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紅包

送紅包

　　「送紅包」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紅包代表了歡欣和喜慶，是祝福也是關懷。過新年會派紅包，辦喜慶事如婚禮或壽宴會發紅包，簡單說，在任何值得慶祝的場合都可以送紅包。西方人送禮喜歡花心思選禮品，中國人則以紅包代表一切。

　　除此以外，紅包也有別的用法。如用作驅走衰運的意義，出席喪禮或探病後領的紅包。而比較負面的用作賄賂，如為了取得特別或違規的服務而向公務人員送紅包。這其實是行賄，但美其名為送紅包。在私人機構，送紅包取得個人好處的情況也是有的。

　　在僑社，兩岸官員拜訪僑團時也有慣例發紅包，說是對僑團表示支持之意。台灣外交部的主管法規中，更有明文規定對紅包款項的管理：「(十二) 對駐在國政府機關、民間團體、組織、智庫、僑團或個人之援（捐）贈款項（含捐款、贈款、補助款、香油錢及年節紅包等），金額在美金2,000元以上（含2,000元）者應事前專案報部同意後再行動支，未及美金2,000元者由館長依權責於「辦公費」、「交際費」項下支應。各項援（捐）贈款項應請儘量取得受款者簽收之領據，倘確無法取得，始得以「支出證明單」列報，惟務須由證明人簽章覆核。」

　　作為心意的表達，一個紅包可以說是傳統禮貌，但也不妨思考是否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相同目的。紅包是現金的替身，兩岸政府撥款資助僑界活動無可厚非，但卻不必人人有份，應是按實際情況和需要。好些僑團本身實力雄厚，在僑社享有崇高地位，會務經費應可以自行負擔或籌措，未必有需要紅包贊助。僑團與兩岸官員的交往想是情誼最優先，紅包作為個人社交禮節是禮貌，政府機構大可不必了。

政客之言

政客之言

　　政客是另類「民族」，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心思和舉動也是獨特的。

　　曾經是民進黨打馬英雄的莊國榮在大選後境況慘澹，除了被公開修理外，還失去了教席。昔日吹捧張國榮的戰友多亦自身難保，沒有幾個夠膽站出來力挺；而普遍輿論是認為莊當日打馬的言論太過份，今天的遭遇是「罪有應得」。本來張國榮事件就這樣在傳媒間鬧一陣子便過去了，但馬總統卻竟然開腔要各位給莊一個機會，又把事情炒熱起來。

　　有說法認為馬英九沽名釣譽，也有說總統以德報怨，社會應予學習。批馬與挺馬者的立場當然不一樣，但除去粉絲心態，馬作為總統，在莊國榮事件上發言，確實是不恰當的。因為政大的行政權並不屬於總統府的職權管轄，馬公開為莊求情，政大應如何處理呢？總統連行政院事務都可以不過問，就偏要過問一所大學如何處理聘用人事嗎？馬強調是以受害人身份發言，更是證實了他公私不分的毛病。

　　馬英九是現今的台灣總，這是沒法逃避的事實。不論他聲明以何種身份發言，總統的權威都必然如影隨形，搞換轉身份只不過是自欺欺人。政大處理莊國榮是站在校政事務立場，馬為莊發聲，不能避免地造成了總統府干預大學校政。

　　不論從那一個角度，馬介入莊國榮事件均久妥當。倘馬是真心要為莊出一分力，則是濫權干預大學行政。若只是說說而已，則是沽名釣譽或是貓哭老鼠。馬英九就是太顧存自己的外表形象，少了一份真實感。

經驗回來了

經驗回來了

　　奧巴馬擊倒希拉利奪得民主黨提名競選總統，被形容為「改變呼聲」壓倒了「經驗說」，是參與初選的選民大致認為期待改變的來臨，比推舉一名更富經歷的人重要。希拉利過去一直強調自己的從政經驗和能力，想不到卻成為負資產。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最新公布的一項民調，似乎「經驗」在選民心目中又變得越來越重要。

　　民調中關於誰能更好處理伊拉克殘局的問題上，３９％選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可因，選擇奧巴馬的只有３３％。在獨立選民方面，這分別更明顯，兩成五認同麥可因，奧巴馬只得到一成五。另外，三分之一的選民認為麥是更佳的軍隊統帥，奧巴馬僅得一成人的信任。

