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切勿啞忍 　　街頭暴力或搶劫似乎是大都市的通病，行兇歹徒經常都也會選擇容易欺負的對象下手。但這不能用來淡化最近發生在華裔民眾身上的暴力事件。在這些襲擊事件中，甚至有事主不幸傷重身亡。社區對此不能再掉以輕心，政府及議員必須嚴重關注事件，倘若碰到類似遭遇而尚未報警者，更應挺身而出，為己為人，向警方報案。 　　對於這些暴力，最官腔的說法是：「這都是個案，不必過度敏感。」但當社會上某一類型的民眾經常成為暴力罪行的受害人，便已經不是隨機犯罪了。如果不正視罪案發生的真實原因，將沒法有效保護市民。 　　種族問題是敏感的，也是政客最不想觸碰的，但這並不表示它的不存在。美化或逃避都是不可取的，當然也不必處處上綱上線，實事求事是最合理的態度。　　筆者年長朋友中也多次經歷在街頭無端被襲擊或恐嚇，而在他們心中，都認為不愉快事件發生在他們身上，種族身分是其中主要因素。 　　２００８年，哥倫比亞大學一名來自中國的余姓博士班留學生，在送完女朋友回家後，在路上遇到幾名少年，其中兩人突然向他攻擊，余生被追打至衝出馬路而被車撞死。事後警方拘捕了兩名青年，案年在少年法庭開審，重點竟然落在如何讓犯事少年有改過自身的機會，結果兩被告都被輕判。案件本應最重的焦點卻被忽略了，警方資料說施暴少年動手前向朋友炫耀以毆打華人為樂。 　　不同案件都會有不同的成因，舉出上述一例並不是要肯定最近發生在三藩市的案件都是出於種族因素，只想指出種族因素在辦案時，甚至在法庭上都很容易被忽略。華裔民眾如要自保，第一步便應在遇事或目擊罪案時，立即報警，以行動保護自身安全和利益。

超人變 　　香港以故著名作家兼填詞人黃霑的名句：「變幻原是永恆」，也就是所謂不變與變，其實很可能就是一體兩面。所以，當美國總統奧巴馬說為國人帶來改變時，很可能是透過維持某些東西的不變而促成的，剛通過的醫療保險改革便是最新鮮的一例。 　　新近通過的健改法案，被稱為歷史性的立法。奧巴馬的確完成了幾任總統都沒法成功的事情，醫療保險制度有了新變化。但曾替奧巴馬逐家逐戶拍門拉票的女法學教授奧尼爾（Terry O'Neill），對於奧巴馬在健改上的妥協助極度不以為然，甚至公開指責奧巴馬出賣了曾經支持他的女選民。 　　奧尼爾對法案的最終版本甚為不滿，指總統從一開始便放棄挑戰保險公司。而最令她難以接受是總統在最後關頭，為了爭取反墮胎派民主黨議員的支持，竟然簽署行政命令，禁止動用聯邦政府資金支付墮胎費用。奧尼爾認為墮胎是女性權利，關乎她們的個人健康和人生規劃，總統沒理由剝削她們得到政府醫療的機會，這對一些低收入婦女更為不利。 　　不過，白宮發言人在為總統辯護時卻說，總統的行政命令內容並不新鮮，只是重申維持現狀而已。這不是很怪異的事情嗎？如果總統不照顧保守派的傳統，將不會有歷史醫療保險改革。 　　這說明了一個事實，真實的改變來之不易，嘴巴說說容易。又或者，一些表面上是新鮮的東西，也只不過是換了新包裝而已。奧巴馬玩耍政治的技巧，其實一點都不新鮮，選民最初把他當作為帶領時代改變的領袖，是中了政治廣告迷藥。一本超人漫畫創刊號剛拍賣得一百五十萬元天價，也許多少反映美國社會對超人的期待，於是把奧巴馬也一廂情願地當作為超人了。

