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中國互聯網有言論自由嗎？中國網民都是受壓抑的一群嗎？答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的，姑且談談在中國微博上的一些見聞。 　　最近在看一個關於義和團的歷史紀錄片時，發現片中受訪的一位女歷史教授言論頗特別，於是跟讀她的微博，發現甚豐。她就是河南安陽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端木賜香（原名李桂枝），她的微博內容以抨擊中國時政佔多數，言辭鋒利之餘，不乏對西方社會的歆羨。 　　昨日，她在微博中寫道：「中國的黑還需要我們抹嗎？中國，被上帝詛咒的民族。靜觀中國人一步步向非人、動物的境界進化！不過歷史上就沒取得人的資格。現在更不堪了。」 　　依此則博文，端木賜香基本上否定了活在中國大地的兩足行走生物曾經具備活得像「人」的資格。綜合她的其他博文，她大概是指中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從來沒有給中國人活得像人的時刻。這番評論確是夠出位的，但卻完全沒有一點討論的價值，因為實在是太偏激，純感性的。此則微博只能說明端木賜香享受到了網絡上的言論自由，她可以自由地議論全中國活著的都不是「人」。 　　但請別以為端木賜香教授是什麼憤世嫉俗的象牙塔學者，就在她說全中國沒有人的前一天，她在微博上發了新拍的照片（見圖）及更換了網頁頭像說：「熱烈祝賀，糊塗這麼老了，終於有錢拍一張照片了。」照片都是她的單人照，拍得相當時尚，還帶有點性感，完全沒有一點歷史教授的味道。 不過，頭像旁邊的微博自我介紹句卻沒有變，仍是：「掂起屠刀，重新做人！」 　　有一位網名「多士德重生」的網民點評了教授的新頭像，教授是這樣回應的： 「回復 @ 多士德重生 : 拉出去，打屁股 N 下！ // @ 多士德重生 : 沒你的頭像矯情。哈哈！ // @ 端木賜香三糊塗 : 這孩子好矯情啊！」 　　一位愛打扮，看來生活頗寫意，又會與網民時而來點小情趣的教授，談到中國社會時卻用盡最刻薄的字眼。如果中國真的如她說的「非人及動物境界」，那她本人又是活在哪個世界裡呢？當下的中國不缺批評者，缺的是良知和良心。

　　一位北大法學院畢業生的博文寫道：「記得當時學刑訴法的同學比較多談論的案例是杜培武和辛普森。美國那個辛普森（ OJ Simpson ）案很出名了，而杜培武則是中國的一個普通的員警，是一個屈打成招的案例。在我的印象裏，教刑訴的老師們是可以直接忽視兩個人的身份地位來談兩國法治的，同學們似乎也由此認識到程式的重要性，你看，有程式正義的美國，辛普森是那個結局；沒有程式正義的中國，杜培武是這個結果。」 　　該篇博文裡談到法學院的老師以至學生對美國的崇拜，堂堂中國第一大名校的法學院，竟然會借辛案來論證美國的司法制度如何公義。在課堂內也許會讓學生聽得出神，但辛案在美國法律界卻普遍認為是司法正義的反面教材，美國的法學院都有研究辛案中各環節的錯失。 　　中國的一些法學教授把辛案美化為司法程序正義，而美國普通百姓都會明白如果辛普森不是家財億萬，不是全國知名的非裔超級巨星，又或十二人陪審團中不是非裔佔了九人，辛普森並不會如此輕鬆脫罪。中國最高學府的教授的認知不如美國普通百姓，這並不是學歷差異，而是客觀上這類崇美學者沒有認真了解美國，主觀上又希望藉一頂美國光環來自抬身價。 　　一個在發展中的國家，極有必要向先進國家學習，中國向美國及西方學習無可厚非，但必須學得其所。不論是網上沒名沒姓的網軍，或是著名院校的教授講師，都有權利去崇拜美國，問題出於他們不是在推銷一個真實的美國。 有一位中國某 IT 公司的總監在微博上發了一圖，所見是一名囚犯獨自坐在一個有數十張空鋪床的囚室內。博主介紹說這是洛杉磯的一所監獄，因為按美國法律監獄關了後重開手續繁開費多，所以情願只有兩名囚犯也照常運作。有網民回應說：「點解我的日子過得比人家囚犯都不如」，「監獄沒有犯人，還能再和諧點兒麼？」、「人家懂法守法，一個太平盛世」。 加州監獄囚滿為患連聯邦最高法院都要干預了，為什麼到了中國網站卻變成有監獄沒囚犯，真的天下無賊嗎？查一下相關新聞找到了真相，圖片所拍的是洛杉磯其中一所縣監獄，因為財赤須要省開支而大幅減少囚犯至只剩兩人。原來照片反映的不是加州有多安全，而是政府有多窮。美國的缺點到了中國都成為優點被吹捧，還要是來自那些自認為高級知識份子的學者專家，不是可悲嗎。

