭，最高票兩名候選人可以選入年底的決選。總統選舉和政黨中央委員選舉例外。 　　這看似比過去更開放的選舉模式，有一甚古怪的規定。依新例，就算是初選中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以上選票，不論領先幅度有多大，也必須與得票率佔第二位者再行複選。這種設計的作用令人費解，因為選舉一般原則是過半者勝，既然已有候選人取得超過半數，為何還需要與低票者決選呢？依刑事偵緝手段思考，應追問誰會在這種特殊設計中得益？ 　　明明白白的敗選了，但仍有第二次機會反敗為勝，等於每一位參選人都有了兩次機會，得益者不會那些政壇新秀，而是一群「慣犯」──職業政客。在競選結束後，候選人經常會說：「選民已經作出決定了」；但加州的初選新規定便是專門用來否定選民的第一選擇，或至少拖延選舉結果，給予落選政客第二次機會。 　　一般初選的投票率都不會很高，於是第二高票的候選人還可以寄望在複選時會有新一批選民出現；再加上多了幾個月籌款，宣傳攻擊或可以發揮一定作用。這種純粹讓政客多玩一次的選舉模式，對選民和民主選舉都是極大侮辱。 　　到底是誰會通過這種近乎荒謬的選舉制度呢？別怪誰了，答案就是加州選民。去年六月，加州選民通過修改初選法，才有了今天的新制。不過，連國會議員都不會去細讀經他們通過的法案，要求加州選民詳盡了解列入選票上的每一提案，可能是要求「過度」。 　　打個比喻吧！民主選舉就是「有心人算計無心人」！

　　每年一度的「六四」紀念過去了，也許到明年六月份，同一樣的氣氛又要再來一次。一些人，特別是香港的政客和反中團體，會宣傳「六四」是中國的頭號大事件，「平反六四」是中國最重要，也幾乎是唯一的政治議題。於是，候任特首梁振英未就「六四」事件再度表態便受到泛民的譴責；而一日不「平反六四」，中國政府也不是好政府；連在香港推動國民教育，也要教授泛民版本的「六四」解說。真的是「六四」大過天嗎？ 　　炒作「六四」故然可以讓人飄飄然地升上「道德高位」，彷彿抓住了中國政府的痛腳一樣。可惜，跳離所有情緒反應之後，回歸理性，今天中國十二億人民面對的問題多著呢？哪一項都比所謂「平反六四」更有逼切性。 　　國防外交上，美國已經完成對中國沿海的包圍，並且高調宣布將繼續在亞洲區部署重兵。經濟上，美歐跨國公司繼續進佔中國市場，由食品到金融，正逐步加強在中國的影響力。再加上中國國庫內存著大量分分秒秒在貶價的美債，一旦中國在經濟上失去獨立自主的能力，國家的獨立完整性也將受到威脅，領導們的什麼獨立人格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還有，中國現行政治架構普遍出現權力失衡問題，形成施政效益不彰，貪腐問題沒法得到實質治理。再加上由文革至改革的數十年間，國民在回歸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的道路上挫折重重，社會道德觀念低落，派生出數之不盡的社會問題。 　　所以，自稱為愛國者的那些人，就別老盯著自己頭上有沒有光環，兼且也別奢望在人權問題上討好西方。中國仍是一個百廢待興的發展中國家，需要的是團結、建設，以及多談「大我」（「大我」是中國文化系統下的用字與精神）。直到今時今日，中國在國際上仍沒有公平的發展空間，這，才是中國最大的人權問題。如陳光誠之類的即食麵人權英雄，於建設中國毫無助益，頂多只換取了其個人生活之改善而已。

　千萬莫少看中國政客的水平，溫家寶多次公開提出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被簡稱為含意無限的「政改」。雖然溫總完全沒有提出「政改」具體內容，但卻被有心人進一步解讀為推動「西式民主」，根據是溫總表揚了烏坎村直選。類似黃袍加身地被推舉為中國「民主希望之星」後，隨之而來也背上了一堆「平反」任務，其中包括平反六四。近日內地便傳出一些照片，三五人士在公眾地方同時拉出支持溫總政改與平反六四的橫幅。 　　由最初的政治體制改革，到最終的肩負上平反六四「任務」，都是胡里胡塗的。可是政客最愛就是胡塗，聽起來悅耳，日後追究起來又拿他沒有法子。還有幾個月便下台的溫家寶到底做了那些實在的政治改革，至今一件也看不到。六四沒有可能在他任內平反，他也沒有公開做過任何動作要起動「平反」，但推動中國民主的美名他已甜蜜蜜地享受著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整個中國社會都變得極其虛浮，就連追求民主也是務虛不務實。在網上高談闊論民主的好些公知們，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很一般，不少公知甚至思想封建。 　　民主是一種生活的素質和修養。胡溫十年沒有做好重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工作，中國式教育淪為謀生工具。沒有下死過功夫提升國民具體的生活水平，國民素質如何總體提升？忽然間大談民主，請問民主精神何來？於是一眾只好指鹿為馬，把民主狹隘地等同為直選，情況比瞎子摸象還可怕。 　　什麼才是良好的「政治體制」？能利民、惠民的就是好體制。別把政治宗教化，別動輒便搬出一大堆學術名詞，更不要說某一種體制就是全世界必須統一奉行的「聖制」。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不能照顧好人民各種生活和生存權利的制度便不是好制度，就是這麼簡單。中國傳統智慧講的是「治國」，就是要求其治。如何能治國，必先要把家齊好，家齊之先要修身。沒有良好的個人道德，沒有穩定的社會基本單元（家庭），國如何能治。「有了選舉便是人民做主」，只是一套說多了便成真理似的謊話而已。

