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敵人真面目 　　十萬名美軍正在阿富汗作戰，敵人不是傳統戰爭的外國軍隊，而是一群沒有軍服的武裝。在媒體新聞上，經常聽到美軍在阿富汗擊斃多少塔利班或基地組織分子。但他們到底是什麼人？世界上裝備與訓練都是最精良的美軍，為什麼花了超過八年時間也沒法徹底擊敗他們呢？時事節目《前線》（Frontline）的記者成功深入阿富汗，連續十天拍攝了一小隊武裝分子的起居和襲擊美軍的經過，讓外國民眾可以第一身的看見與美軍敵人的真面目。 　　有評論指《前線》節目把塔利班人性化了，有美化敵人之嫌，但孫子說得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了解你的敵人，是沒有可能打勝仗的。 　　《前線》記者所追蹤拍攝的一群塔利班武裝，都是平民裝束，部份甚至可以說衣衫襤褸，在荒山野嶺走動，居無定所。而他們所用的武器，陳舊不堪，部份更是抗蘇聯時遺留下來的「古董」。在軍事上，他們一點都不專業。節目中拍攝到他們在製造一個搖控路邊炸彈，小心翼翼地依說明書做，接駁電線沒有鉗子，都是用口咬。該炸彈後來放在路邊實戰時失靈沒有爆炸，到他們放棄要撤退時，再按搖控，它又炸了。 　　在荒郊等待攻擊機會時，小隊的領袖充當教長，維持同人每日五次祈禱，並向年青人考問可蘭經。一名剛加入的十八歲青年說，美軍一天留在阿富汗，他便會繼續拿起武器抗爭。 　　在一次襲擊行動中，他們在公路旁埋好了炸彈，美軍軍車駛近，正要準備引爆，一群婦女經過。戰士急忙叫婦女快步走開，結果錯過了襲擊軍車的時間，還暴露了自己的位置。又一天，記者拍到塔利班在主持一個鄉村法庭，把一名販毒的當地人宣判死刑。記者旁白說：都說塔利班從事毒品交易，但竟然又會處決毒販。 　　節目中的點滴，讓不少觀眾都會吃一驚，每天花費億元計軍費的美軍，原來就是與這樣一群人作戰。論裝備、軍事訓練和補給，他們任何一方面都不及美軍，有的大概只是意志吧。所以，如果美軍要取勝，文攻似乎更是正道。

山東的80後最牛 　　當香港一群80後以露天派對方式圍堵香港立法會和特首禮賓府，並在街頭即興票選誰是最靚仔警察時，山東省新泰市的6名80後已經被任命為副局長甚至法院副院長了。 　　其中年輕的僅23歲，而25歲的劉婷婷更被委任為法院副院長。劉到底有多少的社會經驗？考進法院處理文案工作才兩年，便被提拔當法院的副院長，法例案例懂多少？實踐時間這麼短，竟然可以當上重要領導位置了。中國（至少是山東新泰市），對80後的信任令人吃驚。 剛看了美國公共電視台Bill Moyers每周一次的深度報時事專題，指美國的司法系統嚴重受大企業金錢的收買。因為美國各州的法官超過八成是透過公民投票選舉產生的，而誰錢多誰便能勝出已是眾所周知的美國選舉遊戲規舉。於是大企業便用錢把自己支持的人選送進各級法院，好讓將來可以得到有利自己的裁判。 　　報道舉出其中一個案例，日本一家化工企業在路易士安那州建了一座超污染的工廠，州長和環保部門火速批准了。工廠附近是平民區，居民擔心健康受影響，希望向法院申訴要工廠做好控制排污。由於打官司要錢，居民只能靠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免費代表他們打官司。當地一條稱為20號法規的法例，容許法學院學生義務代表民眾打官司。化工廠為了滅絕反對聲音，於是向州最高法院提出推翻20號法規，約束法學生出庭的資格。 　　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Calogero本來支持20號法的，但由於當年正是競選連任之年，對手財雄勢大。於是他為了向商界示好，同意修改法規，直接導致原來要控告化工廠的居民頓時失去了代表律師，也沒錢與大企業較勁下去，唯有天天呼吸著重度污染的空氣。 　　與此同時， Calogero籌得了一百萬美元的政治捐款，成功擊敗對手連任，繼續做他的首席法官。1989年至1999年，投進美國各級法官競選的政治捐款合計8900萬美元，1999年至2009年，這數字上升至2億美元。 　　在美國，要當上一個地方或州法院的法官或庭長，需要很努力地籌款和與金主打交道，很多時還要做出些違背良心的事。那有山東這位廿五歲少女這麼幸福，天掉下來這個好職位。時下流行對比中美國情，誰更進步呢?

