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六秒

南京的六秒
　　　
　　在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第一個展廳，燈光略為昏暗、氣氛極為深沉，偌大的空間沒有什麼擺設，一面牆上投放著遇難南京同胞的照片和名字，每隔六秒鐘，一張相片和名字便會放大在正中間，有如靈堂般的格局。館方選擇以展示名字和相片的方式作為第一展廳，明顯是要參觀者不要把大屠殺當作一個統計數字，而是思想到遇害的都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人的價值是最崇高的，世界上沒有那一種罪行比虐殺生靈更邪惡。

　　為什麼是每隔六秒鐘便打出一張遇害者照片呢？因為據統計，日軍在佔領南京的首六個星期，共殘殺了卅萬南京軍民，即每六秒鐘便殺一人。在主展館的最後部份，有一個水滴器，也是每六秒鐘便發出一聲有強大迴音的水滴聲，與照片靈堂相呼應。

　　從紀念館的設計和內容，體現了中國人面對此殘酷戰爭史實的正確態度，既不忘記也不濫訴之於種族仇恨。從豐富的展覽內容中，觀眾可以對戰爭的不同層面有不同的體會或總結，館方並沒有刻意宣揚某一種思想傾向，這就是中國人所謂的大度。

　　在參觀完大屠殺紀念館後，想起香港政客消費四川大地震死難者，發表文章質問中國政府為何不為地震死難者建碑刻名。這些只著眼於個人政治利益的小政客，打著為死難者討公道的名義，把自己無限提升到道德高位，「可恥」二字不足以形容此等人士的行徑。

　　在過往的百年裡，中華民族經歷了多少場的災難，其中遇害的同胞要以千萬計。撫平傷口、討回國際公道、照料劫後餘生、重建未來生活等等，一個積弱百年的小國，要一步一步的自我完成這災後自救的過程，中間又經過多少的錯誤和曲拆。不要以為大聲疾呼為地震死難者建碑便是所謂「正義的人性」，請撫心自問，這是為個人政治名聲，抑或為災民的實利而為之呢？坐在安樂椅上指三道四，戴幾頂道德高帽何其不費吹灰之力。以批評代替幹實事，似乎已成為政客的正職。

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

　　電影《南京！南京！》正在全中國上映，截至前日為止，票房已超過一點六億元人民幣，超出了導演和監製的預期。製作方最初擔心以大屠殺慘劇作為題材的電影，會令觀眾卻步，而事實上亦是如此。筆者不久前在中國，就聽到幾名年青人在談論電影，其中便有說怕《南京！南京！》太血腥而不敢入場。但事實證明願意重溫歷史教訓的人還是佔多數的。

　　關於南京大屠的紀錄片不少，但完整以故事片的手法拍攝，《南京！南京！》還應該算是第一部。雖然南京大屠的史料頗多，但要拍攝成一部既能客觀反映史實，又不過於煽情的電影，難度相當之高。時下不少抗日題材電影，都是以民族主義出發，故事幾乎清一色的標榜抗日軍民的英勇，以及恥笑日本軍人的愚蠢無能。這類讓中國人看了開懷的抗日戰爭片，並不會讓觀眾能對抗日戰爭有什麼新的認識和反省。《南京！南京！》能成功的超越了一般抗日片的框框，還原史實的同時，又能從多角度，包括日本人的角度，反思戰爭帶給人們的衝擊。

　　南片之成功是在於寫實。部份畫面確是很血腥的，但絕不是賣弄悲情或恐怖，而是恰如其份的描寫了南京居民的遭遇。在人物描方面，有英勇頑抗的守軍，也是臨陣集體逃亡的國軍；有冷血的皇軍，也有抵受不住殺戮場面而自殺的日本軍；有捨身救同胞的難民營女職員，也有為保家人而權當漢奸的丈夫。這並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中間路線，而是忠於現實人性。

　　真誠的面對歷史，必須要有相當的胸襟，才能較公正地總結歷史教訓。倘添加了預設的政見或立場，只不過是在重新編撰史實，談不上有什麼總結。《南京！南京！》是不懂歷史的年青一代必須看的電影，可以省卻許多閱讀現代史料的困難。對於已熟悉該段事故的觀眾，將能激起更深和更廣的思考。