強烈推薦當代中國年青精英的博客

　　一星期之內，聽了我們的奧總多篇全球關注的講話。第一篇是上周四在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中東政策說明，第二篇是上周日在「美國人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 AIPAC ）」會議上的演講。這兩場演講一再證明奧總確是能言善道，餘音也許真的繞樑，但卻著不了地。 　　第一篇講話是面向世界的，特別是中東地區國家。奧總在提到中東和平核心的以巴問題時，以嚴肅的語氣說，國際社會已經厭倦沒有效益的討論，中東和平的結局必須成就兩個獨立的國家，一個是以色列國，另一是巴勒斯坦國。以色列不能再因循，必須調整現有態度。接著奧總提出以巴應依 1967 年的邊界線作為互換土地的談判起點。 　　國際媒體隨即廣泛報道，指奧巴馬提出以巴和談要回歸到「 1967 年邊界」。以色列總理、美國的猶太人和親以色列政客立即群起攻之，指責奧巴馬背信棄義，是最敵視以色列的美國總統。也有評論員急不及待的讚美奧總，欣賞他敢於向以色列說不，將以巴和談扯回現實裡。 　　可是，三天之後，奧總的第二篇講話又推翻了先前的一切，令前幾天批評和讚賞他的人都得同時閉嘴。 當天奧總親臨美國最有政治影響力的親以色列團體講話。換掉前天見以色列總理的呆板臉孔，笑容可掬的奧總說，美國與以色列的親密關係是鐵打的，動不了，美國不會容許巴勒斯坦在聯合國提出立國動議，更不允許任何削弱以色列的舉措。又說美國會與以色列分享尖端軍事科技，保證其在中東的軍事優勢。對於「 1967 年邊界」之說，奧總說是外間誤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話是以當年邊界作為領土互換的談判起點，那麼將來談判出來的新邊界便自然不會是 1967 年的邊界了。原來，連以色列總理也誤讀了他的原意！ 　　就這樣憑其三寸不爛之舌，奧總博得全場的掌聲。評論家口中所謂敢於說不的奧巴馬，在會上只是不折不扣的擦鞋匠。這也不能怪他，因為 AIPAC 擁有難以抗拒的政治捐款能力，該會現任會長亦是奧巴馬競選時的外交事務顧問。綜合兩篇演講，奧總在以巴問題上其實沒有什麼新鮮的立場，簡單而言，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否定巴勒斯坦人建立自己國家的基本人權，除非先得到以色列的同意。在中東事務上誰說了算，不是已經一清二楚了嗎！

　　加州懲教人員（獄警）的薪酬福利更勝哈佛畢業生，入職學歷要求只需高中，但年收入很動輒破十萬元。他們不單薪酬福利全州居冠，州政府近十年的財政危機對他們更是影響甚微。懲教人員工會（ CCPOA ）是全州最有政治影響力的公務員工會，不論是州長或是州議員都要對之忌諱三分。表面遠離社會的監獄看守人，又怎會擁有能左右加州政治的巨大能量呢？ 答案很簡單：在美國，所有政治影響力的根源都是「錢」，而懲教人員工會只是善於投資，因此回報也最理想。去年該會支持一百零七名候選人參加加州各項公職選舉，其中僅三人落敗。懲教工會只有會員三萬一千人，是加州教師協會的十分之一。請別相信什麼「人多好辦事」的理論，加州公校教育經費年年遭削，失業大軍中不乏教師；相比獄警如金飯碗，被華爾街日報諷為比唸哈佛更好的出路。懲教工會能為會員爭取得如此豐厚的合約，政治獻金的付出上當然也不少。 懲教工會每年會費收入約三千萬元，除行政開支外，相當一部份會撥到旗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用以支持各類選舉運動。該會為去年選戰共投入了七百萬元，其中兩百萬元給了現任州長布朗。有如此龐大的資金和陣容強大的政治朋友，難怪加州懲教預算成為州政府最大宗的單一部門開支，今年預算便達九十一億元，而懲教人員也得到令國人羡慕的合約。 不單是會員收入好，工會僱員也過得挺好的。工會為兩名高級行政人員置有「官邸」，訂購籃球賽的豪華包廂一年便花了二十三萬元，工會僱員一年的薪酬預算達一千萬元。 政客需要競選經費，工會集資精準投資，為會員贏回巨大利益回報，這條產業鍊之所以運作良好是因為利益分配得其所。只是，生產線上的潤滑劑──美鈔──都是百姓的血汗稅金而已。誰能打斷這條對納稅人極不公平的利益輸送帶呢？