甩掉中國 谷歌棄子取勢-- 谷歌的全球攻略與真正敵人 世界互聯網龍頭Google抗拒中國政府的審查法規，全球注目。欲對這場紛爭有更深入的了解，必先要認識Google（谷歌）。 一、 挑戰無限　管理無限 藉驚人搜尋威力打江山 　　1997，就在香港結束150年殖民地統治回歸中國的那一年，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電腦科研究生佩奇（Larry Page）及布林（Sergey Brin），在為他們共同編寫的互聯網搜索程式命名。兩人最終創出了一個新名詞「谷歌」，靈感來自數學名詞「googol」，意思是在1之後加100個0。按Google（下稱谷歌）官方網頁上的介紹，新名字喻意創辦人立志要把互聯網上似乎是無窮無盡的資料全都有序地編列起來。編列的意思是，資料會按二人合編的複雜程式演算──這是谷歌的秘笈、商業機密──再加上舊有搜尋器處理關鍵詞的功能，對搜尋結果作一定的次序排列，令用家在最短的時間內尋得最貼近自己需要的訊息。二人更自行組裝電腦，把許多台個人電腦組合成超級電腦，用以處理超大的訊息量。 　　谷歌有遠大的抱負，與中國人，特別是道家的智慧剛好相反。莊子認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莊子認命，因而不追逐無限，谷歌的兩位創辦人卻挑戰無涯的資訊，如饕餮般永不厭足。結果是，在循環原則下，谷歌龐大的資訊量吸引到最大的「人流」；而「人流」多、使用者眾，又讓搜尋器累積勾連到更多的網頁及數據，壯大了谷歌的訊息庫；然後，又令更多人樂意使用，訊息量從而又倍增，廣告收入加隨之膨脹……。 　　 創立　上市　併購 　　這盤龐大的生意、偉大的理念由一個住宅車庫辦公室作為起點。1998年9月4日，谷歌正式在加州註冊登記，公司地址是一個租來的車庫。同年12月，谷歌被電腦雜誌選為一百強網站之一，前後不過三個月，而當時公司員工只有八人。經過一年多的發展，谷歌於2000年4月推出十種不同語言的版本；同年6月，宣布已編列了10億條條目，成為世界第一大搜尋引擎，更被當時的互聯網搜尋龍頭雅虎選為指定搜尋器。翌年，谷歌語言版本增至26種，目錄量也增至30億條，並迎來公司的核心靈魂人物──現任的谷歌行政總裁（ＣＥＯ）史密特（Eric Schmidt）。2002年，已有72種語言版本的谷歌推出谷歌新聞服務，網羅了4000個新聞來源，成為最齊全的新聞彙編。這發展勢頭可謂科網泡沫...

各取所需 　　中美之間正就人民幣匯率問題正面交鋒，昨日看到中國國內新聞媒體刊載一篇題為《白宮表態：不能強迫中國改變匯率》的報道，文章還指這是白宮對人民幣問題的定調，與催逼白宮標籤中國為控制滙率國噪音成鮮明對比。這樣的報道內容引起筆者的好奇，心想難道白宮在這關鍵時刻出面緩和形勢及幫中國一把嗎？ 　　中文的報道指財長是在24日接受美國電視訪問時作出上述表示，於是翻查資料，發現很可能就是出自財長當日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的訪問。按（CNN）網上文字版財長的原話是這樣的“We can’t force them to make that change.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let it start to appreciate again,”這就是中文報道的依據，但財長還說："I think China will be better; they're stronger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if they're not running an exchange rate policy that, essentially, has the Federal Reserv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tting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財長接著說："I think many of them understand and they'll come to decide that it's in their interest, as they move," Geithner said. "I think it's quite likely they move over time."美國媒體在訪問播出後所發的新聞報道，題為大致為「財長相信人民幣極有可能升值」。 　　來自同一則訪問，為什麼中國媒體和美國媒體會有截然不同的解讀呢？按中國媒體的理解，財長是在讓步，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美國不會強逼人民幣升值。並相信中國會按自己的理由處理與美元的關係。 可是，若按（CNN）的英文稿，財長只是用較委婉的語氣指出，如中國要真的顯示其獨立和強大，便應改變匯率政策。財長又...

想開一點 　　谷歌退出中國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已達致全球熱議的地步。西方主流媒體及中港的自由派份子幾乎一面倒的讚揚谷歌，而中國政府及大量中國網民，卻同聲譴責。中國人口雖然眾多，但在國際輿論市場上聲音還是相對微弱。面對控制國際互聯絡的一哥，主打簡單易懂的「言論自由」道德口號，中國則堅持對國內互聯網進行監管，不得不承認在口舌的攻防上中國處於劣勢。不過，本能的好奇不斷催逼筆者思考更多沒有答案的疑問。 谷歌事件表面的焦點是「應否由國家監控互聯網」，這其實更像是前線小兵的廝殺，打得慘烈，卻原來不過是將軍腦子裡全盤戰略的一小步。小兵們血流披面之時，將軍心想只到下個決戰的部署。 六歲時從前蘇聯移民來美國的谷歌創辦人Sergey Brin說，因為小時生活在沒有自由的國家，所以對自由特別重視，這塑造了是他個人和公司的價值觀。這說法令我想起多年前聽一位1989年學運的領袖在美演說，他介紹自己在幼稚園便感到專制的逼害，立志長大要推翻中國共產黨，於是成為學運領袖。由此看來，政治敏感度自幼便極高的一類人士，對自己價值觀的堅持應是超乎常人的。谷歌的創辦人又怎可能有所謂突然良心發現呢？因為中國政府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對互聯網的監控，什麼觸發這突變呢？而且也不應是突變，因為不就是從六歲便培養出來的信念嗎？ 一家在不到十二年間便發展成為佔據歐美七成互聯網搜尋市場的頭龍企業，並全方位涉足幾乎所有科技產品，成為現今最具財力和影響力的跨國公司。他的創辦人會因為一時意念而做出一個開罪全球最大互聯網市場，及驚動全世界的決定嗎？「信念的衝動或堅持」是一個很不合常理的解釋，理解其中的策略部署應更為有趣。