民意鬥民主

民意鬥民主

　　法律定義的婚姻應否包括同性戀者的爭議，在加州經過九年來的爭拗，不但沒法達成更接近的共識，正反兩陣營的鬥爭反而越演越烈。經歷兩次的全民公投，以及多重法庭的反覆判決，至今仍原地踏步。去年六月，州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昨日同一個法院卻又裁定禁止同性婚姻的公民提案具合法性，等同批准禁止同性婚姻。

　　同一個議題，經過層層法院審理和公投，卻始終成拉鋸戰，其間最有啟發性的思考，不是同性婚姻的利弊，而是我們的民主政制到底能解決多少問題？民主又是否等於民意？

　　民主政制是以一人一票表決方式，選出公職人員和表決重大議題。理論上是全民參與，因而被視為最公平的政治體制，也被奉為至高無尚的「普世價值」。可是，這種選舉方式在解決實質問題上的效能又是如何呢？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就某一議題表決後，輸方便應要接受，按勝方的方案執行。但現實上如美國的民主政制，輸方可以不認輸，可以再發起公投，或循訴訟推翻公投結果。所以，選舉結果雖然是民意的表達，但卻不一定能如民意所示的落實執行。經公投後被法庭推翻的提案不計其數。每一次選舉，都是一場奇怪的民意與民主爭戰。

　　因此，民主選舉結果只是反映一天的民意，很難具有決定性的約束力，能否落實選舉結果，不是依靠民主精神，而是看對手的競選實力，包括財力和組織力。如敗方有足夠的動力和財力，隨時可以重開戰線。所以，借公投來解決分歧，其實只是一場人力與財力的拉扯，鬥的競選力量和政治策略，而所謂民主只是一種形式，並不包括內容。

　　於公職人員的選舉亦然，被形容為美國開國以來最糟糕的總統布殊，是經過兩度大選而在任八年的。至今表現大受好評的總統奧巴馬，也是經過同樣的選舉就任的。一人一票制，與當選者是庸才或是天才，完全沒有直接關係。

　　有了選舉權，卻不保證能解決問題，那麼我們便得要反思，選舉是為了什麼？最基本是保障了每一位合法選民的參與權，但千萬別指望這一票能發揮現實生活的作用，這將由另一組與選舉不太相干的因素所決定的。

新生活模式的呈現──蘇州工業園概念

新生活模式的呈現──蘇州工業園概念　　

　　進入蘇州工業園區（下簡稱園區）後，即時被一種說不清的爽朗氣息所吸引。園區內街道寬闊，井然潔淨；雖然高樓林立，卻空間感充足，一點也不覺擠迫。然而，從硬件建設而言，上述這種經過規劃的工業園區，別的國家和城市也有，並不鮮見，直到聽完了園區員的介紹後，才體會園區於當前中國發展而言的獨特價值何在。

　　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和新加坡政府的合作項目。1994年2月，中新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同年5月實施啟動。園區地處蘇州城東金雞湖畔，行政區域面積260平方公裡，下轄四個鎮，總人口23萬。其中，中新合作開發區規劃面積70平方公里。
　　
　　據園區人員介紹，園區雖名為「科技園」卻並不單純是個科技園，它同時是個讓人生活在其中的現代化、園林化、國際化的「特區」，用香港常用的字眼即「新市鎮」。園區內分為工業區、住宅區和商業文娛區幾部份。園區創建的理念，是要建造一個具前膽性的現代化多功能城區。加州的矽谷也是高新科技企業林立的地區，大公司劃地自成一國，若按地面積計算，應是全美國生產值最高的地區，但與蘇州對比，矽谷少了一種宜人居住的文化特色。

　　園區的規劃和建設，在工業方面講求創新、低污染和有管理規模，居住方面則強調舒適和品味，整體而言環保意識極強。蘇州舊城區歷史文化氣息濃厚，都市化後卻稍嫌繁雜，與新建的這個園區相比，多了一份都市的壓逼感，及不上園區怡人。

