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鋒專欄

風水輪流轉 　　中國俗語有云：「風水輪流轉」，意思是好壞運程是會互相輪替出現的。對於美國的兩黨政治制度而言，此話可謂最貼切不過。一年多前幾乎被公認為瀕臨信用與信念破產的共和黨，在最新的《華盛頓郵報》／《美國廣播公司》旳聯合民調中，竟然大幅收窄與民主黨的差距，評論依此估計，在今年十一月的國會選舉中，共和黨可能重奪廿至卅席位，更有可能再度成為眾議院多數黨，氣走威風一時的議長普洛西。 　　只花了十三四個月，共和黨便脫胎換骨了嗎？一個百年老黨，若能如此敏捷地洗心革面，也真能算是一個奇跡。事實當然不是這樣，除了高調問政的前阿拉斯加州長佩林外，共和黨沒有明顯的大動作。共和黨再度吃香，連勝三大選戰，不是戰之功，而是美國政制的必然性。 　　雖然沒有黨禁，但具有實質政治競爭力的政黨只有民主及共和兩黨，其他少數黨派根本連插針的縫也沒有。選民對於政黨的選擇，除了部份黨性極強的死硬派外，大多數是依自身當下的感覺而選擇支持那一個政黨。由於只有兩個黨可供選擇，於是所謂支持票，其實也是反對票。當民眾對現狀不滿時便會投票支持在野黨，發洩他們對執政黨的不滿。 　　一年多前的執政黨是共和黨，當時美國國際聲譽掃地、厭戰情緒高漲、金融海嘯掩至，民眾把怨氣都發在主政的共和黨身上。過了一年，國家整體狀況依然是陰雲密佈，奧巴馬的演講也逐漸失去了魅力。於是，選民開始埋怨民主黨無作為，欲把共和黨再推上台試一試。 　　此種政制本身並不具備創造解決問題的條件，反而令兩黨陷於周期性的選舉中，把主要精力和心思都放在選戰的謀劃上。政客勝選後推動的政策，總是為下一次選舉而籌謀，反對黨也是如此。美國政界流行一句說，做反對容易，凡事總要反對便是。因為太多的政治考量，顧及的利益集團過於複雜，美國會出台的政策往往又會與原先要解決的問題脫節。越來越多美國選民感到現體制沒有給他們真正的選擇，每逢全國選舉年都會有期望第三勢力的出現的呼聲。可惜，這要比登天還難呀！

出手術 　　何謂「出手術」？ 前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佩林自離任阿拉斯加州州長後，政途反日漸光明。不但自傳式新書在全國引起話題，上週末在「茶黨」全國會議上更成靈魂人物，角逐白宮的勸進聲不絕。這位保守陣營的明日之星，卻是自由派長年譏諷的對象。佩林在茶黨會議上出盡風頭，自由派媒體則從會議的現場錄影中定格發現佩林在手掌上寫著講話的關鍵字，一場博客大戰在網上為「出手術」問題打得難解難分。 因此「手掌門」，自由派寫手嘲笑佩林肚裏沒有半點墨水，連基本的政治講話重點也要寫在手掌上不時偷看。而保守派則反駁，指奧巴馬使用幾千元的字幕提詞機，對住機器一字一句的讀，而佩林用手掌做筆記就不行嗎？兩方陣營都各有說詞，用機器是否比手掌有內涵，也是見仁見智。筆者倒認為這爭論沒有太大意義，奧巴馬能講已是全球公認的事實，他的白宮寶座也是憑他三寸不爛之舌贏回來的。不光是佩林不是他的敵手，連在政場打滾幾十年的克林頓夫人也甘拜下風。 這場爭論只是反映了美國政治的死穴，人們不要求一位能幹的總統，只愛動聽的演說。佩林用最原始的方式準備演說，被轟得體無完膚，論者振振有辭，因為美國文化是要求政客有異于常人的優秀口才，而佩林竟然把關鍵字都寫在手掌，多麼「丟人」。至於智商高超的法律系教授奧巴馬，口若懸河，管他是對著提詞機或是背誦，也不管稿子是出自專業演講詞作家，感覺就是水準高多了。 其實，「出手術」與「出口術」有什麼兩樣呢？民眾應該關注的真正問題是：政客的話能信嗎？不論是來自手掌或電腦提詞機。在這不注重實質技能與經驗的政治文化下，人們只是不斷的尋找更好聽的演講，而沒法找到更能辦事的領導人。