誰勝利了 　　具歷史性意義及影響深遠的美國健康保改革法終於完成國會立法程序，預計總統奧巴馬將於今日簽字，使之正式成為法例。國會眾議院周日是以219票對212票，為奧巴馬和民主黨國會領袖帶來了期待以久的「勝利」。為了鎖定勝利，奧巴馬兩度推遲了亞洲訪問行程，尊貴的國會員也少有地周末加班。不過，這超重大法案的過案，卻出現了「華府熱、民眾冷」的怪異局面。 　　根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國會投票的同一周末所做的民意調查，高達59%的民眾反對新健保法，支持者僅39%。而另一全國新聞網絡(MSNBC)在法案通過後所做的網民意見調查，反對的民眾更高達67.2% ，支持者25.6%。在民主黨領袖和奧巴馬總統好話說盡的情況下，民間的反應仍是如此冷淡，有評論認為是由於民眾大多不明白健改法案的內容，很擔心聯邦政府介入醫療保險，會令狀況變得更差；也不相信健改可以削減赤字，相反更多人認為未來政府的醫療開支會失控。 　　不要說民眾難理解國會通過了什麼，連有份參與投票的議員也不定全了解。在法案爭持最後的階段，不是共和黨左右大局，而是幾名民主黨議員因健改法會否支付墮胎費而不願妥協，最後由總統出面承諾會簽署行政命令擔保，才達成共識。「健保改革」理應是針對民眾醫療保健制度的，但最後的爭拗竟然是一個在美國沒完沒了的道德問題。 　　法案最終以七票之差通過了，也就是這七位議員，在六成民意反對之下，因為一些與健改不相關的理由，就決定了美國三億人的醫療保險新制度。這就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政制，而選民有何選擇呢？就是在下屆的國會或總統選舉中投票懲罰他們不喜歡候選人，但健改法已通過了，而且大部份法案條文會在奧巴馬連任（假設競選成功）後的第二年才會生效。

沒有谷歌的中國會只剩下黑暗嗎 　　中國媒體盛傳谷歌快將公布撤離中國的具體安排。世界第一大網絡搜尋服務公司，與世界第一大互聯網市場在較勁。美國《華盛頓郵報》(以下簡稱華郵)十九日發表題為：《中國人民失去谷歌將意味著「只有黑暗」》的報道，光是標題的字眼，已完全凸顯這場全球觸目的角力賽的深層理路。 　　按《華郵》記者報道，佔中國三分一互聯網市場的谷歌已成為中國人沒法失的必需品，有被訪者說連丟失眼鏡也本能地先想到谷歌找。報導續稱，倘中國不向谷歌妥協，除勢將走向封閉、自我邊緣化之外，還可能引發一場如1989年般的社會動盪。 　　這篇報道值得玩味。如果谷歌在中國真的已如水銀瀉地，覆蓋性足以令在地百姓沒有了谷歌便只剩下黑暗……，這將是近代東西方文化再度相遇後，一個極度震撼的成果。倘使一切屬實，則中國政府倒是有絕對理由需要擔心了。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期間西方文化的象徵性物品開始進入中國，最早期的有可口可樂。商店窗廚上一瓶可口可樂，甚或只是可樂的廣告，已足以向世人宣示中國已經開放了。其後是麥當奴、肯德基和近年的星巴克。西方商品的流入，同時是西方流行文化或生活模式的引入。全球最大的網絡零售商阿瑪遜（Amazon）為中國的業務起了個中文名字：卓越。美國最前衛的性感女歌手Lady GaGa（嘎嘎小姐），與英國蘇珊大媽的唱片，長期雄據卓越音像產品銷售榜的前十名。 　　所有商品都附帶文化及價值觀，中國在接受西方事物之同時，也免不了會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和影響。但自然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本地人接受新事物，而新事物也要適應它的新受眾。這也是中國的肯德基會供應粥品、麥當奴換上中式菜譜的理由。恆河沙數般的例子都在說明，於宏觀格局而言，中國不存在敵意排斥西方文化的徵兆，但畢竟不是每一套荷里活電影都會得到《阿凡達》的熱情對待。 　　Google於 2005年中開始在中國發展；2006年開始有中譯名谷歌，並於同年在Google.com之外新增Google.cn好便大展權腳。那時的谷歌，有它因適應在地環境而來的調整和妥協嗎？好了，依《華郵》記者那篇報道透現的思路，今天的谷歌在中國佔有一定市場份額之後，便企圖以其自以為「不可替代」的地位提出改變遊戲規則，即是要求中國政府按谷歌的要求來改變互聯網法規。谷歌很自信地認為，強勢如中國，也得忌它幾分。因為谷歌以為已「控制」住相當一部份中國人的生活，就算更多的中國人在使...

