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日本政府提醒在中國的僑民注意本周六中國可能出現的反日示威，這說明日本對於九月十八日發生過甚麼事情是一清二楚的。九一八是中國抗日戰爭起點，也是日本政府明目張膽赤裸裸地侵略中國的日子。七十九年前那一天的巨變，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仍是未敢忘記的一段歷史。今年又遇上日本在釣魚台水域非法拘留中國漁民事件，九一八紀念日多添了新意義。 　　小時讀中國歷史教科書，對於日本侵華一段的資料有限，並且只是概述式的提到幾件大事件，因而未能對抗日戰爭有真正感性的認識。直至唸大科預科那一年，一齣叫做《慘痛的戰爭》的紀錄片，才讓我徹底認識到日軍當年的暴行。紀錄片的畫面都是真實的戰地場景，具有強烈的說服力，日軍為中國人帶來巨大戰爭苦難，可謂罪孽深重。 　　最近有一齣新拍的抗戰電影叫做《喋血孤城》，由呂良偉主演，宣傳重點是一部由中國大陸拍攝的抗日戰爭題材電影，首次正面地描述國民黨軍隊抗日的英雄事蹟。看了一小段預告片後，便打消要觀看全片的念頭。因為，《慘痛的戰爭》雖然是戰地實錄，但由於是黑白畫面，加上鏡頭不清及過於零碎，於戰場慘烈情況和血腥程度，遠不及採用現代科技手法拍攝的電影。看不下去，並非因為血肉橫飛的逼真畫面，而是過度真實，深深地勾起潛藏內心對這場不義戰爭的厭惡，更為慘死的國人心生不忿。 　　戰後的中國沒能力在釣魚台領土問題上與美國對抗，今天國力強大了，但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環境也相應變得更複雜。但無論如何，中國若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在領土主權的問題是沒法逃避的，這也是中國成長必須過的一度關。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日前公開指責警方「箝制新聞自由」。以記協主席身份，批評握有執法權力的警察部門箝制新聞自由，這是多麼嚴重的指控。記者是維護和實踐新聞自由的前鋒，一旦政府部門以行政手段阻止媒體自由採訪，即意味著政府抗拒公眾監督，進而危及社會公眾的利益。那麼，警方到底做了那些令港記協如斯高調抗議呢？ 　　麥主席所指的是警方更換了警隊內部通訊設備後，突發記者不能再靠截聽警隊通訊而得到突發事故消息。記協指警方最初承諾會主動發佈突發消息，但實際上消息數量甚少。記協要求警方實時發佈突發消息，並認為傳媒不應在警方篩選下才獲突發事故資訊。所謂「突發新聞」一般是指交通意外和罪案之類，即時需要警員、消防與救護員處理的事故。　 　　 　　香港好些媒體長久以來將突發新聞作為主新聞，不但慣常佔據頭版位置，並且投入大量篇幅和資源，把撞車、兇案、搶劫、掃黃掃黑等一類新聞題材做得有聲有色，爭奪讀者和觀眾的眼球。這與美國媒體的傳統做法大相逕庭，美國媒體一般更重視社會及政治新聞，除非是特別重大和惡意的意外或罪案，否則選用的機會極微。因此，美國報章或電視新聞甚少找到如港聞式的「突發新聞」，而美國警隊更不會主動發佈突發消息，每日罪案報告內容大都是昨日或更早前的事故。如警方在事發後即時組織對發佈消息，必然是一年也不有幾回的重大事故。 　 　　麥主席之所以把捍衛突發新聞上升至反箝制新聞自由層次，原來是因為有一間報館最近裁減了多名突發記者，為保同行飯碗，主席於是親自出馬向警隊開炮。香港報章引述麥主席的原話：「呢件事牽涉新聞自由，我都唔想扯到記者飯碗上，但係確實搞到有人被炒，真係好無辜。如果警方冇封鎖突發新聞，佢哋就唔使走」。 有關報館則澄清裁員是因為報社新政策要求突發記者需要寫稿，而不像從前只是口頭報料，因而辭退不合適的員工。 　　原來如此！傳統作業模式的突發新聞記者面對工種需求的轉變，記協不是思索新聞業的整體發展方向，而是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即時把罪名歸到警方身上。香港的「新聞自由」義意，就是如此這般嗎？

