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日前，新墨西哥州州長查理森在朝韓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應邀訪問平壤，唯一隨團電子媒體記者是有線電視網絡（CNN）的 Wolf Blitzer。由於受到朝鮮當局的限制不能在當地作直播，Blitzer只能發回文字和作電話報道，拍了八個多小時的錄影經整理後，將陸續播出。Blitzer不愧是一名資深新聞工作者，他的朝鮮行報道，除了介紹了戰爭危機下的平壤外，還反映了西方社會對這被稱為「邪惡軸心」的國度的一些誤解。 　　其中一個有趣現象，Blitzer回國後在美國CNN直播室裡接受同事訪問，Blitzer的開場白富有幽默感，但最後一句玩笑話還未講完，便被表情十分之嚴肅的主播打斷直接進入主題。主播面容顯得帶點焦慮的問Blitzer「在朝鮮期間，是否真的感到就處於戰爭邊緣呢？」 　　本來輕輕鬆鬆Blitzer於是也收歛了表情回答，說他確曾憂慮兩韓會全面爆發戰爭，也盤算過如果一旦開戰而民用機場關閉，他們可以如何離開平壤。依然神情肅穆的主播接著第二個問題：「你擔心他們（朝鮮政府）會阻止你離開嗎？最嚴峻的時刻是哪時呢？」Blitzer回答：最緊張時刻是聽到電視和數音機上的軍樂，心想是否為開戰做準備呢？。 　　主客對話似乎終於合拍走在同一軌道上了。於主播來了第三道問題：「依你被准許所看到的平壤，是如所說的經濟蕭條，和是一個軍事化國家嗎？」Blitzer卻回答說：我見到一個很窮的國家，但六十年來外間都說朝鮮快要崩潰了，我看不到這樣。當你處身其中時，你看到很不一樣的東西，平壤的百姓不是機械人，年青人和小孩都很甜很可愛，他們與普通人無異。 　　可能Blitzer的回應過於正面，主播立即轉換話題問：「你是一個這麼喜歡用現代科技通訊產品的人，當你在這個科技不如美國普及的國家，你的感覺如何？」依筆者從事媒體工作的經驗，主播此時提問這麼一個簡單及與政治無關的問題，其用意是期望Blitzer說出朝鮮的落後的一面，把訪問帶回「主流」。 　　朝鮮的落後是不必置疑的，一個六十年來遭受西方經濟制裁和封鎖的國家，能有多大的進步呢？主播的上述提問，無非是想從Blitzer的口證實朝鮮在美國公眾的故有刻板形象，也好顯示西方的優越感。不過，Blitzer似乎是一個有良知的記者，他連日來的報道，在在流露出他朝鮮見聞的驚訝，也可以說是驚喜，他看到了一個西方傳宣中不一樣的朝鮮。

　　十多名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學生上星期日登上黃山未開發區迷路以電話求救，當地警消部門組成救援隊，經十多小時搜救後找到了遇險學生，但其中一名廿四歲民警在護送學生下山途中墜崖殉職。這一宗意外故事幾天以來引爆了網上和媒體熱議，引爆點是有現場採訪記者在博客內描述了獲救學生對殉職警員的冷漠表現，而學生則回報以更冰冷的自辯。一時間復旦這所中國名校，變成為冷血青年的代名詞。 　　記者博文指被救學生對因救他們而喪命的警員沒有任何表示，不哀悼、不道歉，更急不及待便離開出事地點返回上海去了。當網上開始熱議後，有學生更說出：「員警就是人民養著關鍵時刻用的」、「千錯萬錯，錯在你們要收門票錢，又不去開發那一片山區；錯在你們搜救人員還不夠專業」、「事件中最不負責的表現是員警找到隊伍後，要求立即下山，導致員警墜崖，做這個決定的人就是最大責任人」……等等。類似的評論受到四方八面的批評，指責學生冷血。 　　