　　雖然在全國民調上奧巴馬仍然領先，但上述民調絕不容忽視。奧巴馬在初選中經常指責希拉利投票支持開戰，並揚言會上任後即時撤軍。反戰成為奧巴馬初選的主打武器，事實上也收到效果，但很可能只限於初選範圍。不久前一名民主黨籍的前傳媒人說，他一定支持奧巴馬，因為他反戰。原來，這種純因反戰而投票給奧巴馬的選民，並不是多數。

　　上述民調說明了更多選民能把戰爭立場和處理戰爭實務分成兩個議題，反戰是佔多數，但論到處理實際的戰場善後，他們還是選擇一位更富經驗的候選人。所以，奧巴馬在民主黨內初選的反戰優勢，在大選時便會消失。年青衝勁在黨內初選可以引起熱潮，在全國卻又是另一回事。那麼，民主黨丟棄了希拉利是否選擇錯誤呢？

　　民主黨何止一次選擇錯誤，四年前遺棄戈爾，現在又推希拉利出局，倘奧巴馬又走回克里敗選的舊路，不要怪選民。不論是四年前或今天，民主黨的初選受到黨內干預嚴重，只能怪民主黨無大將，缺乏有遠見及有析力的領袖。

不義之財

不義之財

　　三藩市市政府因為空前的赤字而煩惱，裁員之外又要削減服務，多個華裔社區服務團體的市府撥款均遭到大幅砍削。正當全市都為錢而發愁之時，幾名律師卻成功從市庫裡拿走一百一十萬元，合法地享受市民急需的血汗錢。

　　事緣一名三藩市國際機場的前僱員於2004年控告市府種族歧視，因為他是白人而把他應得的升職機會給了一名少數族裔同事。陪審團判該名白人原告勝訴，原告本來索償六十萬元的，但由於多項指控不成立，最終僅獲得賠償三萬元。不過，因為是涉及民權的官司，敗訴一方得支付原告律師費，法庭判原告律師團可以向三藩市市政府收取一百一十萬元的費用。

　　原告得三萬元，不及律師所得的百分之三，這場官司誰獲益最大，一望而知。市府曾上訴指律師費過高，州上訴庭維持原判，州最高法院和聯邦最高法院亦分別拒絕受理。就這樣，你不理他又不理，市民便要為一宗三萬元「價值」的官司賠上過百萬元，這還未計算市府律師的內部開支。

　　美國是法治之國，律師多如汗毛。與此同時，濫訴濫賠的情況也比比皆是，浪費社會成本。只要略懂法理，任何荒謬的理由都可提告，有些不法之徒甚至編造謊言提告，無非是想事主為省訴訟費而被逼付錢和解。

　　無法治之國民盼有健全的司法系統，垃圾官司氾濫的美國，年年都聽到有團體提出要求禁絕濫訴，但總是沒法徹底根治問題。由於難以平衡各方應有權益，民眾也只能忍受這是民主法治生活的成本之一罷了。

六千份之一

六千份之一

　　認識十九歲的Ｐ君已八年了，當年他是一名熱愛英式足球的少年人，在初中時期屬校隊的主力。Ｐ君來自不完整的家庭，初中時期便開始與祖父母同住。他外表雖然時髦，染有一頭金髮，但對如我此等有代溝的長輩，倒算十分有禮貌。為了賺取生活費，每逢暑期他總會打散工，上了高中更是長期兼職，由售貨員到鋪路工他都做過。勤奮有餘但學業卻不如理想，高中畢業後沒有繼續升學，九月份將成為六千份之一。

　　甚麼是六千份之一呢？北約一名將軍昨日說，西方盟軍必須即時增派至少六千名士兵到阿富汗，否則只會延長盟軍留駐阿富汗的時間，沒法在2010起逐步撤離。Ｐ君即將是這六千名士兵之一。

　　高中畢業後，Ｐ君因為成績不理想而沒有升讀普通大學，在社區大學一段時間後也感到不太合適，於是，他決定參加海軍陸戰隊。他是被軍部所開出的參軍福利所吸引的，同時也期望在參軍之後可以提高自己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剛在本月受訓完畢，他即時接到調派任務通知，三個月後將出發前赴阿富汗。