因為有報社裁撤突發新聞記者,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即發表聲明,指責香港警察沒有發放足夠的突發新聞信息,是箝制新聞自由,要求警方在突發事故發生廿分鐘內向媒體發出詳盡通知。 港記協的這番邏輯很是奇怪,為保同行飯碗而責警方限制言論自由,如此上綱上線的做法,是媒體人應有的態度嗎?以下一文有很好的分析: http://hongkongfirst.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13.html

劉德華在訪問中說曾擔心新戲《狄仁傑》中有些不符史實的地方，但徐克告訴他不是拍歷史片，沒關係。電影是創作，確是不必視如教科書，但倘若連基本事實都不依，何必假借古人呢？乾脆全虛構便是，一樣可以拍出有觀賞性的好電影，《阿凡達》便是一例。借古人，等於同時借其所屬的時代背景，用意是豐富電影的可觀程度，加強吸引力。但又要硬說不是歷史片，不必計較史實，豈不是取巧嗎？ 武則天六十七才當皇帝，由靚靚劉嘉玲來演，太離譜了吧，還不如大陸電視劇《神探狄仁傑》的武則天飾演者呂中。又武則天登基當年，狄仁傑應有六十，比武少七歲。不合理的人物安排，只會完成打碎了欣賞和想像空間。

　　自從章子怡發生了所謂的「詐捐」醜聞之後，公眾對於明星的善舉都多了一重疑心。上海媒體最近揭露成龍未如承諾捐出電影《大兵小將》的票房收入給北川建校。成龍澄清捐款未到只因票房未結帳，一旦帳款到位，便會把善款捐出；成龍基金會更表示會追究有關媒體失實報導的法律責任。不論事件最後會否對簿公堂，但從中可見到的是何謂「善心」。 　　上海媒體報道羅列出校方並未收到成龍捐款的事實，而成龍方則以會計程序作為解釋，你一言我一語的，爭論的焦點都離不開技術性質的層面。援建四川大震後的學校，其出發點和目的應是源於「情」，要衡量此事的是非，也應從情入手。 　　所謂情者，其實是行善的一顆同情心。因知道北川受災，北川中學需要重建，有感於學生的需要而付諸行動，才有了捐款的承諾。也可以合理的推論，當公開地說要捐出《大兵小將》的票房收入時，成北川中學理應是在成龍心上的。當一個人動了惻隱之心去幫忙別人時，應不會只是嘴巴說說而沒有行動的，更不會從此置若罔聞，對曾被他「關心」的對象不聞不問。 　　從情理進一步分析，成龍當初應是感到北川的學子需要幫助，那麼我們便可以合理的疑問，以成龍今天的財富，必須要等到新上映的電影收益結帳後才有能力捐助嗎？學校工程是有進度的，學生也是急需正規校舍的，成龍既有關愛之心，又為何事必要等到電影收益入帳才肯捐款呢？他關心的是學生，抑或是電影分帳數目呢？怕即時捐款會多捐了嗎？ 　　又依情理推論，搞慈義賣活動的機構一般是因為自己沒有足夠可捐的現款，於是借物品拍賣方式，希望引來善心者出資。如果成龍要借《大兵小將》為籌建校費用，如用意不是自己沒有足夠的金錢，或許是為了引起公眾對北川中學的關心，盼共同出力。 在美國也常有類似籌款活動，如超市或百貨店會問付款客人是否願意額外捐出一元給某某機構；或是標明採配對制，依營業額數目，按比例額外捐出多少善款等等。前者純粹是代收善款，後者則帶有商業動機，借籌款來刺激營業額，同時又做善事。雖然後者動機不純，但最終仍有善款捐出，亦可謂之雙贏。 　　由是觀之，成龍只承諾捐出票房，而不是自掏腰包，明顯是帶有商業動機的捐助。因為若要鼓勵民眾齊捐款，大可提出票價一律加一元，捐作學校建築費，不必有等待分紅之說了。有商業動機本也無可厚非的，只要最後受惠單位真的得到幫助便是。如今學校已建成，捐款分文未到，合理結論是當年的捐款者，其實是心不在學校呀！

