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港產片《十月圍城》陰伏的顛覆性── 　　跟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相悖的「歷史革命」片 　　由香港導演陳可辛及陳德森聯合製作的電影《十月圍城》（以下簡稱《十》）票房直逼三億元，而傳統媒體和網絡上對《十》的評價譽遠多於貶。票房及輿論俱大豐收，《十》當之無愧是一齣異常成功的商業電影。該片所引起的討論熱烈而廣泛，社會效應甚至已超出娛樂層面，觸及對當下時政的議論。 　　在中港的網站聊天室裡，不少觀眾都說《十》讓他們感動！一些網民甚至認為過去關於中國革命的電影都比不上《十》。果真是如此嗎？當中有蹊蹺。 　　本文嘗試把陰伏片中的政治符號曝光，看它如何徹底顛覆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精神，並如何引導觀眾錯誤詮釋以無數先人用性命鎔鑄的一場民族革命。 　 　　     故事的真真假假        　　 　　電影《十》是借歷史之題來發揮的虛構創作。虛構故事的背景是 1906 年 10 月的香港，故事寫孫中山要到當地與十三省代表共商起義大計，清廷得悉後派大量殺手暗殺孫中山，於是中國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會長陳少白策劃一場護孫行動，保證他在港簡短逗留期間人身安全。因為種種原故，最後形成的保鏢隊伍都是社會底層人士和報社職員，而所保護的也只不過是名替身──好使真身瞞天過海，逃出生天。經過近一小時的街道追殺和「義士」逐一倒下去後，孫中山平安離開香港，結尾是孫中山的定格特寫，可以清晰看到他雙眼含淚。 ? 　　 　　《十》的原創意念是從哪裡來的呢？監制陳可辛執導過不少賣座文藝片，導演陳德森以拍動作片見稱，兩人於 1999 年合議拍一部半文半武的電影，劇本的橋段以陳可辛父親曾導演的一部關於孫中山先生保鏢的電影為底稿。陳可辛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說：「我們真的不是在拍一部革命片！有主旋律的感受或者有愛國的感受，是我們希望的；但我們沒有希望它變成一部說教的電影。」陳德森又說：「我發現，我對政治啊、革命啊，一點都不感興趣，我關心的只是那些小人物在亂世中的狀態。」 　　 　　監制和導演都異口同聲明言不是拍政治或革命片；然而，不少觀眾在網上留言，說被電影中的「革命義士」感動，說想不到一部革命題材的電影會如此好看。一名署名「檸檬花開何處」的網友寫道：「我是紅著眼睛走出放映廳的，回到家裏還一遍遍回味著電影裏的情節和對話，滿腦子都是民主、革...

近朱者赤 　　香港特首官邸（禮賓府）淪為一批青年燒烤玩耍場地，眾人 肆意在包括只限定特首接待外賓的會客廳等多處拍照和觸碰珍藏品，事涉 禮賓府一名留宿佣人招呼親友到府作樂 。事件在主流新聞媒體上的報道角度集中在禮賓的保安，對於該批青年擅闖禁地，卻以趣聞手法處理。此事與白宮國宴有不速客闖席類似，但社會與政治背景不同，意義也盡不相同。 　　白宮發生闖席事件，涉案人士已遭到調查，事件性質是保安問題。至於禮賓府派對事件，除了保安外，還顯示了香港社會在某些政客主導之下，正陷入深層危機。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事件會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連特首執行公務及起居的地方亦「出事」，難以說服公眾有良好的管治。」宋的觀點似乎是很合「常理」的推論，符合香港目前「逢政府必錯」的論政準則。禮賓府派對事件真正焦點並不在於吃燒烤或拍照，而是事件公開後的社會反應。 　　未經許可擅闖特首官邸是不對的，甚至是違法的，這應是常人都知道的簡易常識。有份闖府的一名人士在還蓄意藉在網上繼續發放當日的照片，挑釁港府。在其中一個轉載的網頁上寫著：「 睇下曾生會唔會連我 FB A/C （指轉載該批圖片的社交網頁）都 cut （刪掉）。」 　　不單沒有犯錯的感覺，還理直氣壯的挑戰特首，令人聯想到目前公社黨發動的「全民起義公投」，以及早前泛民反高鐵的衝擊立會與禮賓府事件。不認同政府的施政本是社會常態，沒有一個地方的民眾會百分百認同政府的，奧巴馬的民意支持度僅 47% ，比曾蔭權還要低。但為何香港政客要發動「全民起義」，被媒體吹噓為網絡新社會運動的網民，又為何會認為擅闖禮賓府可誇耀的事情呢？ 這種無法無理無根的反政府潮流，是在香港回歸後日漸形成的反智現象，卻有不少高校學者加入推波助瀾。不論社會發生什麼事情，也不問是非，在傳媒上有壟斷性發言權的一班所謂學者專家，幾乎都會一致的指責港府不是。這群以反政府為樂為榮的年青人，實在也只不過是社會政治氛圍和扭曲價值觀的新生產物；而始作俑者，應是那些不打算負責任的政客和利益集團。 中國已走出文革的思潮，文革時代的影子可以在一些飯館的裝飾中，或婚紗攝影造型中找到，都變成了娛樂消費的特色口味了。可笑又可悲的是，香港卻一步一步在翻版文革式的政治鬥爭思維。也許有人會認為那些人只是為香港爭取民主；但請注意，昔日的文革何嘗不是由草根青年學...