他為什麼要死？ 金融海嘯後一份滴血的自白書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八日，被友人稱為性情溫和，愛好音樂的五十三歲電腦軟件工程斯安德魯‧約瑟‧斯塔克，在燒掉自家的房子後，駕駛私人小型飛機撞向德州奧斯汀的聯邦稅局大樓。猶如九一一重演的大樓著火場面，令人望而心悸，當地警方和聯邦官員事後急忙鄭重說明事件並非恐怖襲擊，只是一名男子對稅局不滿的暴力報復行為。因為不是恐襲，死傷人數也不多，公眾和媒體似乎都放心了，新聞熱了不過三天便悄然淡出。不論外界如何詮釋，事實真相可以從斯塔克在其網頁留下的五千字自白書找到答案。自白書注明了作者的生卒年份，說是遺書會更貼切。 斯塔克選擇了以暴力方式結束生命，還累及無辜，是社會不能接受的偏激行為，但他絕對不是一名瘋子，他曾經也勇敢和理性地面對生活上的各種不順遂。五歲失去父親，七歲時母親也自殺，令斯塔克四兄弟姐妹頓成孤兒。才小學二年級便遭逢巨變，他有千萬個理由可以埋怨社會或自暴自棄。但他沒有。反而深切體會掌握自己命運非常重要。於是他成功地唸完大學，並晉身科技精英行列。在刻苦的大學階段，他說曾經好幾個月三餐都只吃麵包和花生醬，吃餅乾已算是奢侈。 　　大學畢業後，斯塔克為自己的人生定下目標，就是經濟上要獨立自主，不仰賴刻薄寡恩的大企業照顧。就在這追求獨立自理的過程中，因經濟大環境、政府的決策和個人疏忽，斯塔克經受一波又一波的挫折。原本過著中產生活的他，最終落得連退休帳戶的存款都得挪用，還欠下稅局的稅。 沒錯，斯塔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與一般自覺生無可戀的自殺者不同。主流媒體和博客對於這封遺書的理解，幾乎一致地只聚焦在「反稅收」的層面上，把事件與過去反國稅局的暴力與非暴力運動相提並論──看來這解讀不太準確。從年青時代便開始與稅局交手的斯塔克，在半百的人生中經歷過凶險的高低起伏，會單純因為稅局而走上同歸於盡的絕路嗎？細讀其遺書，便知斯塔克過去不論對政府有多不滿，都尋求在體制內解決問題，他並不是天生就叛逆的無政府主義者。 　　 他決心以死相搏，針對的並非稅局，而是整個他認為不公義的美式資本主義社會和政治制度。自白書末尾，他用了兩句短語概括評論共產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別，可見他是對社會制度失望。稅局，只是一個具體象徵。 　　他不忿於聯邦政府和政客只管拯救無良的大企業家、他怨中產階級永遠是被剝削的弱勢群體、他恨在政治制度中沒有發言權、他...