九百萬而已 　　全美最賺錢的證券投資公司高盛昨日宣布，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2009 年的花紅是九百萬美元。眾多財經報道都指這是「出乎意料」之低，因為與高盛地位相若的摩根大通前日才公布其行政總裁的花紅是一千七百萬元。相比之下，高盛要「節約」得多了。 　　雖然整年美國的失業率都在百份之十以上，物價上漲與政府服務的壓縮，逼得一般小市民都有些喘不氣過來，華爾街大行在去年仍然錄得破紀錄的利潤。賺錢分花紅，不賺錢也分花紅，向來是美國大企業和華爾街大行的習慣。金融海嘯之後，民間反巨額花紅的聲音變得響亮，總統奧巴馬也不止一次的批評華爾街貪婪。所以，在大豐收之年，一眾行政總裁們還是表現出有些「節制」。不論是一千七百萬，或是九百萬元，都比過去要拿得少了。至今華爾街的花紅紀錄是高盛現任行政總裁所擁有，他在 2007 年拿了六千八百萬元的花紅。 　　與近七千萬元的年終花紅相比，九百萬當然是一個小數目，也被一些人認為華爾街已經自律了。但九百萬當真是一個小數目嗎？美國的工薪族，估計沒有幾個人會夢想過自己會一次過領得九百萬的花紅。退休前能有九百萬積蓄的相信也不會太多。 　　九百萬花紅對華爾街大款來說是小數目，是出於一個相對的概念。這些在一年多前還伸手向納稅要錢打救的投資家，大翻身後領九百萬花紅便算是對民眾有交代了，這亦欺人太甚了吧。一手搞出金融危機的金融精英，現時不是在白宮身居要職，便是繼續做他們的行政總裁，個個都風風光光的，而他們製造出來的債，都由小百姓來負擔，憑什麼？！

憶林覺民 　　 1911 年 3 月 29 日 ，留日青年學生林覺民寓宿在香港一小樓，靜夜挑燈，寫了一封信給在福建家鄉的妻子。信中首句寫道：「 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這就是著名的林覺民《與妻訣別書》，也是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中最感人的文獻之一。 　　當年只有廿四歲的林覺民，在留下遺書三天之後，從香港前赴廣州參加由同盟會策劃的武裝起義，受傷被捕遭處決，得革命黨人收歛葬於黃花崗，名列七十二烈之一。林出生於一個中等家庭，在福建完成高等教育，娶了妻子之後，便到日本留學深造。此日本行改變了林覺民的一生，他在當地參加了由孫中山先生創辦的同盟會，從此，「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便成為了他的新理想。 　　 1911 年，同盟會策劃大規模的起義，林便從日本回到中國參加行動，回家後告訴父母是休假回鄉與友人外遊，他的目的地卻原來是廣州的兩廣總督府。在行動前，部份義士在香港集合，林覺民是其中一人。他內心明白此次行動屬九死一生之舉，想到懷孕妻子及幼子，感到有必要交代為何他忍心留下他們而冒險。 　　林寫道：「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餘，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意思是因愛妻而感念到其他同樣需要愛的人，如果犧牲自己，甚至妻兒家人的個人幸福，成就天下人更廣更永久的幸福，他認為義不容辭。最後林對妻子說：「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 　　活在大時代中，感應了國家民族的呼喚，毅然走上捨身亡我的革命之路，雖淒怨但悲壯。這殺身成仁，先國後家的真實故事，就發生在 1911 年的香港。回想到電影《十月圍城》卻選擇杜撰一些與革命全無關係的私人感情故事，說是故意在刻劃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是多麼的矯情和虛偽。

