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詩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其所代表著的是古人的世界政治觀，放眼所見天下之事，都應歸天子管治。於晚清列強相繼進犯之時，中國人以慘痛的代價明白到這天下原來是洋槍洋砲說了算的。二次大戰後，美國卻竟然嫁接了此本來相當中國的世界觀，六十餘年來一直奉行 「天下事皆美國事」。在此種天朝心態作祟之下，美國政客真心相信美國有權主導任何他們想干涉的各國事務。 　　美國國會兩院的 541 名議員，加上白宮主人，掌握美國權力核心的 542 人中，只有行將退休的眾議員保羅公開反對「大美國主義」。畢竟，人都是受其成長的文化背景所影響的，天朝思想已成為現代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除非遭遇如晚清般的失敗，否則，美國是不會從中醒悟過來的。因此，不必譴責「大美國主義」，中國也不必空想與美國能發展具實質的良性合作關係；純民間交流還可以，於政府層面則幾乎不可能。 　　所以，論到中美關係，於中國而言，重中之重是尋回「國家定位」。過去流行說「中國了解美國深，美國了解中國淺」，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又一之錯判。只要美國一招手，願意提供各類中國材料和情資的中國人多的是。維基解密中可見，不論是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或是央視製作人，都願意向美國情報員「分析解說」中國國情。這種現象說明中國人面對美國出現了極嚴重的定位危機。日本侵華時期湧出大批漢奸，可以勉強理解為是「面臨生死關頭的抉擇」，但現在又是為了什麼呢？ 　　美國自身定位是相當清晰的：「美國人就是世界上最優秀和善良的，美國必然是世界的領袖」；那麼，中國現今的定位又是什麼呢？孫中山先生說：「一定要讓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何謂「屹立」？不是單純的存在，而是昂首挺胸、有尊嚴、有本事地立足於世上。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減去了孫中山那種政治浪漫情懷，務實地推出中國要在團結第三世界的努力上發揮領導作用，謀求在美蘇兩超級大國間的另一片天地。 　　不論是孫中山或毛澤東對中國的定位都是很清晰的，可惜，隨著改革開放，這定位變得越來越模糊了。究其原因，是中國人富雖然起來了，自信心卻竟然是 更不如從前。

　只要明白「堅定永遠稱霸」是美國的基本國策，便能撥開雲霧看清中美關係，也能看清現時掌握中國公共話語權的「崇美派」人士所說的美中友好論，比水中花還要虛無。我們不妨簡單分析一下美國的國際盟友都是哪些國家。 　　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列強是上世紀初的地球霸主，透過武力殖民方式控制及掠奪世界資源。二戰後美國成為新霸主，藉著北約將歐洲納入其下。雖然表面上歐洲各國是獨立，但軍事和經濟上要都依附於美國。小布殊在席間被錄到對英國首相貝理雅指指點點，感到尷尬的不單是首相本人，英國也沒有面子；但當奧巴馬去年訪英國時，向英國會全體議員宣稱美國將繼續領導世界時，得到的回應是全瑒熱烈鼓掌。所以，美國最堅定的盟友是歐洲，不過雙方是處於一種不對等關係之下。名義上仍是英屬的澳洲和加拿大在政治上均緊貼歐洲，對於美國可以謂言計聽從，只要美國有大規模用兵行動，澳加便如附庸國般無異議地出兵同行。不久前，澳洲才開放基地給美國長期駐軍以窺視南中國海。 　　歐洲系國家與美國不論在文化和種族上都有很深的淵源，而那些「非我族類」國家又如何呢？日韓自二戰後接受了美國長期駐軍，這不用多解釋了。至於中東，因為其石油價值直接關繫到美國的核心利益，自二戰後美國刻意經營，採取的手法很原始但卻十分有效──「威逼利誘」。為了保障其石油利益，美國長期支持中東各獨裁者，對於不願意屈服的，便採取包括政變或直接軍事打擊等各種手段促成有利美國的政權更替。直至近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美國也沒有改變此策略，如埃及，革命後希拉莉多次到訪，接頭對象仍舊是軍人將領。至於以色列，看似美國是因為國內猶太勢力而無條件支持，事實上也不是光賠不賺的。培養一個軍事和經濟上強大的以色列，也好讓那些因錢和軍火受控於美國的中東國家有所顧忌。 　　非洲、南美和東南亞，於美經濟價值低，政治上又沒有多大作用，因而長期被美國忽視的。但倘若出了什麼狀況可能損害美國利益的話，華盛頓是毫不猶豫採取行動的，如出兵巴拿馬和海地便是。自中國崛起後，情況才有所改變。 　　總而言之，霸主心態根深柢固的美國政客，從來沒有認為需要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對於那些不受控的國家，美國的本能反應是採取武力。戰後與蘇聯的冷戰，表面是兩套政治信仰的分歧，實質是地盤之爭。所以，沒有理由幻想美國會以不一樣思維邏輯對待中國。參照的實例是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當年葉利欽親美，請了一大群哈佛教授...