　　阿富汗是美國在九一一之後不久出兵佔領的，也很快因為伊拉克戰爭而被公眾所淡忘。公眾印象是阿富汗似乎早已沒有戰爭問題，只有政治議題，而實際上美軍非但在阿富汗沒有捉到拉登，連塔利班也沒有被擊敗。美軍在近年已多次增兵阿富汗，但當地局勢依然不穩。此次北約將軍公開告急，可見情況不妙。

　　阿富汗複雜的政治和軍事難題，白宮花了六年時間越搞越爛。應布殊總統的命令，十九歲的Ｐ君踏上阿富汗征途，除了無奈及憤怒外，筆者也只能寄予他最大的祝福，希望他吉人天相，能平安回來繼續尋找他人生的夢想。

由不得我

由不得我

　　眼見汽油零售價即將達到每加侖五元，小市民有何應對之道呢？慘痛的答案是：沒有。在一般的消費市場，出錢購物的是老闆，是受尊重和被討好的對象。但在燃油零售市場卻完全不一樣，油民是被吃定的，沒法貨比三家，也幾乎沒有不買的權利。

　　在美國，燃油已是生活的必需品，身不由己。百姓受油價之苦，為何未見政客或政府出狠招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呢？不容美化的事實已說明，蟻民百姓的生活擔子，與華爾街投資者或政客的利益不相干的，甚至與國家的整體利益也不一定掛勾。

　　因為，推高油價有著短期投機和結構性的因素，而兩者都與美國的國策有著直接的關係。輿論和一些政客都將國際油價上升簡化為供求的問題，指責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搶高了油價，但事實上他們受油價上升的損失最深。油價的上升直接原因是美元長期維持貶值狀態，而石油出口國又以美元作為石油結算貨幣，因而美元越是貶值，油價會越是上升。中國和印度均擁有大量的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美元貶值與油價上升，大輸家是誰，一望而知。

　　對美國而言，美元貶值等於變相減低了國債。而且，國際油價的定價早已並非操控在石油出口國，而是在國際原油期貨市場。不論是原油現貨或期油市場都是以美元結算的，消費者每天在傳媒上看到多少元一桶原油，並不是中東油國的叫價，是在期貨市場上的定價。炒熱油價，為國際投機市場增加盈利機會，也擴大了對美元的需求，保住了不斷貶值的美元。

　　美元與油價和環球經濟的利害關係複雜，不能三言兩語說明，簡而言之，百姓加油之苦，對於這場大規模的國際金融攻防戰，實在是「微不足道」，難怪沒有得到關注。

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Ａ君呼籲在2030年前在全國興建四十五個新核電站，以減少對外國燃油的依賴，及促進環保；Ａ君並指責競選對手Ｂ君為大油公司減稅開綠燈。這邊廂的Ｂ君在高談強硬反恐，誓言絕不能允許本拉登做烈士。按發言論內容的調子，Ａ君是民主黨，Ｂ君應是共和黨。而事實卻剛好相反，推銷環保能源政策的是共和黨的麥可恩，窮追本拉登的是民主黨的奧巴馬。

　　民主共和兩黨的政見有著基本的分歧，但這並不一定會反映在選戰上的。因為勝選的關鍵是中間選民，過強的黨性只會打擊自己的吸票能力。所以，在總統選戰中，候選人會努力模糊自己，盡可能做到面面俱圓。麥可恩指民主黨在反恐戰上打投降牌，於是奧巴馬便要向拉登叫陣。同樣，民主黨指責共和黨與油商勾結，麥可恩便要推環保能源，兼揭奧巴馬支持油商。

　　這種移形換影的變身法，在美國選舉中可謂司空見慣，也印證了選舉諾言之不可信。政客可以為了勝選而講盡選民愛聽的說話，投其所好，亦即是沒有一句真話，當選後的表現才是真章的。這樣的競選文化已為民眾所接受，媒體天天在捕捉候選的精句和新政策宣示，整個選舉內容就是候選人的一張嘴，但偏偏這張嘴又是可以兩面開合的，這意味著什麼呢？

