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終結「富士康」 　　富士康員工密集跳樓事件，已成為國際新聞，評論議論如雪片之多，有的冷酷無情，有的感慨萬千。如果問富士康員工跳樓到底有什麼意義，應該是他們以鮮血告訴世人：中國的血汗工場時代必須終結。 　　郭台銘否認富士康是血汗工場，2006年一位上海記者在報道中形容富士康是血汗工廠，結果被郭台銘起訴，向記者本人索償天價三千萬元。在威嚇記者完畢後，郭象徵式的只要求一元賠償。與此同時，富士康的多個廠區便陸續發生有員工跳樓事件，直至連日新聞頭條的12連跳。不論是2006年或是今天，郭仍是否認富士康是血汗工場，為他說話的媒體名嘴也點出，富士康提供免費食宿，又符合最大陸的最低工資法，廠區又有健身房和泳池，怎能說是血汗工場。 　　如果有食有住有工薪便不是血汗工場，那定義也太模糊和太低了。富士康事件最凸出的問題就是「不尊重生命」。公道的說，這也並不是富士康的獨家問題。郭台銘於1988年到中國設廠，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一起成長，成就了今天他的台灣首富地位，中國的經濟也以倍數的增長。但不論是郭或是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都是靠廉價勞工的貢獻得來的。 　　什麼是廉價勞工，單是便宜工資是不夠的，為了在勞動成本上爭取最大的利潤，壓低工資的同時，還要把每一個勞動力的能量發揮到極限，壓榨勞工作為成本控制要素，這也是中國勞動力密集型經濟的典型運作模式。富士康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子代工廠，成為問題原爆點並不意外。 　　而這一爆，富士康也好，本田也好，都響亮地告訴廠家，社會環境不一樣了，生活水平也不一樣，持續脫離正常人能接受的工作條件和環境，再不為工人階級接受了。中國政府在廣東推行「騰籠換鳥」經濟轉型政策，正是要廣東走出新路，而富士康事件相信在這方面會是一股推動力量。

一升一降 　　《美國今日》報根據聯邦政府的數據，分析國人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狀況，發現「一升一降」情況。升者，是指個人收入中來自政府福利的部份，由原來的14.2%上升至17.9%；降者，是收入中的薪酬部份，從44.6%降至 41.9%。 　　若按以上報道一對數字說明，國人更依賴政府福利補助，從打工所得卻減少了。亦即是說百姓的生活日漸艱難，謀生能力下降，對政府救濟的需求增加。不過，本周一才公佈的全國經濟學家調查報告，專家們都看好今年經濟，表示會有穩定的復蘇，並樂觀預料失業率將會下降至9%以下。 　　專家看好經濟復蘇，但民眾自行解決生活所需的能力卻下降，這表面上南轅北轍的報告，是在說同一個國家的情況嗎？ 　　唱好的專家所持其中一個觀點是看到國內消費持回升，反映民眾有信心經濟衰退已經離他們而去。但《哈芬頓新聞網》評論文章引述聯邦勞工部的數據，消費上升的動力並不是來自普通的中產階級，實質上消費總額的四成是來自最高收入的兩成國民。原來，支撐消費上升的是高收入群，進一步反映了在經濟衰退中貧富懸殊加劇。 　　在失業率方面，160萬名的應屆畢業生將要面臨嚴峻的考驗，目前年青人失業率高達20%，是勞工部自1948年開始追蹤青年失業率以來最高的。至於在職的人士，慶幸仍然有工作之餘，大多要接受更低的薪水和被削減福利。評論文章引述了一名任職市場營銷總監的金句：「我的老板沒有取消我的工作職位，只是取消了我的薪水。」公司改聘他為合約員工，沒有任何福利，報酬也大幅下降。

怎麼又跳了 　　在深圳的台資企業富士康25日發生了第十一宗員工在廠房園區跳樓死亡事件，最新一宗死者年僅十九歲，入職才一個多月。死了十一個人，當地政府也派員前往「關注」了，但公眾對於這連串的悲劇還是像霧裡看花般。 　　富士康是台灣首富郭台銘創辦的企業，一而再的發生員工跳樓案，外間議論紛紛，有評論指富士康以軍營式作風管理，員工集體生活單調枯燥。蘋果電腦的手機和mp3產品帶給人們快樂與便利，富士康承接了大量的蘋果訂單。如果這些令消費者雀躍的產品，是由一群悶悶不樂的工人所生產的，不是很諷刺嗎？ 　　郭台銘曾表示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在公司的官方網站上標示著富士康的企業管理價值觀是：「愛心、信心、決心」，在一間以愛心先行的企業，發生連環血案，確是令人摸不著頭腦。 　　 　　人到了要自尋短見的地步，相信都會其自身的原因；但當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同一個群體內，則除了個人因素外，群體外因也不容忽視。中國政府部門在跳樓案多發後才高調的介入，動作顯然是慢了一些。對於社會服務，中國仍在起步階段，社工人數和服務觀念都跟不上社會的發展。但除此之外，希望當地官員不要因企業的背景而影響官方的處理手段。 　　 　　中國在成為世界工廠之後，特大規模的廠房遍佈廣東珠三角，員工大都是來自外地，工作和起居生活都與工廠綑綁在一起。這種模式對個人身心健康本來就是一大考驗，企業在計算生產成本效益的同時，必須對員工這種異於常人的生活環?加予照料，政府亦應該立法監管。已經十一跳了，還能說是個案嗎？