　　加州懲教人員（獄警）的薪酬福利更勝哈佛畢業生，入職學歷要求只需高中，但年收入很動輒破十萬元。他們不單薪酬福利全州居冠，州政府近十年的財政危機對他們更是影響甚微。懲教人員工會（ CCPOA ）是全州最有政治影響力的公務員工會，不論是州長或是州議員都要對之忌諱三分。表面遠離社會的監獄看守人，又怎會擁有能左右加州政治的巨大能量呢？ 答案很簡單：在美國，所有政治影響力的根源都是「錢」，而懲教人員工會只是善於投資，因此回報也最理想。去年該會支持一百零七名候選人參加加州各項公職選舉，其中僅三人落敗。懲教工會只有會員三萬一千人，是加州教師協會的十分之一。請別相信什麼「人多好辦事」的理論，加州公校教育經費年年遭削，失業大軍中不乏教師；相比獄警如金飯碗，被華爾街日報諷為比唸哈佛更好的出路。懲教工會能為會員爭取得如此豐厚的合約，政治獻金的付出上當然也不少。 懲教工會每年會費收入約三千萬元，除行政開支外，相當一部份會撥到旗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用以支持各類選舉運動。該會為去年選戰共投入了七百萬元，其中兩百萬元給了現任州長布朗。有如此龐大的資金和陣容強大的政治朋友，難怪加州懲教預算成為州政府最大宗的單一部門開支，今年預算便達九十一億元，而懲教人員也得到令國人羡慕的合約。 不單是會員收入好，工會僱員也過得挺好的。工會為兩名高級行政人員置有「官邸」，訂購籃球賽的豪華包廂一年便花了二十三萬元，工會僱員一年的薪酬預算達一千萬元。 政客需要競選經費，工會集資精準投資，為會員贏回巨大利益回報，這條產業鍊之所以運作良好是因為利益分配得其所。只是，生產線上的潤滑劑──美鈔──都是百姓的血汗稅金而已。誰能打斷這條對納稅人極不公平的利益輸送帶呢？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昨日下令，加州州監獄必須在兩年內將囚犯人數減致 11 萬人，即現有監獄設施法定容量的 137% 。理由是加州監獄被指控嚴重超員，危害到在犯人和獄警的人身安全和健康。最高法院多數法官認同加州監獄已經構成對囚犯不人道和殘酷的刑罰，因而下令減員。 　　加州監獄有多擠逼呢？原來設計只能容納 8 萬人的監獄設施，現有犯人 14 萬 3 千名。這已經不是最嚴峻的狀態，前任州長阿諾為舒緩囚滿之患，曾將加州囚犯送到外州服刑，以及提前釋放輕罪犯人，高峰時期加州囚犯達 16 萬餘。由於嚴重超負荷，監獄室內球場被改為集體囚室；一些需要個別囚禁的犯人被塞進如電話亭般大小的「單間」。訴訟特別指出監獄醫療服務不足，精神病人要預約一年才能看到醫生，而一名監獄普通科醫生的病人輪候名單竟然長達 700 人。 　　別以為監獄爆滿是加州不重視懲教工作，相反，加州興建新監獄設施的力度可列全球先進單位，自 1984 年至今已建成 43 所新監獄；而監獄部門亦是州政府開支最龐大的單一部門，本年度預算達 91 億元，其中加州囚犯年度人均醫療開支是 1 萬 4 千元。 　　在州政府財政瀕臨破產，公立大學動輒加費三成的惡劣財赤之下，懲教部門經費對比去年還增加了兩億元。儘管如是，加州監獄仍被大法官批評為不人道。納稅人的血汗稅金都花到哪裡去呢？加州監獄除了因擁擠而全國聞名外，獄警薪酬福利之高也是全國之冠。 　　華爾街日報曾撰文寫道：進入加州獄警學堂要比上哈佛「錢途」更佳。哈佛畢業生首年平均薪水是 4 萬 9 千元， 20 年後可達 12 萬元。但加州獄警底薪起點為 4 萬 5 千至 6 萬 5 千元，單是加班費便可達 10 萬元。此外還有諸多福利是其他行業難以想像的，如體能合格獎金每年 1500 元、五星期有薪年假、年終有花紅、五十五歲退休可享 85% 原薪金的長俸、年假可以無限累積至退休時以最高薪標準兌現等。 申請加入獄警也不必如哈佛都是高材生，高中學歷便符合要求，有社區大學兩年制學位者每月可額外獲 135 元津貼。以一名監獄警長為例，去年底薪 8 萬 2 千元，加班費 11 萬 4 千元，花紅 8,648 元，這還不是最高薪的。全州 3 萬餘名獄警，年薪十萬元以上者佔大多數。但且別以為獄警容易當，獄警學堂上次招募九百名新學員，申請者有 12 萬人之眾，錄取率低於 1% ，進哈佛的機會...