我頭痛了 　　我頭痛了！怎麼辦？簡單，不就是吃頭痛片嗎。那腳痛又如何？還是一樣，吃止痛片便好了。總之，保證藥到病除。光吃止痛片行嗎？萬一有別的更嚴重病源又如何？這且暫不管了，先止好痛，不痛，你便舒服了，到真的犯重病再說吧。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可謂是最古老也是最常見的治病手段，它不一定能根治病源，但至少可以得一時之快。 　　奧巴馬總統將要發表新年度的國情諮文，據白宮透露總統將提出向中產家庭大派糖果，有多種的稅務優惠。自從民主黨於去年底及月初連敗兩場高度受關注的選舉後，奧巴馬和民主黨人的動作頻頻，向中產階層施恩惠，只是最新的一招，相信還會陸續有來，直至年底的國會改選結束為止。 　　稍作盤點，自麻省參議員敗選後，奧巴馬誓言會堅持健改。其後，出人意料之外，白宮高調就互聯網監管議題向中國政府「宣戰」。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自稱從沒有受到奧巴馬重視，濃濃深宮怨婦味道的前聯儲局主席沃爾克，忽然在日前記者會上站奧巴馬背後。總統在會上宣布將提出新法例規管銀行的規模及經營內容。奧巴馬為何會忽然想起廉頗？耐人尋味。 　　再加上即將宣布的減稅新法，對於民主黨的基本支持者而言，可謂好消息不絕。被共和黨諷為一事無成的總統，左右開弓，內擊華爾街，輔以減稅；對外又保衛民主自由美國核心價值。若論個別政策，奧巴馬的上述舉措，也並非全無可取之處，只是動機不良，無可避免地會直接影響施政的品質。 　　在奧巴馬上任之前，多少人期望他能為美國帶來一個嶄新的時代，用全新思維帶領國人走進新世紀。但事實一再證明，他也只不過是另一位政客，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一招。

當年今日 　　從來不愛下雨天出門，但昨日中午卻例外，心情特別的開朗，因為我將回到難忘且快樂的中學生活去了。不是什麼時空穿梭玩意，而是約了我中學時期的中國文學科老師和師母，我們卅一年沒有見面了。 馮肇博先生是我的國文啟蒙老師，雖添了幾根白髮，但樣子其實沒有多少變化，特別是那親切的笑容。說是啟蒙老師，是因為在他之前的中文科老師，其實都只是在教識字，而馮老師卻教導我如何分析和欣賞文學作品。其中一堂課，老師引例說明文學作品中的真情與假義，說用字淒慘不等於真悲，還要分析它合理不合理。這審美的基本原則讓我畢生受用。有謂自古文人多大話，來了美國發現原來政客都是文人，馮老師的情理分析又再一次派上用場了。 兩年會考中國文學課讀了不少篇章，印象最深的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可能是老馮老師解說得太吸引吧，篇中「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 」幾句，自始便成為我人生的座右銘。對於十來歲的少年，似乎有些不夠進取；但如今已是屆中年，越發明白箇中的道理確是不虛。 卅年光陰彷彿只是昨日，與老師談起中學的人與事，勾起了一段又一段的美好回憶，讓我再一次感到良師是何其寶貴。感謝老師當年的教導，讓我學好了中文，大學本科也是唸中國文學，以至今天還是從事文字工作，這都離不開中學時期打下的基礎。老師誇我是灣區「名人」，假如我今日在工作有一丁點成績，其實也是當年教我育我的老師們的功勞而已。

