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市場觸覺

韓寒最近的三篇博文引起熱烈討論，韓寒又再一次成功的把握住中國言論市場的脈搏。在張三李四都可以在網絡大罵政府的年代，韓需要作一次另類轉身以保持市場競爭力，這反映了批政府言論多少有些供過於求。韓講了什麼不是最重要，他如何為自己尋找新的市場定位才是更有趣的話題。

民意代表

　　民主政制裡最寶貴的一環是百姓能透過選舉，選出民意代表來為他們管治國家，而理論上這些民意代表都是向選民負責任的，做得不好，沒有為民謀福利的，都會被選下台。所以，民意代表是貨正價實的公僕。不過，當美國正在經歷自大衰退以來最艱難的經濟困境之時，百姓卻發現國會議員們並不是與他們共渡時艱。

　　美國穆迪公司分析：由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０年間，美國國會議員們的資產淨值平均增長了１５％；最富有１０％美國人的財產在同期只能持平，而全國民眾的資產中間值則下降了８％。亦即時說，在這段連富豪也未必能保住身家的時期裡，只有國會議員的財富有正增長。

　　如果將鏡頭推更遠一點，據《華盛頓郵報》的統計分析，從1984年至2009年的廿五年間，美國國會議員們的資產平均增加了三倍，由人均廿八萬元上升至七十八萬五千元。而在同一時期，被議員代表的一般家庭的財產卻下降了，由原來的兩萬六百元減少了一百元。

　　為什麼百姓的富財沒有增長反而微跌，而作為公僕的民意代表卻比富豪都更能掙錢呢？內裡有各種不同的狀況。其中包括：美國的政治選舉是超高消費的政治遊戲，選舉就如燒銀紙，從而導致國會山莊逐步富貴化，成為富豪們的政治俱樂部。

　　另一個原因是國會受特別法例保護，防止以權謀私的反內幕交易法並不適用於國會議員身上。於是議員可以利用他們掌握的機密資訊進行內幕「合法」投資。所以，雖然金融海嘯衝擊下，國會議員們不單能全身而退，反而財富穩步增長，從政變成為致富的捷徑。

　　接續下來民眾自然會問：這些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能掙錢的尊貴議員，能感受到百姓疾苦嗎？會有誠意改善百姓的生活嗎？他們到底在代表著誰的利益？難怪不同民調都顯示，只有約一成美國人認同國會的作為。可是，國會眾議院兩年一選，參議院六年一選，這些人都是經選舉登位的，為什麼議員們與選民之間會有如此深廣的鴻溝呢？

悄悄的我走了

 　「悄悄的我走了」這標題寫的不是金正日，而是美國駐伊拉克的最後四千名士兵。十八日凌晨，這支美軍部摸黑悄悄地離開伊拉克軍營，穿過二百餘哩的沙漠地帶向科威特進發。早上七時，最後一輛軍車通過了伊科邊界，撤退行動正式結束。睡夢中醒來的伊拉克士兵和民眾，會赫然發現基地內的美軍都不見了。

　　美軍離開得如此低調，據悉由於避免武裝份子偷襲，殿後的美軍選擇了最安全和隱蔽的方式撤離，這亦反映了伊拉克目前的狀況是如何的不安全。不過，對於絕大多數美軍來說，槍林彈雨的伊拉克已經與他們無關了，等待他們的是溫馨的家鄉聖誕節晚餐。

　　對於伊拉克人來說，美軍的離開是一種心理安慰多於實質。奧巴馬總統說美軍留給伊拉克人一個獨立和穩定伊拉克，但伊拉克副總理則說伊拉克政局動盪，全國基建幾乎全毀於戰火。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的伊拉克民眾多表示憂慮人身安全。一名伊拉克婦女對《洛杉磯時報》記者說，她不認為還會有更壞的情況出現，因為自美軍佔領伊拉克後，最悲慘的都發生了，現在美軍走了，還能有更不堪的嗎？

　　半島電視台報道，目前伊拉克有七百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約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有一百三十萬人因戰爭而永久失去家園。此外，與二零零零年薩達姆時代相比，當年全伊拉克約１７％人居住在貧民窟，但現在數字已上升至５０％。死於美軍九年佔領期間的伊拉克人，佔計達十萬人；但這只是一個粗略的推算，因為美國只統計美軍的傷亡，戰火中的伊拉克人死亡數字是根本沒法統計的。