美國總統奧巴馬十九日發表了上任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講話， 勾劃出美國應對中東動盪局勢的新政策。 這份顯得姍姍來遲的演說並未引起中東地區太熱烈的反應， 以色列總理更是第一時間潑冷水。 美國國內評論有稱這只是新瓶舊酒；有的肯定新思維方向正確， 卻質疑能有多少具體成效。簡言之， 可用八個字歸納奧巴馬的新中東政策──「政治改革、經濟開放」。 奧巴馬這篇長四十五分鐘的講話可分為三部份：一、 堅定支持中東群眾的民主運動，二、 倡導藉發展經濟保護民主運動成果，三、 呼籲以巴依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作為談判起點，落實巴勒斯坦建國， 與以色列和平共處。 其中上述的第三點可說是見光即死。奧巴馬話音剛落， 以色列總理即表示不能接受， 全球各地的猶太領袖抨擊之聲此起彼落， 甚至稱奧巴馬是最敵視以色列的美國總統。而奧巴馬的「 以巴和平特使」喬治．米曹兩年來無法打開局面，剛於上周五辭職； 於是現階段提出極敏感的以巴談判條件建議， 相信任何一方都不會認真回應。至於其餘兩點能發揮多大影響， 同樣不宜太樂觀。 中東革命五個月後， 奧巴馬政府終於明確表態支持該區所有的民主運動。 雖然奧巴馬用優美的言辭重申美國向來支持普世人權和民主政治， 又呼籲中東執政者推動改革；可是，事實擺在世人面前， 美國在這場革命浪潮中並未發揮影響力，如今大局幾乎底定了、 也盤算清楚美國的國家利益，才拿出一套發言。 一名在利比亞守衛產油設施的反政府民兵現場收看了奧巴馬的講話， 向西方記者說雖然很欣慰得到奧巴馬的支持， 但不知道能起到什麼作用。 自突尼斯於今年一月爆發最終推翻政府的群眾運動起，包括埃及、 也門、巴林、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多國相繼發生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美國的立場一直比較模糊和不一致。特別是對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 白宮的取態進退失據，沒有完全站在埃及民眾一方。此外， 支持沙地出兵巴林協助暴力鎮壓之同時， 美國又譴責利比亞和敘利亞政府鎮壓人民。其後， 美國同意有限度出兵利比亞支援反政府武裝， 可是對也門和敘利亞卻仍停留在口頭警告階段。在十九日的講話裡， 奧巴馬隻字不提美國最大石油供應國──沙特，這突兀的做法， 令人質疑美國所謂支持中東民主改革其實是有選擇性的。 相對於馬後炮及抽象的「民主人權」論述， 奧巴馬這一次十分具體地說明美國將如何幫助中東保衛「民主」 成果。他認為生活困窘是中東革命的導火線， 要保護街頭運動的成...

