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因為社會大環境及人均素質的轉變，昔日樣式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可能在今天的中國重現。不過，這並不等於文革的思維和權力鬥爭方式已在中國社會完全消失。 　　什麼是「文革思維」？簡單說就是為了達到打倒政敵目的，可以憑藉某種被視為至高無尚的權威，不經提證或司法程序，直接宣判政敵罪名（扣帽子）並進行懲處。「文革式」權力鬥爭手法極之簡單，一點都不複雜，不必任何精心設計的陰謀，只要使出獨裁專制權威，點名誰有罪，誰便有罪了。當然，並不是誰都可以純靠扣帽子便可以消滅政敵，關鍵還是權力。沒有實權或權勢不如人的一方，說什麼都不管用。 　　如果以「莫須有」方法清除異己只限於高層權鬥，對百姓的影響可能還是有限度的。可是，毛澤東卻採用了全民運動方式，打擊目標並不限於特定政敵，而是要利用盲目崇拜他的青少年，在全國製造白色甚至血色恐怖，徹底壓制住任何異見，強逼全中國只能有他一人的聲音。對毛個人而言，這是一種十分有效率的政治手段，但對中國社會的遺害極深。全國沒有一個角落可以倖免，誤導人們以為打倒對手不必靠公平競爭，更不必經公正司法程序，只看誰夠勢力，便可以狠狠地杜撰罪名。 　　今天在網絡上的好些所謂政論，都不是理性的辯駁，更多是空洞的罪名一大堆，帽子亂飛，對辯明事理毫無幫助。猶幸這些民間或知識界的爭拗雖然不脫文革式的粗暴手法，但由於都是一班沒有公權力的平民，最嚴重的後果也不過是受語言暴力所傷而已。在網絡世界，誰也別想打敗誰。要達到如文革般將全國聲音都統一到同一調子上，沒有相當公權力是不行的。 　　所以，民間政論團體不論是偏左或是偏右，都沒有發動文革的能力或可能。至於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便要比拚誰的力量大。但就算擁有壓倒性的權力優勢，因為社會開放程度和民智的進步，在上者試圖複製當年壓倒異見的效果幾乎沒有可能，頂多只能製造出類近文革的氣氛。儘管如此，一些在政治思想上沒有與時俱進的政客，仍然以文革思維方式，自以為一言堂時代沒有過去。在不同層級的領導裡，確是普遍存在這種幻覺，妄想借公家宣傳機器，便可以「我說什麼便算什麼」，結果反而是導致官民矛盾日深，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 　　中國要實現有價值的真民主，便先要摒棄文革思維，不靠權勢暴力壓倒對方，而是藉理性爭論，民主表決，依法尋求大眾認可的共識。很可惜， 315 事件所呈現的卻並不如是。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一段極其傷痛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史無前例的一場暴烈政治運動，它的形成有極特殊的歷史和人為因素。倘若文革要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再度爆發，那種基本元素必須同時俱備。 　　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具有最高的軍政實權，以及近乎神格化的個人權威和魅力。軍政大權是毛澤東從革命生涯中累積而來的，至於個人權威和領袖魅力則有幾分玄妙，這並不是某一個人自信心爆滿地說有便有的。除了自身的能力性格外，還必須要有願意臣服的受眾。毛澤東絕對權威的形成，離不開由黨的推動。經過長期的個人崇拜運動，毛主席在全國百姓中的地位獨一無二。就算是非「信徒」們，因為巨大的群眾壓力，也完全沒有表達異見的可能。 　　這種全國性的個人崇拜運動之所以能成功，必須條件是公權力的介入，說洗腦也好，教育也好，總而言之是由上而下令百姓相信毛就是那位不可以替代的最高領袖。此外，當其時對毛的崇拜不純是政府的高壓，不少人也是真心的信服了。有說當時「民智未開」，這說法好像欠缺尊重，但也是客觀事實。經歷了近百年的戰亂，中國社會自清末列強入侵以來便沒有休養生息，好好推動全民教育的機會。國民思想較單純，又嚴重缺乏外間資訊等因素，讓人們普遍更容易接受政府的宣傳教育。 　　以上這些都是文革出現的客觀條件，但也不是說有此兩種因素便自然會發生文化大革命。文革之出現，是因為毛澤東使用了他的權力與威望，挑起群眾暴力鬥爭，強制全中國只能服從他一人的政治主張，消滅所有反對或質疑聲音，最終維護了其絕對領導地位。 　　所以，如果有人說有文革復辟的危機，則必須要問今天的中國有另一個如毛澤東的人物嗎？經過改革開放洗禮的十三億中國人，會如六七十年代一樣盲從威權人物，或者也會如以往一般沉默不敢作聲嗎？答案十分明顯，這兩種元素都不存在了。所以，有形的文革不可能出現，就算是經常公開嚴辭指責所謂「極左派思想」的自由派理論大師辛子陵，也不止一次的說沒可能複製文革。但有形的文革搞不成，不等於「文革式」的思維和作風一去不返，也許是因為文革海嘯般的震撼力，中國好些人仍然未完成去「文革化」過程，思想和行為模式有濃濃的文革味。　