　　伊拉克外交部長回應半島電視台說，另一些統計數字會顯示伊拉克比十年前更美好，如公民旅行自由、接觸資訊科技的機會、政治代表權等。為了得到一個自由的伊拉克，部長認為付出代價是值得的，他也認同奧巴馬總統說的，伊拉克比以前更穩定和更獨立自主。

　　生長於中產家庭，原居住於巴格達一個有玫瑰園大屋的卡塔，現在一家六口只能寄居在一個廢棄了的醫務所內。她說：伊拉克倒退了一千年。廿二歲的美軍陸軍一等兵鍾斯則說：我們在這裡建立了民主，該伊拉克更像美國。當年美軍大部隊開進伊拉克時，鍾斯才十四歲。

愛是罪

　　看罷一部關於阿富汗女子監獄的紀錄片，心情那種沉重和無奈是難以形容的。原先看到片名時，還以為是揭露女子監獄內虐囚或囚犯生活如何惡劣等等；想不到片中所見到的監獄與大學生宿舍相差無幾。監獄環境住家化，囚犯們都穿戴自己的服飾；沒有集體食堂，領了飯便回房間吃；而監獄長、獄卒等與女犯人的相處，如果沒有制服的差異，還以為是自家親戚在聊天。如此監獄有什麼可怕呢？

　　這所位於阿富汗首都卡布爾的女子監獄之所以可怖，不是它的硬件或監獄管理人員的暴行，而是在於這些女囚是犯了什麼罪而被關進來。據旁白介紹，這所監獄一半囚犯是暴力案件罪犯，另一半是犯了道德罪；影片內拍攝的都是後者。

　　什麼是道德罪？包括：一名十八歲少女與熱戀中的男朋友在女方家中親熱，被女方父親發現送警法辦。依阿富汗法例，未婚男女不能有任何親密接觸。女囚父親後悔報官，請來辯護律師。少女被送往醫院檢驗是否完璧之身，法醫證實仍屬處女。可是，因為在法庭上少女承認與男方確曾有簡短的性接觸，法官依被告的坦白，將少女判監三年。

　　另一案是一名離婚女子因無家可歸而走進一個認識男子的家中，該已婚男子當著妻子面吻了她，事後男女都被舉報雙雙入獄，連男子的母親也被捕。按阿富汗的習俗和法例，單身女子進到男子家中，男方便有責任要娶該女子為妻，如果兩人不結婚，便是違法。本來只要兩人結婚案件便可以和解了，男子母親也不斷苦口婆心勸女子嫁給她兒子，但女的就是不肯。結果女子被判監五年，她向攝製隊說，她情願留在監獄，是因為她的行為令父親在族人面前蒙羞，一旦離開監獄，肯定會被父親暗中殺死。

　　片中還訪問了女監獄長和社工，她們常提到的觀點是離家出走的女子肯定是壞女人，被關進監獄的必定都是罪犯；社工則說：有一個壞丈夫比沒有丈夫好。在另一宗離婚案中，女方要求三萬元贍養費，說因為一名離過婚的女子等於一生前途沒有了。但法官認為她要求過多，女的又堅持不讓步，最後法官對女方作出徵罰性判決，只批准十元贍養費。

　　想到美國軍在阿富汗十年，又聲稱驅逐了嚴酷的塔里班，已經建立了一個更公平民主的阿富汗。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是槍砲就能改易的嗎？

老革命出頭日

　　今屆共和黨初選最新的熱門話題是「老革命」保羅終於有可能「出人頭地」了。稱德州聯邦眾議員保羅為「老革命」，首先是因為他真的年紀不輕，今年已屆七十六了；其次，他堅守革命主張卅餘年不變，堪稱美國當今最忠貞的革命分子，今次是第三度參選總統。

　　那又為什麼稱保羅為革命分子呢？因為他雖然以共和黨人身分參選，但他的政見絕不是共和黨主流，也不類近民主黨。《華盛頓郵報》說保羅對時政議題沒有立場，因為他有自己的一套哲學。兩黨參選人的政見都是為特定選民度身訂造的，但保羅數十年來只不斷重複他那套與主流沾不上邊的政見。他沒有想到為了要討好更多的選民而改變主張，他的政治見解不是用來謀取公職的，而是出自他對一種理想。

