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自從章子怡發生了所謂的「詐捐」醜聞之後，公眾對於明星的善舉都多了一重疑心。上海媒體最近揭露成龍未如承諾捐出電影《大兵小將》的票房收入給北川建校。成龍澄清捐款未到只因票房未結帳，一旦帳款到位，便會把善款捐出；成龍基金會更表示會追究有關媒體失實報導的法律責任。不論事件最後會否對簿公堂，但從中可見到的是何謂「善心」。 　　上海媒體報道羅列出校方並未收到成龍捐款的事實，而成龍方則以會計程序作為解釋，你一言我一語的，爭論的焦點都離不開技術性質的層面。援建四川大震後的學校，其出發點和目的應是源於「情」，要衡量此事的是非，也應從情入手。 　　所謂情者，其實是行善的一顆同情心。因知道北川受災，北川中學需要重建，有感於學生的需要而付諸行動，才有了捐款的承諾。也可以合理的推論，當公開地說要捐出《大兵小將》的票房收入時，成北川中學理應是在成龍心上的。當一個人動了惻隱之心去幫忙別人時，應不會只是嘴巴說說而沒有行動的，更不會從此置若罔聞，對曾被他「關心」的對象不聞不問。 　　從情理進一步分析，成龍當初應是感到北川的學子需要幫助，那麼我們便可以合理的疑問，以成龍今天的財富，必須要等到新上映的電影收益結帳後才有能力捐助嗎？學校工程是有進度的，學生也是急需正規校舍的，成龍既有關愛之心，又為何事必要等到電影收益入帳才肯捐款呢？他關心的是學生，抑或是電影分帳數目呢？怕即時捐款會多捐了嗎？ 　　又依情理推論，搞慈義賣活動的機構一般是因為自己沒有足夠可捐的現款，於是借物品拍賣方式，希望引來善心者出資。如果成龍要借《大兵小將》為籌建校費用，如用意不是自己沒有足夠的金錢，或許是為了引起公眾對北川中學的關心，盼共同出力。 在美國也常有類似籌款活動，如超市或百貨店會問付款客人是否願意額外捐出一元給某某機構；或是標明採配對制，依營業額數目，按比例額外捐出多少善款等等。前者純粹是代收善款，後者則帶有商業動機，借籌款來刺激營業額，同時又做善事。雖然後者動機不純，但最終仍有善款捐出，亦可謂之雙贏。 　　由是觀之，成龍只承諾捐出票房，而不是自掏腰包，明顯是帶有商業動機的捐助。因為若要鼓勵民眾齊捐款，大可提出票價一律加一元，捐作學校建築費，不必有等待分紅之說了。有商業動機本也無可厚非的，只要最後受惠單位真的得到幫助便是。如今學校已建成，捐款分文未到，合理結論是當年的捐款者，其實是心不在學校呀！

　　美國政府昨日公布了八月份的就業數據，全國失業率由9.5% 上升至9.6%，而據一項經濟專家的預測統計，大多數的專家認為高失業率會維持至年底，直至明年第四季度才可機會回落至8.8%。就業市場不景氣意味者消費難以有實質的復蘇，但美國股市沒有因此而失望，杜指周五維持連日來的升勢。華爾街的操盤手是否已經看到隧道盡處的光明呢？ 　　按一些分析文章指出，「雖然失業率微升，但分解其他數據顯示，私營企業增聘人員的情況持續，只因大批人口普查臨時工下崗，淡化了私企的積極影響。而從私企擴張人員的狀況，可以預期美國實體經濟復甦力量依然存在，雙底的機會大大減小。」越來越感到所謂經濟分析文章，與算命先生相差無幾，靠的都是其三吋不爛之舌。面對同一份報告，可以作出樂觀和悲觀的解讀，這又與選舉政治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 　　今年的頭八個月，美國就業市場每月平均新增加了九萬五千份工作，但卻無助於改善失業率。其中除了此消彼長的互相抵消因素外，自然人口增長也是原因之一，投入勞動市場的新丁，加重了失業率的壓力。 　　奧巴馬總統在勞工節長周末前預告下周將會提出新一輪的刺激就業方案，作為對失業率上升的回應。似乎這是美國政治運作的典型模式，遇狀況必須要回應，而所謂回應是指嘴巴的回應，只要講了便等於做了。自金融海嘯以來，聯邦政府已經推出連串措施及專項撥款幫助解決失業問題。病重未癒，現在又聞新對策，而主體還是減稅。這種修修補補的方法能有多少功效，不敢寄予厚望。國際經濟的互動關係已發生重大轉變，美國的勞工應如何應對？失去的工作機會恐不會再回來，新的工作又在哪裡呢？在人口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我們的勞動大軍在人力資源結構上又是否符合新形勢的需求呢？ 　　能言善辯的政客，能拿出更實質的答案嗎？