　　原來，選戰的交鋒與實際施政是兩碼子事情，選舉的言論純是為了爭取選票，不單是實現沒有保障，連是否屬於候選人的真心話也沒有保證。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只能保證個人參與投票的權利，除此之外，作為選拔國家領導人的方式，顯然不是十分有效的機制。民主選舉與中國傳統所謂的「選賢與能」是不一樣的，前者重點是人人有份選，後者重視的是選中有能力之士。近年流行講「全民參與」或「公民參選」，表面似乎是普世價值，但卻流於膚淺，重量而不重質。

選舉文化

選舉文化

　　總統夢碎的希拉莉履行承諾支持奧巴馬競選，表現出的是一貫美國政客的選舉風度。落選者祝賀勝選者，並聲言會全力支持，是敗選政客體面的標準下場動作。不論選戰打得如何醜陋，相互攻擊如何劇烈，一旦有了結果，就算是多麼不捨，也只能揮手告別，絕少會糾纏。論美國的民主制度，最為人所讚頌的也是這種「君子之爭」。

　　不過，凡事都可以從多角度細味的。政客在選戰時不留情面的互揭瘡疤，或使用大量不實的指控攻擊對手，說明在他們眼中勝利是最重要的，可以不擇手段。但在勝負已定之後，又可以當作甚麼都沒有發生過，互相吹捧一番。到底選前是真情，抑或選後是假意呢？與其稱之為政治家的風度，不如說這是政客的專業表現。

　　就如做客戶服務的銷售員，可以對著最蠻不講理的客人而保持微笑。不是因為銷售員真的能吞下這口氣，而是他們明白這只是工作的一部份。將工作與自我保持健康的距離，才能冷靜的應對，把工作做到最好。又如在急診室的醫護人員，每天都看到生死，如不與病患或家屬保持情感距離，只會情感氾濫的不會是好的醫護人員。

　　所以，職業政客具備專業表現，只能說是稱職，將之過譽為高尚道德，可能與事實不符。再以希拉莉為例，她堅持到最後一刻才放棄的，若換了是別的參選人，可能早就退選了。她宣布全力支持奧巴馬，為的不是奧巴馬，而是自己的政治名聲和將來可能東山再起的機會。不論是選前或選後，都是一齣戲而已。

國家方向

國家方向

　　截至上周一的民意調查顯示，有七成四的美國民眾認為國家走錯了方向，只有一成七認為方向正確。這數據於十一月的總統大選相當重要，因為越是多民眾不滿意現政府，民主黨入主白宮的機會便越大。除卻此選舉價值外，關於國家方向的調查還有別的意義嗎？國家方向認同度的調查由來已久，一般被視為可反映民眾對政府施政成效和現況的看法，但能否真的反映對國策的看法值得質疑。

　　首先，我們必須要問何謂「國家方向」？按字面解釋，「國家方向」是國家在政治、經濟、民生等發展政策上的現階段和預期。要回答是否認同當前「國家方向」，必先要明白目前的「方向」是甚麼？可是，民意調查不會向被訪者解釋「國家方向」，於是被訪者只能憑直覺回應，而直覺是源自己的生活遭遇和感受。

所以，有人在回答時會想到政府施政，也有人可能只想到自己的生活，工作是否安定，油價是否太貴等等。這類的「國家方向」民意調查，事實上更多是反映了民眾對目前生活的滿意程度，極其量也只是反映了對一些較普遍的熱門議題（如伊戰）的看法，根本談不上「國家方向」。

作為一個超級大國，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明確的「國家方向」。美國文化崇尚個人自由，崇拜個人成就，有我先於有國。因此，國是為我所用，政府是為我服務，個人生活的滿意度便成為對國家的滿意程度。國是自我外在的投射形象，愛國是因為自我的尊嚴。

這套思想方法與東方很不相同。不妨細心反省，人氣旺盛如奧巴馬，他曾提出過甚麼「國家方向」呢？美國作為一個國家需要些甚麼？未來五年／十年，我們的主要目標是甚麼？在國際間的定位又將有怎麼樣的改變？美國政客都是演說能手，善於跟風開競選支票，但有多少能給民眾一個清晰的國家方向呢？

