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Change（改變）」曾幾何時是奧巴馬總統的代名詞。由2008年競選運動至今，奧巴馬不斷重複此一主題。選前，他呼籲民眾相信他是能改變美國社會以至國運的政治家。上任後，奧巴馬成功推動如健保改革及金融改革等重大立法，每一次總統都會稱自己為美國成功帶來了轉變。儘管奧巴馬已相當努力推動變革，但選民似乎仍未滿意，並且變心的速度更是驚人。 　　離國會中期選舉月餘，奧巴馬的民望持續走低，最新民調發現，竟有多達三成半受訪者情願前總統喬治布殊主政，也不要奧巴馬。而主要原因是愈來愈多選民不滿奧巴馬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未見成效。甚至有女選民當眾向奧巴馬說，對他已失望透頂，並對他遲遲未能實踐改革承諾失去耐性。 　　日前在華盛頓舉行的社區大會上，其中一名中產女選民擺出憤怒和不耐煩的表情，對著奧巴馬說：「我再無氣力撐你了！」 　　兩年前，大街上很難找到對布殊依依不捨的民眾；但兩年後的今日，卻有三成五的民眾相信他會比奧巴馬要做得好。這是極其奇怪的現象，一位已落任兩年，並且不受歡迎的總統，其民望竟會反彈上升。 　　其實，布殊什麼都沒有做過，若要是他真的取代奧巴馬重返白宮，相信也未必便能會比奧巴馬做得好。所謂民意調查就是選民情緒的反映，遠過於是理性的分析。不滿現狀是選民的常態，現行的選舉制度也給予民眾定期換人的權利。同一的制度，也訓練了民眾短視和健忘的習慣。說一句公道話，兩年前選民熱情地選擇了一位對聯邦事務、經濟政策經驗膚淺的新鮮人當總統，又怎能期待他上任後便能扭轉乾坤、開創太平盛世呢！ 　　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下，選民大概只會與在位政客齊享富貴，決不會共患難的，管你是奧巴馬抑或是布殊。

「赴釣魚台宣示主權」是甚麼一回事？ http://hongkongfirst.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23.html

　　前一周在星島中文電台的《總編輯時間》裡談到欲理解新一輪中日釣魚台糾紛，需注意美國宣告「重返亞洲」的實質意義。有兩位聽眾很不以為然，指責這是妖魔化美國的言論。本周一，日本宣佈繼續扣押中國船長；數小時之後，在太平洋的另一岸，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美日協會（US-Japan Council）上演講說，正確的美中關係，必須透過日本而達致。拜登曾任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也是奧巴馬內閣中最熟悉外交事務的官員，由他以副總統身分評論美中日關係，不能不予以重視。 　　拜登說：「we have to get righ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rankly, I don't know how that relationship can be made right other than going through Tokyo（我們需要正確處理美中關係…坦白說，我不知道如非透過日本，這關係怎能夠是正確的）」解讀拜登發言的主旨，實實在在的表明美國是在「利用」日本。而基於雙重利益關係，既能牽制中國又討好美國，日本當然甘於擔當這關鍵角色。 　　面對日漸強大的中國，美國急需重新為美中關係定位，也就是拜登說正確的美中關係。所謂「正確關係」，也就是最符合美國利益的策略。華府欲維持有利於美國的雙邊關係，為何不直接與中國協商，而必須調動「日本元素」？這當然是因為某些美國欲得到的好處沒有被中國接受。 　　為了在談判桌上有更高的議價能力，美國需要增大自身對中國的逼壓感。這包括韓美黃海軍演；與東盟從眉來眼去，至真槍實彈的軍演；重新挑起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等等，在在都是炫耀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 　　從這思路出發，便不難理解為何日本敢於扣押中國船長。倘若要猜測扣押船長事件將如何解決，便必須加入研究目前美中正在討論中的各項雙邊議題。中美日都是成熟的國家，出現非理性的激烈行為的機會極低，但在明暗角力中如何出招，卻是三國實力的一場重要較量。

　　近日讀到沈祖堯校長就中大校園內擺放「港支聯會女神像」一事的致師生及校友公開信（見文末附件），表示已向學生會提出將「新民主女神像」擺放在校內文化廣場的方案。讀罷全信，作為校友，頓感萬分悲痛。校長舉措輕率，為逢迎校外政治利益團體及個別學生組織，竟然放棄了大學引導和啟發學生思考的角色與地位，並造成校政管理上的紊亂。 敢問： １　香港中大大學於學生申請在校內擺放雕塑的政策是什麼？是個別情況個別考慮，抑或有具體的一貫政策？倘有校友要求在女神像旁同時擺放其他政治雕塑如鄧小平像，可以嗎？ ２　校長在信中既謂眾說紛紜，又憑甚麼確認必須擺放？可否說明你的「眾說」是如何整理及取捨的？為何立即便跳到只斟酌擺放位置？其決定基礎和依據是什麼？ ３　校長說：「有不少人認為學生會在文化廣場展覽雕像的建議最為可行」，這「不少」具體是多少名、甚麼基數下的「不少」？ ４　校長只與學生會代表開會便決定一切，這是合格的溝通嗎？眾所周知，學生會能代表多少學生的意見？！近年那怕是在校學生吧（不計已離校的校友），與學生會「意見不合」的事件甚多。中大學生會在中大學生中有多大代表性，存疑。而由他們主張的「迎神」行動事前有沒有經過全校學生及校友投票？認受性何來？ ５　為何校長默許了學生早前先斬後奏式強行擺放神像的行為──因為在公開信中隻字不提、不批評？是否日後只要霸王硬上弓，便可以在中大校園任意而為，而校方不會有任何追究行動呢？ ６　校長曾說在六四時流過淚，這個人情意結是否影響了校長今次處理「港支聯會女神像」的判斷？一名高級行政人員的個人感情或價值觀與機構的決策應否分割？ ７　香港中文大學作為一所世界知名的學府，是誰的資產？幾名在校學生可以憑其個人喜惡、或結連少數所謂的校友，便可以為校園添加政治或信仰符號，這行為合符常理嗎？國際上還有哪一所著名大學有類似的做法，可以任由學生校園擺放物件？請校長指教。 ８　校長提出的擺放方法和地點，是永久性或臨時性質？有沒有時限？抑或就有時限，卻可無限期續放？請說明。 (附件) 各位同事、各位同學、各位校友： 中大學生會建議在校園擺放「新民主女神像」一事，討論多時。今天，我和同事剛與中大學生會的會長及幹事就此事面談。我想藉這封公開信向各位說明大學對處理此事的看法。 中大一直堅守言論和學術自由的宗旨，對不同見解和意見，抱持兼容並包的...