自由有價 　　美國最高法院昨日作出一項很有意義的裁決，取消了企業和工會在聯邦公職競選中的捐款限制，這意味著利益集團的資金將可以進一步影響美國的選舉。一般的分析認為這將對民主黨不利，因為共和黨的企業捐款者較多。這種猜測是否屬實，在具體個別選戰中又是否如此，很難一概而論。誰得益其實不是問題最關鍵的部份，更值得思考是高院裁決的理據。 　　高院以五票對四票裁定，企業和工會與普通個人一樣，可以藉政治捐款來表達政治訴求，這應受到憲法中第一修正法中言論自由權利的保護。 　　確認政治捐款是「言論自由」的一種是很有趣的裁定。選舉是公民權利，理應人人平等，即是每一合格選民都有同一樣的選舉權利。可是，政治捐款不受限制，便直接的衝擊了人人平等選舉權的概念和原則。 　　美國的選舉制度與金錢不可分割，全國大大小小的政治選舉，形成了以億元計的龐大商業鍊。金錢與政治如膠似漆的狀態，令到選舉的客觀公平性屈服於政治獻金之下。有錢人可以大灑金錢影響選情，吸引候選人的關注，因而讓他們比無力捐款者更有影響力。現在高院確認企業和工會可以不受限制的捐款，是直接鼓勵金錢與選舉掛勾。 　　而所謂「言論自由」的借口更有趣。言論可以自由的發表，只要有張嘴或有意識，便可以發表言論，但捐錢不一樣。每一個人的經濟能力都不一樣，企業老闆可以捐 一兩 百萬元，打工仔可能連一兩百也捐不出來，哪有自由可言。所以，高院的裁決等同「有錢有自由、沒錢沒自由」。富人比窮人更多言論自由，這就是美式民主自由嗎！想起有些香港年青人指責港府「官商勾結，社會不公平」，他們對於美國最高法院認同企業可藉金錢影響選舉，又將有何感受？

麻省惡夢 　　民主黨在麻省遭遇了「不可能」的慘敗，將令十一月國會選舉提前進入白熱化階段。 　　為什麼稱麻省的聯邦參議員補選是民主黨「不可能」丟失的一席呢？該席位數十年來是由愛德華．甘迺迪擔任，而甘迺迪本人又是民主黨開明派的盟主、巨人。甘迺迪晚年最轟動的政治舉動是一手把奧巴馬推入白宮，奧巴馬在上周末才親身到麻省為民主黨候選人站台助選了。在甘迺迪身故之才幾個月，便保不住此極具象徵意義的席位，民主黨還有何顏面見父老呢？甘迺迪、民主黨、奧巴馬的權威影響力，彷彿一下子煙燒雲散了。 沒有甘迺迪的名字在選票上，兩黨候選人於選民而言都是新人，這樣的選舉變成了選黨的味道超過選人。民主黨掌控一宮兩院一年後，民意支持度節節下滑，總統本人的受信任程度也不及四成。一名自稱是民主黨開明派的網民留言寫道，他把票投給了共和黨，是為了向民主黨發出一個信息：「任何時候都不能出賣公營健保」。去年十一月州長補選受挫後，現又痛失麻州，民主黨議員們必定要已經緊繃著神經，為年底的國會選舉而籌謀。昨晚的選舉表明麻省的中間選民嚴重不認同民主黨過去一年的所作所為。 也許有人認為這正正是發揮了民主選舉的力量，借選舉改變政客。這類觀點僅看到表皮，豈不知這也正是選舉的害處。為補國會席位，政客便會開始準備選戰宣傳，趕及在投票做出一些能討好選民，或配合目前民情作出一些急促的政見立場調整。為什麼說這是壞事情，因為這種看風駛舵的選舉技倆，於國家的長遠發展來說，沒有一點好處。議員們都只想到幾個月後的選舉，誰有心思去想國家的未來。 「掌權時得意忘形，敗選後重拾民意牌」，美國的政治就在此永不止息的循環中打轉。