當代士大夫 　　中國總理溫家寶上周在兩會閉幕後召開了中外記者會，他的開場白有這麼幾句：「我深深愛著我的國家，沒有一片土地讓我這樣深情和激動，沒有一條河流讓我這樣沉思和起伏。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我將以此明志，做好今後三年的工作。」 　　大學地質專業出身的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答問，不時引經據典，其中「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兩句是出自中國古代最著名士大夫屈原的《離騷》。在過去的兩會記者會上，溫家寶亦曾兩次引用清代禁煙大臣林則徐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詩中的名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屈原和林則徐雖生於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但兩人對國家有著一樣的情懷。屈原直諫君王無效，不忍見國家走向衰敗之途，憂憤殉國。林則徐無懼列強到粵厲行禁鴉片煙，最終落得皇帝降罪充軍邊疆。在被押送上路的途中，還寫詩明志，表示只要有利於國，絕不計較個人的禍福。兩人相隔何止千年，但一脈相承著中國士大夫的氣節，也是中國儒家的核心思想，先國後己，甚至無己。只餘三年任期的溫家寶，在全國廣播的記者會上，重申自己報效國家，置死生於道外的承諾。這讓人想起他的前任朱鎔基，也曾在類似場合說過，就算是前面有地雷陣，他也會毫不猶豫的往前走。 　　經常聽到批評說現今中國政府貪官橫行，政府專制不顧人民死活。有些甚至會認為中國政府必須大換血，用一套全新的制度和人事，才能「救中國」。但假若把事情反過來思考，一群無能的貪官污吏若能在三十年間，造就起現今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建設，這也應算是一個創世紀的奇蹟。 　　泛泛的批評容易且廉價，倘若中國這卅年來不是有一班傑出且具奉獻精神的公務員，就憑幾個貪官就可以有今天的成果嗎？輿論對於真正為國家付出的公僕，應予以更多的肯定。

倒吊奧巴馬 　　一名羅德島Central Falls高中的教師，因不滿學校全體教職員在奧巴馬政策下被強行開除，於是在教室內倒吊起一個奧巴馬的假人，假奧巴馬手上還拿著寫上「開除Central Falls的教師」字句的牌子。本來只是臨將失業教師的出氣袋，卻鬧出軒然大波。 　　美國雖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但總統也不是隨便可以碰的，必須要注意底線。據校區發言人說，倒吊奧巴馬事件是由總學監發現。總監形容走進班房看到總統假人，景象異常可怖，對發生此事感到悲哀。始作假人的教師已收到校區的嚴重警告信，教師工會也公開譴責，而專責保護總統的特勤局亦表示已注意到此事。肇事教師深知犯闖了大禍，口頭道歉外還準備書面道歉。 　　Central Falls高中一百名教職員被集體炒魷魚，是因為未能達到政府提升學生成績的指標。聯邦政府透過停止撥款的方式，懲罰那些沒有進步的學校，而地方校區為了保經費，唯有實施鐵腕。事件高中所在的社區，失業率在全國排前列，滿街都是空置的建築，居民平均年收入才兩萬二千美元。而該高中的學生畢業率僅五成，全科不合格的學生也佔近一半。 　　學監原要求該校教師延長每天教學時間替學生補課，但加班工資只是正常的三分之一。教師工會拒絕改革方案，因而導致學監開殺戒。當地高中教師的平均年薪是七萬元，比學生家長們的兩萬二高得多。 　　從這些數據看來，要改革該所高中也真的不容易。學生成績差，都是教師的錯嗎？中國人說「教不嚴，師之惰」，但社區經濟如此差，學生無心向學也可能另有複雜的原因。相對高薪的教師不願低薪加班，是捍衛自身的權益？還是太過計較？總而言之，問題學校問題一籮筐，遠在白宮的總統一句問責，未見得就能水到渠成。