　中美關係踏入廿一世紀已發生了質的變化，主因是「改革開放」政策漸見成效；而九一一事件讓中國彷彿「偷」了八年光陰，否則重返亞洲的將不會是奧巴馬，而是布殊。 　　美國國內兩黨爭權奪利無日無之，但在國家利益立場上，美國政客是出奇地一致的。理由很簡單，美國有很清晰的國際定位，就是要永遠當世界領袖。所以，不論是民主或共和黨入主白宮或主導國會，美國政府從沒有因為政黨輪替而調整過其國際觀；搜尋與消滅（ Search and Destroy ）潛在敵人，是美國自二戰後沒有改變的國策。 　　所以，當中國於八十年代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沒有理由幻想美國不會緊盯著中國的發展。事實上由智庫至國防部，美國均長期有系統地研究和收集中國情報，並且不斷提出相應策略。從維基解密的駐外使領館檔案可證，連習近平何時秘密出巡東北、少年鄰居如何評價習近平等材料，都經由美駐華使館電傳回華盛頓。美國真正關切的並不是如崇美派說的「人權問題」，而是中國國力的增長狀況。 　　有人會說，別把美國想得太黑暗，美國有理由不想中國好嗎？這答案可以從歷史事實裡找到，不必猜，也不必反駁。白宮太習慣跟獨裁者合作了，別表錯情。中東多少獨裁國王是白宮的座上客，薩達姆曾幾何也是列根和老布殊的盟友；至於人權問題一大堆的非洲，美國過去是避之則吉。只要不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根本上是什麼都可以視而不見。之所以美國要看緊中國，因為中國從來都不是聽話的「盟友」，自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便一直在張揚著她的獨立個性。獨立性太過強的國家很自然地會美國被歸類為潛在敵人，更何況是一個人口眾多，國土遼闊，且經濟實力日漸壯大的中國呢？

　　整個九十年代，江澤民主政下的中國經濟處於粗放型的急速發展，也是外資在華發財的黃金時期。克林頓順應時勢盡量消除美中貿易的障礙，在中國最在意的兩岸問題上也願意給足面子，在中國宣佈不支持台獨。不過，也不是說一點波瀾也沒有。 　　一九九三年七月，美國指責中國貨輪「銀河號」正運載化學武器原料前往伊朗。美軍艦強行在公海截停銀河號，中國政府抗議後仍是讓美軍登船檢查。檢查結果證明美軍指控不實，中方要求道歉賠償，最後卻不了了之。又，一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到美國戰機轟炸，造成三名中國外交人員死亡，多人受傷。這回克林頓政府很快便道歉了，說是空軍使用了舊的地圖，「誤炸」了中國大使館。憤怒的中國百姓衝到美駐京大使館示威，但中國官方反而顯得低調些，其後更阻止群眾組織反美示威活動。事後國內一些文章以揭秘方式指出，美轟炸中國使館是與美隱型戰機機密落入中國手裡有關。 　　類似的中美外交衝突在九十年代並不常發，但從中可見美國商人雖然熱中於趕搭中國改開放的快車，但美國政府並沒有放下對中國的防範，在要害時刻，克林頓還是會毫不猶豫地使出硬功維護美國利益。美中的「友好」是建築在經濟利益上，政治方面美國仍只相信自己的判斷。至於中國方面，有說法稱為了使館被炸事件，江澤民曾三度拒接聽克林頓的電話。不過，不論是銀河號或轟炸使館事件，中方最後還是忍讓了，沒有跟美國硬碰。 　　也許有人會問，毛澤東在最艱難的時期都敢與美國硬碰硬，為什麼江澤民就不敢堅持呢？這其實並不能怪到江老總身上，中國有句俗語：形勢比人強。毛澤東時代中美沒有經濟利益合作關係，打就打唄！但處於經濟改革開放的衝刺期，中國要依賴美國的地方多著呢。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導思想下，能忍一時之氣，成就改革大業，於其時不失為一道上策。 　　這亦反映了中美關係的微妙轉變，由五六十年代的對立，到七十年代的調整期，及至八九十年改革開放期，中方手上能施在美國身上的牌越來越少了，表面上中國是越來越強大，但在中美國關係層面，其實弱勢已呈現。（待續）