何謂瘋狂 　　反復讀了德州自殺飛機師斯塔克的自白書多次，漸明白他的無奈及對現行政治及社會制度的厭倦。他花了五十三年時間依循社會規律而生活，卻不幸的發現自己倒頭來只不過是一名失敗者，經濟上無法自顧，還被國稅局追稅。他把自己的生活困境歸咎于政客的不公義，認為他們只管照顧有錢朋友而犧牲如他一樣的勤奮中產階級。於是，他想了一種徹底改變現狀的方法。 　　斯塔克在自白書說自己過去的生活是瘋狂的，瘋狂的定義是重複做同一樣的事而期待有不同的結果。於是他決定不再瘋狂了，選擇了用自殺攻擊來了結與社會制度幾十年的搏鬥。諷刺地，他的暴力所為，普遍被定義為狂徒暴行。 　　記得去年筆者也曾寫過另一篇的短文，介紹反戰導演奧利花．史東，他形容奧巴馬總統的阿富汗政策是瘋狂的。史東用的瘋狂標準與斯塔克一樣，都是來自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的名言。 　　愛因斯坦看到那些做同一動作而期待不同結果的人，認為他們是狂人。不過，按常理狂人應是少數，屬於偏激或邊緣化的人。若按愛因斯坦的定義，現實生活中，狂人的數目可能多得多。多少人年年月月日日地買六合彩，天天買，天天不中，卻又天天買。做同一樣事而希望有不同結果，也許是一些人繼續活下去的動力。 　　前日阿富汗傳來消息，在一次美軍的空襲行動中，有二十多名平民被誤以為武裝分子而被擊斃了。類似的事件不是已經發生過無數次嗎？在伊拉克，阿富汗都有，甚至都已經被拍成電影，還在影展中得到獎項了。 　　又以華盛頓的政客而言，你們以為由布殊換了奧巴馬，他們就都有了全新的思維和工作習慣嗎？一年多前，多少人在期望奧巴馬會為美國帶來改變，當其時，似乎人們都忘記了他們是用過去同一的方法選舉總統的。在同一樣的選舉文化操作下，人們又期望會產生不一樣的領袖。這是不是另一種的瘋狂呢？

保羅總統 　　美國保守派政治行動委員會剛開完全國大會，按慣例在會上票選下一屆總統選舉誰是最理想的候選人，德州聯邦眾議員保羅意外地勝出，風頭出盡的前阿拉斯加州長佩林才得第三名。一直被共和黨視為醜小鴨的保羅已年屆七十四，沒想到卻受到與會代表的青睞。不少評論員都在找尋一個另類的「合理解釋」，也有人乾脆忽視它，而共識似乎是保羅的政治前途不會因此「殊榮」而有任何改變。 　　前年的共和黨總統初選，三藩市星島日報便推薦了保羅。保羅最終沒有獲得共和黨提名，更沒有被邀請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他索性自辦一場演說會，擠進會場的不乏年輕人。保羅反戰、反對動用納稅人資金救華爾街、要求監管聯儲局、反對奧巴馬版本的健改案；與此同時，他主張依憲法治國、小政府、不搞霸權外交、還原黃金儲備制、實行量入為出預算等。 　　保羅雖然是共和黨籍，但他更喜歡自稱是自由主義者。他所推動的自由運動至近幾年逐漸引起全國關注，在競逐總統提名期間，他在網絡上獲得的政治捐款便曾一度超越其他共和黨候選人。去年他提出對聯儲局進行查核的法案，也罕有地得到眾議院大多數議員的支持。 　　雖然保羅越來越受歡迎，更在保守派大會上贏了「總統選舉」，但他始終沒法進入黨派政治的主流。這不代表保羅的政見偏激或只屬小眾口味，而是黨派利益集團牢牢的控制住美國的選舉機制，根本沒有保羅可以生存的空間。所謂民主選舉制度，現實中只不過是黨派大佬們的遊戲。也清楚的證明在集團式的壟斷之下，美國政治能產生自省自救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如保羅一類正視現實，敢言敢另類的政治家，最終可只能成為主流政客的陪襯品而已。