少數勝 　　港產片《十月圍城》第一幕戲是張學友在解說甚麼是民主，對白是這樣的：「民主這個詞其實源於希臘（demos），就是人民的意思，從字面看，就是人民統治。就是按照平等，少數服從多數這個原則，共同管理國家事務。」如果「民主」的原則真是如電影中說的少數服從多數這麼簡單，三藩市日落區的大麻店便不會被批准開業了。　 　　加州法例容許重病者可服用大麻，由於不是處方藥，不能在普通藥房發售，於是便有大麻分銷店的出現。三藩市已有超過廿間大麻店，最新一家選擇了在日落區開張，受到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負責審批大麻店執照的市規劃委員會，通宵達旦地聽取了公眾發言之後，以五對一票通過申請，儘管出席發言的民眾絕大多數持反對意見。一名投了贊成票的委員說，不是人多反對就表示要否決的，這不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是這麼簡單，就必要我們委員了。 　　另一位出席發言支持大麻店的男子說，美國憲法是保護少數的，當佔有絕對優勢的大多數對抗的少數群體之時，政府必須保護這少數的民權。他續說：在大麻店事件上，支持開店者是極少數，所以應該受到保護，亦即是委員會應通過申請。委員會明顯是認同了該名男子的說法，指反對人數雖多，但理據重複。 　　不過，委員會通過准開大麻店的程序卻又沒有依少數勝的原則，因為只有一名委員反對，按先前委員的邏輯，應該一票的勝出才是。那麼，甚麼時候是多數勝，甚麼時候少數贏呢？ 　　有謂，美國尊重個人權利。委員會表決或一般選舉時須多數票勝，但社區事務卻又多數人說了不能算數，要照顧少數的利益，大眾的感受反而變得不重要。在多數和少數的應用上如何抉擇，要看掌握公權力的極少人的個人意向。所以，少數服從多數絕對不是「民主」的金科玉律。

自由有界 　　剛獲得肯塔基州聯邦參議員共和黨提名的Rand Paul（保羅），是著名眾議院獨行俠議員Ron Paul的兒子。保羅父子同為醫生從政，老保羅雖屬於共和黨，但其政見與主流共和黨截然不同，他主張回歸憲法、小政府、反國際霸權，自稱是真正的自由維護者。老保羅為兒子助選不違餘力，因為小保羅也如父親一樣，在黨內受到主流勢力的排斥。在本周二的初選，小保羅不負父望，擊敗了人強錢壯的對手而出線。不過，才高興了兩天，卻捲入了一場「自由」之戰。 　　小保羅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被問到：「私營商業是否有權說不服務黑人呢？」小保羅的回應演變成為一場政治風波，他的對手和民主黨人指他反對反歧視的民權法，及支持種族歧視。到底小保羅說了些什麼？ 　　他說：「我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歧視，我永遠不會加入因種族而排斥會員的會所。現今在美國仍有這類種族歧視的會所。但我認為這辯論的重點……是問：如何處理言論自由？我們應該因為這些人討厭便禁止他們的言論嗎？我們應禁止種族歧視者的言論嗎？……我不想與這些人為伍，但我同時不想禁止他們的言論，我們容忍粗魯和不文明的行為，因為這是維護「自由」所必須的。 想起法國文學家伏爾泰名句：「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理論的層面，小保羅和伏爾泰都是理想主義，但在現實的操作，不單是難以實現，甚至不容許實踐。因為自由是不能沒有界限的，到了某一程度，社會總會有一股力量要禁制某些行為和言論，全完無邊界的自由，恐怕也只能在理論上。

世博兩樣情 　　上海世博吸引了不少海外華人參觀，親臨盛會的友人向筆者談到感受，出現了兩極的觀感。同一個世博，有兩種不同的體會，思想了一下，這可能是地域之異吧。 　　其中一位朋友A君是上海籍人士，一見面筆者急著問她：「人擠得要命吧！是不是真的如電視上看到的混亂呢？」 ｗ君氣定神閑的說：「沒什麼亂。」 　　「怎麼可能不擠呢？電視上都看到打起來了。」 　　「人擠的我都不去，中國館是永久的，幹嗎要現在看。而且主辦方都有規舉，七十歲和坐輪椅的不用排隊；先到浦西看足十五個館的，蓋了章回來看國家館便不用排隊。人家疏導人潮都很有辦法的。」 　　「那為什麼人流遠低於預期呢？」 　　「上海人不招人喜歡吧，人人都宣傳京奧，上海世博卻沒幾個人提，都不想上海好。」 　　另一位朋友B君也剛遊罷世博回來，她很欣賞沙特阿拉伯館，認為最有吸引力。美國主題最單薄和沉悶。至於中國館，動感清明上河圖精采，但未來中國卻乏新意。對於長長的人龍，和過度精細的安檢，B君最是抱怨。「一天才勉強看到兩個館，很懷疑專程回去看世博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A君充滿包容，B君則較冷眼旁觀式的批評。A君還打算在世博結束後再去看中國館，B君卻不肯定這機票錢和時間是否值得。對世博有不同感受是人之常情，因為世上本來就沒有相同的一個人。但她們的反應讓我想起最近在《時代雜誌》看到一篇關於世博的文章，作者認為世博是象徵著上海文化的復興，上海人的驕傲。文章刻意地引用周立波的說話作為開頭和結尾，而誰都知道，這海派青口的創始人，在舞台上會毫不避諱地宣揚他的大上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