　八十年代末，緊接著東歐變天和蘇聯邁向解體，改革開放還未滿十年的中國，便經歷了「六四事件」的巨大震撼。外交經驗豐富的老布殊此時採取了觀望態度，中美關係並未發生基本變化。其時的世界政治主舞台是在歐洲和中東，中國的變亂對於美國來說並沒有太直接相關的實質利害關係。 　　到克林頓時代，中國加速改革開放和吸納外資，中美貿易額攀升，兩國關係的經濟利益成份已超過了早期的政治因素。克林頓總統任內最受爭議的對華政策是結束了逐年審批慣例，一次過給予中國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讓人權問題與貿易脫鈎。克林頓還提出要加強與中國的接觸，將兩國關係提升至「戰略伙伴」。克林頓此舉曾被批評為過度親中和軟弱，其實是誤讀。 　　別以為克林頓對中國有什麼不一樣的情懷，只要鏡頭拉開，看看克林頓八年執政歲月，便不難明白克林頓受華爾街的影響極深。老布殊雖然趕上了蘇聯解體的好日子，又在波斯灣打了勝仗，但當時美國經濟卻走下坡。克林頓之所以能擊敗一位從政資歷比他強十倍的在任總統，功臣就是惡劣的經濟環境。所以，克林頓上任後最焦急的是要搞好經濟，但恰巧這卻是他最不善長的。於是，華爾街悍將們便成了白宮的經濟導師，克林頓大筆一揮，推翻了對銀行金融業的監管法。這位願意盡一切方法提振美國經濟的總統，也真的迎來了至今還令美國人懷念的繁榮年代；代價卻是科網、地產泡沫和金融海嘯。 　　所以，克林頓不是「親中」，他只不過是「親商」。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支持中國加入世貿，以及什麼「戰略伙伴」關係，克林頓及其身後的財團，眼裡看著的是中國潛力深厚的各種經濟利益。而中國此時也正不惜一切要往前推動改革開放，彼此可謂一拍即合。倘若，中國只等留此，甘於充當世界廉價工廠的角色，不計較環境和社會成本地為美國企業創造利潤，兩國關係將會單純得多。

　　不論是五六十年代的敵對，抑或七十年代的關係正常化時期，中美關係都離不開美蘇冷戰和國際地緣政治的範疇。政治上是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所以，雖然中美兩國曾經在戰場上拚殺過，但基於政治需要，兩國又走在一起了。中美這段的蜜月期由八十年代開始逐步走向終結，主因是鄧小平推動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讓兩國關係加添了經濟實利因素，經濟利益上的矛盾由此一直主導中美關係的發展。不必想得太深奧，平民也好，國與國也好，沒有什麼比金錢利益更重要的了。 　　中國拋下政治運動包袱，全民全心全意的搞經濟。這時的中國可謂百廢待舉，不論是資金、技術或人才，都必須借助外國；而中國能夠提供的只是生產最原始的條件：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在政治上中國要取信於國際投資者，讓他們相信到中國投資是有巨利可圖的，所以此時的中國於國際政治舞台上極其低調。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最初還是將信將疑的，首批到中國投資的都是海外華商，歐美國家其後才開始放心前來分一杯羹。 　　改革開放的前期，中國以極其低廉的勞動力，不計較環境成本地，「獻身」成為世界工廠。美國作為最大的消費國，因為有了中國這家廉價供貨商，國民得以享受著超便宜的商品，美資製造業也增大了邊際利潤。