兩巨相爭 　　谷歌與中國政府的較勁進入白熱化，接連兩天都有消息傳出谷歌（中國）已單方面停止過濾互聯網，弄得眾多國際媒體緊繃著神經，據說一些外國媒體更特聘人員在中國不停監察谷歌中國的搜尋服務，希望第一時間對外公布谷歌「壯烈衛道」的一刻。媒體類似狗仔隊的做法，背後假設全球最大的搜尋引擎谷歌，為了突破中國政府對其搜尋服務管制，必然會不惜放棄這個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這在概念和事實上都簡化了這場兩巨相爭的意義。 　　不論谷歌內裡打什麼生意算盤，它要脅要撤離中國是高舉著道德招牌的，說是不能忍受中國對互聯網的管制政策。從一個半封閉，貧窮落後兼人口壓力巨大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大消費國、汽車生產量全球第一，億萬富翁的數目也僅次於美國。中國僅花了卅年時間，而其起步發力點只是四個字「改革開放」，誰會比中國領導人更明白「開放」的意義和價值呢？ 　　有一很有趣及諷刺的例子，在密切注視谷歌何時「成仁」的西方媒體，會在谷歌中國搜尋「六四」作為測試劑。中國互聯網上會否出現六四材料，被視作為有重大指標性意義。但許多時為人所有意或無意地忽略的，是中國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在六四事件發生後，不單沒有收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反而是更堅決的推動進一步對外開放，甚至在晚年還以南巡方式抑制了保守派對改革開放的質疑。現今中國國民對西方世界的認識，資訊的流通程度，比廿年前要進步不知多少倍。美國由林肯倡導解放黑奴，到詹森總統立法保障黑人的平等公民權，中間經過了整整一百年。 　　從鄧小平到目前的胡錦濤，都一再強調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政策，溫家寶總理在剛結束的兩會上才強調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推進民主。因此，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只會越來越開放，並且在政制上朝更民主的方向發展。不過，中國經歷了百餘年受列強侵略壓逼的艱苦歲月，對「主權獨立」的感受恐怕不是西方人容易理解或關心的。中國的開放是會按自己需要和合適的步伐，外來壓力很可能弄巧成拙。谷歌恃其全球最大互聯網公司的威勢，挑戰中國政府的自主權，是一項極魯莽的舉措。當然，胡溫政府會否在最後讓步，目前仍未能有定論，雖然可能性極微。 　　

垂直式民主 　　最近收到出版社寄來一本叫做China’s Megatrends《中國大趨勢》的書，是近年來談論中國少有的好書。作者John Naisbitt和Doris Naisbitt夫婦以外國學者的身分，長期在中國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並成立了研究所專門分析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時下關於當代中國的英文書籍比比皆是，《中國大趨勢》與其他同類書籍不同的地方，是作者的論證和調查方法，開宗明義便指出，要了解當代中國，必須要先摘下西方的偏見，放下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依各觀事實材料分析，才能讀懂中國。 　　該書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於六四事件，從經濟、政治、社會等角度，較深入地剖析事件的成因，以及鄧小平政府事後處理的手法。對於作者陳述的結論，可能是見仁見智，但特別之處是該段內容在國內發行的中譯本，完全翻譯了原文。向來都說「六四」是中國官方忌諱，官方在公開場合從來都不深入回應六四問題，只說中央已有定論。而《中國大趨勢》一書論述六四事件的前後，很大程度上間接反映了政府接受了對於六四的討論。 　　《中國大趨勢》分為八大篇章，列舉出支撐中國改革開放卅年的八大支柱。詳細內容本欄自然不能盡錄，其中較特出的一點是指出中國式的民主模式。作者Naisbitt指出，日裔美國學者Francis Fukuyama認為人類發展歷史已到了終極，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顛峰的完美制度。Fukuyama的說法廣為西方世界接受，並以此衡量其他國家。Naisbitt則觀察到成功的民主政制並不是單一的，中國正在創造出另一種民主管治模式，它有別於西方模式，但過去卅年的實踐，證明這仍在發展階段的中國垂直式民主，正在長成和完善當中，甚至可能為西方民主制度以外的另一選擇。 　　所謂垂直式民主，是指有強大的由上而下的中央力量制訂政策，而民間對政策的回應由下而上，對政府又構成了壓力，讓政府要按民意修改政策或作出應變，這兩股一上一下的力量不斷在找尋平衡點。 　　這種論述也只是一種觀點，但它突破了西方傳統的思維，不總是要求中國套入西方的價值觀甚至制度模式。《中國大趨勢》是希望了解中國的外國人必讀的書，也是中國自由派分子認識自己國家的必備參考書。

