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考驗民主 　　白宮與國會領袖達成協議的七千億元救市方案，在眾議院意外地遭到否決。經濟專家紛紛發出警告，再拖遲推出救市計劃，將會導致經濟進一步受創。股票市場則以行動回應，一日大跌777點。救市案不過關，面臨生死考驗的除了是華爾街外，直接受挑戰的還有美國的民主制度。如果不是選舉在即，救市計劃不會落得今天的收場。 　　過去廿多年來，金融界多次戰勝華府，不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均配合逐步放鬆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任由他們炮製各式投資工具，似滾雪球般製造出巨大的虛擬資產。這場金融海嘯的形成可以說是長年錯誤政策的結果，但它有別於政治危機，消解金融海嘯需要專業的經濟知識和判斷。可是，依國家政治體制，握有救市方案最後決定權的是不一定有經濟知識的國會議員──政客。 　　政客的專業是選舉，他們生存的本能是利用眼前環境，轉化成為替自己拉票的助力。所以，財政部長的七千億元救市案落到政客手裡，已由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而他們決定投贊成或反對票，最大的考慮是自己切身的政治利益。所謂屋漏又遭連夜雨，華爾街海嘯正遇上大選年，兩黨競爭白宮寶座外，一大群國會議員也要競選連任，又怎會放過助選的機會呢！ 　　趁金融危機打政治牌最明顯的是民主黨，這簡直就是上天掉給他們最及時的禮物。因此，奧巴馬與民主黨的領袖，口徑一致地把問題簡化，把責任全推在麥凱因和共和黨身上。至今，奧巴馬只見他不斷的責怪前朝，卻沒有說出自己救市大計，甚至沒有明確的表示支持目前的法案。因為在兩黨的政治競爭中，打擊敵人已足夠勝選，讓選民埋怨共和黨便能達到拉票目的，不必自己真的能幹。麥凱因何嘗不是如此，只可惜他背上的包袱太重，在傳媒的樁腳又不夠多，他借經濟議題打擊奧巴馬的力度很有限。 　　民主黨的國會領袖本來以為在救市法案上賺夠好處便收手，只是想不到議員各自有盤算。多項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民意反對救市，一些政客不敢冒著得失選民的風險，情願救自己的選票而不救市。也有共和黨議員指責民主黨的議長普洛西在投票前大罵布殊和共和黨，因而氣得轉投反對票。不論此說是否屬實，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議案不獲通過，議員們想的不是經濟元素，而是政治。餘下來更大的問題是；以這種泛政治化，又涉及政客個人權位利益的所謂民主制度，來解決專業和複雜的國家經濟危機，是合適和有效的嗎？就算民意過半反對救市，但這就等於不救市是代表全國利益嗎？這已超出對症下藥的問題，更可能是找了木匠當醫生。

厭富愛貧 　　選舉的勝敗關鍵是在於候選人的敏感度。誰能把握選民最關心的議題，並且說出他們最愛聽或最想聽到的說話，誰便能出線。順從民意大勢可以贏得選舉，但卻不定就是利民，因為所謂的主流民意是鬆散和善變的。 　　因為次按危機的爆發，經濟早已超前伊拉克戰爭成為總統大選的第一大議題。華爾街投資銀行崩潰所引至的金融海嘯，導致金融業一片愁雲慘霧，社會上也人心惶惶，經濟議題進一步成為今屆大選唯一具決定性的議題。因為在未來的四個星期，相信沒有什麼議題可以讓民眾放下對經濟的憂慮和關注。 　　就此而論，民主黨的奧巴馬的政治敏感度要比共和黨的麥凱因要高得多。麥凱因對金融危機的反應屬典型和中庸，如他批評華爾街貪婪、監管官員無能、要救市但要保障納稅人、問題公司主管報酬要受限制、要兩黨合作解決方案等等，都只是試圖表達對現狀和民眾的關心。