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問政與問責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一環，但民眾如何問政，似乎難有規範，因社會與個人素質而異。 　　香港特首曾蔭權前日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遭到數名年青示威者的連番衝擊，其間特首胸部受撞擊至傷。被警方指為施襲者的青年面對媒體，不忘繼續揶揄曾，說希望特首的腦袋沒有問題。青年否認有襲擊特首，表示本意圖向曾丟飯盒而已。 　　南京市六合區上週五在公園開了一個露天問政大會，區長帶同十二名部門主管到場，接受現場五百多名市民即時提問，全程由電視台直播。有市民發言指社區工作人員態度惡劣，局長回應稱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工作不到位。另一市民投訴遭拆遷一年多後賠償金仍未到手，不知向誰要。有關局長當場公開手機號，表示自己親身監督，該名市民可以直接找他。區長坦承對於這種現場面對群眾的方式，心裡確是有些緊張。 　　而上任後連續三年都有與網民直接對話的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在今年第一次省委會議上，提出要建立健全網絡問政與網上信訪制度，推動全省制度化的網絡問政，令到民眾透過網絡便能得到政府具體的回應。 　　除了官員或現場或網絡與民眾對話外，近年中國地方政府亦開始推廣公聽會問政方式，就地區政務邀請民眾參與表達意見，但這類公聽會制度似乎還有待完善和充實。網上流行一段兩個月前杭州市規劃局一場公聽會的視頻，片長十七分鐘，幾乎從頭到尾都是民眾七嘴八舌地質問在場官員各類問題。發言者詞鋒厲害，咄咄逼人，也有民眾舉牌反對工程項目。在場的三名官員一直低著頭聽罵，目光刻意避開直視民眾，表現不耐煩，但也沒有反唇相譏；偶爾開口說一句，又即時被轟閉嘴了。公聽會終於在一片混亂和責罵聲中結束，相信官民回家時同是滿肚子的氣。 　　中港兩地的問政風氣各有不同，雖然經歷了一百多年沒有民主的殖民地統治，但香港不少政客或學者，會自認為香港是中國「民主基地」，並相信香港的「民主風」他日必然能吹遍全中國。那麼，在中國政府推動民眾問政風氣之際，如果要向香港學習，內地民眾日後參加官員答問會或公聽會，是否也應準備飯盒或香蕉之類的道具呢？

http://www.zonaeuropa.com/20110226_1.htm

　　欲借中東群眾動運浪潮推翻中國現政權的人士，在連續兩周發起所謂「中國茉莉花」運動失敗後，號召本周又再來一次。互聯網帶給現代人的利便確是無法斗量，有了它，發動推翻一個管治十三億人的政府，於策劃者而言，其成本竟然可以便宜至等於零。當然，這僅指發出號召本身的成本，若然要有跟進行動，那便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有一台電腦，發出一則呼籲革命的信息，不廢吹灰之力，便可收到國際性宣傳效果，不是零本萬利嗎。而且，安坐家中即可以觀看到中國政府如何忙裡忙外的應對，「烽火戲諸侯」可是當年只有褒姒才有資格享受的呢！ 　　雖說發出匿名革命號召是零成本，但一些支持中國也來一次「茉莉花」的海外民運人士卻似乎有了「付出沉重代價」的準備，不過，並非他們個人。現居美國的民運人士王軍濤（中國民主黨主席），上周在其ＦＢ網頁上寫道：「不讓茉莉花飛，就會子彈滿天飛。把國家整成這個樣子，什麼都不飛是不可能的。」有網民批評他的講法，王又回應說；「革命會死人，誰都知道。但避免革命的唯一方式是統治者改革。」 　　王主席的這番言論令我立時想起了另一位八九學運人物柴玲。她在逃離北京後接受西方記者採訪，在鏡頭前顯得情緒仍然激動的柴玲說，在六四夜她決定不理會軍隊清場，著同學們留守，是因為她認為如果革命不流血是沒有人會記得的。 　　還有那位認為中國必須經歷外國殖民地統治才能進步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同樣是一位暴力革命的支持者。對於布殊以戰機和導彈為伊拉克移植民主，劉大加讚揚。對於為過程中造成平民死傷，劉認為這是「建立民主伊拉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有些人好用「殘暴政權」來形容現時的中國政府，但那種視人命為革命工具的觀念，何嘗不是另一種殘暴。「民主、自由、反暴政」等空洞口號誰都會喊，但可貴的是對人的尊重與愛。在網上發一條信息，是何等的輕而易舉之事；但如何讓一個窮國穩定持續發展，解決因發展而湧現的種種問題，並同時改善十三億人的生活，便絕不是煽動他人上街那麼輕鬆了。 　　魯迅和孫中山都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家，他的文字和言談充滿了對民族以及人民的愛。但從今天充斥網絡的自由派言論，讀到的更多只是仇恨、謾罵和語言暴力，對於不同政見者所施加的語言暴力圍攻，不留一點理性討論的空間。「批評者」是很多人都願意當的角色，在批評間彷彿真理全在自己手上，天下唯我獨醒的感覺太良好了。因此，大量無內容、無依據、無觀點、無原則的激情言論塞...