第一滴血 　　 53 歲的美國軟件工程師斯塔克前日駕駛小型飛機撞向德州國稅局大樓，首日報道簡單指出他可能是對稅局充滿仇恨而採取了共歸於盡的報復手段。事件後第二天的報道有較多斯塔克的個人資料及自殺動機，但對於他死前在網上留下的遺書內容，一般新聞報道都沒有涉及太多。讀了遺書原文後的感受，「震驚」二字不足以形容。斯塔克之死和被他撞死的稅局職員，可稱為金融海嘯後美國本土所流的第一滴血。 斯塔克本來是典型的美國夢成功者，他五歲沒了父親，母親在他七歲那年也自殺了，四兄弟姐妹分散在不同的孤兒院。在無依無靠的環境下成長，斯塔克沒有成為問題青年，完成了大學並成為一位創業的軟件工程師，為人溫和有責任心，並且相當獨立有主見，閑時愛玩音樂。 　　那為何他又會走上襲擊稅局的死亡之路呢？以下引述遺書中幾段文字，看官可以自己判斷： 「非常時期必須用非常手段」 「當他們的金錢列車因為他們自己的貪婪和愚蠢而撞毀時，整個聯邦政府奮全力在數日，如果不是數小時之內便去拯救他們。」 「這不是很諷刺嗎？六十年（自大蕭條）後，這個國家以為懂得如何解決經濟問題，而他們只是從中產階級（這群沒有發言權的人，選舉只是一個笑話）中偷錢來填補他們的坑，讓「生意如常運作」。當有錢人搞砸了，窮人便要為他們的錯誤而填命。」 「我知道如果不加上我的一條命，我保證什麼都不會變。」 「很可惜，我用了一生來嘗試相信不是這樣，但暴力不單是答案，它還是唯一的答案」

奧巴馬例行會見達賴喇嘛的意義　    美國總統奧巴馬十八日在白宮的地圖室會見了達賴喇嘛一個多小時，此次會晤受到美國以至西方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而報道的焦點集中觀察中國政府的反應，而不是兩人會面的內容。眾多評論都在探討此次會面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側面反映中國的國際地位的重要性，注視中國有多不高興。在接見安排上，白宮顯然也特別敏感，不想刺激中國。中國美國與達賴喇嘛的三邊關係，可從表象和實質兩層次分析。 於表象而言，十八日的會晤其實是必然的，甚至可說是例行公事，應以平常心來看待。因為近幾十年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未曾拒絕會見達賴的要求。以西方自由世界陣營領袖自居的美國總統，會見爭取西藏「自由」的達賴喇嘛，是何其理所當然。所以，不論中國如何反對，美國總統是不可能不見達賴喇嘛的，否則如何能繼續當其「自由世界」領導人。 至於達賴喇嘛，他也必須見美國總統，不論以何種方式或規格會見，或談甚麼內容，都得見。因為作為流亡政府的領導人，最重要是取得國際的認同，而其中美國的認可最重要，那怕只是形式上的。 而中國的立場更是簡單，必須公開譴責美國總統會見達賴，對於中國領土完整的堅持，不存在任何妥協的餘地。不管中美關係發展到哪種階段，或是眼前有甚麼別的雙邊議題，反對達賴喇嘛在國際間從事分裂活動，是中國再明確不了的立場。 所以，此次會晤一如所料，就是例行性質，沒有甚麼意想不到的內容。反觀之，這次會面對奧巴馬的意義最為重大，其次是達賴。奧巴馬上任一年來民望逐步下跌，至今不滿其施政者已超過支持者。民主黨選戰連番失利、經濟復蘇不明顯、健改有崩盤之憂，再加上年底有國會選舉，奧巴馬手上的煩惱已經夠多了，會見達賴喇嘛屬交差性質。見了，不會令奧巴馬加分，但若不見，則肯定會招來非議。 與此同時，奧巴馬又要顧及實質的中美關係，相對克林頓而言，他做得更低調。在去年訪華前先推遲了見面安排，現在又不在白宮辦公室會客，禁止傳媒採訪，事後只發單張圖片和書面聲明，連發言人也不現身。會後任由達賴向傳媒說話，算是對國內外有所交代了。 不要說目前美中互相依賴性增強了，早在三十多年前，為了與中國建立良好的外交關係，美國便開始疏離西藏獨立人士。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到中國作破冰之旅的訪問，打開了中美建交的大門，目的是為了拉攏中國抗衡蘇聯。在尼克遜出訪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便突然間...