（待續）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兩會後的記者會上提及「文革」，猶如投下一枚震撼彈，頓時引起全球矚目。中國人對於「文革」，就算是未曾親身經歷，也必然有所耳聞，但到底何謂「文革」？當溫總說「文革」可能重現時，指的又是什麼呢？ 　　經溫總這麼一提起，朋友們之間見面聊天總會談到以上兩個大問號。於一九六六年正式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政治背景在此便不贅述了，簡略是毛澤東因為推行經濟政策失敗，黨內支持改由劉少奇主導經濟建設。毛澤東深感其地位與權威受到威脅，更不認同劉少奇以建設經濟作為國家發展基本策略。由於劉少奇新政初見成效，在黨內高層有一定支持，毛澤東於是便借發動以學生為主力的全民政治運動，藉暴力手段剷除異己。所以，「文革」既是一場個人權力鬥爭，亦是黨內路線分歧鬥爭。 　　不論國籍或文化，政治人物之間或政治團體內部有不同意見本是自然規律，至於如何處理分歧，大致只有兩種手段。一是以暴力手段，直至一方被消滅或壓倒為止；另一是透過某種和平民主 協 商機制，尋求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共識」。人類歷史中最常見是前者，其結果是戰爭、政變、政治謀殺……等等。雅典和羅馬的議會制度被視為西方民主的鼻祖，發展至當代的歐美民主制度，暴力干預民主協商的情況便一直沒有停止過。美國學者雖然歌頌西式民主政制為人類最完美的制度，但美國卻不斷使用暴力在別的國家強行移植「民主」，諷刺得很。 　　至於中華民族，雖然沒有等同西方「民主」概念的政治術語，但處理分歧的手法同樣是協商與暴力並用。除傳說中堯舜禹經協商移交管治權外，中國改朝換代都必經暴力，同一皇朝中的王位繼承也時涉暴力。不過，與此同時，治國卻有卿相六部，國家事務採用的是君臣共議制度。雖是君尊臣卑，但臣子可以道德責任要求皇帝自律，不論是唐太宗或萬歷皇帝，也沒法時常心想事成。所以，上下三千年的中國政治並不完全是獨裁專制；而擁有權力者試圖用暴力壓制異見，卻是中外皆然。 　　話說回來，「文革」就是暴力政治，牽涉層面不單是權力鬥爭圈中的政治人物，還把全民都捲了進去。毛以個人獨有的權力和威望，強制全國只能跟隨他一人的政治主張。可是，以眼下的中國社會與政治環境，文革真的會重現嗎？那便要從「形」與「神」兩方面分析了。　　（待續）

　　 315 事件的震撼過後，挑起了社會大眾對中國政治更深層的思考。不論採取何種立場，激盪起這場反思都有利於中國繼續往前發展，但前提是這種源自民間的思考先不會被官方扼殺。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三十年後，因經濟利益和政商利益分配不均，社會矛盾不斷擴大，成為執政者頭號難題。十年前，當胡錦濤還只是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時曾到三藩市訪問，據一位有機會與他坐下來交談的人士轉述，胡當時表示中國貧富不均是他最擔心的。溫家寶總理近年也不止一次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不但要把蛋糕做大，還要把蛋糕分好。轉眼間十年過去了，問題依然存在，中央政府的維穩開支卻逐年擴大。由高度受關注的房價、到公路收費，甚至豬肉價格，無不衝擊著小市民的現實生活。 　　在蛋糕問題上，溫總理也多次提到只有政治改革才能保住經濟成果，意思是蛋糕分不好，與現行政治體制有直接關係。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政治改革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只是改革都是針對特定的政府機構運作（如大部制改革），一般老百姓較不容易感受其變化。 　　可今年不一樣，溫總將政改與文革掛勾了，立即引起中外媒體熱炒。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對現代中國造成沒法彌補的傷害，談起文革，定必觸動每一名中國人的敏感神經，特別是由國家領導人如此高調的提出。溫總先是警告倘若不進行政治改革則文革可能重演，然後又將重慶書記薄熙來與文革相提並論。與此同時，溫總一再肯定推動基層選舉，更有個別外媒傳說溫曾提出平反六四。不出兩三天的功夫，溫總便成為了媒體上的中國民主希望之星。 　　中國社會內部矛盾有激化趨勢，政府必須對應百姓需求而改革是大方向。但為何忽然跳出「文革」？中國已經去文革化了嗎？選舉與分蛋糕、文革與民主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　（待續）