　　看來，園區不單是蘇州的創匯的基地，還是新一代的生活品質和概念之呈現。據介紹，園區居民平均年齡僅廿六歲，他們除了是科技產業的尖兵外，也是一股新生活文化的動力源泉。中國改革開放卅年，已證明了她有強大的硬體建設力量，不過，經常會聽到有批評說人民素質跟不上發展、城市的治理沒有搞好、環境衛生和公德心也有改善空間。也許，園區的成功，可以給人不少啟發。想一想，在發展之外，大家究竟追求一種怎麼樣的生活。

山區幹部

山區幹部

　　古說蜀道難，此行與星島海外版各同人到四川災區訪問，也感到走蜀道真的很艱難。不是道路險阻之難，而是難於心，如何以作為訪客的身分，面對重災區的人們。如果不能帶給當地人一些實質的幫助，我的出現，又有什麼意義可言，又或會否是一種不必要的打擾呢？
　　
隊伍早上出發，先到都江堰，雖然四處仍可見到被地震損毀的樓房，但重建工作顯然相當之有效率，該封的都封了，可以動工的都已動工了，市面的各種商業和民生活動都不會讓人看到有走在災區的感覺；惟有那些在危樓之下的地鋪，提醒了這個著名的旅遊城市，確實是一處重災區。
　　
離開都江堰往山區縣城寶興前行，狹窄的山路經常要單向行車，一等都是數十分鐘。原因是該段本來使用率不太高的沿山小車道，自地震發生後成為向災區運送物資的生命線，一天高達七千架次的大卡車流量，導致路面嚴重損毀，現正進行分段維修。施工隊伍不是一般的建築工人，從衣著打扮可以看得出不少是附近村民，包括男女老少。據悉，這些工作，也是他們的生計。既協助自己的家園重建，也賺取生活。運輸的大卡車和我們的旅行巴士與他們擦身而過，翻起濃濃的塵土。但不論是厭惡的灰塵或是貼身而過的車輛，都沒有令他們分心，仍是專心地幹他們的活。看到一老一少男子用一支竹竿擔著一塊重重的大石，老頭失了一點重心，腳拐了一下，石跟著搖晃了一下，又被他的手扶正了，繼續往斜坡走下去。

　　到達寶興縣城已是傍晚時分，連續多天加班至深宵的縣教育局長匆匆趕來。據局長自己介紹，他本來是一位教師，地震後被委派為教育局局長，主管災後學校重建工作興。在局長的帶領下，翌日早上我們到訪了由星島日報海外讀者捐資，正在興建中的一間初中學生宿舍。因為山區人口分散，該所初中的學生有的是來自數十哩外的鄉村，有的日行來回三四小時上課，一些確是路途太遠的唯有在學校住宿。該初中學生宿舍被毀後，學生都要在鎮裏租地方暫住。校長和局長都急於想把宿舍蓋好，利便管教住宿學生，怕他們年紀輕，不懂照顧生活起居。

　　與我們一起坐談的六名初中生，以平常心憶述地震那天逃生經過，問到他們現在最想要的是什麼，有的說是圖書館；有的說想能念好書，將來做個也能幫助別人的人。地震損壞了他們的學校設施，卻絲毫沒有打擊他們的樂觀進取。學音樂的局長在送我們走的時候，在車上用藏語唱了一首他所創作的民歌《美麗的寶興》，詞也是局長填的詞，由一名藏族學生替他翻成藏語。筆者在大學畢業後也曾到鄉村當高中教師，對於村校有特殊的感情，很明白眼前這批充滿陽光活力的學生，背後必然也有一班愛護他們的老師。
　　在山水秀美的寶興縣過了一夜後，沿山路到達了獲得星島海外讀者捐資助建校舍的另一個縣。幹部們先在縣城等我們，集中後再由他們安排的警車開道，公安車後是地方領導的坐車，是一輛有倒車防護的新款別克。車隊在一大片梯田的山坡停下。據介紹，車前的一片農田便是新徵地，將用於興建一所新初中。與大夥下車參觀仍未動工的準校址，發現從領導坐車走下來一位女幹部。在人群中特別注意到她，不是因為她是領導，而是因為她那顏色鮮豔的大衣和那窄小的高跟鞋。