　　「80後」成為時一個熱門名詞，他們更是香港政黨搞社會政治活動的中堅分子。有一個普遍的印象，以為香港的80後都是熱中於搞街頭抗爭，敢於出位與政府鬥法的自由派。這刻板形象也許未必是真像，大概是受到媒體放大報導有很大關係。那麼，美國的80後在政治上又是一批怎麼樣的年青人呢？ 　　在兩年前的2008總統大選，突然蜂擁而至的青年選民，為奧巴馬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當時的評論多認為是奧巴馬的個人魅力和競選信息，吸引了這批新興年青選民熱心參與政治，因而令民主黨佔盡便宜。可是根據新近公布的2009調查數據，美國80後的政治立場取態比想像中保守。 　　雖然整體上美國80後年青選民仍是傾向支持民主黨，但其中與共和黨的差距較之2008年已大幅縮短。2008年的同一調查支持民主黨的80後佔62%，共和黨僅佔30%；一年之後，這比例收窄成為54%對40%。這顯示奧巴馬當選並沒有為民主黨留住這批年青選民，反而是殘酷的就業市場和經濟不景氣，令他們轉向在野黨。 　　除了在投票傾向方面，80後在界定自我政治立場時，也不如想像中自由派。2009年的調查數據，29%自稱是自由派，另28%是保守派，40%自認是中間派。亦即是說，在政治上沒定向的佔主流，左右兩派在人數方面是各領風騷。調查亦發展隨著年齡的增長，選民便越趨於保守。 　　綜觀而論，美國的80後十分之理性和保守，這點與香港的80後可能有些不一樣。

　　菲律賓人質事件進入了後期調查階段，由其延伸引發的一些政治爭論正在熱烈展開，而這場爭論全由特首的一通電話開始。 　　香港旅行團在馬尼拉被挾持並釀成慘案，香港特首曾蔭權怒形於色地在媒體前公開斥菲律賓總統沒有接他的電話。就在這一刻，菲總統不接港特首電話便成為菲政府不可饒恕的罪狀，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公憤」。就在此時，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阮次山反批評曾特首不該打電話給菲總統，要打也應找人家的外交部長或警察總長。阮此番言論在當時無疑如火上加油，並且引把民眾對菲律賓政府的怒火引導到自己身上。 　　27日，除了鋪天蓋地的網民指責外，香港教育學院的副教授沈旭暉在報上發表文章，讚揚曾特首的這一通電話「捍衛了一國兩制的尊嚴，鞏固了香港的國際空間」。沈又鼓勵港人要充分發揮「次主權」優勢，他認為香港有權派代表去營救、談判、調查，而不必因為香港不是國家而自我矮化。 　　四天之後，政論家劉迺強在報上發表文章，嚴辭反駁沈，指「次主權」論是假學術，是「小政客逗著市民的情緒說話，為抗拒中央作論述」。劉稱，主權就是主權，香港從來沒有過主權，而屬於國家主權的外交事務，首要是對等。就算真的有所謂「次主權」，曾特首也只應打電話給菲律賓政府同樣一位「次主權」代表官員，但他相信菲政府不存在這樣一位官員。 　　由人質事件衍生成「中港主權之爭」，曾蔭權的一通沒人接的電話，其影響不可謂之不深。香港長期存在一批分離主義分子，鼓吹與中央政府徹底「劃清界線」。爭論如何發展下去仍有待觀察，而至今稍有定論的是曾特首的民望，因人質事件而走了一趟過山車。8月9日（人質事件前）民調顯示港人對特首的支持率和工作滿意度創上任以來的新低；8月31（人質事件後）公布的民調，反創兩年來的新高。

　　康泰人質事件在香港所造成的震動持續，在「頭七」之日，香港多個團體和政黨發起悼念遊行，相信參加的群眾會相當踴躍。在電視直播之下，港人如親歷現場一樣看到了挾持事件的血腥畫面，由之而帶來的驚嚇和哀慟，是沒法準確用言語形容的，就如美國人親眼看到飛機撞向世貿大樓般。因此，人質事件所引致的社會集體強烈反應，是必然也是自然的。 　　回想起九一一當日，多年來累積的新聞工作經驗，讓筆者對處理特大新聞有一定的慣性心理準備，可是九一一的猛烈衝擊力度，加上電視不停重播飛機撞向大樓的畫面，在追蹤新聞的同時，內心是一片的失落和孤寂感，彷彿失去了自己至親一樣。直至看到大樓接連的倒下的一刻，心也跟隨變得粉碎似的。當時沒法相信這種事情就發生在美國本土，並且透過電視直播在人們眼前。 　　九一一襲擊時適值在訪問一家小學的布殊總統，經過數小時的沉澱後，決定不接受保安人員的建議，直接返回白宮。因為他認為當國家遭受攻擊之時，總統重返白宮，可以讓國人安心，知道元首在主持大局。三日之後，初步救援工作告一段落，布殊親到世貿現場，在廢堆上搭著消防局長的肩，表揚救援人員的同時，並向全國人民保證不論在天涯海角，都會將策劃襲擊的恐怖分子繩之以法。雖然事後證明布殊是一位不怎麼樣的總統，但在當時，廢堆上的講話，確是讓國人迅速地從驚懼徬徨中重拾自信，化悲憤為力量。 　　香港自戰後除了六十年代的暴動後，並未直接經歷過什麼重大的社會創傷。期望香港社會能儘快走出悲情，總結事件，將之轉化為正面的力量。