　　再過兩天，即 五月廿三日 星期一，美國國債將達到法定上限，亦即是十四點三萬億元，幾乎等同去年美國全年的ＧＤＰ。如果國會不再通過提高國債上限，聯邦政府將陷入空前的財政危機。中國俗語說：「有借有還才是上等人」，這也可能很適合美國今天的處境；所不同者是美國似乎沒有打算要還清債務，政客們最偉大的承諾也只不過是減少新增債務而已。 　　國債是一個超級天文數字，一般人很難有感覺的。可是，不論你關心或是不理會，每名美國納稅人所繳付的血汗稅金，相當一部份都被用作還債息去了。那麼到底十四萬億元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呢？一名預算分析師作出相當草根式的描述：如果將國債化作一元紙幣疊起來，十四點三萬元的高度足夠來回地球和月球兩次。 　　又，美國每月借債達一千二百五十億元，如用這筆款項來購買蘋果的 ipad ，足夠送贈三億國民每人一部。 　　如以日計算，相等於每日借債四十億元，化作五仙硬幣，可以環繞地球一周有餘。 　　目前美國政府每秒鐘借債四萬元，是一名普通美國大學生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 　　該分析師又計算出，如果把美國富翁的身家財產都共產了，對美國財赤有多大幫助呢？微軟的蓋茨身家五百六十億元，足可抵償本年度十五天的聯邦政府赤字。股神巴菲特的所有財產（五百億元），僅能夠十三天之用。 　　以美國目前的債務狀況，就算是抄了所有富豪的家，也恐不足維持政府半年的花費。這樣一個靠不斷借債來預先享受未來的國家，真的可以昌盛繁榮，萬世萬代嗎？

　　中國中央電視台最近深入報道了貴州茅台鎮鎮政府強逼商戶搬遷事件，本來便因為茅台酒而聞名的小鎮，因此更加聲名大噪；不過這次並不是什麼美譽，而是成為地方政府粗暴施政的最新鮮例子。 　　事起茅台鎮政府計劃將環茅南路規劃為「白酒一條街」，藉以打造茅台鎮酒都的名聲，帶動旅遊經濟效益。按鎮政府規劃，環茅南路商鋪只許售賣本地生產的白酒，其他商鋪一律要關門搬遷。政府於今年 五月一日 向商戶發出搬遷通告，限令兩天內搬走。不單搬遷限期急逼，政府也沒有提出任何搬遷賠償或安置。遭逢突變，商戶均不知所措。限期過後，鎮政府官員帶同城管和公安騷擾仍未遷出的商戶，砸店扣貨，無所不用其極。副鎮長更親自帶隊恐嚇商戶，過程被央視記者全偷拍下來。 　　記者事後訪問該名副鎮長，得到的回應是建設白酒一條街是為了全鎮整體利益，政府只是「依法」行政，也沒錢賠償給受影響商戶，只能期望將來經濟發展好了再作打算。上述荒唐的答覆經電視台報道後，彷彿「喝多了」的副鎮長被停職受查，市長並要求鎮領導向商戶道歉及發還貨物；但亦僅此而已，再沒有其他官員被處分。 　　看來媒體的曝光行動有相當作用，特別是由央視帶頭揭發。但如眾多涉及地方官員胡作非為的報道一樣，被點名的地方政府一般都會迅速「反應」，停職、道歉是常見的。可是，這似是為事件降溫多過真正解決問題。沒有賠償和安置情況下逼遷商戶，是一名副鎮長個人能決定的嗎？倘上級政府真的要追究責任，為什麼沒有向更高層官員問責？ 　　流行語有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正是現今中國官場最真實的寫照。鎮政府官員粗暴逼遷卻口口聲聲是依法行政；惡行遭曝光後，做點門面功夫打發輿論便想了事，其惡劣本質絲毫未變。據報道市政府仍堅持白酒一條街計劃，只表示會好好與商戶溝通。媒體監督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影響不能持續，目無國法的地方官員大概也曉得，避避風頭便是。要正本清源，必須有真正及全面的問責，打破官場的層層包庇。