對話大晒 　　香港反高鐵人士發起的連場示威，在立法會財委會表決議案當晚，更有示威者爭奪警方的鐵馬，衝擊立法會，以及阻止官員離場等。在電視新聞訪問中，一名年青示威者回應記者問他是否認為行動過於激烈，該名青年笑著說：「對話都算激烈？我們只是要求對話？」一副「對話」比天大的態度。 　　對於香港反高鐵事件，反映了香港年青一代的危機，也清楚曝露了政客醜陋的一面。如果我們仍然認為成年人要為下一代的培育負上責任，一批蓄意利用香港青少年作為政治工具的政客，應負上他們沒法償還的道德債。 　　自回歸後，香港在中學推出「通識課程」，據稱是為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及關心社會時事。可悲是從反高鐵的青年中，沒看到多大的成績。上述這位青年以為高喊「直接對話」口號，就可以把衝擊警員封鎖線和包圍政府官員合理化。如果他真的深信這是公民權，請他也來美國，找一天奧巴馬出席活動，也來一句「直接對話」口號，然後衝擊特工的警戒線，猜猜會有什麼後果。 　　什麼是對話，就是坐下來溝通。立法會內議員們和政府官員依會議規則議事，這是不是對話嗎？不斷發問的泛問議員不就是民意代表嗎？在沒有任何安排下，一名政府人員如何在街上與幾千名情緒激動的市民對話？有沒有議程？有沒有正式代表？預計對話應產生什麼結果，高鐵撥款權在立會，官員與民眾露天在街燈下對話，可以代表立會表決嗎？這些問題都是多餘的，因為顯然示威者只愛喊口號，對什麼話？ 　　民主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麼？就是理性，沒有理性便沒有民主。

夕陽深處 　　元旦假後，仍未開始收拾上班心情，走進編輯部沒有幾個同事在上班，大概是休假期間吧。仍在半休假狀態中的不止是我們，網上新聞也不多，都是一些老舊題材翻新包裝。電話響起，朋友帶來一個令我錯愕的消息，本地友報的總編輯陳君離職了。陳君是我一位尊敬的新聞工作者，談吐儒雅，敬業樂業；不論在什麼場合見到他，都是一派謙謙君子的風範。聞悉他離開灣區新聞界，頓感惋惜不已；及至日前拜讀了他的告別感言，更感到揪心之痛。不純是為了陳君，而是為整個新聞傳播業。 　　陳君是有卅餘年經歷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在所服務的機構屢任高層管理職務。雖位處高層，但難得陳君對新聞工作熱情熾熱如昔，不會因為管理職務而變得與前線脫節。記得一次我倆同室等候總統候選人希拉莉前來接見，陳君提到他如何組織更多的作者加入評論版，又談到當年的保釣運動。當天的會晤安排對我們做夜貓子的編輯其實是挺為難的，早上八時便要恭候「大駕」，主人家還要遲到近四十分鐘。到希拉莉現身與我們幾位傳媒代表合照時，陳君拿出他主編的報紙贈予希拉莉，當時我便佩服他的細心與忠心，什麼時候都想到為自己服務的機構。 　　陳君雖比我年長，但仍屬壯年，於事業來說應處於黃金階段，何故忽然「榮退」呢？從告別感言中才得知，這也非個人主觀的安排，他只是在盡最後一分力量配合公司的新政策而已。感言文章寫得字字珠璣，情文並茂，再三細讀，感慨萬千。 　　美國新聞媒體近年持續收縮，在金融海嘯未發生之前，傳統大報如《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或《三藩市紀事報》等都紛紛為了保障利潤額而大幅裁員。及至海嘯來襲，對平面媒體的衝擊更大。現時常聽到以「夕陽工業」來形容報紙，但何謂「夕陽」？互聯網的出現和電子傳送工具的發達，的確會直接影響報章的銷情，但報紙賣的不是紙，而是新聞，新聞難道也會有夕陽嗎？ 　　把視線只集中在利潤數字的經營者，想方設法削減報章的經營成本，在商言商並無不妥之處。但倘到了連新聞素質也可以犧牲之時，那報紙豈不是名符其實的成為一張「紙」。互聯網上所謂「新聞資訊」以億萬條計，也許有人會認為不必再依賴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任何人只要有一台攝錄機、相機和電腦，都可以發報新聞消息。但事實剛相反，資訊浩瀚如海，更是需要專業與負責任的新聞工作人員。 　　時下確是任何人都可以發放消息，不必負責任，更不必附真姓名。消息一旦上網，以千百計的媒體便開始爭相輾轉相傳，不論真偽。傳統的新...