奧巴馬卻不同，除了概括了麥的各要點外，但還加上了批評海嘯是布殊和麥凱因造成的、麥凱因只關照富人。在首場的電視辯論，奧巴馬刻意把麥凱因推在受海嘯災民的對立面，在競選手段而言，這是聰明和有效的。麥凱因卻欠缺敏感度，竟沒有予以回應。 　　由於看準了經濟議題的重要性，奧巴馬的競選講話內容，一直標榜對受經濟打擊者的同情和關懷，並且開出大額退稅承諾。不過，奧巴馬並不止於此，他還在推銷「厭富愛貧」理論。他在接受提名演說裡，便多次強調「富人」與「勞苦大眾」的對立。在經濟面臨大衰退之時，這種簡化的社會對立思維，有相當銷路。很明顯，奧巴馬是機警地利用經濟危機轉化為一種「敵我矛盾」，而敵就是布布殊＋麥凱因＋華爾街，建立自己站在人民一邊的形象。 　　因此，七千億救市方案明顯是美國史上最龐大的私營商業國有化行為，目的是要避免經濟對全民更大災難性衝擊，是最社會主義不過的了。社會主義味道如此濃，主張大政府福利政策的奧巴馬理應全面響應，但他卻連番高調指布殊的救市方案只顧華爾街，是要納稅人給政府胡亂開支票。顯然，不論什麼議題，落到候選人手上，總能扭曲迎及競選策略，一切都不過是政治操作而已。

非常時期 　　總統布殊昨晚在全國電視講話中說：「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他期望這十二分鐘的講話，儲積更大的民意支持度，讓七千億元的救市方案能夠順利過關。在這非常時期，命懸一線的不單是美國經濟，還有布殊在歷史上的地位，與及十一月的總統大選，全都會因這非常時期而改變。 　　布殊在任八年，多次向全民發表特別講話，內容幾乎全都是與戰爭相關。九一一的發生，徹底改變了布殊作為總統的歷史意義。該場災難讓他有了借口發動災難性的戰爭。布殊一直無意為錯誤戰爭負上責任，任期即將結束之時，還表明不會從伊拉克撤軍，把包袱留給繼任人。如果布殊的總統工作就此結束，他將成為史上最糟糕的總統。但上周爆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讓布殊有了稍為潤飾其歷史地位的機會。 　　同樣以戰爭為主題，不是中東反恐戰，而是金融大戰。撇開對布殊過往政績的評價，昨晚總統的演說是他最上任以來最好的一篇，坦白率直，並且資訊性強，直接回答了民眾對的疑慮，沒有過去的政治計算和偽裝。布殊用了一半的篇幅以最直接和淺白的方式，說明了今日經濟出現問題的原因及狀況。在這非常時期，這些基本材料可以讓民眾明白自己身處的狀況，也是消除疑惑和焦慮的第一步。兩黨總統候選人雖然都在高談闊論經濟危機，卻沒有一人比布殊更具體的說明問題。原因是布殊不必再競選，他是在履行總統職責，而兩黨候選人只不過是借危機來賺取選票。 　　布殊的救市方案雖有誠意，可惜卻遇上總統大選，無可避免地受到黨派政治的干預。準備好進駐白宮的民主黨沒法接受由共和黨籍的總統做救市的好人，因為這會令借布殊打擊麥凱因的選舉策略失效。於是，民主黨和奧巴馬試圖把救市計劃描繪成偏幫富人，同時卻加入與救市沒直接相關的條款，目的是營造民主黨關愛民生的形象。而麥凱因則聲言為集中力量通過救市方案，要求押後總統候選人辯論。這同樣是出於競選策略的考慮，顯示自己才是幹實事的人，也免得浪費了他最強的外交辯論。 　　做了七年多壞總統的布殊，在下台前竟然還有機會為民做些正經事；而奮力要爭奪白宮寶座的人，卻死抱著政黨和個人政治利益。諷刺極了！