內地最近多次出現食物安全事件，中央領導人多次高調提出「道德」的問題。事實上，整個西方世界弄到今天的一團糟，香港局面的一塌糊塗，說到底，都是由於道德淪亡。 我從來都不是道德主義者， 「道德淪亡」這句話不易說出口。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西方新自由主義泛濫，香港這個本來空虛淺薄、並且完全開放的殖民地，不但首先被淹沒，還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的神話。「上下交征利」，給美化為是自然的、應該的、美好的事。 學者媒體塗脂抹粉 事實上， 所謂「市場力量」、「完全競爭」只存在於理論當中；說得好聽是優勝劣敗，不好聽就是弱肉強食，強者愈強的森林規律。政府如不維持秩序，或者如新自由主義所鼓吹般要獎勵強者，進一步為其去欄鬆綁，優惠減免，自然就形成官商勾結，巧取豪奪，學者為其塗脂抹粉，媒體為之鳴鑼開道的一面倒局面。 今天我們看得很清楚，這一理論是騙人的，所構建的制度是不公的，因而不可持續的，結果是災難性的。 這不是事後孔明，我從來不相信這一套鬼話，且於十一年前便預言今天激進行動有市場。事實上，早於1984 年，我和張五常一起參加國慶典禮時，我便當面對他說： 「看你風光二十年。」八十年代隨着改革開放，這股歪風直吹內地，從佛利民到張五常，突出市場經濟的最終動力是「唯利是圖」，並且是中國要接軌的「國際慣例」。什麼東西都要「產業化」、「市場化」，要「小政府」，政府既不能管、更不該管。對於這股狂瀾，共產黨不但不予抑制，不少官員更乘機撈它一把。 全文--道德淪亡 亡國亡黨

　　拉登的兒子發表聲明指責美國殺死他的父親是「罪犯行為」，抗議剝奪了拉登接受公正審訊的權利，聲言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國際人權組織「人權監察」的行政主任也表態指未經審判便處決拉登是不公義的。另方面，有評論則指出拉登反對美國駐軍中東，為何不向國際法庭提告，而要以殺害美國平民作為抗議手段？九一一死難者又何曾得到公平的對待。因此，擊斃拉登是為死於恐襲的人們討回公道而已。上述兩種對立的立場，不僅是拉登家族與美國的爭拗，更可以用來反思何謂「普世價值」。 　　如果說在普世價值裡人權都是均等的，拉登的個人權利便不應該被剝奪，任何未經公開公正審判的嫌疑人都是無罪的，只能依法拘留和偵訊，卻不能私自施加刑罰。那麼，美國在不提供審訊機會的情況下，擊殺拉登或用暗殺方式對付其他涉嫌恐怖份子，是否有違「普世人權標準」呢？自九一一後，美國民眾似乎已接受「非常時期應施以非常手段」，相信為防患於未然，先發制人格殺危險分子，才是有效保障無辜百姓的必需措施。美國民眾主流甚至已到了政治正確的地步，談拉登被的人權，會被譏評為同情恐怖分子。 　　以上爭論說明了現實社會的實況，就是絕對值的人權──普世價值，只存在於理論層面，落實到具體個案，「因時制宜」才是主導思想。所以，美國可以聲援中東的民眾運動，指控獨裁政權壓制示者威的人權。但對於被認定為美國敵人或潛在敵人者，這批人便即時喪失了基本人權，可以被施以酷刑拷問、被無限期囚禁，甚至被處決。聯邦司法部長在拉登被殺後說了一句可圈可點的評語──「擊殺拉登符合美國法及價值觀」，拉登具體死於美國那一則法例之下並不重要，要點是所謂價值觀，即美國政府認為他該死，所以他便要死。 　　拉登領導基地組織是沒有太爭議的，所以不必為拉登個人多作什麼辯護。人們需要關注的是不要迷信大國聲稱的公義，它不代表什麼「普世價值」，都只不過是一國的國家利益而已。九一一事件造成近三千名美國人無辜死亡，恐襲執行者全都死了，找出參與策劃的一干人等治罪，可還死者公道。可與此同時，美國在過去長達十年的報復行動中，已導致數十萬名阿富汗及伊拉克人傷亡，以百萬計平民生活於戰亂之中。這種不成比例的復仇力度，是公義還是不公義，又是誰說了算的呢？在國際間指點公義的，是道德力量，還是軍事力量？

１　 公民黨誠信破產 本來我已寫好今天要發表的文章，但是看了黎廣德上周四於《明報》發表的文章（他一稿兩投，上周五再於本報發表）大放厥詞，使我忍不住要趕寫這一篇駁斥他。 我且先引用來自facebook對這位公民黨副主席的批評： 不起喺你屋企附近，又話不惠及小市民； 起喺你後園，又話污染你屋企； 用high tech，又話本地工人沒工做； 用low tech，又話懸浮粒子； 全部做到超spec，又話大白象； 照價錢限度，又話環保大晒； 免費過橋，又話鼓勵污染； 收污染稅，又話整死小商戶； 新舊巴士照行，又話污染超標； 全部換兩用車，又話政府亂花錢； 找外國公司，又話不保護本地工業； 找本地公司，又話官商勾結； 迎合你班文盲，又話政府無能； 改革教育制度，又話政治迫害； 只管金融房地產，又話年輕人沒有機會； 政府搞科研，又話花錢搞精英主義； 無限金錢請外國科研人回流，又話政府屈機。 這位網民對公民黨政客的偽善嘴臉描畫得遠比我高明；如果不稱公民黨為反對派，我實在難以找到更適合的名詞！ （全文） ２　 公民黨回應及劉的再反駁