谷歌去也 　　世界互聯搜索引擎巨擘谷歌（ google ）揚言因為反審查等「道德」理由而將退出中國市場，事件引起發議論，美國國務院也發言力挺這位奧巴馬的矽谷大金主。每股價值接近六百美元的谷歌，自我投射光環地離開長年沒法開展的中國市場，形式上更似玩樸克牌，押注與莊家對決，期望一局定輸贏。在谷歌看來，幾乎是穩贏的。 　　因為如果中國政府全無反應任由他去，谷歌既贏了國際美譽，又封了在中國的蝕本門，對股價更有利。又如果意外地中國政府談條件挽留，谷歌更不可一世了，拉倒了中國政府的互聯網鐵腕，成為全世界的「偶像」。當然，後者的可能性不高。在谷歌撤退消息傳出後，中國的互聯網類股普遍上揚，說明投資者認為少了谷歌更有利中國本土公司。中國是全世界上網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將沒有一個國家能追及，中國的互聯網用戶與商機只會持續增長。 　　有論者認為沒有谷歌會令中國被排除在國際商業網之外，不利於中國國際貿易與金融業的發展。這種說法其實是站在西方本位發言，角度是中國以作「客」的身分加入以西方為主體的遊戲圈。這也許並不符合目前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是中國加入抑或西方要加入中國圈呢？是一個很值得認清的問題。 　　自從西方工業革命及殖民主義興起之後，西方長期主宰著國際政治與商業。因而形成了凡事都以西方為標準的觀念，事事務必與西方看齊。所謂的「普世價值」說穿了就是西方的價值觀。有人以為中國目前只是經濟發展取得少許成績，其餘什麼都不如西方，還必須趕緊的西化。這些人其實是沒看到中國已進入百年未見的文化復興時期，這股從下而上的力量，正在塑造中國的未來，一個以中國為本位的未來。谷歌，就由它去吧！

為誰忙 　　聯邦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里德成為美國跨年度的風頭人物，在去年聖誕節前，可以說是憑藉著他一人之力，把被形容為「世紀改革」的健改法案推過關，成為健改的英雄，也是奧巴馬的大恩人。因為沒有健保改革案，總統的第一年將失色得多。可惜，年關一過，里德便從人上人跌到瀕臨失業的邊緣，也由恩人變成為負荊請罪的角色。 　　里德最近被揭在前年總統選舉期間，曾經說奧巴馬能勝選是因為膚色不太深及沒有黑人的口音。這些話被共和黨咬著不放，指這位總統恩人其實是種族主義者，應該下台。里德急忙向總統和非裔領袖們頻頻道歉，希望在選舉年能夠及早滅火。 　　總統已表態不記過往，但對於里德尋求連任的選情可能沒有太大的幫助。最新的民調顯示里德落後於共和黨對手，而對他持有負面看法的選民超過五成。在華府權傾一時的超級政客，為何回到家鄉選區卻面對敗選的尷尬局面呢？答案可能里德本人心知肚明的。 　　議會制度的理想是由地方選出的議員，在聯邦立法議會中代表州民的利益。里德目前不受歡迎，說明相當一部份的州民不認里德代表著他們。那創紀錄的健改法和一大堆的挽救經濟法案不也是經里德手通過的嗎？是選民太無知無情，抑或是里德服務的對象錯了。 　　除了里德外，眾議院議長普洛西其實也為今年國會改選而煩惱。按目前的趨勢，共和黨能夠重奪眾院多數黨地位不是沒有可能的，一旦共和黨重黨議事槌，普洛西的議長便當不成了。有說法她已為這不測盤算，也許會考慮回來三藩市選市長。 　　在國會出盡風頭的政客，卻又很多時會被自己選區的選民拋棄。這是人的錯，抑或是制度的錯！