　　日本政府提醒在中國的僑民注意本周六中國可能出現的反日示威，這說明日本對於九月十八日發生過甚麼事情是一清二楚的。九一八是中國抗日戰爭起點，也是日本政府明目張膽赤裸裸地侵略中國的日子。七十九年前那一天的巨變，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仍是未敢忘記的一段歷史。今年又遇上日本在釣魚台水域非法拘留中國漁民事件，九一八紀念日多添了新意義。 　　小時讀中國歷史教科書，對於日本侵華一段的資料有限，並且只是概述式的提到幾件大事件，因而未能對抗日戰爭有真正感性的認識。直至唸大科預科那一年，一齣叫做《慘痛的戰爭》的紀錄片，才讓我徹底認識到日軍當年的暴行。紀錄片的畫面都是真實的戰地場景，具有強烈的說服力，日軍為中國人帶來巨大戰爭苦難，可謂罪孽深重。 　　最近有一齣新拍的抗戰電影叫做《喋血孤城》，由呂良偉主演，宣傳重點是一部由中國大陸拍攝的抗日戰爭題材電影，首次正面地描述國民黨軍隊抗日的英雄事蹟。看了一小段預告片後，便打消要觀看全片的念頭。因為，《慘痛的戰爭》雖然是戰地實錄，但由於是黑白畫面，加上鏡頭不清及過於零碎，於戰場慘烈情況和血腥程度，遠不及採用現代科技手法拍攝的電影。看不下去，並非因為血肉橫飛的逼真畫面，而是過度真實，深深地勾起潛藏內心對這場不義戰爭的厭惡，更為慘死的國人心生不忿。 　　戰後的中國沒能力在釣魚台領土問題上與美國對抗，今天國力強大了，但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也相應變得更複雜。但無論如何，中國若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在領土主權的問題是沒法逃避的，這也是中國成長必須過的一度關。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日前公開指責警方「箝制新聞自由」。以記協主席身份，批評握有執法權力的警察部門箝制新聞自由，這是多麼嚴重的指控。記者是維護和實踐新聞自由的前鋒，一旦政府部門以行政手段阻止媒體自由採訪，即意味著政府抗拒公眾監督，進而危及社會公眾的利益。那麼，警方到底做了那些令港記協如斯高調抗議呢？ 　　麥主席所指的是警方更換了警隊內部通訊設備後，突發記者不能再靠截聽警隊通訊而得到突發事故消息。記協指警方最初承諾會主動發佈突發消息，但實際上消息數量甚少。記協要求警方實時發佈突發消息，並認為傳媒不應在警方篩選下才獲突發事故資訊。所謂「突發新聞」一般是指交通意外和罪案之類，即時需要警員、消防與救護員處理的事故。　 　　 　　香港好些媒體長久以來將突發新聞作為主新聞，不但慣常佔據頭版位置，並且投入大量篇幅和資源，把撞車、兇案、搶劫、掃黃掃黑等一類新聞題材做得有聲有色，爭奪讀者和觀眾的眼球。這與美國媒體的傳統做法大相逕庭，美國媒體一般更重視社會及政治新聞，除非是特別重大和惡意的意外或罪案，否則選用的機會極微。因此，美國報章或電視新聞甚少找到如港聞式的「突發新聞」，而美國警隊更不會主動發佈突發消息，每日罪案報告內容大都是昨日或更早前的事故。如警方在事發後即時組織對發佈消息，必然是一年也不有幾回的重大事故。 　 　　麥主席之所以把捍衛突發新聞上升至反箝制新聞自由層次，原來是因為有一間報館最近裁減了多名突發記者，為保同行飯碗，主席於是親自出馬向警隊開炮。香港報章引述麥主席的原話：「呢件事牽涉新聞自由，我都唔想扯到記者飯碗上，但係確實搞到有人被炒，真係好無辜。如果警方冇封鎖突發新聞，佢哋就唔使走」。 有關報館則澄清裁員是因為報社新政策要求突發記者需要寫稿，而不像從前只是口頭報料，因而辭退不合適的員工。 　　原來如此！傳統作業模式的突發新聞記者面對工種需求的轉變，記協不是思索新聞業的整體發展方向，而是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即時把罪名歸到警方身上。香港的「新聞自由」義意，就是如此這般嗎？

因為有報社裁撤突發新聞記者,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即發表聲明,指責香港警察沒有發放足夠的突發新聞信息,是箝制新聞自由,要求警方在突發事故發生廿分鐘內向媒體發出詳盡通知。 港記協的這番邏輯很是奇怪,為保同行飯碗而責警方限制言論自由,如此上綱上線的做法,是媒體人應有的態度嗎?以下一文有很好的分析: http://hongkongfirst.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