預算怎算 　　法定時間八十五天後，加州政府終於有了正式的預算案。預算案是州政府開支的計劃書，之所以不能按時完成審批，老問題是州政府收支不相稱。應如何開源或節流，州長及議員們沒法達成共識。同類的情況在縣市級政府也不斷地重複發生，甚至聯邦政府亦如是。一個無數人問過無數次的問題，卻至今仍沒有答案的問題：政府就不能量入為出嗎？ 原來在我們的文化裡，這簡單的概念是幾乎不存在的。「超前消費」問題困擾美國人和各級政府經年，並且是當前超級金融海嘯的主因之一。不論是政府服務或是個人生活，都已經理所當然地認為可以預支未來。不要說什麼高科技泡沫或房地產泡沫，整個國家財政和無數國民的生活，何嘗不就是一個大泡沫。美國經濟危機的根本是貿易逆差和國債。我們享受的要比生產的多，國家提供的服務和國家事業（國防軍事）的開支遠超過稅收能負擔的。於是，政府要靠借貸營運，個人消費亦大量依賴信貸。 　　是什麼東西讓我們如此樂觀地借債呢？我們的文化裡有一種難以解釋的樂觀，沒有積穀防饑的概念，眼前的享受比什麼都重要。這絕不是那種沒有將來的最後一夜情懷，而是相信明天總會更好的自信。這種自信已到了很不理性的地步，甚至野蠻地拒絕接受低於目前的生活水平，雖然過去的享受都是來自虛擬財富或借貸。 　　由奢入儉難，明明是政府財政收入不足，但偏偏就不願接受削減服務或縮小政府規模，更要反其道而行，越是赤字便越發要擴充開支。政客為討好選民，面對幾代人也還不了的國債，還在高喊要減稅，增加各式各類的政府開銷。應付金融海嘯，光是靠政府的救市大計是不足夠的，民眾極需要調較思想，提高心理素質，準備面對現實地過生活。因為，活在一個正在走向衰敗的大國，接受現實才是自強的第一步。

大時代 　　一場金融風暴，揭穿了美國近廿多年來炮製虛擬財富的慘劇真相。正當官員和議員還討價還價，七千億元救市計劃應如何推行，兩黨總統候選人卻只顧趁機互相指責謀取選舉利益。風暴後的美國經濟將何去何從，國民生活將跌進何種境地，似乎沒有聽到國家領袖們哼一聲。中國古語說時勢造英雄，好像大時代往往會出現偉大領袖。三國風雲人物多、清末民初也多光芒；二戰時期有羅斯福、美蘇冷戰高峰時期有甘迺迪。事實並不是如此，大時代不一定都有偉大領袖。 　　時代與英雄的關係是很微妙的，充滿機遇或危機的年代，如沒有傑出的領袖出現，機遇可能一瞬即逝，而危機則會深化。鄭和下西洋開創了中國環球航海事業的盛世年代，可是平庸的大明皇帝並未具備鄭和一樣的遠見，不單沒有繼續推動航海，還反其道禁止人民出海，白白令中國失去次身於國際舞台成為超級大國的機會。類似情況，清中葉歐美列強紛至，面對侵略者，滿清沒有英明的皇帝，淪落至國破家亡收場。相反，孫中山先生在國家窮途末路之時把握著時機，發動革命建立現代中國，翻開了歷史的新一頁。 　　有聽眾朋友說，等待賢者聖君是可悲的，現代政治應是民主運作，不必等待所謂的偉大領袖。聽眾的說法是政治正確的，但卻與現實有相當大的距離。不論在歐美或其他實施西式民主普選的國家，一再證明選舉只能保障民眾基本的參與權，卻完全沒法保證可以選出具能力的領袖。所以，民主政制所依賴保障國家的是法制，以及一個高效率和守法的官僚體系，而不是選舉制度本身。民主選舉非但不保證能選出好領袖，還開放了庸才和小人亂政的渠道。因為民選政客是在官僚制度之上，只要他們懂得玩法，便可以藉民主之名隨心所欲。小布殊便是一例，他引導國家發動災難性的戰爭，國債上升至世紀水平。他將被歷史紀錄為讓美國由盛入衰的總統。 　　所以，施行普選體制的國家更需要賢能者治國，因為民主政制予當選者無上的權力，但卻沒有提出相應的能力要求。民主政治已變成只問選票，政客是推銷員，為求售出產品而不惜誇大宣傳，弄虛作假。 　　我們正處於一個超級大時代，由聯邦政府以至普通百姓，美國是一個靠債度日，又在債上再製造虛擬財富的國家。當這些本來就是虛幻的財富蒸發後，人們最要擔心的可能不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因為這是必然的。更令人擔憂的是新上台的國家領導，會否為人民帶來更多的災難？