　　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結束了中國三千年的帝制，並且將中國建設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孫中山的進步思想和國際觀到底根源自何處？不少評論均認為這與他少年時期在夏威夷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有關係。只接受過傳統私塾教育，年僅十二歲的孫中山頂著小辮子，於1878年被兄長孫眉接到夏威夷唸書。孫中山在夏威夷時期曾就讀於兩所學校，都是當地頂級的學府。 　　孫中山在夏威夷曾先後在伊奧拉尼學校（IOLANI SCHOOL）和普那胡學校（PUNAHOU SCHOOL）讀書。孫中山在伊奧拉尼學校完成了四年初中，在普那胡學校（高中）只唸了三個月便因為信仰基督教關係被兄長送回中國去了。兩所都是基督教教會開辦的全英語學校，前者是由英國聖公會教士創辦，後者的創辦人是來自美國的一名傳教士。至今兩校都留有著孫中山走過的足跡，校方並以孫中山這位校友為榮。而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是畢業於普那胡學校，中美兩國領袖竟然是相隔百餘年的校友，稱得上是國際傳奇。 　　正值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漂洋過海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對其思想衝擊之大是可以想像的。孫中山後來自述出國之行說：「始見輪船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可見，夏威夷求學之旅，激發了孫中山對現代知識的渴求。從隻字英文不懂，至畢業時獲得國王卡拉卡瓦頒發英文文法獎，可見孫中山四年初中的學習時間一點都沒有浪費。但在英式教育下學會了基礎數理化，以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與孫中山後來發起革命有什麼關係呢？有一種普遍說法是接受了西方教育，令孫中山體會到西方國家的民主和科學進步，反觀中國的封建落後，於是便立志要推翻帝制，建立民主的新中國。但從孫中山的著作議論中反映，他對中西方的觀察分析沒有是這般簡單。 　　在伊奧拉尼學校接受英式現代教育，無疑讓孫中山領到了認識西方的鑰匙；到中國後，孫仍然沒有脫離英式教育，在香港先後完成了高中及大學課程。前後達十四年的西方教育洗禮，卻沒有將他變成為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假洋鬼子」，反而成就出一位民族主義革命家。當時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不止孫中山一人，「打倒舊文化，全盤西化」的主張在留洋知識分子界甚是流行，而居孫中山三民主義之首的卻偏是民族主義。對於新文化，孫中山的態度相當謹慎，他在講述民族主義時曾說：「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

　　利比亞陷入內戰，中國迅速採取海陸空三路撤離僑民，並派出導彈戰艦作保護和支援；兩日內共接走一萬兩千名滯留在利比亞的華人，撤僑工作仍在進行中，在利華人逾三萬人。 　　在戰火紛亂之地，要立即撤走三萬名人員，並不是一件簡單工程。除了前線協調集中人員、通關，和安排交通工具外；忽然間要為三萬人尋覓臨時棲身之所，亦非易事。中國政府透過當地大使館統籌撤僑，分多路把人員接到突尼斯、埃及和希臘，並在當地租用了多間旅館以作安頓。 　　美國智庫「外交事務協會」一名高級研究員廿四日發表評論文章，批評美國撤僑不力，應該向中國學習如何做一個真正的超級大國。美國國務院官員曾表示，因為仍有美國公民在利比亞，因此不想魯莽行事危及他們。官員認為在利的美國人可能大多有能力自行離開，不一定都需要大使館協助。該研究員批評美國沒有膽量向利比亞施壓，相反中國政府便以實際及有力的行動保護國民。 在中國撤走一萬兩千名華人後，美國第一艘包船才接走了167名美國人，難怪美國智庫也忍不住要發聲。不過，批評國務院無能的文章刊出翌日，奧巴馬政府便放聲氣說可能出兵利比亞。倘若美國真的出兵，相信必然很快便能佔鎮壓利比亞內各部的武裝衝突。攻城掠地是美國的強項，但中東目前的局面已非強兵導彈所能解決的。 中東於美國家利益而言是重中之重，面對目前的亂局，白宮卻顯得沒有底氣，不論是言論或行動，均呈力不從心，未能切中要害。這種反常的表現，引起輿論多種的猜測，有認為奧巴馬被突然其來的變化打得方吋大亂，也有指白宮其實在作更精密的部署，因為這不是個別國家生變的問題，美國必須設計一套兼顧全局的新策略。 　　所以，說句公道話，中國撤僑效率高於美國，除了國力和誠意之不同外，美國政府內裡太多盤算可能才是主因。畢竟，中國人可以隨時離開中東，而奧巴馬卻沒可能接受中東在他看管下溜走了。