電影戰 　　《阿凡達》和《孔子》是在中國目前競爭最激熱的電影，儼如戰國爭霸一樣，但角力較勁的戰場，不是票房而是思想文化。 　　荷里活製作主宰全球電影發展數十年，美產電影成為了娛樂的主流、電影的「優劣標準」；更重要的是隨著荷里活電影而來的美國價值觀，在娛樂的掩護下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全世界。電影可以是純娛樂，但由於它也是一個故事，因而必然會附帶著編劇或導演的價值觀。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電影業並不發達，國產及從一些東歐國家輸入的電影，不論在數量和題材方面都極之有限。與荷里活電影一樣，這些電影都有附加的意識宣傳傳作用，但在中國卻擺明的在藉著電影作宣傳教育，而荷里活電影卻是掛上商業娛樂的旗幟。兩者相比，美產電影成功得多了，既輸出思想，又賺回美金。自中國開放電影市場後，觀眾對外國片的渴求也日漸上升，亦同時開放了中國社會接受荷里活意識形態的衝擊。 　　《阿凡達》在中國大熱，北京有拒拆遷戶便掛上以阿凡達為題的抗爭橫額，可見其深入民心程度。而同樣花了鉅資拍攝的國產電影《孔子》在《阿凡達》之後上映。筆者看了電影《孔子》，看之前其實並未著注到什麼反《孔子》運動，對於由周潤發演孔子也沒有太大期待，看過一篇短評說片中的孔子成為軍事家又談情，心想這也許只不過是一部商業片而已。在期望極低及帶有幾分成見之下看了該片，第一道反應是驚訝。想不到該片如斯認真地尊重歷史和聖人，沒有添加現代的政治色彩，在製作和劇本方面，都是近年國產片中的難得的佳作。 　　及後發現網絡及一些媒體上對《孔子》的濫轟亂炸，便明白原來打的是一場文化戰。反電影《孔子》者其實大多是衝著中國政府而反的，根本不理會電影的內容。據說因由是傳出部份播放２Ｄ《阿凡達》的院線要空出檔期予《孔子》，一股反《孔子》潮便在網上吹起。這股反《孔子》潮背景成因是複雜的，並不單一，但其中的一處共通是標榜自由主義──荷里活片便象徵著自由。 中國政府近年來致力提倡傳統文化和道德哲學，欲彌補文革時代對傳統文化的催殘，希望在經濟成長的同時，亦顧及文化內涵的復興。只是在已經開放的社會，經歷過不少政治運動批判的孔子，又有了新對手，就是伴隨著荷里活電影而來的西方個人自由主義。

港產片《十月圍城》陰伏的顛覆性── 　　跟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相悖的「歷史革命」片 　　由香港導演陳可辛及陳德森聯合製作的電影《十月圍城》（以下簡稱《十》）票房直逼三億元，而傳統媒體和網絡上對《十》的評價譽遠多於貶。票房及輿論俱大豐收，《十》當之無愧是一齣異常成功的商業電影。該片所引起的討論熱烈而廣泛，社會效應甚至已超出娛樂層面，觸及對當下時政的議論。 　　在中港的網站聊天室裡，不少觀眾都說《十》讓他們感動！一些網民甚至認為過去關於中國革命的電影都比不上《十》。果真是如此嗎？當中有蹊蹺。 　　本文嘗試把陰伏片中的政治符號曝光，看它如何徹底顛覆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精神，並如何引導觀眾錯誤詮釋以無數先人用性命鎔鑄的一場民族革命。 　 　　     故事的真真假假        　　 　　電影《十》是借歷史之題來發揮的虛構創作。虛構故事的背景是 1906 年 10 月的香港，故事寫孫中山要到當地與十三省代表共商起義大計，清廷得悉後派大量殺手暗殺孫中山，於是中國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會長陳少白策劃一場護孫行動，保證他在港簡短逗留期間人身安全。因為種種原故，最後形成的保鏢隊伍都是社會底層人士和報社職員，而所保護的也只不過是名替身──好使真身瞞天過海，逃出生天。經過近一小時的街道追殺和「義士」逐一倒下去後，孫中山平安離開香港，結尾是孫中山的定格特寫，可以清晰看到他雙眼含淚。 ? 　　 　　《十》的原創意念是從哪裡來的呢？監制陳可辛執導過不少賣座文藝片，導演陳德森以拍動作片見稱，兩人於 1999 年合議拍一部半文半武的電影，劇本的橋段以陳可辛父親曾導演的一部關於孫中山先生保鏢的電影為底稿。陳可辛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說：「我們真的不是在拍一部革命片！有主旋律的感受或者有愛國的感受，是我們希望的；但我們沒有希望它變成一部說教的電影。」陳德森又說：「我發現，我對政治啊、革命啊，一點都不感興趣，我關心的只是那些小人物在亂世中的狀態。」 　　 　　監制和導演都異口同聲明言不是拍政治或革命片；然而，不少觀眾在網上留言，說被電影中的「革命義士」感動，說想不到一部革命題材的電影會如此好看。一名署名「檸檬花開何處」的網友寫道：「我是紅著眼睛走出放映廳的，回到家裏還一遍遍回味著電影裏的情節和對話，滿腦子都是民主、革...