　　深圳市最近發生一宗導致三人死亡的三汽車相撞交通意外，借朋友車而酒後駕駛肇禍的司機短暫逃離現場，數小時後到警署自首。但案件並未因疑犯歸案而告一段落，相反更因此升級為全國關注的「懸案」。 　　說是「懸案」是因為事故中死者的家屬認為投案人只是替人頂罪，車主是一名富商，而警方有包庇真兇之嫌。媒體跟進報道案情疑點，一夜間便成為全國關注的社會新聞，報道焦點是：深圳警方包庇頂包、富商駕車殺人後逃之夭夭、可憐家屬被公安冷漠對待……等等。 　　由於家屬堅拒接受投案者便是肇事司機，深圳警方其後兩度召開記者會公開確認肇事司機的證據，包括投案人在案發前後多處地點出現的錄像視頻、肇事汽車內血漬的ＤＮＡ對比、同車證人供詞，以及原車主驗傷報告及不在場證據等等。雖然警方提出這大量證據，但家屬、網民和個別媒體仍然持否定態度，一口咬定警方包庇。深圳警方認為解釋已相當充份，將不會再舉行公開說明會。鐵證沒法說服家屬，有網民指政府應該反思，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才會導致市民不願相信官方的說法。 　　在這信與不信之間，到底哪一方應負上更大責任呢？如部份網民所說的政府要反思嗎？百姓死守直覺不願相信客觀事實，難道就一點責任都沒有嗎？政府掌握了公權和社會資源，表面上是強者，百姓是弱勢；但換上另一角度，政府有理說不清，也就成了真正的弱勢。 　　誠信是雙向的。中國官員腐敗普遍，對公眾好弄虛作假，公信不足是事實。與此同時，百姓中也有蠻不講理，只看到眼前私利之輩，再加上好炒作衝銷量和收視的媒體，壓根兒就沒有接受事實的準備。所以，在怪責官員誠信破產之時，社會大眾和媒體也應反思其狹隘的思維方式；畢竟，互信是雙方努力才能建立起來的。

　接近六月份，「平反」之聲也會隨之熱鬧起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於一些人而言彷彿只剩下「平反」二字，除此之外便別無意義了。在政治團體和媒體配合互動之下，「六四」已被符號化，只有籠統和模糊的政治象徵意義。兩岸三地加上海外的政客和政治組織，長期按各自的需要借用「六四」符號，以滿足其特定政治目的，對歷史卻是極其不負責任。 　　「平反」一詞含有判斷性質，顯示現有的判斷有錯，必須作出糾正。所以，「平反」本身是追究責任的一種方式，而任何責任的判定都沒法離開對事實的確認。關於廿三年前那場震驚全球的政治運動，至今連基本事實的整理也不完整，官方和民間各有說詞，但不是流於過簡，便是過度煽情。參照美國對重大事件的處理方法，中國政府應先組成一個獨立且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對六四事件進行搜證，疏理事件經過，從而指出責任方，並就事件作出總結和彌補建議。 　　在未經最起碼的事實調查，任何一方的所謂定論或平反也好，只能算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述，而不是可以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結論。可是，現階段期望中國政府能夠同意獨立調查幾乎沒有可能，連能找到有公信力的委員也成問題。更何況於長期或新近加入操作「六四」議題的政客和政治組織而言，六四的真相並不重要；他們要的只是「六四」這象徵符號的煽動性質，真相越是含糊越能為他們所用。 　　簡而言之，就算有消息指胡溫有意在離任前平反「六四」，相信也只不過是另一波的政治操作而已。不論是中國政府或是社會公眾，仍然缺乏政治空間及成熟的思維來直面「六四」。