　　奧巴馬二零零八年參選時打出「改變」作為競選口號，而保羅的主張並不是改變那麼簡單，而是轟轟烈烈的革命。例如：他主張美國不再做世界警察，停止在海外駐軍，把所有境外美軍都召回國。此舉一來可以大幅削減聯邦政府開支，並且中止了美國干預別國內政，真正與其他國家平等相待。

　　此外，保羅又主張將美元回復金本位，只發行有黃金保證的美元，不再憑空印鈔，以及廢除聯邦儲備局。保羅認為美國經濟泡沫化是聯儲局一手做成，聯儲局擁有發鈔權也是違憲的。他又主張取消個人收入稅，反對政府規管個人生活自由等等。如果按保羅的思想管治美國，不就是一場立國以來最轟烈的革命嗎？

　　保羅這種極異於兩黨主流的政見，一直被視作為不值得關注的另類。可是，在兩個星期後的共和黨首場初選──愛荷華州的黨團會議，主流媒體發現保羅不單民意支持度直逼大熱門金里奇，他並且擁有組織力最強和熱情無比的助選團。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持連日來報道保羅很可能在愛州初選勝出，而保守派媒體則加大了諷刺保羅的力度，顯然是有些擔心共和黨的選情會被保羅打亂。

　　老革命今年為何會人氣急升呢？而且支持者中不乏年青人，這與時勢是分不開的。昔日保羅批聯儲局亂印銀紙，大眾沒有反應，現在提起ＱＥ１２３，大多數人都明白是洪水猛獸。勞民傷財的伊戰才剛靜下來，奧巴馬又要插手亞洲，美國國內失業高企，經濟低迷，美國人開始厭倦做空心的超人了。不過，雖然保羅在愛州可能有力一搏，但面對超強的兩黨機器，在革命道路上缺乏同志的保羅，能有目前光景，已算是對數十年的堅持有點回報了。

校巴煩惱

　　中國最近接連發生多宗傷亡嚴重的校巴事故，引起全國民眾對校巴安全問題的強烈反應，也曝露了中國校車服務的制度性問題。在國內一片對校巴服務質疑抨擊中，興起了一片以美國校巴為師的聲音，其中更是推崇美製校巴的安全性能。

　　兒童是社會和國家的未來，維護學生安全應是政府的基本責任。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經濟普遍得到改善，相對過去一窮二白的年代，在政府和社會資源分配上，理應更有能力照顧兒童的需要，保證上下課有安全的交通服務，應是其中之一。

　　連串的事故反映了社會對維護學童安全方面意識落後。說「社會」是包括政府和社會大眾的意思，首先是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和執法意識不到位。至於社會大眾方面，妄顧駕駛安全和守法意識薄弱是導致意外的主因，這包括不安全的駕駛習慣以及莫視超載的危險。超載不一定都是司機單方面的責任，在中國坐車經常會見到有超載，不論司機或搭客都似乎不認為是問題，「擠一擠就好了」這種壞習慣，需要更多針對性的宣傳教育。

　　在痛定思痛後，相信中國各級政府將會就改善校巴服務有新作為。諷刺地在太平洋的彼岸美國，美製校車安全性能超卓是公認的，但美國學童卻面對另一種校巴問題，就是沒有校車可坐。因為政府和校區的財政赤字，近幾年全美各地的校巴服務均遭遇大幅消減。加州州長布朗昨日更為了填補州府赤字，一次過取消了州政府的所有校巴補助金，省回二億五千萬元。各地方校區唯有自求多福，開發自身的資源維持校車服務，三藩市校區下一學年的校車數量將從４４減至２５部。

　　接續下來很可能出現這樣一種諷刺景象，美國的校車製造商會接到更多來自中國的訂單，但美國的學童卻越來越難得到校巴服務，改為坐公車、踏單車、或步行上學。

佔領與清場

　　佔領華爾街運動昨日發動佔領西岸港口大行動，西雅圖、屋崙和長灘等西岸港口都有示威者上門，也達到了癱瘓港口於一時之目的，但論聲勢卻並不如預期。佔領屋崙港口的示威者大約千餘人，與上月同一行動有近萬人參加，顯然是遜色得多了。與此同時，關於佔領運動的新聞更多是各地城市清場的報道。佔領運動人氣低落，又頻遭「清理」，如此下去，還能持續多久呢？