　　香港旅行團在菲律賓慘遭槍手大屠殺，事件令人憤慨且痛心。昨日下午在星島中文電台主持《總編輯時間》節目，聽眾紛紛表達了對事件的看法，其中兩位女聽眾的言論令我印象特別深刻。 　　第一位女聽眾質疑中國政府駐菲官員在發生人質事件時沒有到現場向菲警施加壓力，因為她細心查看了新聞均沒有這方面的報道。提問的女聽眾略顯得激憤，她相信如果換了是英國或美國人是人質，結果便會不一樣。聽其言下之意，中國政府沒有臨場施壓，是導致慘劇的原因之一。 　　而事實上，在人質事件惡化前，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的發言人王曉波已經向媒體表示，使館已經派出了工作小組到達現場（本報周一A1版亦已報道）。而原在休假當中的駐菲大使劉健超在當日下午已取消休假趕回菲律賓。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在槍手開始殺人之前，也曾表示會確保人質安全。事實證明連總統本人於現場的營救行動也沒有什麼助力，更像是任由市長和警方隨意而為。聽眾不追究菲律賓政府，反倒要向中國政府問罪，是慣性地責怪中國政府，抑或是在哀痛和憤怒當中的錯判？不論如何，追究責任的矛頭不應錯指。 　　而第二位女聽眾則問，八名死者是在旅遊其間喪命的，又不是為國犧牲，香港政府為什麼要下半旗致哀？這是筆者最意想不到的提問，在重大的災難或特殊的事故中，政府為其喪失生命的國民下半旗致哀，是何等平常和合情合理之事，怎會有人能提出質疑！ 　　面對同一事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想法，大概是俗語所謂的；「一樣米養百樣人」罷。

作者: 無　名　 這是一篇時事評論。評論不等於結論，是希望提供多一種視物角度。下文的意見容或於哀慟的時刻有點逆耳，如一讀，多謝包容。先請見諒。 開宗明義，對菲律賓馬尼拉康泰事件，本文擬從疑問入手。 疑問一：第一個可能存在的陰謀　 對於密切跟進事件（看電視及讀網上資料）的我而言，關了電視，不再追看重播又重播的黎剎公園槍戰片段時，整個人會沉靜下來。沉靜是篩選淘汰，淘汰了枝節後浮現最強、最深的印象──為何「有人」想令整件事是一個「破局」。而「破局」的意思，在本文內是意指比解決不了的「悶局」、「僵局」更糟糕的、幾敗俱傷的流血收場。 　　康泰事件可分為兩部份（兩件事）。Rolando Mandoza（門多薩）挾持人質是「第一件事」。而挾持事件已發生，菲律賓當局去處理，是「第二件事」。就這「第二件事」而言，假如事件和平解決，挾持人質這「第一件事」便成了對菲律賓、對港人只屬於沒有「硬傷」的「輕度破壞事件」。所以，「門多薩挾持人質」可以不是太「壞」的事──假如當局（注意：我只含糊說「當局」，不說是阿基諾三世政府），有心要好好解決事件。 　　且留心一些倖存港人口中的描述；也是最實在，最真實的感覺。一位雙腕受傷的陳國柱說：「槍手的情況可以分成前後階段」，他認為前階段「氣氛平靜」得讓人認為「事件可和平解決」；槍手還用英文向他們交代自己身世。而一家五口三人死去的梁太──也是跟槍手最深仇大恨的女士──竟然也說：「他本來是不想殺人的。」（見電視片段） 　　結論：門多薩挾持人質，可是人質在前階段卻感受不到他有殺機。 　　整件事加起來的感覺是──「有人」一步一步地「逼」他「行動」。 　　說他是「逼」出來的，是因為三時多他已預告：「三時有大事發生」。結果沒有。之後，被拖至入夜──槍手一直警告，卻仍然沒有行動。於是通知信來了，說只可重審，卻不能復職──注意，此時頂多是情緒波動，仍然沒有行動。於是，再之後「有人」再出招：用很難看的方式拘捕他弟弟（他弟弟反抗，在地上掙扎，被一堆警察捉他雙腳雙手，再上鎖）──在禍及親弟及妻子之下（妻也被拘捕），他終於在入黑之後的七時多開槍了！！ 　　開槍之前，槍手連番示警殺人、卻沒有殺人，總共拖拉、「按捺」了八個半小時。為何會是這樣的──槍手、「施害」的一方：拖 延 VS 「負責解決的一方」：卻不斷送上刺激他去衝動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