香港特色 　　今日有機會與在美國受大學教育和生活的香港八十後阿玲（化名）交流，言談間不難發現她對香港的熱愛。她談到喜歡香港八十年代的電影，發哥、張曼玉等很有香港味道，但回歸後這股濃郁的港味逐漸淡化了。阿玲認為因為香港電影製作要打進中國市場，於是便要在劇本作妥協，符合中央的要求，犧牲了香港特色。她希望能看到香港特色復蘇的一天。阿玲的這番話讓我又反思了什麼是「香港味」。 　　阿玲認為逢迎中國是失去香港特色的原因，但曾幾何時，全中國最紅的娛樂明星都是來自港台的。香港的流行娛樂文化在內地可謂叱吒風雲，獨領風騷好一段時間，連北方的中國歌手也要學幾句廣東話登台。就算是今天，論專業演技，比港星優秀的大陸演員不勝枚舉，但大片子要拉票房，國內導演還是會安排港星助陣，這都是因為品牌效應。 　　所以，香港的影視作品在中國仍然有著一股因歷史條件而形成的品牌效應，但客觀上，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這是因為如阿玲說的香港製作人因遷大就大陸而失去個性，抑或是有別的原因呢？近期中國國內最熱的電視劇是《蝸居》，最賣座的電影是《阿凡達》、最受歡迎的男女演員是孫紅雷和海清，最紅的笑星是小瀋陽，還有中國的Jay Leno，海派青口的創始人周立波。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沒有香港特色。 　　影視製作是文化藝術，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當一個作品能超越它的原創地域發揮影響力，便證明他有著無地域性的價值。這種價值是複雜的，可能來自作品本身內容，也可能是市場推廣的附加值。至於香港作品失色，不能先怪它遷就了國內市場，因為過去原汁原味的港產作品也曾被內地觀眾熱捧，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現在有了競爭對手。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娛樂文化停頓，外來作品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但當國內文化復興，越來越多好作品好演員出現，地域性文化產品自然會再次佔有優勢。對照之下，香港影視作品變渺小了，也許是反映了港式文化內涵經不起時代發展的需要和衝擊。以諷刺時政見稱的周立波堅持以上海話做節目，不上央視春晚，周說他就是上海人的小菜。他以海派青口登台表演不到兩年，票房高達數千萬元。周的上海味可以殺出一片天，為何港味會變淡呢？與其埋怨中國，不如反思香港文化的內涵吧！

要命錢 　　約兩個星期前，美國國會眾議院就加州藍十字健康保險公司提出加保費39% 一事舉行聽證會，藍十字母公司WellPoint的行政總裁伯莉（ANGELA BRALY）被召到場接受質詢。不論議員的提問多尖銳，前來訴苦的民眾境況如何可憐，頭腦清晰的伯莉始終緊貼她的主題信息，就是她的公司已經很努力地控制健保成本，負責任地為三千四百萬名客戶提供可負擔的醫療服務。 　　在聽證會上提及的一些數字，可以說明目前美國健保業和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依2008年的薪酬數據，今年提出加價39%的WellPoint的39名高層人員，平均年薪都在一百萬元以上。而在此兩年之內，作為高層管理人員福利的渡假開支便高達兩千七百萬元。行政總裁伯莉本人去年的年收入是一千萬元。 　　伯莉一再向議員們強調，維持公司有的利潤效益，讓三千四百萬名客戶繼續享有高質素的醫療服務是相當重要的。而所謂合理的利潤，伯莉說公司的利潤過去五年持續下調，平均只有4.8%的利潤。 　　不到半成的回報是否合理商業利潤呢？這問題如果太抽象，可以結合幾個因素考慮。首先WellPoint的高層享受異常優厚的薪酬福利，這些都是成本。在此龐大的薪酬成本之下，該公司除稅後的純利還是達到近30億美元。而事實上，雖然金融海嘯，去年全美五大健保公司的利潤上升56%,，合計達120億元。 　　伯莉聲稱替客戶著想，WellPoint的一名投保人在國會作證舉例，按他一家的保單，每年保險費一萬兩千元，另外每名家庭成員還要有自付額，合計也是一萬兩千元。有市民說在加保費後，他們唯有選擇放棄保險，求上天保佑不要生病。