兩　極 　　德州昨日發生類似 911 的自殺式飛機恐怖襲擊事件，一名軟件工程師疑不滿國稅局，駕駛一輛小型飛機撞向當地的聯邦國稅局大樓。看到大樓冒出濃煙的情景，沒法不聯想到世貿大樓，也看到了社會內的兩極。 　　事件發生後，政府迅速的為事件定性為非恐襲，只是一宗普通自殺行為。談恐襲色變，政府忌談恐襲是可以理解，但卻沒法認同。就如去年的軍營大屠殺，軍方也強調屬個人暴行而非恐襲。什麼是恐怖襲擊？按韋氏字典定義為：「為某種訴求而發動針對公眾或政府並製造恐慌的暴行」。軍營事件或德州國稅局事件，似乎都符合這定義。迴避並不等於不存在，當暴行發生後，不正視成因，如何能避免事件重演。 　　對於國內自家門內的極端分子，政府和媒體都傾向視而不見，方法是走向另一極端。在恐襲發生後，放大救人的英雄故事，強調人們互助的愛心。把本來血腥的事件變得溫馨。讚美救人英雄本來也是應該的，社會多提倡好人好事也有教育意義。不過，這並不等於我們便從此不去正視社會的問題了。 　　一方是極端的暴力分子，另一端是只講溫情的大好人，兩極都同時存在於我們社會中，這是沒法否定的事實。美國文化特別注重表揚美善，小孩子做一點點好事都會受到不成比例的高度讚揚。好處是自少培養了他們的自信心，思想也比較單純。壞處是對現實生活的困境和苦難認識不足，遇事不知如何自處。 　　發生社會悲劇之後，除了趕緊表揚英雄外，借機會探討引起悲劇的成因，應該是更好的教育。 　　

恭喜發財          一名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裔朋友問我，中國新年時人們所講的吉祥話他都懂，但一句「恭喜發財」卻不明所指。不是這四個字難懂，而是他不明白為什麼新年見面都說「恭喜發財」，健康快樂不是更重要嗎？此君不知道簡單的「恭喜發財」四字，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推動力，於中國近代發展歷程而言，意義更是特殊。 　   「發財」即是得到了財富，掌握了豐富的物質生活條件。除了立志到深山過一輩子的隱士之外，人活著就得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物質。至於需要多少物質才足以過快樂的生活，那就因人而異，但充裕總是比缺好。「恭喜發財」成為中國人過春節最常用的祝福語，甚至流行於國際，外國人都知道中國人過年要說「恭喜發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太需要發財了，尤其是近兩百年來。 　　中國自清中葉遭到世界列強入侵後，白銀被換成鴉片，國庫被不平等條約掏空，本土商業又遭洋貨傾銷而陷於無法生存的境地。孫中山先生指出，中國人深受貧窮之苦，如以「發財」作為號召革命的口號，響應者必然眾多。但革命不是只談發財，於是孫先生提出了三民主義，其中民生排在第三位。約五十多年後，中國另一位革命家便實踐了「發財」理論，成功的在三十年間帶領中國走出貧窮落後，他就是鄧小平。 　　在宣布堅持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時，鄧小平用有力和激動的語氣說：「中國不能再窮下去了」，於是提出不計較細節，也要令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過去三十年來，中國人最大的共識並不是什麼主義，而是「改善生活」，凡是能有利改善生活的東西，都有人願意去嘗試。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中國人愚蠢，不明白生活不光是物質的，應該知道「民主」才是最有值價的；更有的說沒有「民主」便不能保障物質生活。可是，事實擺在眼前，追求「發財」的意念創造了現今中國的成就，而很多人忽略了這成就並不單指人民生活改善，隨之而來也改善人們的自信心，復興了衰落多時的傳統文化，及逐漸提高國民素質，包括法治和人權方面。 　　放眼世界，喜歡批評他人不懂「民主」的國家，都是一些物質生活富足的國家，而他們擁有的財富資源，諷刺地卻不是因為所謂「民主」而創造出來的。

