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沒有谷歌的中國會只剩下黑暗嗎 　　中國媒體盛傳谷歌快將公布撤離中國的具體安排。世界第一大網絡搜尋服務公司，與世界第一大互聯網市場在較勁。美國《華盛頓郵報》(以下簡稱華郵)十九日發表題為：《中國人民失去谷歌將意味著「只有黑暗」》的報道，光是標題的字眼，已完全凸顯這場全球觸目的角力賽的深層理路。 　　按《華郵》記者報道，佔中國三分一互聯網市場的谷歌已成為中國人沒法失的必需品，有被訪者說連丟失眼鏡也本能地先想到谷歌找。報導續稱，倘中國不向谷歌妥協，除勢將走向封閉、自我邊緣化之外，還可能引發一場如1989年般的社會動盪。 　　這篇報道值得玩味。如果谷歌在中國真的已如水銀瀉地，覆蓋性足以令在地百姓沒有了谷歌便只剩下黑暗……，這將是近代東西方文化再度相遇後，一個極度震撼的成果。倘使一切屬實，則中國政府倒是有絕對理由需要擔心了。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期間西方文化的象徵性物品開始進入中國，最早期的有可口可樂。商店窗廚上一瓶可口可樂，甚或只是可樂的廣告，已足以向世人宣示中國已經開放了。其後是麥當奴、肯德基和近年的星巴克。西方商品的流入，同時是西方流行文化或生活模式的引入。全球最大的網絡零售商阿瑪遜（Amazon）為中國的業務起了個中文名字：卓越。美國最前衛的性感女歌手Lady GaGa（嘎嘎小姐），與英國蘇珊大媽的唱片，長期雄據卓越音像產品銷售榜的前十名。 　　所有商品都附帶文化及價值觀，中國在接受西方事物之同時，也免不了會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和影響。但自然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本地人接受新事物，而新事物也要適應它的新受眾。這也是中國的肯德基會供應粥品、麥當奴換上中式菜譜的理由。恆河沙數般的例子都在說明，於宏觀格局而言，中國不存在敵意排斥西方文化的徵兆，但畢竟不是每一套荷里活電影都會得到《阿凡達》的熱情對待。 　　Google於 2005年中開始在中國發展；2006年開始有中譯名谷歌，並於同年在Google.com之外新增Google.cn好便大展權腳。那時的谷歌，有它因適應在地環境而來的調整和妥協嗎？好了，依《華郵》記者那篇報道透現的思路，今天的谷歌在中國佔有一定市場份額之後，便企圖以其自以為「不可替代」的地位提出改變遊戲規則，即是要求中國政府按谷歌的要求來改變互聯網法規。谷歌很自信地認為，強勢如中國，也得忌它幾分。因為谷歌以為已「控制」住相當一部份中國人的生活，就算更多的中國人在使...