不過，也有媒體人支持當事學生，《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楊於澤的文章的冰冷度絕不低於狡辯的復旦學生，楊文稱，「員警『也是人』，但也是政府公務人員，食人之祿，忠人之事，此理古今中外皆然。」、「如果社會上什麼『麻煩』都沒有，人民根本就不必建立政府，也就不需要員警。被人民『麻煩』，註定是一切公務人員的宿命。」、「比缺乏英雄主義更可怕。怕麻煩，就是想只拿奉祿不幹事……。」、「其實，一切公務人員也應當訓練有素。…當地政府應當考慮到救援遊客的需要，進行救援能力建設，建立可靠的救援預案，能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由於社會反彈特大，復旦校方出面處理，帶領個別獲救學生出席警員追悼會，又在校園另外再辦一場追悼會，並由校方人員婉轉地為學生的一些行為解釋。個別當事學生也出面接受媒體訪問，為先前的逃避責任的言行道歉。相信事件也會隨著學生放下咄咄逼人的冷血自辯而漸歸平靜，但我們必需要問，此事反映了當前年青人和中國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我想問題是：「只會索取權利，不願承擔責任；遇事總是政府錯，絕不反省個人行為責任；只重視個人的福祉，別人的犧牲都是理所當然的。」

　　昨日在星島中文電台節目中有一位聽眾朋友說最近看到兩個電視畫面，其中一個是上海公寓大火追悼會現場，有一幅橫額上寫著「人在做，天在看」；至於另一個因節目時間關係來不及講。 　　談到動人的畫面，筆者最近也看了不少，都是真人真事的自述。其一則的主角是韓戰中國老兵柴雲振，今年已經85歲。他當年在戰鬥中孤身一人攻佔美軍三個上頭陣地，殺敵百餘人，最後在肉搏鬥中被敵人用大石擲碎頭骨昏倒，幸運地被趕來增援的戰友救了送回後方。他的英勇故事在軍在廣泛流傳，軍部還為他備了一枚特等勳章。但由於醫院和戶口紀錄的失誤，軍部沒法找到他的下落，他康復後便回到四川老家務農。 　 　　33年後，柴的兒子在公車站看到軍部尋人啟事，找的就是自己的父親。在與軍部重新聯繫上後，領回了應得的獎章。軍部問柴老有什麼要求，希望搬到哪個城市去。柴老說：從哪裡來便回到哪里去。兒子不能接受父親要留在鄉間種地，說父親現在成為戰爭英雄，是有地位的人了，為何不為他們多著想（意思是向國家拿點好處）。柴老說：「當時我發脾氣了，打了他一大巴掌，叫他不要吃飯了，去死吧。」 　　別以為柴老天生看淡名利是因為一生順境，手指頭在戰鬥中被敵人用口咬掉而變成殘障的他，在文革時又因為反對醜化劉少奇而被公開批鬥。到了眾人都認為苦盡甘來的時候，他卻選擇做一名不要國家「回報」的普通老百姓。 　　柴老的故事並不是個案，另一名叫張立春的韓戰老兵，也有著被寫成小說的英雄事蹟，曾以一敵四，擊斃一人活捉其餘三人。如今年逾八十，卻在街頭擺小攤以補鞋為生已卅年了。張在復原後本被分派到工廠當幹部，但因與領導意見有分歧而被陷害成為階下囚。出獄後，女兒餓死了，妻子癱瘓了。生活艱難而被家人埋怨的張立春，堅持不向有關部門要求特別照顧，不願意成為國家的負擔，情願靠一雙手補鞋養家。張老在鏡頭前說：我總以為我這個選擇，雖然不符合現在的形勢，也符合那時候人民的願望，我總以為自己沒錯。 　　這樣的故事還有許多，如當年以萬計到三綫建設的青年，現在都步入晚年了。用青春生命建設的三綫工廠，現在大多成為廢墟，或是被拆掉改建地產項目。一名曾參與建設的工程師感慨說，不後悔當年的付出，雖然現在看來幹的都是「無用工」。這又令我想起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談到80、90後時說，「你們有權利抱怨，但你們沒有資格抱怨。」 　　中國是一個人口量相等於美國四倍餘的發展中國家，才剛從動盪政治...