　　在貴州貴陽一古廟外有一茶館，鄉村式建築，附有能容納三十來人的庭院。地方整潔但一點都不奢華，但談不上有什麼特別的清幽情調，就是一處普通的中式老宅院子。一行人參觀完古廟後便進去納涼，順道幫襯喝杯茶。 　　侍應小姑娘只問各人要綠茶還是紅茶，也沒有介紹是什麼品種。大致是因為茶館格局頗平民化，眾人也沒有什麼特別要求，紅紅綠綠的點了一通便是。不久，侍應端上茶來，用的是高身透明玻璃杯，茶葉半浮半沉；綠茶色淡，與開水無異，紅茶也只是微紅，沒有英國紅茶般的濃厚色素。送茶零食有瓜子、開心果等。 　　貴州是中國著名產茶區之一，據當地人介紹，貴州的茶青一直大量供應給江淅的茶商，不少所謂西湖龍井，原材料其實就是貴州的綠茶。在到此茶館小休之前，也曾到過當地一古茶園參觀，園主介紹園內都是上數百年的古茶樹，產量不多，但品質超凡，是普通大規模種植的新茶樹所不能比的，園中上品茶葉有超過兩萬元一市斤。 　　品嚐過貴價上品的古茶後，大伙都好奇與此古廟旁的茶有何分別呢？幾名友人都說古廟茶館的茶味清淡，不約而同地認為必然是普通貨色，於是好奇問侍應此茶價位如何。小姑娘答道：每杯一百元。聞此價碼，手中淡如水的清茶忽然間都變成甘露了，大家都捨不得喝。一百元人民幣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呢？那便要與當地生活指數結合來看。在貴陽一般非技術類工作月薪也就一千五百元以下，一個月的勞動也就只能換回十五杯茶。 　　茶貴可以有不同理解，旅遊區宰客是平常事，百元一杯清茶是專為遊客而設的，與本地人的生活和消費沒有必然關聯。從另一角度，也可見茶消費泡沫化程度已近乎殺雞取卵了。 　　茶貴不獨在貴州，在杭州中等檔次的酒樓點一壺龍井隨便也要價一兩百元。要推廣中國的茶文化及茶產品，只懂推高價位和搞花巧的包裝是不行的。如西方的咖啡，如果都按中國發展茶葉般操作，能有今天的普及嗎？中國商人及部份富人追逐天價茶葉只能是小眾玩意，老外絕不願意奉陪。中國茶商前仆後繼地推出天價茶葉，反映了現今社會上一種扭曲的價值觀，錯誤地認為只有貴價的東西才是好東西。

　　一位中國內地朋友談起最近發了一筆小財，是以前工作過的國營單位發放的一筆五位數字補貼。據朋友介紹，單位本來是按年資分配補貼的，但因為有年資輕的員工投訴不公平，單位為避免事件擴大，一律按最高額發放。得到意外財的這位朋友總結說：「如今在中國只要一鬧起來，什麼都行」。 　　今年四月十日，一班從深圳飛往南京的航班因為天氣關係臨時改停上海。航空公司為旅客提供酒店住宿和轉乘其他交通工具的補助。其中廿八名乘客不接受，集體衝向機場跑道，阻止其他航機升降。有關航空公司為平息事件，急忙答應向每名乘客賠償一千元。 　　 　　前天剛播完大結局，以國內醫患關係為題的熱播劇《心術》特寫了一個新興行業──「醫鬧」。所謂「醫鬧」是指受雇於患者方，專門到醫院鬧事索賠償的專業鬧事者。醫鬧們會使用各種暴力及滋擾手段阻礙醫院的正常運作，直至院方答應他們金錢賠償為止，醫護人員遭「醫鬧」毆傷事件在中國已不是新聞。 　　比「醫鬧」更早成名的是「釘子戶」。這些在拆遷區中屹立不倒的釘子戶，輕容易舉地受到各式媒體的同情，清一色地站在他們一邊。有「最牛釘子戶」之稱的重慶居民吳蘋夫婦，死守孤樓奮戰多月後終於得到他們滿意的賠償，市價二百四十萬的房子獲賠三百萬，另加其他補償一百一十萬元。事件結束後，有記者追蹤報道吳蘋夫婦，發現他們正忙於為新購買的客貨兩用車維權，他們投訴汽車有嚴重質量問題，要求車廠賠償。 　　各種大鬧小鬧每分每秒都在中國發生，小到有如坐車爭位置、買廉價票看表演卻爭上前佔好位子。大的有如陳光誠把鬧聲直傳至美國國會，於是一家大小便到了紐約「度假」去了。發生鬧事，公眾輿論很多時會不加思索便指責是政府的錯，這種「原罪」論主因是政府擁有公權力，鋤強扶強是常人心理。可是，今天在中國越來越猖獗的「鬧文化」其實也是沒有法治意識的結果，而不守法者包括政府和民眾。政府人員有濫權的，也有怕事而不敢執法的；民間也有「職業鬧手」以為維權大過天，一切只以自己的利益為依歸。法治不彰，中國也只好淪為一個「鬧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