當代士大夫 　　中國總理溫家寶上周在兩會閉幕後召開了中外記者會，他的開場白有這麼幾句：「我深深愛著我的國家，沒有一片土地讓我這樣深情和激動，沒有一條河流讓我這樣沉思和起伏。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我將以此明志，做好今後三年的工作。」 　　大學地質專業出身的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答問，不時引經據典，其中「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兩句是出自中國古代最著名士大夫屈原的《離騷》。在過去的兩會記者會上，溫家寶亦曾兩次引用清代禁煙大臣林則徐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詩中的名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屈原和林則徐雖生於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但兩人對國家有著一樣的情懷。屈原直諫君王無效，不忍見國家走向衰敗之途，憂憤殉國。林則徐無懼列強到粵厲行禁鴉片煙，最終落得皇帝降罪充軍邊疆。在被押送上路的途中，還寫詩明志，表示只要有利於國，絕不計較個人的禍福。兩人相隔何止千年，但一脈相承著中國士大夫的氣節，也是中國儒家的核心思想，先國後己，甚至無己。只餘三年任期的溫家寶，在全國廣播的記者會上，重申自己報效國家，置死生於道外的承諾。這讓人想起他的前任朱鎔基，也曾在類似場合說過，就算是前面有地雷陣，他也會毫不猶豫的往前走。 　　經常聽到批評說現今中國政府貪官橫行，政府專制不顧人民死活。有些甚至會認為中國政府必須大換血，用一套全新的制度和人事，才能「救中國」。但假若把事情反過來思考，一群無能的貪官污吏若能在三十年間，造就起現今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建設，這也應算是一個創世紀的奇蹟。 　　泛泛的批評容易且廉價，倘若中國這卅年來不是有一班傑出且具奉獻精神的公務員，就憑幾個貪官就可以有今天的成果嗎？輿論對於真正為國家付出的公僕，應予以更多的肯定。

倒吊奧巴馬 　　一名羅德島Central Falls高中的教師，因不滿學校全體教職員在奧巴馬政策下被強行開除，於是在教室內倒吊起一個奧巴馬的假人，假奧巴馬手上還拿著寫上「開除Central Falls的教師」字句的牌子。本來只是臨將失業教師的出氣袋，卻鬧出軒然大波。 　　美國雖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但總統也不是隨便可以碰的，必須要注意底線。據校區發言人說，倒吊奧巴馬事件是由總學監發現。總監形容走進班房看到總統假人，景象異常可怖，對發生此事感到悲哀。始作假人的教師已收到校區的嚴重警告信，教師工會也公開譴責，而專責保護總統的特勤局亦表示已注意到此事。肇事教師深知犯闖了大禍，口頭道歉外還準備書面道歉。 　　Central Falls高中一百名教職員被集體炒魷魚，是因為未能達到政府提升學生成績的指標。聯邦政府透過停止撥款的方式，懲罰那些沒有進步的學校，而地方校區為了保經費，唯有實施鐵腕。事件高中所在的社區，失業率在全國排前列，滿街都是空置的建築，居民平均年收入才兩萬二千美元。而該高中的學生畢業率僅五成，全科不合格的學生也佔近一半。 　　學監原要求該校教師延長每天教學時間替學生補課，但加班工資只是正常的三分之一。教師工會拒絕改革方案，因而導致學監開殺戒。當地高中教師的平均年薪是七萬元，比學生家長們的兩萬二高得多。 　　從這些數據看來，要改革該所高中也真的不容易。學生成績差，都是教師的錯嗎？中國人說「教不嚴，師之惰」，但社區經濟如此差，學生無心向學也可能另有複雜的原因。相對高薪的教師不願低薪加班，是捍衛自身的權益？還是太過計較？總而言之，問題學校問題一籮筐，遠在白宮的總統一句問責，未見得就能水到渠成。