　　田間小路的泥濘，與高跟鞋有著強烈的反差。她引領我們穿過一片又一片的農田往另一所學校遺址參觀。一名背著糞桶的村婦迎面而來，頓時令我再次察覺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過客，更難以想像高跟鞋幹部就是那名村婦的領導。不過，看來這位女領導也是慣於外訪工作的，不論是阡陌小路，抑或是瓦礫堆，都難不過她的高跟鞋。據女領導自我介紹，她也是在地震後外調前來災區工作的，教育和學校重建是她的工作重點。在參觀完臨時校舍後，令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間惡臭難耐的學生廁所，大大的一間廁所與一間教員室打對面。

　　也可能是由於來自大城市，女領導的衣著自然也有著濃厚的城市色彩，談吐也比前一天的教育局長少了點土氣。可是，當話題轉到學校重建工作時，鄉土氣色更重的局長似乎更管用。受星島讀者資助的當地中小學，按國家要求必須在下學期（今年九月）從臨時校舍遷回重建好的新校上課，但幾所新校的工程仍未開始，連圖樣審批程式也沒有完成。女領導答不出一個所以言，請當地的教育官員解釋，這位教育事務主管開場白是：這不是我管的，工程進度一時間沒有官員能說得清。
　　
　　不過，這位女領導的工作效率也是驚人的，在回縣城的路途期間，已指示了下屬官員把所有工程資料準備好帶到晚飯的地方。女領導以專業的態度向參訪團道歉，卸下外套，舉起高濃度白酒與團員們連番祝酒，這時才發現女領導那件Deep V上衣比外套更是時款。
　　
有說化裝和光鮮的衣著是職業女性的禮貌，也是專業表現的一部分。筆者無意挑戰，在男性占絕對優勢的官場，女幹部也是不容易當的。只是一再想起那名每天單程步行近兩小時到臨時校舍上課的小學四年級男生，父親在外打工，母親不良於行，下課回家後，男童還得照顧家務。這男童更不容易呀！　

大愛仍在

大愛仍在

　　回想起來仍覺得不是太遠的事情，在電腦上發現一封來自灣區華人史學專家麥禮謙先生的電郵，麥老以平和的語調告訴友人們他得了癌症，坦然面對惡疾。除了交往的一份情誼令人不捨外，有感麥老對美國華人歷史的重要性，深怕他一旦遇上不測，誰又能接上這不輕易的一棒呢？麥老走了，但他對社區和國家的大愛，將繼續啟迪和哺育著我們社區的新一代。

　　認識麥老是約廿年前的一次採訪機會，當時正想寫一篇關於本地僑團的專題，編輯介紹當小記的筆者訪問麥先生。訪問在麥先生的家中進行，相信到訪過麥家的人都會對這「書屋」留下深刻印象。因麥老對華僑史的專精，初以為他是一名愛好歷史的移民，因為主觀地認為本地土生土長的ＡＢＣ就算喜愛華僑史，也沒法以優美的中文著述成書。在訪談間，驚訝地發現麥老原來就是一位地道的ＡＢＣ，且非但能懂中文，還熟讀古文；對於中國的情懷，是如假包換的炎黃子孫。

　　基於對華人史的研究，麥老搜集了大量新舊資料，對僑社的人事也瞭若指掌，但他本人卻鮮介入其中。為人低調，但卻敢言，在重大社區事務上，如遇到記者採訪，他必然會率直的發表看法。多年以來，一直都是我們新聞界客觀言論的首選被訪者。

在美國大學唸工程的青年，能堅持研究華僑史到老，並且成為本地無能出其右的專家，並不是單純的興趣可以解釋，其中必須附上一份愛，對社區和祖國文化的真摰愛情。華人在美一百多年，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淒酸，才有今日較安定的日子。沒有對過去歷史的正確認識，便沒法明白今日自身所處的環境。麥老研究的似乎是舊史料，但目光卻是放在前方。把根護理妥當，枝葉才能茂盛，麥老對美國華人社區的貢獻，又豈止幾部華僑史著述所能展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