　　美國政府昨日公布了八月份的就業數據，全國失業率由9.5% 上升至9.6%，而據一項經濟專家的預測統計，大多數的專家認為高失業率會維持至年底，直至明年第四季度才可機會回落至8.8%。就業市場不景氣意味者消費難以有實質的復蘇，但美國股市沒有因此而失望，杜指周五維持連日來的升勢。華爾街的操盤手是否已經看到隧道盡處的光明呢？ 　　按一些分析文章指出，「雖然失業率微升，但分解其他數據顯示，私營企業增聘人員的情況持續，只因大批人口普查臨時工下崗，淡化了私企的積極影響。而從私企擴張人員的狀況，可以預期美國實體經濟復甦力量依然存在，雙底的機會大大減小。」越來越感到所謂經濟分析文章，與算命先生相差無幾，靠的都是其三吋不爛之舌。面對同一份報告，可以作出樂觀和悲觀的解讀，這又與選舉政治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 　　今年的頭八個月，美國就業市場每月平均新增加了九萬五千份工作，但卻無助於改善失業率。其中除了此消彼長的互相抵消因素外，自然人口增長也是原因之一，投入勞動市場的新丁，加重了失業率的壓力。 　　奧巴馬總統在勞工節長周末前預告下周將會提出新一輪的刺激就業方案，作為對失業率上升的回應。似乎這是美國政治運作的典型模式，遇狀況必須要回應，而所謂回應是指嘴巴的回應，只要講了便等於做了。自金融海嘯以來，聯邦政府已經推出連串措施及專項撥款幫助解決失業問題。病重未癒，現在又聞新對策，而主體還是減稅。這種修修補補的方法能有多少功效，不敢寄予厚望。國際經濟的互動關係已發生重大轉變，美國的勞工應如何應對？失去的工作機會恐不會再回來，新的工作又在哪裡呢？在人口持續增長的背景下，我們的勞動大軍在人力資源結構上又是否符合新形勢的需求呢？ 　　能言善辯的政客，能拿出更實質的答案嗎？

　　「80後」成為時一個熱門名詞，他們更是香港政黨搞社會政治活動的中堅分子。有一個普遍的印象，以為香港的80後都是熱中於搞街頭抗爭，敢於出位與政府鬥法的自由派。這刻板形象也許未必是真像，大概是受到媒體放大報導有很大關係。那麼，美國的80後在政治上又是一批怎麼樣的年青人呢？ 　　在兩年前的2008總統大選，突然蜂擁而至的青年選民，為奧巴馬的勝利奠定了基礎。當時的評論多認為是奧巴馬的個人魅力和競選信息，吸引了這批新興年青選民熱心參與政治，因而令民主黨佔盡便宜。可是根據新近公布的2009調查數據，美國80後的政治立場取態比想像中保守。 　　雖然整體上美國80後年青選民仍是傾向支持民主黨，但其中與共和黨的差距較之2008年已大幅縮短。2008年的同一調查支持民主黨的80後佔62%，共和黨僅佔30%；一年之後，這比例收窄成為54%對40%。這顯示奧巴馬當選並沒有為民主黨留住這批年青選民，反而是殘酷的就業市場和經濟不景氣，令他們轉向在野黨。 　　除了在投票傾向方面，80後在界定自我政治立場時，也不如想像中自由派。2009年的調查數據，29%自稱是自由派，另28%是保守派，40%自認是中間派。亦即是說，在政治上沒定向的佔主流，左右兩派在人數方面是各領風騷。調查亦發展隨著年齡的增長，選民便越趨於保守。 　　綜觀而論，美國的80後十分之理性和保守，這點與香港的80後可能有些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