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阿利桑那州近日又成為全國新聞的熱點，這次並不是因為反移民，而是反同性戀。四年前阿州女州長 布魯爾 簽署了全美最嚴厲和刻薄的反法移民法例，讓這個赤焰之州成為移民政策大辯論的熱鍋。一方讚美阿州是英雄典範，另一方狠批阿州是種族歧視之州。四年後，同一位州長，因為否決了讓店主有權拒絕同性戀客人的法案，成為了同性戀平權運動英雄；但也有指責她在商業利益前低頭。 　　支持或者否決一項法案，州長自有她的理由，在此先不評論她的判斷是非，光看她兩度敢於在爭議激烈的法案中表態，便可見她是很有勇氣的政客。比起一些今日打倒昨日，或者經常只會因風駛舵者和左閃右避者， 布魯爾算是肯擔當的了。 　　然而，布魯爾這次否決反同志法讓筆者最感興趣是其從中所反映的美國大環境。阿州反移民雖然也引起國內自由派的譴責，如三藩市市政府便實施了好些象徵式的制裁行動。但無論移民團體和民主黨如何指罵，布魯爾仍是堅定不移，並且還吸引了更多支持者，最終讓民主黨在移民和堵截非法移民等議題上採取更右傾的立場。奧巴馬任內大量遣返非法移民，阿州對他的影響是明顯的。 　　可是，這位本來明確反對同性婚姻的鐵娘子州長，這回卻要屈服於同志的抗議聲中，她為何還要怕示威呢？非也，是因示威者以外還有來自商界的壓力，多家大企業，甚至美式足聯也加入其中。反同性戀已經成為鋼鐵般的政治不正確，鐵娘子也只得低頭。餘下的問題是：反移民可以，反同性戀不行；如果遇到一位同性戀非法移民，鐵娘子和美國公眾又會怎樣表態呢？

　　今年二月廿日，美國矽谷有這麼一位人士，一夜之間成為億萬富豪。 這不是什麼白手興家的故事，此君純靠運氣。 說他是幸運兒一點也沒錯， 因為在一億七千五百二十二萬份之一的機率下， 他花兩元買的一張勁球彩券中了四億兩千五百萬元頭彩。 如果選擇一次過領取獎金，稅後大概可拿到一億多元。 　　就在同一天，也在矽谷，另一個人比此中頭彩者更令公眾羡慕。 他從未進過什麼富豪榜，身家一夜之間暴漲至七十億美元。 他不需要買彩票，不必等待那一億七千多萬份之一的機會； 他那間開創才五年的公司被收購了， 對方開出令人咋舌的一百九十億美元天價。此位幸運兒就是 what sapp 的共同創辦人庫姆。 　　庫姆頓時成為全世界最受關注的人，人們爭相讀閱他的發跡故事。 一名領取糧食救濟的烏克蘭移民在矽谷創業致富， 一間只有五十五名員工的手機應用軟件公司僅生產一種產品（ 免費的短訊應用程式），竟然就能創造神話般的一百九十億元價值。 對庫姆和 whatsapp 公司的讚美如潮氾濫， 中國一些評論立馬將 whatsapp 與中國微訊作對比， 有的還以「敗」字為前設實行蓋棺論定，陳述微訊敗於 whatsa pp 的各種原因；也有說 whatsapp 員工是全球最有價值的員 工。 　　在金錢成為企業成敗的單一標準的前提下，只經營簡單短訊服務的 w hatsapp 能有天價市值，毫無疑問足可以封王。 whatsa pp 的成功也再度見證了新時代產業的價值計算， 完全顛覆了傳統企業的觀念。過去美國的經濟支柱是鋼鐵與汽車， 廠房、設備、生產力是企業的重要資產； whatsapp 沒有尖端 科技，也沒有龐大的廠房或設備，臉書看上 whatsapp 最有價 值的資產是它那每天四億多的用戶流量，亦即時說 whatsapp 最大的資產是人頭。 whatsapp 的新東主何嘗不是一樣， 臉書市值約一千六百億元，主要資產也只是你我他； 同樣依靠人頭來體現價值的谷歌，已經到了富可敵國的地步。 　　不論是谷歌、臉書或 whatsapp 客戶量都以億計， 他們所擁有的影響力自然驚人。他們「新經濟」的共通點， 是為極少數的創始人和投資者快速地帶來巨額回報， 形成極短時間財富的高度集中，這些都是傳統企業所沒法做得到的。 奧巴馬總統長年到矽谷籌款，谷歌和臉書猶如他的另一個娘家似的。 可是奧巴馬以振興製造業為基礎的復興經...