新年好 　　經濟環境低迷的牛年還有一天便過去了，新年展望新氣象，向各位讀者拜一個早年，祝大家虎年如虎添翼、虎虎生威。 　　對於新的一年，我們都是抱著最良好的祝願的，但小市民無權無勢，對於社會及經濟大環境，一般人能夠左右大局的可能性似乎不高。不過，中國人卻有一句：「人定勝天」，時髦一點的會說：「性格決定命運、心態決定勝敗」。這些話又在肯定個人的力量，現實與哲理金句是否衝突矛盾呢？ 　　現代西方推崇個人主義，主張人生而平等。這說法屬期望性質多於現實的描述。孫中山先生也曾說，法國哲學家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論是違反人類社會發展事實的，但這並不否定應該人人平等。所以，「平等」是一項長期奮鬥，並不是天生便有的，事實世界本是如此。 　　所以，就算是在美國，相對於控制全國經濟的財閥，以及高高在上的政客和官僚，普羅大眾都是屬於弱勢社群。不過，既然這是現實社會反照，就沒有必要因此而氣餒或怨天尤人。外在世界與個人其實是一種互動的狀態，不管是金融海嘯或是早前的科網地產輝煌時期，這外觀世界與個人的內心小世界其實是可通亦可不相通的。我們喜怒哀樂的感覺都是發自這片內心小世界，只要把它管好了，不讓外力將它摧殘，在任何時候，我們都能感受到快樂。 　　心態絕對決定喜與悲，ＥＱ比ＩＱ也重要得多。伯南克何時退市？奧巴馬又要把國債推到多高？這些都不容我們插手；但我的心總是屬於我的，這心才是最重要。別強求、別妄想、知所進退、戒執守仁；再大的風浪，我心仍如坐輕舟，不覺間已渡萬重山了。

風水輪流轉 　　中國俗語有云：「風水輪流轉」，意思是好壞運程是會互相輪替出現的。對於美國的兩黨政治制度而言，此話可謂最貼切不過。一年多前幾乎被公認為瀕臨信用與信念破產的共和黨，在最新的《華盛頓郵報》／《美國廣播公司》旳聯合民調中，竟然大幅收窄與民主黨的差距，評論依此估計，在今年十一月的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可能重奪廿至卅席位，更有可能再度成為眾議院多數黨，氣走威風一時的議長普洛西。 　　只花了十三四個月，共和黨便脫胎換骨了嗎？一個百年老黨，若能如此敏捷地洗心革面，也真能算是一個奇跡。事實當然不是這樣，除了高調問政的前阿拉斯加州長佩林外，共和黨沒有明顯的大動作。共和黨再度吃香，連勝三大選戰，不是戰之功，而是美國政制的必然性。 　　雖然沒有黨禁，但具有實質政治競爭力的政黨只有民主及共和兩黨，其他少數黨派根本連插針的縫也沒有。選民對於政黨的選擇，除了部份黨性極強的死硬派外，大多數是依自身當下的感覺而選擇支持那一個政黨。由於只有兩個黨可供選擇，於是所謂支持票，其實也是反對票。當民眾對現狀不滿時便會投票支持在野黨，發洩他們對執政黨的不滿。 　　一年多前的執政黨是共和黨，當時美國國際聲譽掃地、厭戰情緒高漲、金融海嘯掩至，民眾把怨氣都發在主政的共和黨身上。過了一年，國家整體狀況依然是陰雲密佈，奧巴馬的演講也逐漸失去了魅力。於是，選民開始埋怨民主黨無作為，欲把共和黨再推上台試一試。 　　此種政制本身並不具備創造解決問題的條件，反而令兩黨陷於周期性的選舉中，把主要精力和心思都放在選戰的謀劃上。政客勝選後推動的政策，總是為下一次選舉而籌謀，反對黨也是如此。美國政界流行一句說，做反對容易，凡事總要反對便是。因為太多的政治考量，顧及的利益集團過於複雜，美國會出台的政策往往又會與原先要解決的問題脫節。越來越多美國選民感到現體制沒有給他們真正的選擇，每逢全國選舉年都會有期望第三勢力的出現的呼聲。可惜，這要比登天還難呀！