兩巨相爭 　　谷歌與中國政府的較勁進入白熱化，接連兩天都有消息傳出谷歌（中國）已單方面停止過濾互聯網，弄得眾多國際媒體緊繃著神經，據說一些外國媒體更特聘人員在中國不停監察谷歌中國的搜尋服務，希望第一時間對外公布谷歌「壯烈衛道」的一刻。媒體類似狗仔隊的做法，背後假設全球最大的搜尋引擎谷歌，為了突破中國政府對其搜尋服務管制，必然會不惜放棄這個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這在概念和事實上都簡化了這場兩巨相爭的意義。 　　不論谷歌內裡打什麼生意算盤，它要脅要撤離中國是高舉著道德招牌的，說是不能忍受中國對互聯網的管制政策。從一個半封閉，貧窮落後兼人口壓力巨大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大消費國、汽車生產量全球第一，億萬富翁的數目也僅次於美國。中國僅花了卅年時間，而其起步發力點只是四個字「改革開放」，誰會比中國領導人更明白「開放」的意義和價值呢？ 　　有一很有趣及諷刺的例子，在密切注視谷歌何時「成仁」的西方媒體，會在谷歌中國搜尋「六四」作為測試劑。中國互聯網上會否出現六四材料，被視作為有重大指標性意義。但許多時為人所有意或無意地忽略的，是中國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在六四事件發生後，不單沒有收緊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反而是更堅決的推動進一步對外開放，甚至在晚年還以南巡方式抑制了保守派對改革開放的質疑。現今中國國民對西方世界的認識，資訊的流通程度，比廿年前要進步不知多少倍。美國由林肯倡導解放黑奴，到詹森總統立法保障黑人的平等公民權，中間經過了整整一百年。 　　從鄧小平到目前的胡錦濤，都一再強調中國要繼續改革開放政策，溫家寶總理在剛結束的兩會上才強調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推進民主。因此，沒有理由不相信中國只會越來越開放，並且在政制上朝更民主的方向發展。不過，中國經歷了百餘年受列強侵略壓逼的艱苦歲月，對「主權獨立」的感受恐怕不是西方人容易理解或關心的。中國的開放是會按自己需要和合適的步伐，外來壓力很可能弄巧成拙。谷歌恃其全球最大互聯網公司的威勢，挑戰中國政府的自主權，是一項極魯莽的舉措。當然，胡溫政府會否在最後讓步，目前仍未能有定論，雖然可能性極微。 　　

垂直式民主 　　最近收到出版社寄來一本叫做China’s Megatrends《中國大趨勢》的書，是近年來談論中國少有的好書。作者John Naisbitt和Doris Naisbitt夫婦以外國學者的身分，長期在中國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並成立了研究所專門分析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時下關於當代中國的英文書籍比比皆是，《中國大趨勢》與其他同類書籍不同的地方，是作者的論證和調查方法，開宗明義便指出，要了解當代中國，必須要先摘下西方的偏見，放下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依各觀事實材料分析，才能讀懂中國。 　　該書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於六四事件，從經濟、政治、社會等角度，較深入地剖析事件的成因，以及鄧小平政府事後處理的手法。對於作者陳述的結論，可能是見仁見智，但特別之處是該段內容在國內發行的中譯本，完全翻譯了原文。向來都說「六四」是中國官方忌諱，官方在公開場合從來都不深入回應六四問題，只說中央已有定論。而《中國大趨勢》一書論述六四事件的前後，很大程度上間接反映了政府接受了對於六四的討論。 　　《中國大趨勢》分為八大篇章，列舉出支撐中國改革開放卅年的八大支柱。詳細內容本欄自然不能盡錄，其中較特出的一點是指出中國式的民主模式。作者Naisbitt指出，日裔美國學者Francis Fukuyama認為人類發展歷史已到了終極，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顛峰的完美制度。Fukuyama的說法廣為西方世界接受，並以此衡量其他國家。Naisbitt則觀察到成功的民主政制並不是單一的，中國正在創造出另一種民主管治模式，它有別於西方模式，但過去卅年的實踐，證明這仍在發展階段的中國垂直式民主，正在長成和完善當中，甚至可能為西方民主制度以外的另一選擇。 　　所謂垂直式民主，是指有強大的由上而下的中央力量制訂政策，而民間對政策的回應由下而上，對政府又構成了壓力，讓政府要按民意修改政策或作出應變，這兩股一上一下的力量不斷在找尋平衡點。 　　這種論述也只是一種觀點，但它突破了西方傳統的思維，不總是要求中國套入西方的價值觀甚至制度模式。《中國大趨勢》是希望了解中國的外國人必讀的書，也是中國自由派分子認識自己國家的必備參考書。