民主之花 　　在多起炸彈襲擊事件下，伊拉克完成了新一屆的國會選舉，據初步報道投票率超過六成。美國各大主流報章的社論和評論專欄，無不盛讚伊拉克選舉是民主的偉大勝利。美國政府也讚揚伊拉克選舉空前成功，並表示因為局勢穩定，將會按原計劃從五月份開始逐步撤走近半駐伊美軍。有了一場被歐美廣泛表揚為民主大勝利的選舉，奧巴馬總統又可以因此而光榮地撤軍，正是情勢一片大好。 布殊播下的民主種子，真的終於在奧巴馬的澆灌下收成了嗎？自2003年美國出兵佔領伊拉克至今已足七年了，什麼大殺傷力武器和與基地組織勾結等開戰理據早已成為笑話，餘下來可以繼續讓美軍理直氣壯地踏在伊拉克土地上的借口，是美國付出無比的代價，為伊拉克人民帶來自由和民主，不必再在獨裁者腳下生活。 自由民主被供奉為「普世價值」，伊拉克名副其實的經歷了火浴，能否成為鳳凰，還有待觀察，至少目前一點也看不出跡象。伊拉克曾經在經濟發展、基建和教育上均領先其他中東國家，兩伊戰爭令伊拉克元氣大傷。首場海灣戰爭可謂雪上加霜，在美國持續十年餘的禁運下，伊拉克經濟陷於停頓，大量人民靠國際人道救援度日。2003年的二次海灣戰爭，徹底將這個有著古文明傳統的國家催毀了。所謂的催毀不光是政府和社會制度沒了，整個國家都變成了戰場。 就在這殘垣敗瓦堆中，美國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要化腐朽為神奇，在瓦礫中栽種民主之花。周未的投票讓美國政府釋然了，這花還開得不錯，投票率超過六成，比美國很 多地方選舉還要好呢。可以堵住國際的輿論，再莫說美國在伊拉克一事無成了。 但在「民主成功了」的口號之後，有誰能說得清伊拉克人民得到了什麼？高度文明和富裕的美國，其國會尚且不能治理好國家，一個從戰場廢墟中冒起的新生國會，可以帶給人民多大的幸福呢？這七年來，伊拉克平民死傷無數，這不是一個文學修飾的說法，而是實實在在的死傷無數。因為作為佔領軍，美國只會統計美軍人員傷亡數字，而當地政府甚至聯合國人員，也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去作出精確的統計。前年美國一所大學估計伊平民死亡人數為六十萬人，但也有說法指這數字已相當保守。 　　犧牲了幾代人，以毀滅式手段移植的民主選舉，真的就是伊拉克人民最需要的嗎？

都習慣了 　　 　　最新公佈的美國失業率被好些主流媒體當作為好消息報道，話說股市應聲上揚了122點，議員官員們紛紛亮相邀功。到底美國的就業市場喜從何來呢？聯邦政府公布的二月份失業是9.7%，新聞報道都說比「預期」為佳，二月份全美只是流失36,000份工作，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甚至說「這真是一個好消息」。既然情況如此樂觀，何不來個全國慶祝呢！ 　　而有黃金州之稱的加州，一月份失業率上升至12.5%，是自197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華盛頓和華爾街的這份喜慶，恐加州人還有一段時日才能感受到。有說法是股票都是投資未來，所以華爾街是超前瞻的，當失業大軍仍在排隊領救濟金之時，華爾街已為優於「預期」的失業率而喝采，還可以自圓其說。但華盛頓的大官們是管眼前實務的，他們也趕著來報喜就有點過分了。 　　政客的專長是什麼？答案是「邀功」。他們的職位能否保得住，在於在選舉時能夠報出多少政績。而這些政績不需要都是實實在在的建樹，大多是虛應自吹自擂的。失業率高企不下，他不會承認自己沒有辦法，只會說已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否則情況還會更差。所以，沒有更壞的情況也是政績。 　　更妙的是，所謂沒有更壞，是指沒有比「預期」為差。原本估計不止流失三萬六千份工作的，因而值得慶賀。但這「預期」是誰的「預期」，老百姓不會有此閒心，他們只能看著銀行戶口的結餘來預期自己能維持怎麼樣的開支。這些經濟數據預期都是華爾街的精英告訴我們的，一旦預期好，股市上了，精英們又賺了。 　　白宮官員重覆的告訴我們，總統已經很努力了，要不然經濟會更壞。也等於說，你們要習慣眼前的狀況，因為你以為壞的，其實都是好東西。

泡沫政府 　　自2007年次按危機爆發，至一年後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人們對於「泡沫」一詞特別敏感。什麼「房產泡沫」、「金融資產泡沫」，聞者傷心，聽者恐懼。泡沫是什麼？就是外表風光，內裡虛空，實質價值遠低於表面呈現的。房價跌了，退休戶口或投資帳戶的錢縮水了，人們都在指望政府是我們最後的救星。但倘若連政府也泡沫化了，人民又能怎麼辦？ 　　美國的聯邦政府財政早已泡沫化了，所謂「國庫」，裡面放的全是借據，截至昨日為止，聯邦政府欠債高達十二萬億美元，並且是每日增長當中。至於州縣市等地方政府，自然也沒有什麼好日子過，以本來GDP可敵國的加州為例，今年度赤字高達200億美元。美麗而氣候宜人，居民才八十萬的三藩市，預算赤字也有五億兩千萬元。聯邦政府長期借債度日，花錢十分豪爽，但撥給地方政府只是一小部份，大數目都用於軍費和退休與政府醫療上。地方政府得靠稅收和服務收費支撐，每當經濟不景，遇到收入減不足的情況，唯一的殺手鐧就是削減服務、加稅和加費。 　　結果：社會服務經費年年減、大學減收生外學費還漲了近四成、中小學大量裁員、政府服務全面加費；市民接到違例泊車、違規過馬路的罰車越來越多，也一年比一年貴。這都說明一個事實，我們的地方政府是空心老倌，政客們選舉時承諾豐富多采的市政府服務，原來都是泡沫。 　　昨日灣區以至全美多個地方都有民眾上街示威，抗議政府削減預算，令本來已飽受經濟衰退打擊的民眾百上加斤。最大規模的示威都發生在大學校園，不是大學生有理想愛遊行，而是他們身受其害。課堂被減了，畢業在即更是前路茫茫。 地產和金融泡沫有聯邦政府救，地方政府的泡沫，就只有老百姓全數吞下去了。