　　中東的革命浪潮持續，利比亞實質已進入內戰狀態。由突尼斯起，至埃及、利比亞、也門、巴林等等，一個全新的中東正在誕生，但誰也說不清她將長成什麼模樣。這張新面孔將如何影響到我們，也許並不是太多人此刻關心的。中東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只不過是一個是非之地，避之則吉。可是，冷眼旁觀似乎已經再沒可能了，中東革命將是美國國力消長的又一道里程碑。 　　美國向來以身為「最大的民主輸出國」而為榮，但中東和北非連珠爆發的群眾運動，掛在美國總統面上的並不是歡顏。作為最大戰勝國，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信美式的價值觀念，以至政治和社會制度都是全球最高的標準。美國經濟上的富強似乎印證了這點，雖然發戰爭財的成份更主要。 　　出於此種大國唯我獨尊的心態，美國從沒有認真地了解別國文化、宗教或思想體系；只會讓「四夷」來學效天朝典範，有不服或挑戰其權威者，將受到經濟或軍事的制裁。美國於國內是一個民主政體，但在國際上卻是不節不扣的帝國。美軍被派駐在全球超過一百五十個地方，其雄霸天下的航母，更是無遠弗屆，可以隨時獨立發動兩場全面戰爭。不論是古羅馬、元世祖忽必烈或是日不落的英帝國，均未曾擁有過如美國般的霸力。 就算能逃過美軍的勢力籠罩，也難避開在經濟上對美元的依賴。佔據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位置，讓各國的資產均與美元直接掛勾，美元的價值牽動著全球的經濟。因此特殊地位，令美國可以印發債券方式，用油印紙換回全球的有價商品。累計至今，美國已經向全世界借用了十四萬億元，用以支撐其優質的生活和龐大的軍費開銷。 　　可是，歷史告訴我們，任何超級帝國都會犯錯，都會衰落之日。蘇聯的解體被視為美國戰後的最大勝利，但俄羅斯並沒有成為美國的附庸，東歐集團國獨立後，歐洲發奮圖強，推出歐元與美元爭一日長短。中國經歷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不甘於只做世界工廠，走上自主創新，在高新科技領域上與西方看齊。 　　美國財閥炮製的金融海嘯險些拖垮了整個歐洲，但中國卻能相對地獨善其身，這令到美國十分之訝異，而歐盟諸國也發現親近中國更為有利。如今，本來被美國牢牢掌握在手中的中東地區，竟然發生群眾革命，美國扶植或支撐的政權紛紛受到威脅。失去對中東的影響力，很可能意味著借石油來支持的美元也將受到嚴峻挑戰。 　　不論是亞洲、歐洲、非洲或中東，世界的格局在變，可惜，美國政客仍陶醉在天朝帝國的心理狀態下而未知反省。世界在變，美國如不再急謀...

「中東波」不可能在中國重演 2011-02-22 11:44:33 劉夢熊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0090188.html 歷史和現實已證明和將證明，無論是「蘇東波」還是「中東波」，在中國都不可能重演。但美國極端反華的政治工具自由亞洲電臺卻竭力煽動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一觸即發」，有所謂「民運人士」則在網上作出配合，號召「中國茉莉花革命」。在香港，也有人作出鼓噪。反對派喉舌借「中東波」攻擊所謂「中國專權政治」，影射中國不能「維持政權穩定以及經濟增長」，意圖在反對派陣營中借「中東波」吹響「顏色革命」號角，以便整合反對派陣營，以推翻共產黨領導和改變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叫囂為選舉造勢。反對派及其喉舌完全是昧於時事，引喻失義，悖逆歷史潮流，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井水犯河水」，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損害港人根本福祉，不得人心。 2011年伊始，一場人們始料未及的「中東波」迅速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這次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動的「中東波」，以骨牌效應在埃及、也門、利比亞、約旦、巴林等國上演，這是繼「蘇東波」後另一場規模巨大的「顏色革命」。「中東波」變局與「蘇東波」近似之處，肇因都是來自於西方意識形態傳播和內部經濟危機。與「蘇東波」時一樣，西方某些政客也煽動說「中東人民力量的崛起突出了中國的『專制主義危機』」。本港反對派喉舌日前的社評，亦借「中東波」攻擊說：「中共回應西方國家對中國專權政治的質疑時，總是捧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不同國家不應干預他國內政。」但是，無論是「蘇東波」還是「中東波」，在中國都不可能重演。 反對派引喻失義 中國豈中東可比 首先，香港反對派藉「今日中東波」憧憬所謂「明日中港波」，根本就是昧於時事，引喻失義： 第一，突尼斯、埃及等國的「茉莉花革命」又被外電稱為「饑餓革命」，說明這些國家存在嚴重的貧困問題。突尼斯「星星之火」就是因為一位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被迫做「無牌小販」遭取締憤而自焚，觸發民眾廣泛抗議結果引起「燎原大火」；而埃及人口近四成即三千多萬人處於赤貧狀態，這是「中東波」形成的最基本社會條件。 反觀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執政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國家擺脫貧困，解決溫飽，邁向小康社會。特別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國家先是放開「包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