　　美國國務卿克里在與英國外相討論烏克蘭局勢後說，烏克蘭目前的狀況並不是東西角力的結果，而烏克蘭人透過行動清楚說明自己有建設民主未來的能力，美國將會給予支持。 　　坊間有這麼一本書，書名叫做《民主是個好東西》，倘我們能摒棄成見，敢於發問的話，在分辨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之前，更應問：民主是個什麼東西？克里此地無銀地說獨立廣場上的革命與美俄鬥爭無關，然後又用慣常的外交辭令，推崇烏克蘭示威者的民主風範。就正如所有如美所願出現的反政府暴力運動一樣，美國必美稱之為民主運動。在民主旗幟高懸之下，美國這民主教父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介入了。 　　不過，白宮越是這樣，越令人疑惑什麼是民主？被推翻的烏克蘭總統不也是經過民主選舉當選的嗎？為什麼街頭示威者才算是民主呢？場景轉移到埃及，民選總統穆爾西遭軍方罷免，穆斯林兄弟會發起群眾示威抗議時遭到軍警血腥鎮壓。可美國並沒有讚揚兄弟會捍衛民主，反而支持軍方將兄弟會宣佈為非法組織。 　　奧巴馬總統昨日表示將在今年底全數撤出駐阿富汗美軍，原因是阿富汗總統不接受美國開出的駐軍協議。美軍入阿十餘年，最初也宣稱為阿人帶來了珍貴的民主，可是這位由白宮一手擁立的阿富汗總統，不但被指與販毒集團勾結，政府亦腐敗不堪，現在還不聽老大哥的吩咐。至於伊拉克更不用說了，民主選舉多年了，街頭爆炸還是無日無之。還有被美稱為阿拉伯之春的中東多國革命，至今為當地人民帶來什麼呢？ 　　民主不是什麼東西，它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政治概念，其解釋權更諷刺地不掌握在普羅百姓手上，只有手握重兵者才能點評何謂民主。社會上有一股反鑽石運動，認為所謂女性的幸福感要以鑽石大小作為量度，純是商人洗腦式的市場推銷術。人生短短數十年，能經得起幾場民主革命洗禮呢！

　　在網上讀到一篇題為《讀懂烏克蘭民主的國家危機》的分析性文章，內容與觀點正合吾意，切中了烏克蘭當前亂局的要害。文章作者是孫興傑，中國吉林大學的一名博士後。這令筆者更為之感慨，一名中國東北吉林的學者，能夠如此深刻地了解到烏克蘭危機關鍵，而烏克蘭人卻仍在迷霧中亂成一團。 　　烏克蘭立國廿餘年來政治一直動盪，表面上是因為國民沒法就加入歐盟還是與俄國結盟作出取捨，深層原因卻是烏克蘭至今仍沒有統一的國家認同。東西烏克蘭在言語、宗教、經濟模式和政治傾向都各異，可以說，脫離蘇聯後的烏克蘭從來沒有真正意義地成為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歷任的總統和總理，都不是有大氣魄之輩，更沒有建設全新獨立烏克蘭的能力；只能在親歐和親俄之間作拉鋸戰。對比新加坡，也是多元種族和言語的地方，戰後由政治強人李光耀強勢統治下建立了新的國家認同，今天的新加坡人都以自己的國家為榮。 　　烏克蘭為什麼必須要親歐或親俄呢？如果真的只能二選一，那烏克蘭還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嗎？自願為附庸者基本上已放棄了自主意識，這才是烏克蘭真正讓人震驚的悲哀。想到中國那些崇美親美自由派，以及在香港胡鬧的港獨份子，甘於為美英附庸的人，連自主都放棄了，還配談民主自由嗎？ 　　此外，烏克蘭出現今天的局面，美國可謂「功不可沒」。從美國助理國務卿被曝光的電話對話中可見，華府在烏局的角色可用太監比皇帝急來形容。美國外交官用髒話來罵歐盟沒盡力支持反對派，清楚說明美國急不及待要從烏取利。結果成功了，還趕及在冬奧索契閉幕前完成，為奧巴馬為何迴避索契揭幕式標上完整的注腳。