　　佔領運動已經近三個月了，但聲勢非但沒有壯大，反而是日見下坡。起初對清場行動還有所顧忌的地方政府，亦已紛紛實施了取締措施，基本上已令到佔領者沒法「安睡」。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夠成功收緊政策，是因為佔領運動並不得到一般民眾的關注和支持。佔領運動呈孤立不能怪罪政府，只能怨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意識要推動一場有理念和有組織的社會運動。發動者相信自發及個人化的示威行動便足夠了，這種低付出和無方向性的示威，本質上決定了示威本身並沒有可能達致任何成果，有的只是間接的意義。

　　有人用「搞階級鬥爭」來形容佔領華爾街行動，這其實是太抬舉了。倘真的要搞階級鬥爭，可以這樣散漫的嗎？毛主席不是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嗎？佔領運動提出的標語是99% 對1%，定調為群眾運動的運動卻沒有多少群眾參與，還說什麼階級鬥爭。

　　對於美國當前處境，不要說普通國民，就算是參與佔領運動的人士，也沒有足夠深刻的反思和認識。大眾的期望是能繼續過進以前的「好日子」，雖然目前生活不如理想，但也不想做什麼激進行為。這背後的思維是：「美國已經是全球最美好的國家，還能怎樣呢？只要忍一忍，難關過去了，我們還是會活得最好的。」

　　所謂置於死地而後生，佔領運動搞不成大氣候，是因為美國社會整體缺乏憂患意識。誰能和誰會去喚醒群眾？美國需要有識見、有膽量和有道德的真正領袖，可惜，這在白宮和國會山莊內都是奇缺的稀有珍品。

論說社網

　　美國國務卿希拉莉上任之後，曾召集包括谷歌、推特等美國互聯巨頭晚宴，席間討論如何利用網絡推動世界各地的民間民主運動。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高調提出所謂「國際互聯網自由」問題，點名抨擊一些國家規管互聯網。但別以為因此美國政府便是完全不干涉互聯網，事實上，政府一直在監控互聯網上的來往信息資料。谷歌前執行長便公開承認，谷歌有責任向美國政府提供其收集得的用戶信息；國會甚至曾提出立法授予總統關閉互聯網的權力。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深深明白到互聯網，尤其是社交網站的政治戰略價值，並且已經積極加以利用。

　　２００９年的伊朗總統選舉是社交網站顯露其政治力量的第一仗。選舉結束後，敗選的反對派透過推特組織群眾上街抗議，而一名伊朗女子在示威中被來自軍警的流彈擊殺的現場畫面，亦即時在網上瘋傳。美國政府對於伊朗選舉後的騷亂表現得十分雀躍，官媒《美國之音》稱讚推特的革命功能，白宮則開腔抨擊伊朗選舉不公。

　　今年初陸續引爆的中東茉莉花革命，群眾運動的發起者亦是以臉書和推特等社交網站作為組織抗爭活動的工具。執政數十年的埃及強人穆巴拉克敵不過示威浪潮而下台，推翻他的一批年青示威領袖，都曾經接受過美國政府資助到歐洲集訓，學習利用社交網絡發動示威。所以，社交網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社交工具，不論是主張監管或是開放，都是出於某程度的政治考量。雖然絕大多人使用者沒有政治目的，但持政治目的者就必然會使用社交網站。

　　臉書和推特這美國企業持有，用戶廣遍全球的社交網站均被中國政府禁止進入內地，但這並不等於社交網站政治化的趨勢沒有影響到中國。儘管中國對互聯網設下層層的監管，中國自家企業經營的社交網站，因為其本質特性，特別是微博，是無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的。政治化本身並不是問題，自有人類以來，人們便以各種方式在議論和傳播政治觀點，只是加入了互聯網的光速，和社交網的獨特運作模式後，其能產生和達致的效應便遠遠超過任何媒體了。　（之二　待續）

論說社網

　　社交網絡從最初只是年青學生的玩意，到今天成為社會革命的政治工具，因其廣泛流行程度和巨大影響力，不少人開始認為社交網絡將要取代傳統的新聞媒體。社網之流行客觀證明了它存在的功能價值，但倘若真的由社網替代了嚴肅的新聞媒體，則這將不是人類文明的進步，相反是危機性的倒退。

　　自從有了互聯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方式便逐漸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互聯網首先提供了電子郵件，讓人們可以跨越地域的即時交流信息，但某程度上它只是最完美的郵遞或電子傳真，利便了通訊，但仍未至於對社會生活模式有根本性的改變。