忽然經濟 　　掌控美國政府經濟政策近廿年的前聯邦儲備局局長格林斯潘形容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百年一遇」的，連被指為始作俑者的格老都不得不承認其嚴重性，可見其情之慘烈。與個別行業的不景氣不同，華爾街這場海嘯已動搖了美國的根本，並不是三兩個月或甚至一年半載就可以恢復的。白宮在三個多月後便會有一位新主人，他將如何帶領國家面對及度過這世紀挑戰呢？ 　　目前全國民意調查顯示民主黨的奧巴馬領先，在八月底共和黨代表大會後一直落後的他能夠反超前，除了花巨資反擊對手外，不少評論認為是金融風暴救了奧巴馬。因為當經濟問題籠罩著選民的時候，選民傾向相信奧巴馬。民調數據或可以支持這說法，但選民認為奧巴馬更能解決當下的經濟問題，顯然是受到競選宣傳的誤導。 　　目前的經濟危機是來自信貸市場的崩潰，亦是過去廿多年來金融政策逐步放寬的惡果，特別是一九九九年克林頓政府和國會聯手取締了原有的銀行監管法，讓具投機風險的金融業不受監管地擴充。在上星期危機爆發前，奧巴馬完全沒有涉及這層面的經濟議論。在他風光一時的接受提名演說，是以關懷民生為主調，表達對失業及失去房屋的民眾的同情。但奧巴馬在演說中卻把問題歸咎於企業外遷、稅制不公及缺乏對工人保障等陳腔，就算不是濫調。 　　奧巴馬並沒有在海嘯來臨前提出預警，有三個最直接的解釋理由。一、他根本不明白經濟危機的核心及其嚴重性；二、他明白問題所在，但不想驚擾華爾街的捐款者；三、他明白問題，但卻沒有答案，於是選擇不碰。不論是以上的那一項，同樣告訴我們不能對奧巴馬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而事實上在危機爆發後，他也只是指責麥凱因和布殊的不是，卻沒有提出自己的方案。對於政府的七千億救市方案，奧巴馬既支持，但又指責對低下層保障不足。在自己沒有方案的前提下，這種兩面通吃的說法，是政客典型輸打贏要的技倆。但當然，麥凱因也絕對好不了多少。

有多難 　　台灣前「第一家庭」真的不愧這「第一」稱號，從任內搞到卸任，陳水扁家族視台灣司法如無物，話說是官司纏身，但卻能把檢察官和法官也肆意玩弄於股掌之間。吳淑珍被控貪污遭傳召出庭十八次，十七次聲稱因病請假，最近一次竟然連辯護律師也同時告假，法庭內只得控方和法官，極盡輕蔑之意。 　　扁嫂就是不出庭，似乎是吃定了檢方拿她沒法子。陳水扁在任滿後，失去了總統特權的保護，司法單位理應可以沒有障礙地辦案。卻見扁涉及的案件與日俱增，但檢方遲遲未見有進一步的起訴或聲押行動，扁卻巡迴各地風光亮相，並一再到電台擊攻調查他的司法官員。天下間竟有如此兇的被告，也應算是史上罕見的了。任由媒體和政治人物如何議論，扁家至今仍是絲毫未損。一家六口與全台灣的司法體系鬥法，首仗應判扁家勝。 　　在扁案的整個偵辦過程，馬英九在出任總統前後的態度也有分別。在弊案首爆之時，馬仍是國民黨主席，曾推動罷免陳水扁。自己當上總統後，馬極其低調，似乎扁案沒有發生過一樣。有說法認為馬英九迴避直接談扁案，並保留著一串扁系人馬在司法系統內，是不想自己成為扁抵賴或轉移視線的借口。可是，不論馬如何低調，扁仍是借打馬來自保，馬的冷處理，反而令人漸失去政府維護司法尊嚴的信心。 　　台灣社會長期泛政治化，所謂「不問是非黑白，只管藍綠」的社會風氣，完全體現在扁家弊案之上。至今，仍然有近兩成台灣民眾挺扁，讓他有足夠的空間聲言要捲土重來選總統，大打心理戰。扁近日的聲勢，簡直比馬英九還要盛。 　　馬英九那種務求面面俱圓的心理，以及近乎強逼症的君子形象定位，極不適合當政治領導人物。在危機或重大事前顯露強而有力的領導到底有多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