　　經過總統奧巴馬的強力遊說後，國會民主黨人終於贊同依總統與共和黨的妥協方案，通過延續布殊減稅法兩年，並且是不分貧富，一視同仁。自從布殊推出減稅後便一直成為民主黨人攻擊的議題，認為減稅內容向富人傾斜，對中產及低收入百姓不公平。於民間而言，民主黨這批評幾乎已成全民共識，連不少知名富翁都公開表白自己並不需要減稅。但為何共和黨仍要堅持原封不動布殊的減稅法，而奧巴馬又為何照單全收呢？ 　　經濟衰退如此，國庫空虛至如斯境地，共和黨人為何鐵了心不能動減稅法絲毫，其中所考慮的不是經濟因素，也不是因為幾名大富翁捨不得多付一點稅；而是倘若給民主黨調整了布殊的稅法，等於承認共和黨當年推動減稅是錯誤的。在中期選舉才打得民主黨落花流水，怎能拱手將保護納稅人美名送給民主黨呢！共和黨寸步不讓，中產和低收入選民沒有損失，如逼得奧巴馬屈服，形勢上又多勝了一仗。 　　布殊總統的減稅計劃是全民受惠的，只是富人比窮人更受惠。包括奧巴馬總統在內，民主黨人長期譴責為富人減稅，聲言當法案期滿時將修法，讓富人不能再得到減稅。在競選總統期間，奧巴馬甚至提出要增加富人的入息稅，獲得普羅百姓不少掌聲。當年的立場是為討好選民，現在出爾反爾，也是為了討好選民。中期選舉失利，奧巴馬不敢在政治議題上冒險，他急需要一個避風港，故不願負上增稅的臭名。他看準了全民再減稅兩年，除了民主黨議員和熱中於黨派政治的選民，一般百姓只要不加稅都會接受的。 　　在與共和黨達成協議時，奧巴馬說兩年後他會與共和黨再度爭辯減稅法的。表面是顯示自己不情願妥協，是為了百姓而忍辱負重。但實質上是拖延策略，目前與共和黨鬥沒有好處，但兩年後是連任的生死存亡之戰，當然又可以把議題炒熱。 　　在選舉是政客全部生命的制度裡，要政客拿出良心來辦事，難之又難呀！

　　爭議伴隨著諾貝爾和平獎走過了逾百年的歷史，今年評委選出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爭議之聲再起。爭議往往聚焦於多元世界對得獎者的不同評價，劉曉波獲獎爭議進一步反照出中西觀念差異。 諾貝爾本人對和平獎的定義是授予「盡最大努力在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兄弟情誼、推動裁減常規軍備或主持國際和平會議的人士」。但於評審實質操作上，早已遠離了諾貝爾的初衷。誰能得獎，權力掌握在評審委員身上。今天的和平獎僅能反映五人委員會對當前國際時局的評點。 事實上，僅由五名挪威的和平獎委員們所評選出的獲獎者，未見得就必然成為全球公認的和平英雄。越南的黎德壽曾拒絕領獎，而與他同年獲獎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則氣走了兩名和平獎委員──辭職抗議。巴解領袖阿拉法得獎後，被一名和平獎委員譴責為恐怖分子。去年奧巴馬在上任後不足兩星期，便成為諾獎的被提名人並最終得到獎項，引來全球質疑。 　　自公布劉曉波獲獎後，中國政府除了與諾委會的言語交鋒外，更發動友好國家抵制頒獎禮。原先有十九國表示不出席，其後在歐盟的壓力下，塞爾維亞改變立場參加了頒獎禮，令最終有十八國抵制。引發爭議於諾獎時有發生，但能引起如此多的國家及組織支持抵制，卻應還是頭一次。 　　對於中國的激烈反應，西方媒體普遍以此來論證中國政府不尊重人權，並認為是恃其經濟實力蠻不講理地向國際社會反施壓。頒獎禮結束了，西方輿論大都以此作為概括今屆和平獎，與過去西方媒體上的中國形象吻合。若然如此，則中西雙方，都平白錯過了一次增進了解的機會。 　　 　　全球暢銷書Megatrends的作者John Naisbitt在他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變化的新書中寫道，西方人沒有真正的了解中國，是因為他們一直用西方的價值觀和思維來審視中國，並且認為西式民主政制已經是人類社會的臻善臻美的制度，亦即是所謂的「普世價值」。 　　 　　誠然，不少西方人眼看中國用了短短三十年時間，便從一個落後封閉的國家，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都會簡單地認為這是西式化或引入西方資本主義的結果，並進而期許中國進一步把政府也來西化，與世界、尤其是「他們西方」接軌。在這等待的過程中，對於中國與西方社會標準不吻合的表現，會一律加以批判。 　　 　　不過，這種思維及要求，似乎忽略了需要結合中國文化和近代史等具體因素來審視中國。中國是文化底蘊深厚的古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為西方文明敞開大門；但與此同...