　　隨著互聯網用戶的增加，服務供應商開始為用戶開設聊天室，而且專門為不同類型的愛好或興趣開辦專門的聊天室。這可以讓網友在同一平台同時交流，具有了網絡社交的形態。從聊天室概念，一些互聯絡公司發展了以用戶個人為本且兼具社交功能的網頁服務，早期最成功的例子是myspace，接踵而至的臉書和推特，以及中國式推特──微博等等就不必多介紹了。

　　這些社交網絡改變了人們交際和表白自我的方式，幾何級數地擴大了個人社交的能力和空間，社交的對象也不限於真實接觸過的人，在虛擬的空間裡彼此可以用不真實的身份和性別交流。但這樣的一個網絡群體一直也只是上網人士的世界，與真實世界的交雜還是在不同層面上。直至政治滲入了社交網絡，接通了兩個世界，社網才真正發揮了它的強大影響力。這股影響力最大的特色是其流動性，它沒有固定的根源，也沒有特定的擁有者；它可以來無蹤跡，卻有千軍萬馬之力。

　　鼓動也好，煽動也好，古今中外的從政者最渴求能無窮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抓住眾人的意志，讓我志成為天下人之志，達至指揮天下的最終目的。社交網絡強大的聚眾功能，怎不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呢？所以，認為社交網是人民自由廣場的同時，也必須注意社網淪為政治工具的危機。　（之一　待續）

論說社網

　　社交網絡從最初只是年青學生的玩意，到今天成為社會革命的政治工具，因其廣泛流行程度和巨大影響力，不少人開始認為社交網絡將要取代傳統的新聞媒體。社網之流行客觀證明了它存在的功能價值，但倘若真的由社網替代了嚴肅的新聞媒體，則這將不是人類文明的進步，相反是危機性的倒退。

　　自從有了互聯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交流方式便逐漸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互聯網首先提供了電子郵件，讓人們可以跨越地域的即時交流信息，但某程度上它只是最完美的郵遞或電子傳真，利便了通訊，但仍未至於對社會生活模式有根本性的改變。

　　隨著互聯網用戶的增加，服務供應商開始為用戶開設聊天室，而且專門為不同類型的愛好或興趣開辦專門的聊天室。這可以讓網友在同一平台同時交流，具有了網絡社交的形態。從聊天室概念，一些互聯絡公司發展了以用戶個人為本且兼具社交功能的網頁服務，早期最成功的例子是myspace，接踵而至的臉書和推特，以及中國式推特──微博等等就不必多介紹了。

　　這些社交網絡改變了人們交際和表白自我的方式，幾何級數地擴大了個人社交的能力和空間，社交的對象也不限於真實接觸過的人，在虛擬的空間裡彼此可以用不真實的身份和性別交流。但這樣的一個網絡群體一直也只是上網人士的世界，與真實世界的交雜還是在不同層面上。直至政治滲入了社交網絡，接通了兩個世界，社網才真正發揮了它的強大影響力。這股影響力最大的特色是其流動性，它沒有固定的根源，也沒有特定的擁有者；它可以來無蹤跡，卻有千軍萬馬之力。

　　鼓動也好，煽動也好，古今中外的從政者最渴求能無窮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抓住眾人的意志，讓我志成為天下人之志，達至指揮天下的最終目的。社交網絡強大的聚眾功能，怎不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呢？所以，認為社交網是人民自由廣場的同時，也必須注意社網淪為政治工具的危機。　（之一　待續）

失業工與議員

 　　美國勞工團體昨日組織超過一千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失業人士到首都請願，參與連續三天集會的人士，首仗是突擊議員辦公室，要求與議員對話，希望能當面討論如何解決失業問題。其中一批為數約廿人的佛羅里達州失業者，走到該州一名聯邦眾議員的辦公室。辦公室職員說議員不在，要求他們在門外走廊等候。但示威者堅持入內，辦公室幕僚長於是召來兩名警員，表示議員只會接見三名代表，其餘人等若不離開辦公室，將會被拘捕。最後，代表與議員短暫會面了十五分鐘，代表說雙方意見分歧太大，會談沒有任何成果。