政治不正確

政治不正確

　　由於休筆一段時間，雖然或許有失時效性，但對不少事仍有不吐不快之感。

香港政府早前委任一批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因為這批新貴的國籍及薪酬問題，引起各界幾乎一致的非議。自從曾特首上任後，刻意改變董建華時代政府弱勢無能的形象，可惜在已見相當成績之時，卻自毀城牆。看來這並不是政府自嘲之謂「低估民意」，而是基本上犯了政治不正確的毛病，而且這只是病徵，病源還需深究。從「政治助理」一職把脈問症，可發現特區政府正在玩弄不甚聰明的政治操作。

　　港府至今並未正式公布具體「政治助理」的職責和功能，一個籠統的說法指他們將專門用來應付反建制派；也有說他們將主力打點傳媒，亦為政黨培養從政人士。政府不明確公布「政治助理」職責和薪津，是匪夷所思的不負責任做法，構思高薪高姿態的聘用「政治助理」，與政治自殺無異。

　　政府處理的是政事，政府高官的工作本質就是政治，應付傳媒和政黨是高層官員的基本職責。高調外聘「政治助理」，只顯示現職局長政治無能，以及對原公務系統的高層不信任。擺明車馬搞「政治」，是最低能的政治操作。

美國各級政府的政治角力比香港要激烈不知多少倍，首長級官員身邊也有不少助理，他們都只屬一般薪酬的幕僚身分，大多掛職「特別助理」，實質是長官的謀士和跑腿。這些謀士甘於在幕後操盤，不招搖，以利便工作；更不會領取首長級的薪酬招人攻擊。

　　香港政府若真的要為局長提供政治助理，大可從部門內挑選，並且低調進行。如今的做法，用意似乎是設立一支直屬的小圈子團隊，把政府分成為內圈與外圈。內圈是自己人，高薪肥缺；外圈是公務員系統。由內圈指揮外圈，表面是確保政令的統一及通暢，但同時自設關閘，埋伏內部矛盾危機，弱化公務員系統，未必有利施政。

感恩！

　　媽媽兩個多月的與癌鬥爭之戰昨日結束了，先要感謝網友先前的祝福，我也將帶著母親給我的恩典繼續努力生活。子女活得更好更有意義，是對母親最後也是最好的回報。

　　母親！一路走好！我們會有相聚的一天的。

意想不到的溫柔

　　陪伴著母親在不同醫療機構的日子裡，接觸過不少醫護人員，有醫生、護士、護士助理、各類治療師、社工和傳譯人員；有白人、非裔、菲律賓裔、西語裔、中東裔和華裔。至今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Steve。



　　Steve身高約六呎二吋，身材魁梧結實，應有二百磅。圓圓面的Steve一頂陸軍戰士的超短髮，下巴卻留有一把相當濃密的鬍子。若單純以貌取人，Steve不怒而威的外表，更似是職業軍人或保安人員過於是一名註冊護士。可是，樣子粗獷的他，在病房裡比其別的女護士更體貼病人，對病人家屬更是以心相待。

　　每一次在病房內見到Steve，他都會主動的上前來詳細說明母親的狀況，以及他接下來的護理安排。一般護士大都是忙於自己的工作，對來探病的家人，禮貌地招呼會有的，但少有會如主動報告。更難得是對於沒有醫藥知識家屬的提問，Steve會用最簡明的方式耐心地解釋。而且，Steve除了有禮外，聲音永遠保持不緩不急，難有的柔和。

　　護士工作繁重，壓力大，Steve對病人的細心照料可以用盡責來形容，但連家屬的感受也體諒及關顧，則非一個更業樂業可以解釋。他帶進病房的除了專業技能外，更重要的是一份愛。這份愛比特效靈藥更有價值和更難求。

感謝！還是感謝

萬分感謝多位網友的支持。

面對親人與病魔鬥爭，內心有難以言喻的傷痛。但這亦令我同時感到珍惜生命的意義，生命是脆弱的，能活著便是福氣，並且更要好好活著。

請幫忙禱告

各位網友：

近一星期以來都沒有寫作，原因是家母有病在院。面對人生的另一階段，心中百感交集。待日後情況許可，將繼續與各網友分享時事。　當下，謹請各有心人替家母祝禱，盼望她老人家可以平安！！

謝！

梁建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