出手術 　　何謂「出手術」？ 前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自離任阿拉斯加州州長後，政途反日漸光明。不但自傳式新書在全國引起話題，上週末在「茶黨」全國會議上更成靈魂人物，角逐白宮的勸進聲不絕。這位保守陣營的明日之星，卻是自由派長年譏諷的對象。佩林在茶黨會議上出盡風頭，自由派媒體則從會議的現場錄影中定格發現佩林在手掌上寫著講話的關鍵字，一場博客大戰在網上為「出手術」問題打得難解難分。 因此「手掌門」，自由派寫手嘲笑佩林肚裏沒有半點墨水，連基本的政治講話重點也要寫在手掌上不時偷看。而保守派則反駁，指奧巴馬使用幾千元的字幕提詞機，對住機器一字一句的讀，而佩林用手掌做筆記就不行嗎？兩方陣營都各有說詞，用機器是否比手掌有內涵，也是見仁見智。筆者倒認為這爭論沒有太大意義，奧巴馬能講已是全球公認的事實，他的白宮寶座也是憑他三寸不爛之舌贏回來的。不光是佩林不是他的敵手，連在政場打滾幾十年的克林頓夫人也甘拜下風。 這場爭論只是反映了美國政治的死穴，人們不要求一位能幹的總統，只愛動聽的演說。佩林用最原始的方式準備演說，被轟得體無完膚，論者振振有辭，因為美國文化是要求政客有異于常人的優秀口才，而佩林竟然把關鍵字都寫在手掌，多麼「丟人」。至於智商高超的法律系教授奧巴馬，口若懸河，管他是對著提詞機或是背誦，也不管稿子是出自專業演講詞作家，感覺就是水準高多了。 其實，「出手術」與「出口術」有什麼兩樣呢？民眾應該關注的真正問題是：政客的話能信嗎？不論是來自手掌或電腦提詞機。在這不注重實質技能與經驗的政治文化下，人們只是不斷的尋找更好聽的演講，而沒法找到更能辦事的領導人。

九百萬而已 　　全美最賺錢的證券投資公司高盛昨日宣布，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2009 年的花紅是九百萬美元。眾多財經報道都指這是「出乎意料」之低，因為與高盛地位相若的摩根大通前日才公布其行政總裁的花紅是一千七百萬元。相比之下，高盛要「節約」得多了。 　　雖然整年美國的失業率都在百份之十以上，物價上漲與政府服務的壓縮，逼得一般小市民都有些喘不氣過來，華爾街大行在去年仍然錄得破紀錄的利潤。賺錢分花紅，不賺錢也分花紅，向來是美國大企業和華爾街大行的習慣。金融海嘯之後，民間反巨額花紅的聲音變得響亮，總統奧巴馬也不止一次的批評華爾街貪婪。所以，在大豐收之年，一眾行政總裁們還是表現出有些「節制」。不論是一千七百萬，或是九百萬元，都比過去要拿得少了。至今華爾街的花紅紀錄是高盛現任行政總裁所擁有，他在 2007 年拿了六千八百萬元的花紅。 　　與近七千萬元的年終花紅相比，九百萬當然是一個小數目，也被一些人認為華爾街已經自律了。但九百萬當真是一個小數目嗎？美國的工薪族，估計沒有幾個人會夢想過自己會一次過領得九百萬的花紅。退休前能有九百萬積蓄的相信也不會太多。 　　九百萬花紅對華爾街大款來說是小數目，是出於一個相對的概念。這些在一年多前還伸手向納稅要錢打救的投資家，大翻身後領九百萬花紅便算是對民眾有交代了，這亦欺人太甚了吧。一手搞出金融危機的金融精英，現時不是在白宮身居要職，便是繼續做他們的行政總裁，個個都風風光光的，而他們製造出來的債，都由小百姓來負擔，憑什麼？！

憶林覺民 　　 1911 年 3 月 29 日 ，留日青年學生林覺民寓宿在香港一小樓，靜夜挑燈，寫了一封信給在福建家鄉的妻子。信中首句寫道：「 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這就是著名的林覺民《與妻訣別書》，也是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中最感人的文獻之一。 　　當年只有廿四歲的林覺民，在留下遺書三天之後，從香港前赴廣州參加由同盟會策劃的武裝起義，受傷被捕遭處決，得革命黨人收歛葬於黃花崗，名列七十二烈之一。