　　天下間有這樣一個社會，內裡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堅守著工作崗位，用自己的知識、智慧和汗水，在各領域上為社會和國家的進步而努力。但當社會發展的巨輪在高速滾動之時，這些努力有時可能變為無用功，有的可能不被理解反而遭到抨擊。但本於為更美好的明天而奮鬥的精神，他們不會在困難面前退縮，不因未受表揚而氣餒。他們敢於創新，敢於嘗試。 　　這社會裡又有另一批人，他們佔著崗位但卻只想到自己的好處，職位帶來的權力只是他們求取不義之財的工具。於社會及國家，他們毫無責任心可言，到外國享福才是他們極端的目標。 　　社會上又有這樣一批人，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有著不同的心思，但卻在抱怨政府的道路上成為同志。他們沒想過要為社會付出什麼，卻認為享受社會進步帶來的好處是理所當然的，但又總是認為自己沒有得到該有的「一份」。這一份可能是經濟利益，可能是名譽，可能社會地位。至於他們為何埋怨政府，也有著各自的理由，有人自以為不得志，有人是因為私人仇怨，有的純是因為閒來無事湊熱鬧圍觀，也有人覺得這才是時尚公民的表現。 　　 　　社會又有一批人，他們從骨子裡鄙視自己的國家與文化，認為外國才是真善美的泉源。於是，他們看自己國家什麼都不順眼，天天盼著把別國的一切都搬來。雖然他們如此不滿社會現狀，但他們卻沒有打算幹什麼實事或挑上什麼責任，而是喜歡站得高高的高調批判，享受做「民意領袖」的光環，批評是他們的唯一專業。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社會上出現了這麼一股風氣。第一類人們的貢獻被醜化了，他們努力為人們創造和平安逸的生活環境，但卻總是變成為埋怨甚至憎恨的對象。人們沒有把他們和第二類人分辦出來，總之凡是在崗位上都是「壞人」，都是要革命的對象。更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不講道理流行了，也不再實事求事，總之誰罵得大聲便誰有道理，話罵得越髒越正義。「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再不是什麼美德，「不付出只怨回報不足」逐漸成為新興的「普世價值」。

　　雖然都說中國強大了，但中國至今只能實施九年免費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仍有相當挑戰。人口總量大與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加深了中國普及中學教育的難度。物質生活水平遠超中國的美國，政府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低收入家庭孩子還可以享用免費早午餐。表面上似乎美國中小學教育優於中國，但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美國公校面對著截然不同的問題。 　　美國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相當一段時間，雖然各州及各校區的公校水平參差，但好歹只要你願意，總會有高中學位等著。在學位供應量不成問題情況下，美國公校的核心問題是教學水平與求學意願。 　　美國文化崇尚個人自由，影響所及，於兒童教育也偏向於放任式。由課程設計，以至教學法，讓學生和教師自由發揮的空間相當之大。好處是自小建立了孩子的自信，也沒有如亞洲地區的功課壓力，可以享受和支配的私人時間更多。而壞處卻是學習沒有系統，也沒有紀律，和基礎知識薄弱。 　　昨日加州總學監公布最新數據，在2008至2009年度，加州高中的畢業率比前一年上升了1.5個百分點至70%。可是，輟學率卻上升了2.8個百分點，達21.7%。輟學率高於畢業率的增幅，反映了高中在留住學生方面仍存在嚴重問題。 　　作為美國的科技大州，卻竟然十個高中生中便有三人沒有畢業，如果這情況不扭轉，不但影響加州的經濟發展，也將拖累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再者，所謂畢業率只涉及量的問題，至於質方面，加州公校水平位處全國榜末已是眾所周知的了。再加上連年的赤字，教育經費一減再減，提升水平已成為很遙遠的理想。 　　品質下降未見盡頭，學生輟學人數又上升，試問加州將有何前途呢？期待新州長上任後，能正視公共教育危機，救救加州的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