中國在政治和軍事上都不會也不能挑戰美國，美國在享受著近乎零風險的實利。回想殖民地時期，歐美列強以武力侵略中國，逼滿清簽署不平等條約，在沿海大建租界，所圖的也只不是中國的廉價勞力和資源而已。現在難得中國主動和平地與他們分享，難怪此時的中國是歐美的「最愛」。 　　可是，當中國人一分一毫地靠做代工累積起驚人的財富，當中國國民整體教育水平在提升，當苦力逐漸變為有國際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當中國經濟不再停留在廉價加工業，當中國在國際上（特別是非洲）展現了不尋常的影響力之後，美國開始意識自身利益已經與中國的發展存在不能協調的矛盾，向來對國家安全極其敏感的白宮對中國也有不同的想法了。　　（待續）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便以「世界警察」自居，如果沒有美國的參戰，德日的瘋狂獨裁者將會統治全球；所以，美國確曾擔負和履行了世界警察的角色與責任。這本來應特殊國際環境的臨時需要，在戰後被美國視為理所當然。其中，不單純是一種道德責任感，更重要是霸主地位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美國總統在國際場合只會強調美國如何「領導」世界，領導全球已成為美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容不得半點挑戰。任何與美國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都難逃被妖魔化的命運。 　　由此角度下分析，便不難明白尼克遜當年震驚全球的訪華行動，是以維護美國世界領導地位作為出發點，並不能理解為美國從此便接納了中國共產政權，中國重返聯合國美國是投了反對票的。尼克遜當時所關心的是在亞洲地區如何牽制蘇聯，中國經濟於其時的美國沒有價值可言，更也沒有打算要在政治和社會價值上同化中國，因為於美國國家利益而言沒有這個需要，北京只不過是美國棋盤上一枚棋子而已。 　　於中國而言，既可以挾美來抗蘇，又能削弱台灣的地位；與美關係正常化，更可以很大程度擴展了中國的國際空間，何樂而不為。在成本方面，除了在政治意識型態上收回昔日反美的宣傳，沒有太大的實質代價。所以，七十年代的中美關係在政治層面是平等互利的，並且由於兩國關係涉及的層面甚狹窄，中國沒有想到要「走出去」，美國也沒想要「走進來」，兩國產生矛盾的機會也自然不會太大。 　　踏入八十年代，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了這一切。蘇聯已經不再是中國最大的陰影，「貧窮落後」才是中國的最痛。鄧小平急切推動中國發展，並且主要是經濟發展。鄧要解決自晚清以來中國最難解決的社會問題──窮！孫中山先生論述其革命主張時便指出，要中國人團結救國難，但若是說要讓他們發財，百姓都會搶著來聽。 　　要斷窮根，中國便要學會賺錢，要賺錢便要搞貿易，搞貿易便要接觸世界，而美國是世界經濟的龍頭，中國人要富起來，必定要學會跟美國打好交道。鄧小平訪問美國戴上列根總統送的牛仔帽之時，與毛澤東在堆滿書的書房握著尼克遜的手時所想的，肯定完全是兩碼子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中美關係因為經濟利益的介入而變得複雜化。國際政治的暫時策略性合作關係，可以說是較為抽象的，只有政府和政客才會在意；一旦涉及金錢實利，不但層面廣泛了，互動碰撞下引發的矛盾也許是中美兩國當初也沒有完全意識到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