林出生於一個中等家庭，在福建完成高等教育，娶了妻子之後，便到日本留學深造。此日本行改變了林覺民的一生，他在當地參加了由孫中山先生創辦的同盟會，從此，「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便成為了他的新理想。 　　 1911 年，同盟會策劃大規模的起義，林便從日本回到中國參加行動，回家後告訴父母是休假回鄉與友人外遊，他的目的地卻原來是廣州的兩廣總督府。在行動前，部份義士在香港集合，林覺民是其中一人。他內心明白此次行動屬九死一生之舉，想到懷孕妻子及幼子，感到有必要交代為何他忍心留下他們而冒險。 　　林寫道：「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意思是因愛妻而感念到其他同樣需要愛的人，如果犧牲自己，甚至妻兒家人的個人幸福，成就天下人更廣更永久的幸福，他認為義不容辭。最後林對妻子說：「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 　　活在大時代中，感應了國家民族的呼喚，毅然走上捨身亡我的革命之路，雖淒怨但悲壯。這殺身成仁，先國後家的真實故事，就發生在 1911 年的香港。回想到電影《十月圍城》卻選擇杜撰一些與革命全無關係的私人感情故事，說是故意在刻劃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是多麼的矯情和虛偽。

電影戰 　　《阿凡達》和《孔子》是在中國目前競爭最激熱的電影，儼如戰國爭霸一樣，但角力較勁的戰場，不是票房而是思想文化。 　　荷里活製作主宰全球電影發展數十年，美產電影成為了娛樂的主流、電影的「優劣標準」；更重要的是隨著荷里活電影而來的美國價值觀，在娛樂的掩護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全世界。電影可以是純娛樂，但由於它也是一個故事，因而必然會附帶著編劇或導演的價值觀。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電影業並不發達，國產及從一些東歐國家輸入的電影，不論在數量和題材方面都極之有限。與荷里活電影一樣，這些電影都有附加的意識宣傳傳作用，但在中國卻擺明的在藉著電影作宣傳教育，而荷里活電影卻是掛上商業娛樂的旗幟。兩者相比，美產電影成功得多了，既輸出思想，又賺回美金。自中國開放電影市場後，觀眾對外國片的渴求也日漸上升，亦同時開放了中國社會接受荷里活意識形態的衝擊。 　　《阿凡達》在中國大熱，北京有拒拆遷戶便掛上以阿凡達為題的抗爭橫額，可見其深入民心程度。而同樣花了鉅資拍攝的國產電影《孔子》在《阿凡達》之後上映。筆者看了電影《孔子》，看之前其實並未著注到什麼反《孔子》運動，對於由周潤發演孔子也沒有太大期待，看過一篇短評說片中的孔子成為軍事家又談情，心想這也許只不過是一部商業片而已。在期望極低及帶有幾分成見之下看了該片，第一道反應是驚訝。想不到該片如斯認真地尊重歷史和聖人，沒有添加現代的政治色彩，在製作和劇本方面，都是近年國產片中的難得的佳作。 　　及後發現網絡及一些媒體上對《孔子》的濫轟亂炸，便明白原來打的是一場文化戰。反電影《孔子》者其實大多是衝著中國政府而反的，根本不理會電影的內容。據說因由是傳出部份播放２Ｄ《阿凡達》的院線要空出檔期予《孔子》，一股反《孔子》潮便在網上吹起。這股反《孔子》潮背景成因是複雜的，並不單一，但其中的一處共通是標榜自由主義──荷里活片便象徵著自由。 中國政府近年來致力提倡傳統文化和道德哲學，欲彌補文革時代對傳統文化的催殘，希望在經濟成長的同時，亦顧及文化內涵的復興。只是在已經開放的社會，經歷過不少政治運動批判的孔子，又有了新對手，就是伴隨著荷里活電影而來的西方個人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