　　香港特首選舉白熱化，候選人之間的攻訐除了黑材料外還有紅材料，其中一位候選人梁振英被對手陣營指為共產黨員。在目前政治環境下，這頂紅帽子足以令梁民望大跌。可是，這本是很不合符常理的，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連國家元首都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特首作為地方領導就必定要由非共產黨人出任？香港泛民政客鼓吹中國要行多黨制，但在香港卻獨是排斥共產黨，搞雙重標準假民主。 　　受殖民地背景影響，香港政客反共，好扣紅帽子不足為奇，但在中國政圈也來扣紅帽子，確是怪異得很。在未有更可靠官方公佈之前，薄熙來被免職的主因是政治路線錯誤。總理溫家寶在中外記者會上責令薄熙來要反思後，緊接提到了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次會議主要內容是否定文革路線及平反冤假錯案。顯然，溫是將薄與文革掛勾了。這讓人們立即想到重慶的「唱紅」活動，薄是因「極左路線和復辟文革」而下台之說便幾乎成為輿論的主流，甚至好些外國媒體也如是報道。 　　這頂超級紅帽子不單把薄熙來立馬轟下台，全世界因各自的原因而嘩然。除了向來批判中共一黨專政的自由派雙手拍掌喝采外，更多人是頓時一頭霧水，重慶人更是沒法接受「被文革」了。３１５之後，收到多名從不相識的重慶人透過微博來郵，要求筆者代為向外界說明他們的感受。其中一位來郵者說：「眼淚不停地流，為什麼容不下我們？」另一位則指出說「重慶在文革」的都是沒有來過重慶的人，他只知道薄來渝後他們一家人生活大大改善，父母都轉了城市戶口。他公司的老闆更說，如果重慶也來直選，薄熙來肯定高票當選。倒薄不得民心的程度，可能超出中央預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昨日在微博上直接說：重慶不是文革模式。 　　事實上，被視作為薄熙來「死罪」的唱紅歌活動，一直也得到中央支持。去年重慶舉辦了全國紅歌大賽，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長春還發了賀電。唱紅更不是重慶的專利，全國各地唱一直都在紅歌。現在中央狠批重慶唱紅，中央空降大員到重慶後，傳出當地公園貼出告示不准聚眾唱歌，並發動傳媒機器不斷重復指令重慶人要與中央保持一致。所謂殺一儆百，從今以後是否全國都不能唱紅歌呢？那整段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文化是否需要留白？ 　　 　　一夜間翻天覆地轉變叫好些重慶百姓難以接受。重慶於去年和前年連續兩年才被國家媒體評為全國最有幸福感的城市，兩會後便變為要中央派員來「撥亂反正」的「災區」。薄被免，新書記來了，當地報章統一口徑說「重慶人幸福了」！如此說，前...

　　在重慶看過一場《唱讀講傳》晚會，節目內容之一是中英文朗誦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的著名演講詞──《我有一個夢》。筆者也有一個夢，一個光明正大而智慧的中國政府。 　　政府和其領導人唯一的責任是為人民服務，讓人民過上好生活，而不是爭奪國際光環。鄧小平之所以偉大，是在全沒有客觀條件下提出改革開放，敢於摸著石頭過河，因為他有清晰的目標──中國人要過上好生活。這三十年來中國能如此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是鬆開了對人民思想以至行為的束縛，調動了每一個人的能量和積極性。 　　文革時代要求統一思想，不惜以武力和各種懲罰逼使所有人服從單一的政治任務。改革開放才是真正的百花齊放，思想多元，包容的社會才有生機和活力。本以為今天的中國已十分包容了，因為在網上滿眼都是昔日會被認為只能出自漢奸口中的言論。整天自殘詆毀自己的民族的這些人，不少還能吃著公家飯，都是什麼教授公知之類。真的沒法想像到， 315 那一天，竟有此大動作搞統一思想路線，忽然間令人想起「整肅」時代又來了。都說中國必須要向更民主方向發展，民主不包括包容嗎？別讓中國退步，因為中國傷不起。 　　西方國家害怕中國強大，這本無可厚非，因為透過競爭會威脅他們的既得利益。在中國的強大似乎沒法阻擋時，西方便退而求其次，希望中國跟著他們的指令走，永遠做其光鮮的老二或老三。 　　卅年的改革開放急促發展，在一些中國領導人還未能充份準備之前，中國已經被推到國際舞台的前端。炫目的鎂光燈，喝采與叫罵聲混雜，中國該如何與對手同台應接呢？是跟著跑龍套，還是爭取做主角？是按著人家的程式演，還是使出本色？是替人家當和音，還是唱出自己的旋律？ 　　去年曾寫過一篇文章談中國的話語權問題，其中主要觀點是必須要堅持中國模式，因為沒有中國模式便沒有話語權。千萬別以為做些什麼可以討好誰，或一廂情願地以為改喊別的口號，便可以得到所謂「國際認同」，便以為自己是跟著什麼世界潮流走。這種不負責任的隨波逐流，只會導引十三億中國人走入迷霧。

新浪微博上一首懷念薄熙來的詩歌： 作者 @中原逐鹿人 ： 巴渝百姓尽伤怀，唯愿苍天佑英才； 纵使用人真不察，瑕不掩玉放光彩。 唱读讲传扬正气，打黑除恶荡尘埃； 缩差共富建小康，经适公租筑大爱。 五个重庆深亦远，民生十条慷而慨； 三进三同人心暖，共分蛋糕民称快。 拳拳丹心受排挤，耿耿忠心遭忌猜； 熙来薄己厚重庆，国家为何薄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