　　從這則事件筆者頗有感想。首先是美國不愧是超級大國，失業工人示威也是如此有規模。試想，已經是失業了，如果沒有工會出資，個別示威者又怎捨得花旅費專程到國會山莊請願。工會資金雄厚，又聲稱握有數量龐大的勞工票，使得工會在美國政黨政治中有著特殊重要的地位，是選戰的要角。工會政治化一方面是聲稱代表勞工福利，但工會主事人如何運用手上的權勢，以及涉及黨爭過深，也引來批評指工會已成為黨派的政治工具。被突擊的佛羅里達州議員是茶黨成員，很難令人沒有黨爭聯想。

　　突擊求見國會議員是好招數。位居權重的議員，平日大多只跟權貴打交道，逼他們在沒有準備和預先設計的情況下面對群眾，無論如何也是好事情。示威者們也上了寶貴的一堂美國民主政治課。議員不是你們要見就能見到的，議員的辦公室也不是隨便可以坐的。當工人坐滿辦公室求見時，職員找來幕僚長，而幕僚長則召來警察。有示威者說才知道議員原來是可以不接見自己本區選民的。

　　選票有多大力量？在選舉時每一位政客都誠懇地向選民討票，當選後坐進辦公室，誰是民？誰是主？也就再清楚不過了。

共和黨的困局

明年的總統選將不會出現如2008年的熱鬧情況，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競爭性，也沒有具吸引力的候選人。如果沒有程咬金殺出，奧巴馬不連任才是新聞。

   上屆總統選舉的重頭戲並不是民主共和兩黨之爭，而是奧巴馬與希拉莉鬥法。極有希望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的希拉莉從初期的大熱門，至後來受到民主黨大佬們的離棄，最終在初選敗給奧巴馬。該場黨內角逐戲碼十足，雙方支持者都相當積極參戰。再加上奧巴馬嶄新的形象，不單如即食麵一樣轉眼間成為美國的超級政治明星，更可說是紅遍了全球。在共和黨那邊廂，老將麥凱恩並不十分吸引，但從冰天雪地裡找了一位大冷門副總統拍檔──佩林，即時令選情升溫。

相對於2008年的總統選舉，今屆選舉便沒有什麼看頭了。因為民主黨一方由總統競選連任，基本上沒有對手，黨內熱鬥的場景變成獨腳戲。共和黨本應是群雄競逐的格局，按理應十分精采。可惜，參加者中大多屬環保型，即是循環再上場的過氣政客。共和黨選民當然希望能有新臉孔，所以初期的領先者都是新人，除了替民主黨效力過的前駐華大使洪博培，也許與其不夠右及跟白宮友好有關。

而在新臉孔中，德州州長佩里也搶過一下風頭，不幸在競選辯論台上露了底子，原來是一位只會背台詞的空心老倌，還要經常忘詞。於是，意大利薄餅大王凱恩便成為寵兒。支持他的選民喜歡他夠清新，沒有政客味道。不過，凱恩命犯桃花，性騷擾舊案連番上台，最初共和黨的女選民還公開挺他，聲稱不相信謠言。但隨著女主角逐一登場後，還來了一位有十多年秘密關係的情人，凱恩已經沒法在保守的共和黨擂台上待下去了。

新人不管用，在選無可選的情況下，前議長金里奇「復活」了。在佩里和凱恩各領風騷之時，金里奇的競選團隊四分五裂，競選顧問拂袖而去，沒人沒錢的金里奇似乎已成為「喪屍」候選人。人算不如天算，在蜀中大將相繼倒下去後，舞台上的大光燈再度眷顧金議長。可是，見光也不是什麼好事情，在成為大熱後，金議長收重金替商界做說客，以及從兩房賺得巨額顧問費之事接連被曝光。

目前與金可爭一日長短的是二度參選的羅姆尼，此君雖然風度不錯，但很難得到以信仰基督教的主流的共和黨選民支持，羅是一名摩門教徒。也許有人會提出甘迺迪是天主教徒，也不是一樣當選嗎？摩門教與天主教分別大了，在傳統基督教徒眼中，摩門教是異端，與邪教沒有什麼分別。所以，搞不好共和黨也就只能派出這個周身毛病和包袱一大堆的舊派政客金里奇。請問，那奧巴馬還有輸的可能嗎？

無限期拘留

　　美國聯邦參議院昨日以93比7票，通過新年度六千六百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案，其中條文包括批准對涉嫌恐怖分子（包括美國公民），可以不必提出起訴，便施以無限期拘留。該條文引起民權團組織批評，沒法接受政府容許未經審訊便無限期拘留美國公民。