隱性代價 　　美國經歷了 2008 年的金融海嘯衝擊後，度過了 2009 到年底，政府公布的各種數據都指向復蘇，包括失業率放緩、杜指穩坐萬點之上，節日消費都較去年增，似乎最艱苦的日子真的已經過去了。可是，很多時會忽略了換回這些「可喜」數據，百姓卻是付出了不知多少代價，並且這種付出是不會被紀錄或被關注的。 　　先說失業率，似乎是從高峰稍微回落，但同時全國勞動人口卻減少了，亦即是說部份人不是暫時失去工作，而是近乎永久地失去工作。生活在美國這個高消費的社會，沒有工作也不再合資格領失業金了，這些人的生活是如何度過的呢？ 　　還有，許多經濟收縮的代價由老百姓吸收了，而且一點也不起眼，沒有人會關注。就說健康保險吧，國會正要通過所謂歷史性健康保險改革，讓從前沒有保險人也可以負擔基本健保。至於本來就透過工作得到健保的人士，新法案沒有特別照顧他們，彷彿他們已經是既得利益者。不過，在經濟不景企業利潤下降情況下，不少私人企業都向員工健保打主意，選擇更便宜及保障內容更差的保單。 　　朋友工作的公司更換了健保公司，他沒注意有什麼改變，按過往一樣到醫房取長期服從的藥物，但這次藥房說要收費兩百多元。因為換了保單，他原來吃的藥不在保障之中，須要病人自付。友人為了省錢，乾脆不要藥了。 　　又一友人也是同樣遭遇，公司換了新的保險公司使他也被逼跟著換了家庭醫生。首次去看新醫生，對他的健康紀錄一無所知。而與診所一紙牆所隔便是一家人聲喧囂的餐館，看病時同時聽到人家點了什麼菜。而且由於公司購買的是廉價的保單，員工自付額大幅增加，一次普通感冒便花了近五十元，他想好下次感冒，再也不會去看醫生了。

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壓力似乎是無止境的,但人生的光陰卻有限,何不把握機會享受人間之美,免辜負上天生我育我。 世事煩擾,皆因執著其中,何妨南柯一夢, 重溫亂世霸王淒美的瞬間, 洗滌心靈。 以下是李玉刚在今年一月八日於北京個人演歌上的演出片段。

驚弓之鳥 　　自從聖誕炸機事件之後，民航機和機場事故頻生。所謂事故至今都其實只是虛驚一場，不論是旅客誤闖機場禁區，或乘客在機上鬧事，神經緊繃的保安和機員都將之當作為恐襲處理。這種過敏反應是人之常情，相信再過一段平靜的日子，類似的小題大做事件便會減少。不過，這並不是恐襲危機消失了，只是人們的神經沒法持久的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這種對恐怖襲擊的條件反射回應，不光是存在於普通旅客或航空服務員，連政府的反恐政策也只不過如是。九一一後不久出現了一名鞋底炸彈客，於是政府規定所有機場旅客過安檢都是脫下鞋子接受檢查。聖誕炸機客的炸彈是藏在內褲之中的，政府沒法命令所有旅客都脫褲子受檢，於是便廣泛推動使用昂貴的立體全身素描機，對旅客來一個半透視檢查。已有輿論提出隱私權問題，同事亦有人憂慮素描器對人身健康的可能傷害。 　　這種所謂的反恐保安措施，只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可否認，不論對阻截恐怖分子能有多少實效，乘客感到更安全是真的。就好比試檢新藥，領得安慰藥的病人，同樣會感受到療效一般。但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被動式的應變最直接的效果是逼使恐怖分子採用更新的襲擊手段。 　　所以，面對恐怖主義並不能單靠堵截，必須要正視恐襲的根源。不論是那位總統，布殊或是奧巴馬，幾乎都不會談論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的原因，而採取的應對手段也是相類似的。為什麼白宮不會公開討論：「為何他們恨我們？」，是因為這將涉及極其複雜和敏感的外交與經濟政策。於是，政府一直都用一個極其簡單的理由：因為我們代表正義和自由。 　　真的是如此嗎？凡是擁護自由和正義的善良人士，都會自動成為被仇恨的對象嗎？勇敢的反省，相信才是認真解決恐襲問題的第一步。