近朱者赤 　　香港特首官邸（禮賓府）淪為一批青年燒烤玩耍場地，眾人 肆意在包括只限定特首接待外賓的會客廳等多處拍照和觸碰珍藏品，事涉 禮賓府一名留宿佣人招呼親友到府作樂 。事件在主流新聞媒體上的報道角度集中在禮賓的保安，對於該批青年擅闖禁地，卻以趣聞手法處理。此事與白宮國宴有不速客闖席類似，但社會與政治背景不同，意義也盡不相同。 　　白宮發生闖席事件，涉案人士已遭到調查，事件性質是保安問題。至於禮賓府派對事件，除了保安外，還顯示了香港社會在某些政客主導之下，正陷入深層危機。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事件會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連特首執行公務及起居的地方亦「出事」，難以說服公眾有良好的管治。」宋的觀點似乎是很合「常理」的推論，符合香港目前「逢政府必錯」的論政準則。禮賓府派對事件真正焦點並不在於吃燒烤或拍照，而是事件公開後的社會反應。 　　未經許可擅闖特首官邸是不對的，甚至是違法的，這應是常人都知道的簡易常識。有份闖府的一名人士在還蓄意藉在網上繼續發放當日的照片，挑釁港府。在其中一個轉載的網頁上寫著：「 睇下曾生會唔會連我 FB A/C （指轉載該批圖片的社交網頁）都 cut （刪掉）。」 　　不單沒有犯錯的感覺，還理直氣壯的挑戰特首，令人聯想到目前公社黨發動的「全民起義公投」，以及早前泛民反高鐵的衝擊立會與禮賓府事件。不認同政府的施政本是社會常態，沒有一個地方的民眾會百分百認同政府的，奧巴馬的民意支持度僅 47% ，比曾蔭權還要低。但為何香港政客要發動「全民起義」，被媒體吹噓為網絡新社會運動的網民，又為何會認為擅闖禮賓府可誇耀的事情呢？ 這種無法無理無根的反政府潮流，是在香港回歸後日漸形成的反智現象，卻有不少高校學者加入推波助瀾。不論社會發生什麼事情，也不問是非，在傳媒上有壟斷性發言權的一班所謂學者專家，幾乎都會一致的指責港府不是。這群以反政府為樂為榮的年青人，實在也只不過是社會政治氛圍和扭曲價值觀的新生產物；而始作俑者，應是那些不打算負責任的政客和利益集團。 中國已走出文革的思潮，文革時代的影子可以在一些飯館的裝飾中，或婚紗攝影造型中找到，都變成了娛樂消費的特色口味了。可笑又可悲的是，香港卻一步一步在翻版文革式的政治鬥爭思維。也許有人會認為那些人只是為香港爭取民主；但請注意，昔日的文革何嘗不是由草根青年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