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他為什麼要死？ 金融海嘯後一份滴血的自白書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被友人稱為性情溫和，愛好音樂的五十三歲電腦軟件工程斯安德魯‧約瑟‧斯塔克，在燒掉自家的房子後，駕駛私人小型飛機撞向德州奧斯汀的聯邦稅局大樓。猶如九一一重演的大樓著火場面，令人望而心悸，當地警方和聯邦官員事後急忙鄭重說明事件並非恐怖襲擊，只是一名男子對稅局不滿的暴力報復行為。因為不是恐襲，死傷人數也不多，公眾和媒體似乎都放心了，新聞熱了不過三天便悄然淡出。不論外界如何詮釋，事實真相可以從斯塔克在其網頁留下的五千字自白書找到答案。自白書注明了作者的生卒年份，說是遺書會更貼切。 斯塔克選擇了以暴力方式結束生命，還累及無辜，是社會不能接受的偏激行為，但他絕對不是一名瘋子，他曾經也勇敢和理性地面對生活上的各種不順遂。五歲失去父親，七歲時母親也自殺，令斯塔克四兄弟姐妹頓成孤兒。才小學二年級便遭逢巨變，他有千萬個理由可以埋怨社會或自暴自棄。但他沒有。反而深切體會掌握自己命運非常重要。於是他成功地唸完大學，並晉身科技精英行列。在刻苦的大學階段，他說曾經好幾個月三餐都只吃麵包和花生醬，吃餅乾已算是奢侈。 　　大學畢業後，斯塔克為自己的人生定下目標，就是經濟上要獨立自主，不仰賴刻薄寡恩的大企業照顧。就在這追求獨立自理的過程中，因經濟大環境、政府的決策和個人疏忽，斯塔克經受一波又一波的挫折。原本過著中產生活的他，最終落得連退休帳戶的存款都得挪用，還欠下稅局的稅。 沒錯，斯塔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與一般自覺生無可戀的自殺者不同。主流媒體和博客對於這封遺書的理解，幾乎一致地只聚焦在「反稅收」的層面上，把事件與過去反國稅局的暴力與非暴力運動相提並論──看來這解讀不太準確。從年青時代便開始與稅局交手的斯塔克，在半百的人生中經歷過凶險的高低起伏，會單純因為稅局而走上同歸於盡的絕路嗎？細讀其遺書，便知斯塔克過去不論對政府有多不滿，都尋求在體制內解決問題，他並不是天生就叛逆的無政府主義者。 　　 他決心以死相搏，針對的並非稅局，而是整個他認為不公義的美式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制度。自白書末尾，他用了兩句短語概括評論共產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別，可見他是對社會制度失望。稅局，只是一個具體象徵。 　　他不忿於聯邦政府和政客只管拯救無良的大企業家、他怨中產階級永遠是被剝削的弱勢群體、他恨在政治制度中沒有發言權、他...

何謂瘋狂 　　反復讀了德州自殺飛機師斯塔克的自白書多次，漸明白他的無奈及對現行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厭倦。他花了五十三年時間依循社會規律而生活，卻不幸的發現自己倒頭來只不過是一名失敗者，經濟上無法自顧，還被國稅局追稅。他把自己的生活困境歸咎于政客的不公義，認為他們只管照顧有錢朋友而犧牲如他一樣的勤奮中產階級。於是，他想了一種徹底改變現狀的方法。 　　斯塔克在自白書說自己過去的生活是瘋狂的，瘋狂的定義是重複做同一樣的事而期待有不同的結果。於是他決定不再瘋狂了，選擇了用自殺攻擊來了結與社會制度幾十年的搏鬥。諷刺地，他的暴力所為，普遍被定義為狂徒暴行。 　　記得去年筆者也曾寫過另一篇的短文，介紹反戰導演奧利花．史東，他形容奧巴馬總統的阿富汗政策是瘋狂的。史東用的瘋狂標準與斯塔克一樣，都是來自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的名言。 　　愛因斯坦看到那些做同一動作而期待不同結果的人，認為他們是狂人。不過，按常理狂人應是少數，屬於偏激或邊緣化的人。若按愛因斯坦的定義，現實生活中，狂人的數目可能多得多。多少人年年月月日日地買六合彩，天天買，天天不中，卻又天天買。做同一樣事而希望有不同結果，也許是一些人繼續活下去的動力。 　　前日阿富汗傳來消息，在一次美軍的空襲行動中，有二十多名平民被誤以為武裝分子而被擊斃了。類似的事件不是已經發生過無數次嗎？在伊拉克，阿富汗都有，甚至都已經被拍成電影，還在影展中得到獎項了。 　　又以華盛頓的政客而言，你們以為由布殊換了奧巴馬，他們就都有了全新的思維和工作習慣嗎？一年多前，多少人在期望奧巴馬會為美國帶來改變，當其時，似乎人們都忘記了他們是用過去同一的方法選舉總統的。在同一樣的選舉文化操作下，人們又期望會產生不一樣的領袖。這是不是另一種的瘋狂呢？