理不能偏 　　三藩市市長紐森昨日採取了罕有行政手段處理市府赤字危機，向市內一萬五千名公務員發出解僱通知書，當中大部份人會以新的合約條款重新受聘。但經此一變，這些公務員每周工時將從四十小時減至三十七點五，相等於減薪百分之六點二五。市府在新財政年度面臨五億二千多萬元的赤字，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算是如此，也應該做到公平公正。 　　紐森解釋採取先辭後聘手段，是因為公務員工會拒絕提出妥協的減赤方案，於是唯有運行市長權力，強行實施減工時。工會與市長辦公室之間誰是誰非暫且勿論，三藩市人口八十萬，公務員隊伍兩萬六千餘人，平均一名公務員服務約卅名居民，比中小學的教師與學生比例還要好。為了平衡預算，公務員的開支絕對有壓縮的空間。 　　不過，市長這次採取的減工時措施，卻不是適用於全體公務員，如警察、消防、公車司機等等的多個部門是不受影響的。其間有出於公共安全的考慮，也有是因為特殊合約或法規的監管。不過，既然是在非常時期，何謂同舟共濟呢？個別部門長期享有比其他職級優越的薪酬條件，在市府財政出現艱難時，他們卻處若無其事，這可以說得過去嗎？又對於身居高位而職務責任輕鬆的中高層官員，在承擔減薪壓力時，與低層又是否一視同仁呢？ 　　市府的公務員酬薪理應順著此次財經危機作出大調整，除了裁員減時外，更應全面檢討年薪十萬以上官員的薪酬與效績，合併不必要的管理職級。這都是私營企業經常採取的方法，但市府卻似乎對低層公務員更容易下手。 　　此外，減赤也可以有其他創意方法的。如科羅拉多州一個城市為了赤字，撤走了公園內的公共垃圾箱，取了三分一街燈的燈泡。不錯，市民整體的生活素質受到影響了，但量入為出，這也是再現實不過的了。

天道與人性 海地災民在爭先搶領救援物資。 搶掠商店的民眾在互相打鬥。 一名智利災民因為搶掠而被警員拘捕。 智利民眾在搶油站的汽油。 智利警方在災區一家超市前，防止災民入內搶掠。 　　智利發生罕見的8.8級大地震後日，美聯社記者FRANK BAJAK發表了一則長篇報道，內容是將智利地震與不久前的海地大地震作對比，焦點是找出為何智利地震強度超過海地，但傷亡人數卻遠遠低於海地（當日智利地震死亡人數僅三百人）。記者開宗明義便說，理由很簡單：智利富有，有更好的災難應變機制，更嚴格的建築條例。而海地則是又窮又沒有應對地震的意識，以及海地政府無能，記者還說「沒有一個活著的海地人曾經歷過大地震」。 　　記者用了大量資料去支持他的「發現」，當我讀完這篇報道後，也沒有質疑對比中所引述的資料，但心裡冒出的一個問號是：記者寫作的動機何在？證明了海地大地震死得人多，是因為又窮又落後又欠一個好政府，那又如何呢？難道這還要花記者寶貴的時間去分析嗎？不要說發生大地震，「貧窮落後」天天都在謀殺著無數的生命，這不是人所共知的冷酷現實嗎？「何不食肉糜」之嘆，是什麼新鮮的新聞視角。 　　對於美聯社這位記者急趕在大地震第二天便以近乎冷血的角度寫他的報道，真的感到厭惡非常。天道是無常的，最富有的國家也不能控制地震不發生。富裕的國家可以有更多的資源做好防震，窮國只能有一天過一天，這又應怪誰呢？表揚富國防震做得好，嘲笑窮國建築都是豆腐渣，那有意思嗎？ 　　就在美聯社這篇報道發表後的一天，傳媒對智利災區實況有了更的報道，除了死亡數字上升外，災區普遍發生集體搶掠，當局要實施戒嚴。災民也在投訴政府救災不力，說仍然沒有電沒有水，也沒有食物。類似的混亂情況在海地也有發生，在幾年的美國南部風災也出現過。在大災難之後，爭扎為生是唯一重要和有意義的事，個人的道德和忍耐力都面臨最嚴格的挑戰。上述五張圖片，前兩張是海地災民搶物資的情況，後三張是智利的類似情景，不都是很類似嗎？如果美聯社的記者能夠多等待一天才發稿，也許就不一定拿兩個災區作比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