哀哉也門 　　貧窮中東小國也門過去都沒有什麼好消息，在新聞中看到也門絕大多是與戰亂有關的。上一次頭條是美國停泊在也門港口的戰艦受到恐怖襲擊，新近是聖誕炸機客。也門政府昨日急於澄清，炸彈客並不是先前廣泛報道所指是在也門恐怖組織內受訓練，而是早在英國讀書期間便已加入了基地組織。 　　也門接受美國政府的長期援助，算是美國在中東的盟國。可惜在現今的國際環境，當美國盟友不容易，中東國家與美結盟更要冒著大風險。不論皇朝時代的伊朗、現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或是約旦、黎巴嫩、沙地、科威特等等，都生活在恐怖主義的陰影下。 　　有一種理論說，中東仇美的恐怖分子，其實大多是保守民族主義者，他們沒法接受自己國家的主權屈服於美國軍威之下。拉登自言是不滿沙地准許美軍進駐而展開了長期與美國的暴力鬥爭，阿富汗和伊拉克境內的恐怖分子源源不絕，也是同一道理。也門政府交上了美國這盟友，正陷入同樣危機之中。 　　也門境內的分離主義武裝勢力，與美國的死敵伊朗是友好。所以當也門政府用美國的軍援攻擊境內武裝力量時，便會被視作為替美國人操當屠夫，刺激起反美情緒，成為恐怖組織招募新人的最佳廣告。美國也明白不能太露面，於是在去年十二月空襲也門的行動中，始終低調，並且對外說都是也門政府軍所為。有報道卻指空襲的導彈有的來自也門外海美艦，也有是來自沙地的。雖然眾說紛紜，但也門政府出面全承受了，擔下所有責任。過於親美會引發國內不滿，不幫忙又怕被美國列作贊助恐怖活動國家，搞不好又被強制更換政權。 　　布殊和奧巴馬都信奉反恐戰要在別人的國土上打，不讓恐怖分子來美生事。美國的反恐政策很可能已變成雞與蛋的問題，不斷的向中東投入軍力與金錢，是能消滅恐怖主義，抑或發揮了反作用呢？

美國反恐政策迷失於政治旋渦中 踏入2010年，美國政府的頭號議題忽然間由健保改革轉為反恐，這不但轉移了對民主黨「劃時代成就」的關注，讓白宮處於不利的被動自辯處境，亦令美國民眾再度面對揮之不去的恐襲陰影。 去年聖誕日的航機炸彈攻擊後續影響正在擴大中。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納波利塔諾最初低調回應，強調國安系統有效操作，事件並沒有更大陰謀在背後。總統本人則在三天後就事件發表聲明，重申會全力保障國民安全及會調查事件。這種被指過於低調和官腔的公關程式，很快便招來抨擊，質疑奧巴馬政府反恐的能力及誠意。納波利塔諾其後改口承認系統出了問題，背了一隻黑鍋。而奧巴馬也終於在事發後的第十二天，鄭重就恐襲發言譴責情報單位失誤，並罕有地將於今日公布解密的聖誕恐怖報告，以平息眾慮。　 全面公開地檢討國家安全系統的缺失，能讓國民安全得到更佳保障，都是正確和必須，問題卻是在於時間性和動機。總統遲了近兩周才對辦事不力的情報單位動怒，會讓人疑惑奧巴馬是在英明地堵塞保安漏洞，抑或更在意修補自己的領袖形象？ 同情國安部長的言論指納波利塔諾並沒有犯錯，她只是按既定的模式反應：安撫民眾、強調政府控制大局、避談具體官員失誤等，事實上奧巴馬至今也沒有批評部長本人。國土安全局在事發後三小時才向總統報告，總統本人也在三天後才發表評論，均顯示白宮上下有意低調處理，與現今極其高調的姿態，手法彷彿兩極，因由卻是同一，都是出於黨派政治考量，而非國家安全。 炸機事件流產，並未造成人命傷亡，讓白宮有空間研究如何為事件定性，放在多重要的位置。從最初幾天的回應看來，白宮選擇將之定性為孤立事件，回應僅是加強機場的安檢。總統本人不現身，就是不想提高事件的層級。選擇低調，可避免事件升溫危及總統反恐的成績單，這與胡德堡軍醫大屠殺事件後，匆匆被定性為嫌犯受情緒困擾而非恐襲，同出一轍。 及至布殊總統的政治顧問羅夫嘲笑白宮官員，為了諾貝爾和平獎可半夜吵醒總統，發生恐襲卻不願意打擾總統度假；以及前副總統切尼地批評奧巴馬裝作不是在戰爭之中，白宮才調整了應變策略。總統在聖誕周末的每周電台演說中回應了恐襲，向共和黨火力全開。奧巴馬首先盤點自己上任後的反恐成就，首功是結束了「無反恐意義」的伊拉克戰爭，這明明白白是反批共和黨。在結束語，奧巴馬說大敵當前，不能變成同室操戈，是警告共和黨勿再滋生事端。 所以，不論選擇沉默或是在鏡頭前動怒，奧...