保羅總統 　　美國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剛開完全國大會，按慣例在會上票選下一屆總統選舉誰是最理想的候選人，德州聯邦眾議員保羅意外地勝出，風頭出盡的前阿拉斯加州長佩林才得第三名。一直被共和黨視為醜小鴨的保羅已年屆七十四，沒想到卻受到與會代表的青睞。不少評論員都在找尋一個另類的「合理解釋」，也有人乾脆忽視它，而共識似乎是保羅的政治前途不會因此「殊榮」而有任何改變。 　　前年的共和黨總統初選，三藩市星島日報便推薦了保羅。保羅最終沒有獲得共和黨提名，更沒有被邀請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他索性自辦一場演說會，擠進會場的不乏年輕人。保羅反戰、反對動用納稅人資金救華爾街、要求監管聯儲局、反對奧巴馬版本的健改案；與此同時，他主張依憲法治國、小政府、不搞霸權外交、還原黃金儲備制、實行量入為出預算等。 　　保羅雖然是共和黨籍，但他更喜歡自稱是自由主義者。他所推動的自由運動至近幾年逐漸引起全國關注，在競逐總統提名期間，他在網絡上獲得的政治捐款便曾一度超越其他共和黨候選人。去年他提出對聯儲局進行查核的法案，也罕有地得到眾議院大多數議員的支持。 　　雖然保羅越來越受歡迎，更在保守派大會上贏了「總統選舉」，但他始終沒法進入黨派政治的主流。這不代表保羅的政見偏激或只屬小眾口味，而是黨派利益集團牢牢的控制住美國的選舉機制，根本沒有保羅可以生存的空間。所謂民主選舉制度，現實中只不過是黨派大佬們的遊戲。也清楚的證明在集團式的壟斷之下，美國政治能產生自省自救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如保羅一類正視現實，敢言敢另類的政治家，最終可只能成為主流政客的陪襯品而已。

第一滴血 　　 53 歲的美國軟件工程師斯塔克前日駕駛小型飛機撞向德州國稅局大樓，首日報道簡單指出他可能是對稅局充滿仇恨而採取了共歸於盡的報復手段。事件後第二天的報道有較多斯塔克的個人資料及自殺動機，但對於他死前在網上留下的遺書內容，一般新聞報道都沒有涉及太多。讀了遺書原文後的感受，「震驚」二字不足以形容。斯塔克之死和被他撞死的稅局職員，可稱為金融海嘯後美國本土所流的第一滴血。 斯塔克本來是典型的美國夢成功者，他五歲沒了父親，母親在他七歲那年也自殺了，四兄弟姐妹分散在不同的孤兒院。在無依無靠的環境下成長，斯塔克沒有成為問題青年，完成了大學並成為一位創業的軟件工程師，為人溫和有責任心，並且相當獨立有主見，閑時愛玩音樂。 　　那為何他又會走上襲擊稅局的死亡之路呢？以下引述遺書中幾段文字，看官可以自己判斷： 「非常時期必須用非常手段」 「當他們的金錢列車因為他們自己的貪婪和愚蠢而撞毀時，整個聯邦政府奮全力在數日，如果不是數小時之內便去拯救他們。」 「這不是很諷刺嗎？六十年（自大蕭條）後，這個國家以為懂得如何解決經濟問題，而他們只是從中產階級（這群沒有發言權的人，選舉只是一個笑話）中偷錢來填補他們的坑，讓「生意如常運作」。當有錢人搞砸了，窮人便要為他們的錯誤而填命。」 「我知道如果不加上我的一條命，我保證什麼都不會變。」 「很可惜，我用了一生來嘗試相信不是這樣，但暴力不單是答案，它還是唯一的答案」

奧巴馬例行會見達賴喇嘛的意義　    美國總統奧巴馬十八日在白宮的地圖室會見了達賴喇嘛一個多小時，此次會晤受到美國以至西方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而報道的焦點集中觀察中國政府的反應，而不是兩人會面的內容。眾多評論都在探討此次會面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側面反映中國的國際地位的重要性，注視中國有多不高興。在接見安排上，白宮顯然也特別敏感，不想刺激中國。中國美國與達賴喇嘛的三邊關係，可從表象和實質兩層次分析。 於表象而言，十八日的會晤其實是必然的，甚至可說是例行公事，應以平常心來看待。因為近幾十年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未曾拒絕會見達賴的要求。以西方自由世界陣營領袖自居的美國總統，會見爭取西藏「自由」的達賴喇嘛，是何其理所當然。所以，不論中國如何反對，美國總統是不可能不見達賴喇嘛的，否則如何能繼續當其「自由世界」領導人。 至於達賴喇嘛，他也必須見美國總統，不論以何種方式或規格會見，或談甚麼內容，都得見。因為作為流亡政府的領導人，最重要是取得國際的認同，而其中美國的認可最重要，那怕只是形式上的。 而中國的立場更是簡單，必須公開譴責美國總統會見達賴，對於中國領土完整的堅持，不存在任何妥協的餘地。不管中美關係發展到哪種階段，或是眼前有甚麼別的雙邊議題，反對達賴喇嘛在國際間從事分裂活動，是中國再明確不了的立場。 所以，此次會晤一如所料，就是例行性質，沒有甚麼意想不到的內容。反觀之，這次會面對奧巴馬的意義最為重大，其次是達賴。奧巴馬上任一年來民望逐步下跌，至今不滿其施政者已超過支持者。民主黨選戰連番失利、經濟復蘇不明顯、健改有崩盤之憂，再加上年底有國會選舉，奧巴馬手上的煩惱已經夠多了，會見達賴喇嘛屬交差性質。見了，不會令奧巴馬加分，但若不見，則肯定會招來非議。 與此同時，奧巴馬又要顧及實質的中美關係，相對克林頓而言，他做得更低調。在去年訪華前先推遲了見面安排，現在又不在白宮辦公室會客，禁止傳媒採訪，事後只發單張圖片和書面聲明，連發言人也不現身。會後任由達賴向傳媒說話，算是對國內外有所交代了。 不要說目前美中互相依賴性增強了，早在三十多年前，為了與中國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美國便開始疏離西藏獨立人士。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到中國作破冰之旅的訪問，打開了中美建交的大門，目的是為了拉攏中國抗衡蘇聯。在尼克遜出訪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便突然間...