　　美國花了將近十年時間，終於在 5 月 1 日 那一天找到了基地組織領袖拉登，並將之即時擊斃兼火速棄屍大海（官方用詞為海葬）。消息傳來舉世震驚，紐約和華府地區的民眾更衝上街頭慶祝。事情過去十天了，拉登被殺的效應也循不同方向發酵。 　　總統奧巴馬向全球公布拉登遭美國海豹特擊隊格殺，完成了早在克林頓時代已開始的追捕（殺）拉登行動，奧巴馬的民望即時跳升。據政治監督組織綜合美國眾多民調數據，在拉登死前一天，即 4 月 30 日 ，奧巴馬的民意支持度不過半，不滿者稍微佔多數，分別是 47.7% 對 46.7% 。加入拉登效應後，截至 5 月 9 日 的民調，總統的支持度已過半，正反比例是 51.7% 對 42.0% ，可見民眾對奧巴馬的工作表現的印象大幅改善，但離 2009 年 2 月的 65.5% 歷史高位仍有相當距離。 　　人心難測，民意更如流水，民意調查數據有時也真的不好解釋。與上述奧巴馬民望同一時期，民眾對國家方向的看法也受到拉登效應的影響。拉登死前，   67.5% 的美國民眾認為國家方向錯誤，僅 25.8 % 認為正確；拉登一死，連美國國家方向也被調整了似的，認為方向正確者上升至 28.5% ，仍以為錯誤者下降 5 個百分點至 62.8% 。 　　奧巴馬民望因拉登之死而提高可以理解，因為奧巴馬作為三軍統帥，獵殺拉登可以說是他直接指揮的成果。但國家方向則難說了，國家方向包括經濟、民生和外交等等範疇，很難以科學量計，只能是一個複雜的感覺。拉登死與不死，於美國的經濟、民生和外交有什麼直接關係嗎？大概多了民眾感到心頭舒暢些罷了。 　　可是，不論是國家方向或總統民望，都是心理因素為主，一時的反彈，相信很快便會回歸現實。拉登效應的長遠實質發揮，絕對不會在美國本土發生，我們要關注的應是中東。

　　日前本欄提到武鋼一名工人「被精神病」事件，經地方以至中央媒體的高度關注下，逼使省政府出面干預。雖然目前仍未知道省政府是否雷聲大雨點小，但媒體已基本發揮了監督政府的功能。近年來中國領導人經常提出加大媒體的監督力量，於是媒體議論   時政和社會流弊的風氣日盛，各類專欄和評論節目爭相「為民喉舌」。不過，監察政府顯然也是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 　　中國的媒體基本上都是官方的，但在開放市場式經營後，媒體走向商業化，為爭取觀眾／讀者和廣告，彼此之間形成了激烈競爭，官方色彩被大大淡化。在輿論監督方面，有些媒體走得前一些，有的顯得比較保守，而事實證明越敢出位的媒體越有市場，批判政府成了收視的保證，也造就了新一代媒體時評員。不過，在評論水平上卻出現良莠不齊現象。　 試舉筆者最近在國內某電視台看到的評論為例。當地發生一宗搶劫案，幾名前赴婚宴的人士在酒店前被暴力搶劫，造成一死三傷。據親友說，男死者當時戴著價值三萬元人民幣，尾指一樣粗細的金項鍊，猜想是引起賊人下手的原因。 新聞片段後，男女主播作出以下評論： 男：也許有人可能會說，「財不可露眼，誰叫你戴著條手指尾粗的金鍊上街。」可這是死者正當努力工作賺回來的錢，買些東西獎勵下自己都不可以嗎？什麼時候社會變到人們不敢買靚車，住靚屋，有錢都不敢花。要是這樣社會經濟又怎會有發展？時下流行富仇心態，但仇的應該是為富不仁，以不正當手段賺錢的人。此次件事的責任在公安。新郎說他的妻子在兩年前也在該區被搶過，我要問當地公安在做什麼？為什麼解治安沒有改善？最終造成血案。案發地點連一個街道攝像頭都沒有，要在案發後翌日才安裝上，真的要有人死才會有作為嗎？   女：不要說戴金鍊，有朝一日我想連拿膠袋出門也會有危險。 　　連美國警方也經常提醒市民不要暴露財物，但上述主播則以打破常識作為評論的切入點，把「財不可以露眼」極端化演繹，說成有車不敢開，有屋不敢住。經此歪曲，小心保護財物免招賊眼便被扣上阻礙經濟發展的罪名。這還不止，主播再進一步引伸，稱「財不可以露眼」是仇富心態。接著又點出「為富不仁」，刻意顯示自己是站在草根一方。 　　在一番無理據的申論後，一如對很多社會事件的評論，最終責任必然是政府。所以發生血案，主播沒有怪罪賊匪如何喪心病狂，而是指責警察。