美國優勢 　　中東的神話王國杜拜建成了世界第一高樓──杜拜塔，這原是極可炫耀的成就，但可惜高樓落成之日，已是杜拜破產之時，榮耀頓成為諷刺。奉行拜金主義的杜拜，現卻遭受到勢利目光奚落。在幾乎來自全球的挖苦聲中，三藩市一家英語電台的評論員最為精警，他說：杜拜有最高摩天大廈，我們有荷里活。 　　評論說，杜拜用了超過十億美元建成世界第一高樓，自己卻破產了；而美國則有荷里活，拍了一部叫《阿凡達（ Avatar ）》的電影，普通票十三美元一張，三維版要十八元。上映十五天票房收入十億美元，足夠起另一座杜拜塔。並且，按目前的票房走勢，一齣《阿凡達》可抵兩個甚至三個杜拜塔，也不足為奇。評論員最意氣風發的一句是：「杜拜塔用了半哩路長的鋼筋，但《阿凡達》用的只是電腦」。雖然《阿凡達》的五億元造價也不便宜，但至今已經本利對等，相比杜拜塔建成後即跌價一半，勝負不必多說了。 　　儘管這篇評論有些得勢不饒人，但講的也是事實，美國荷里活的創造財富技藝遠超過杜拜，幾乎可以說是已達到「無中生有」境界。使用電腦滑鼠，比用鋼鐵搭建高樓，相對輕鬆得多，也達到了以最少資源，創出最大財政收入的絕佳經濟效益。難怪評論員如此自豪，美國不必建比杜拜塔更高的建築來證明自己，荷里活繼續多來幾齣《阿凡達》便是了。 　　相比於聯邦儲備局，荷里活只是小兒科而已。虛擬的電影換來真金白銀，也需要一個製作過程，私營的聯儲局卻擁有美國的發鈔權力，在沒有任何實質資產的抵押之下，可以發行以億計的美元。美國的萬億救市資金、聯邦政府的巨額財赤，全賴聯儲局的「無中生有」的本事。 天下間沒有另一個國家可以如此不必計較後果地自由「創造」財富的，美國常被稱為超級大國，最具體的國力呈現，就在於此。杜拜！？再多幾幢高樓又如何！

你冇得揀 　　香港電台製作的劇集《有房出租》最新一集題為「你冇得揀」，開場白是由男主角提問市民還有什麼選擇，幾名演員輪番說一些無奈的選擇，如：上班可以選，就是失業與半失業；議員可以選，就是愚苯或是非常愚苯；（普選）時間表可以選，就是遲些或是更遲；電視台可以選擇，就是不敢說話或不說話；特首可以選擇，就是愛國或是非常愛國。該集的主題是倡導港人應爭取自己選擇的權利，要推行雙普選；同時把香港的社會問題歸因於沒有民主。 　　香港電台作為一個政府全資的機構，所製作的節目絕對應該是政治中立的。因為社會上存在不同政見，而電台的經費又是來自全體納稅人，不能片面為某些政黨或政見作宣傳。而這一集《有房出租》卻是坦坦白白地為泛民當喉舌，影射和醜化非泛民政黨，違反了政治中立的基本操守。 　　而更離譜的是幾句開場白，一連串的所謂選擇，在結構上其實是在表達沒有選擇之意。失業與半失業、愚笨或是非常愚笨、遲些或是更遲等等，兩個選擇的分別是負面或是極負面。編劇的最後一組選擇是：「特首可以選擇，就是愛國或是非常愛國」，按前面幾句的結構，這裡所指的愛國是負面的，非常愛國便是非常負面。 　　香港是一個很殊殊的地方，由政府經營的電視台，竟製作節目將「愛國」負面化。香港好些政客拿「愛國」作為一種「笑柄」來否定，認為不應該愛中國，中國也不可愛；進而引伸愛國便是等於道德低下、不進步和不民主。這種嘲笑「愛國」的意識在年青一代廣泛流行，延續了香港百多年來無國家意識的殖民地教育。 　　自小與家人失散的阿Ｂ被一家雜貨店老闆收養了，長大後在店內幫忙打點。雖然不比老闆親生子女風光，但總算衣食無憂，偶然向前來賒帳的街坊板起點老闆臉孔，也算心滿意足了。其後雜貨店租約滿了，店主一家結業搬走前，替阿Ｂ找到了生父母，就是街道上一戶白手興家的小家庭。阿Ｂ接受不了，想起這家人過去也來賒過帳的，現在雖然富了，也不如他自小在富戶中長大。但老闆終走了，搬回親娘家住的阿Ｂ，唯有天天以鄙視目光喊著要與這家人劃清界線。 　　過去因為殖民地而不能有國，今日有了國，又選擇不要國。香港的問題不是沒有得揀，而是在政客的領導下已經揀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