兩　極 　　德州昨日發生類似 911 的自殺式飛機恐怖襲擊事件，一名軟件工程師疑不滿國稅局，駕駛一輛小型飛機撞向當地的聯邦國稅局大樓。看到大樓冒出濃煙的情景，沒法不聯想到世貿大樓，也看到了社會內的兩極。 　　事件發生後，政府迅速的為事件定性為非恐襲，只是一宗普通自殺行為。談恐襲色變，政府忌談恐襲是可以理解，但卻沒法認同。就如去年的軍營大屠殺，軍方也強調屬個人暴行而非恐襲。什麼是恐怖襲擊？按韋氏字典定義為：「為某種訴求而發動針對公眾或政府並製造恐慌的暴行」。軍營事件或德州國稅局事件，似乎都符合這定義。迴避並不等於不存在，當暴行發生後，不正視成因，如何能避免事件重演。 　　對於國內自家門內的極端分子，政府和媒體都傾向視而不見，方法是走向另一極端。在恐襲發生後，放大救人的英雄故事，強調人們互助的愛心。把本來血腥的事件變得溫馨。讚美救人英雄本來也是應該的，社會多提倡好人好事也有教育意義。不過，這並不等於我們便從此不去正視社會的問題了。 　　一方是極端的暴力分子，另一端是只講溫情的大好人，兩極都同時存在於我們社會中，這是沒法否定的事實。美國文化特別注重表揚美善，小孩子做一點點好事都會受到不成比例的高度讚揚。好處是自少培養了他們的自信心，思想也比較單純。壞處是對現實生活的困境和苦難認識不足，遇事不知如何自處。 　　發生社會悲劇之後，除了趕緊表揚英雄外，借機會探討引起悲劇的成因，應該是更好的教育。 　　

恭喜發財          一名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裔朋友問我，中國新年時人們所講的吉祥話他都懂，但一句「恭喜發財」卻不明所指。不是這四個字難懂，而是他不明白為什麼新年見面都說「恭喜發財」，健康快樂不是更重要嗎？此君不知道簡單的「恭喜發財」四字，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推動力，於中國近代發展歷程而言，意義更是特殊。 　   「發財」即是得到了財富，掌握了豐富的物質生活條件。除了立志到深山過一輩子的隱士之外，人活著就得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物質。至於需要多少物質才足以過快樂的生活，那就因人而異，但充裕總是比缺好。「恭喜發財」成為中國人過春節最常用的祝福語，甚至流行於國際，外國人都知道中國人過年要說「恭喜發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太需要發財了，尤其是近兩百年來。 　　中國自清中葉遭到世界列強入侵後，白銀被換成鴉片，國庫被不平等條約掏空，本土商業又遭洋貨傾銷而陷於無法生存的境地。孫中山先生指出，中國人深受貧窮之苦，如以「發財」作為號召革命的口號，響應者必然眾多。但革命不是只談發財，於是孫先生提出了三民主義，其中民生排在第三位。約五十多年後，中國另一位革命家便實踐了「發財」理論，成功的在三十年間帶領中國走出貧窮落後，他就是鄧小平。 　　在宣布堅持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時，鄧小平用有力和激動的語氣說：「中國不能再窮下去了」，於是提出不計較細節，也要令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過去三十年來，中國人最大的共識並不是什麼主義，而是「改善生活」，凡是能有利改善生活的東西，都有人願意去嘗試。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中國人愚蠢，不明白生活不光是物質的，應該知道「民主」才是最有值價的；更有的說沒有「民主」便不能保障物質生活。可是，事實擺在眼前，追求「發財」的意念創造了現今中國的成就，而很多人忽略了這成就並不單指人民生活改善，隨之而來也改善人們的自信心，復興了衰落多時的傳統文化，及逐漸提高國民素質，包括法治和人權方面。 　　放眼世界，喜歡批評他人不懂「民主」的國家，都是一些物質生活富足的國家，而他們擁有的財富資源，諷刺地卻不是因為所謂「民主」而創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