理據是兩年前該處附近也發生過搶案，兩年後再發生劫殺，因而證明兩年來公安都沒有盡責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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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鋼鐵廠職工徐武「被精神病」事件經中國媒體窮追不捨之下，湖北省省委政府昨日終於宣佈成立徐武事件聯合調查組，調查人員已經到了武漢。此事是中國媒體發揮監督政府的成功例子。 　　曾因薪酬問題起訴工作單位及地方政府的徐武，在四年前被工廠送往精神病院，並被診斷患有偏執性精神病，遭強制住院「治療」。上月底，徐逃離精神病院到了廣州，主動在當地一家精神醫院接受診斷，以求證明自己並沒有精神病。期間，徐武更接受當地媒體的採訪，講述自己受到遭遇。但在離開電視台時，被多名神秘人擄走，過程被監控鏡頭拍下全國廣播。事後廣州警方證實徐武是被武漢的便衣警員押回武漢的精神病院。 　　此事經媒體報道後引起公眾嘩然，光天化日之下，武漢便衣警員為何要跨省擄走一名「病人」？為什麼廠方可以強制徐武接受「治療」？為什麼徐武的父母被禁止探視兒子？武漢市政府一直沒有公開回應，直至前天才有一名發言人稱徐武確實患病，是被「搶救治療」。可是發言人並沒有提出更多具體的證據支持此講法。中央電視台前天的新聞評論節目，以《他是徐武，不是虛無》為標題，點評徐武事件的疑點，以及中國現行精神健康相關法例的不健全處。 　　由地方以至中央媒體對徐武事件的高度關注，暴露了武鋼與地方政府在事件上不合乎常理的行為，相信地方官員再也沒法以拒絕回應來打發質疑。武漢市市委書記阮成發是一名法學博士，應該對法治精神比一般民眾敏感才對；可是事件發生這麼久，仍未見其公開回應或干預，只由政法委一名發言人出面打官腔。中國地方官員執政水平是造成民怨的主因之一，在官員自覺性和操守均沒有保證之時，公正的媒體監督便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不過，媒體監督的水平有時也可能是問題的一部份，明日再續。

　　美國總統透過現場直播，在白宮實時監看剿滅拉登過程，再一次證明美國軍事打擊能力的絕對優越地位。雖然花了十年時間，但所謂十年磨一劍，只要最終能完成任務，再多十年也不會覺得太長。拉登死後，美國政府一再提醒民眾要慎防基地組織的報復。其實除此之外，美國應還有更值得關注的後拉登時期問題。 　　將近十年了，偶然才以錄像或錄音驚鴻一瞥式出現的拉登，已經遠離了美國人生活的視野之內。不是美國人忘記了九一一的仇恨，而是生活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太多了。自九一一後，美國本土再沒發生恐怖襲擊，只有機場的安檢在提醒我們恐襲的威脅，人身安全不再是人們憂慮的首要議題。隨著時間逐漸過去，人們似乎已經接受了拉登在那遙遠的地方。部份原因是以報復拉登之名發動的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令美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讓人們反思誰得到真正的勝利。其次，可能是因為動用了廿餘萬的軍力後，仍沒法找到拉登，不把他當作一回事可讓心理更舒服些。 　　這十年間，九一一後的阿／伊戰爭、金融海嘯、中國崛起及中東革命浪潮等等，世界格局在沒有拉登行蹤的情況發生了劇變。這些改變有的與拉登基地組織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更多是毫不相干。拉登的死活於美國反恐戰可能是關鍵，也可能是美國總統選戰的秘密武器；但除此之外，拉登已喪失左右世界大局的力量。九一一事件是拉登反西方恐怖活動的高峰，它成功徹底改變了美國政府的思維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後，拉登的影響力便一天不如一天。 　 　　拉登死在海豹突擊隊手上，美國人情感上的心結可了，反恐戰也邁過了艱辛得來的里程碑。不論拉登死與不死，九一一這一頁始終都得翻過的，看到屍體，這句點劃得完整一些。可是，美國人要面對的最逼切問題，早已經不再是拉登不拉登。奧巴馬說擊斃拉登證明「美國人無所不能」，但願總統所言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