　　奧巴馬在白宮會見了達賴喇嘛，中國外交部作出強烈抗議。但不論中國抗議的措辭如何強烈，又或中國媒體發出何等尖銳的批評，奧巴馬已經見了達賴，所謂生米煮成熟飯了，作用不大。嘴巴上的批評是白宮早已計算在內的，美國只會關注中國能有什麼「行動」。 　　美國政府很清楚會見達賴喇嘛於中國是什麼意義，過去幾任總統都曾經接見過達賴，對於這種明知故犯的動作，中美雙方鬥爭的是實力。美國自認是所謂自由世界的領袖，過去更加為達賴提供過搞獨立的軍火和資金，要美國總統拒絕見達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在討好中國與美國自身的面子與聲譽之間，明顯美國不會認為要受這委屈。 　　所以，如果中國真的希望能阻止美國總統會見達賴，只能有兩種可能性。其一是達賴本身已經不具備被接見的價值；其次是見了達賴之後會對美國造成相當的經濟傷害。而這兩者之間又是很巧妙地與中國的國力掛鉤。美國之所以認為賴達有價值，是因為他具有分裂中國的一定影響力，至少可以構成對中國的威脅，為北京製造麻煩，屬於很好運用的政治資本。只有中國解決了西藏穩定的問題，達賴於美國價值才會大幅貶值。 　　在此之前，如果中國有能力因為會見達賴問題而對美國作出經濟制裁，相信美國政客背後的金主而然會提醒白宮該怎麼做。不過，要經濟制裁美國，恐也不是今時此刻能辦到的，還看他朝吧。

　　香港一些團體日前發起遊行反對「自由行」，並且向可能是來自內地的遊客高聲叫罵，導致有的店鋪要臨時關門以防不測。據稱去年內地到港旅客高達五千四百三十萬人次，如此龐大的旅客量，對香港的一些基本設施，甚至商品供應造成壓力，是客觀的事實。對於任何社會狀況或政府政策，民眾都有權以遊行形式表達意見，更何況自由行利與弊兼有，社會出現爭議也是必然的。就算發動這次示威遊行的團體只屬於小眾，始終是代表了一種聲音。 　　所以，非議自由行的示威行為本身無可厚非，唯一問題是組織者帶著殖民地時期的港英旗幟遊行。自由行應如何安排？是否有必要取消或設限？諸如此類問題屬特區政府施政權責範疇；一旦拿出殖民地旗幟，即是不承認特區政府法理地位，事件亦因此完全改變了性質，觸碰了大是大非的底線。 　　何謂「大是大非」？國家認同是大是大非，香港是中國故有領土，是因為鴉片戰爭而遭英國暴力佔侵的。現在香港已經回歸中國，每一吋土地都是屬於中國的，特區政府是代表中央政府具體管治香港事務。議論特區政府可以，自由行實施過程應否檢討？屬是小非；高舉殖民地旗，否定特區政府，是大非。示威者既然不承認特區政府，政府也不必回應他們所謂的「訴求」。 　　選擇做殖民地奴才可以是個人的自由，但這也應等同了他們已選擇放棄干涉香港事務的權利，因為香港已經不再是殖民地了。

　　「普世價值」與文化大革命表面上風馬牛不相及，但文革中的一些口號，卻成為了普世價值信徒堅定不移的信念，就如「造反有理」。只要慢下來看看，很容易發現一些所謂自由世界的政治語言，充滿著嚴重的自相矛盾，但經過政治操作和包裝後，又彷彿一切都變得那麼合情合理了。 　　所謂普世價值其中一個重要概念是平等，有了平等才能談得上自由。按此邏輯，支持普世價值的人們和政客，都必應不惜一切先維護所有人的平等權利。而現實卻不是這樣，這些普世信徒一點都不普世，並不熱衷維護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只會依據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立場思考問題，黨同伐異。經西方宣傳概念洗腦下，人們逐漸也接受了；可以不必深入了解事實，不必獨立分析，什麼複雜的國際形勢或事件都可以極度簡化為：普世與非普世。於是一些不能經受邏輯考驗的概念也竟然能大行其道，如「凡是反政府的都應支持」、「凡學生都是正義可愛的」。 　　因此，在一些被西方判斷為「邪惡」的政權，上街反政府的人群必然都會被形容為義士，不論他們做些什麼殘暴的行為，如敘利亞的反政府軍。又如香港那些經常公開侮辱警察和官員的學生或老師，就算他們藉講大話來誣陷官員或校長，總會被一些「普世」媒體或政客奉為偶像。 　　所謂「普世價值」已成為某些人施展政治強權的工具，在普世價值的背後只不過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論是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親手栽種的普世價值，抑或是透過幕後支持的種顏色革命，無處不是在展現唯我獨尊，而不是平等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