香港特色 　　今日有機會與在美國受大學教育和生活的香港八十後阿玲（化名）交流，言談間不難發現她對香港的熱愛。她談到喜歡香港八十年代的電影，發哥、張曼玉等很有香港味道，但回歸後這股濃郁的港味逐漸淡化了。阿玲認為因為香港電影製作要打進中國市場，於是便要在劇本作妥協，符合中央的要求，犧牲了香港特色。她希望能看到香港特色復蘇的一天。阿玲的這番話讓我又反思了什麼是「香港味」。 　　阿玲認為逢迎中國是失去香港特色的原因，但曾幾何時，全中國最紅的娛樂明星都是來自港台的。香港的流行娛樂文化在內地可謂叱吒風雲，獨領風騷好一段時間，連北方的中國歌手也要學幾句廣東話登台。就算是今天，論專業演技，比港星優秀的大陸演員不勝枚舉，但大片子要拉票房，國內導演還是會安排港星助陣，這都是因為品牌效應。 　　所以，香港的影視作品在中國仍然有著一股因歷史條件而形成的品牌效應，但客觀上，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這是因為如阿玲說的香港製作人因遷大就大陸而失去個性，抑或是有別的原因呢？近期中國國內最熱的電視劇是《蝸居》，最賣座的電影是《阿凡達》、最受歡迎的男女演員是孫紅雷和海清，最紅的笑星是小瀋陽，還有中國的Jay Leno，海派青口的創始人周立波。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沒有香港特色。 　　影視製作是文化藝術，文化是有地域性的，當一個作品能超越它的原創地域發揮影響力，便證明他有著無地域性的價值。這種價值是複雜的，可能來自作品本身內容，也可能是市場推廣的附加值。至於香港作品失色，不能先怪它遷就了國內市場，因為過去原汁原味的港產作品也曾被內地觀眾熱捧，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現在有了競爭對手。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娛樂文化停頓，外來作品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但當國內文化復興，越來越多好作品好演員出現，地域性文化產品自然會再次佔有優勢。對照之下，香港影視作品變渺小了，也許是反映了港式文化內涵經不起時代發展的需要和衝擊。以諷刺時政見稱的周立波堅持以上海話做節目，不上央視春晚，周說他就是上海人的小菜。他以海派青口登台表演不到兩年，票房高達數千萬元。周的上海味可以殺出一片天，為何港味會變淡呢？與其埋怨中國，不如反思香港文化的內涵吧！

要命錢 　　約兩個星期前，美國國會眾議院就加州藍十字健康保險公司提出加保費39% 一事舉行聽證會，藍十字母公司WellPoint的行政總裁伯莉（ANGELA BRALY）被召到場接受質詢。不論議員的提問多尖銳，前來訴苦的民眾境況如何可憐，頭腦清晰的伯莉始終緊貼她的主題信息，就是她的公司已經很努力地控制健保成本，負責任地為三千四百萬名客戶提供可負擔的醫療服務。 　　在聽證會上提及的一些數字，可以說明目前美國健保業和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依2008年的薪酬數據，今年提出加價39%的WellPoint的39名高層人員，平均年薪都在一百萬元以上。而在此兩年之內，作為高層管理人員福利的渡假開支便高達兩千七百萬元。行政總裁伯莉本人去年的年收入是一千萬元。 　　伯莉一再向議員們強調，維持公司有的利潤效益，讓三千四百萬名客戶繼續享有高質素的醫療服務是相當重要的。而所謂合理的利潤，伯莉說公司的利潤過去五年持續下調，平均只有4.8%的利潤。 　　不到半成的回報是否合理商業利潤呢？這問題如果太抽象，可以結合幾個因素考慮。首先WellPoint的高層享受異常優厚的薪酬福利，這些都是成本。在此龐大的薪酬成本之下，該公司除稅後的純利還是達到近30億美元。而事實上，雖然金融海嘯，去年全美五大健保公司的利潤上升56%,，合計達120億元。 　　伯莉聲稱替客戶著想，WellPoint的一名投保人在國會作證舉例，按他一家的保單，每年保險費一萬兩千元，另外每名家庭成員還要有自付額，合計也是一萬兩千元。有市民說在加保費後，他們唯有選擇放棄保險，求上天保佑不要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