　　九一一發生後，國會應白宮的要求急忙通過了《愛國者法案》，大幅擴充了政府監視和訊問涉恐人士的權力，其中最惹爭議的是政府可以秘密無限期拘留涉恐可疑人士。《愛國者法案》獲國會參議院以98比1票通過，2006年法案到期後，參院仍以 89票對 10票通過延期。對於不經審訊便可無限期拘留只是當局自認為可疑的人物，國內的民權分子早有不滿，但基於「國家安全」這個政治正確大前提，甚少國會議員願意冒險反對。現在國防預算案內又再一次確定政府擁有此無上權力，無疑是對美國崇尚的人權理念相違背。

　　新獲參院通過的相關條文比《愛國者法案》更甚，因為新法案授權由軍方決定如何處理被拘捕的涉恐可疑人物，可以由軍方無限期施以拘禁調查；除經軍方批准，文官系統的司法部門不得過問。批評者指該條文向軍方傾斜，給予軍部過大權力。經一些議員反對下，法案最後版本加入文字，指法案不會影響現行的美國法例。這表面是對自由派的一種妥協，保障了現有的公民權不會被侵犯；但事實上只是各說各話，不同立場人士可以有不同解讀。

　　法案在參院過關後，仍要經兩院聯席會議協調出最終版本，而白宮也有最後的否決權。姑勿論最終結果如何，保留政府（軍部）可以秘密無限拘留任何人的法例竟然還有如此大的市場，已經夠匪夷所思的了，更令人震驚的是國會授予軍方執掌調查和審問的程序。支持法案的議員說美國是在戰爭狀態，只是一些議員不願意承認。再一次證明，好戰文化深深地影響著美國政治。

您愛國嗎

　　您愛國嗎？這是一個很容易回答卻又一言難盡的問題。香港電台一個名為《一分鐘閱讀》由李怡主持的節目，九月廿八日的節目講述了任教於北京清華政治系的作家劉瑜關於愛國的看法。 節目主持講到，當被問及：「您愛國嗎？」，劉瑜這樣回答：「對我來說，愛國是個偽命題。國家是個很中性的概念，馬克思的定義，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你為什麼要去愛一個暴力機器？國家本質上是政治上的組織方式，對我來說，可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善美。」

　　愛國與否是個人的自由，可是連最主張自由的美國也有叛國罪；意即是你可以不愛或不做任何有益國家之事，但也不能去傷害它。國籍是沒有人可以迴避的身份，就算地球上真的還有未被現代文明發現的隱蔽部族，依人類發展歷史，他們也應有對自己部族的忠與愛。美國國父華盛頓在離任總統的告別演辭中呼籲國人要團結及愛護自己的國家；美國第卅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對愛國下的定義是：照顧國家等於照顧自己。林肯說：我喜歡看到為自己所居地自豪的人。

　　而中國人的國家觀念與西方很不一樣，中國是一個文化的中國，與西方nation state在觀念上有很大的差別。中國人的自豪感往往是來自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在這幾千年裡，中國曾有過不同的名稱，不論是夏商周，或唐宋明，中國始終只有一個。以至現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談到中國發展，也會稱之為中華民族的復興。

　　所以，當劉瑜狀似浪漫地說自己只愛「人與人之間的真善美」，並徹底否定「愛國」及稱之為「偽命題」時，她實際上是否定中國。劉提出的理據怪異得沒法理解，她引用了馬克的話來證明國家是暴力工具，所以不值得愛。這完全是抽離了現實，因為誰都知道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馬克思主義成份。還有，劉說國家只是「政治組織方式」，這種偏狹的定義是完全背離了邏輯和現實。劉言下之意是不理會政治的人們，便大可以沒有國家，就如她所說的國家是中性的，可有可無。請問這種無政府無國家的地方，客觀存於在這地球上嗎？當然沒有，劉只是借此來間接表白她不必愛國的主張。

　　劉瑜留學美哥倫比亞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應該聽聞過克林頓總統曾說過：「你不能說你愛國，同時又憎恨你的政府。」而奧巴馬亦說：「當遇到似乎沒法逆轉的困難時，愛國的人們可以改變一切。」

　　如果中國不成國，中國人的生活會怎樣？別說這是不成理的假設，滿清便是國不成國的時代。在享受國家大學教席福利、生活在無數愛國人士血汗建設的社會，劉瑜可以扮瀟灑的說自己不需要國家；而用公帑經營的香港電台，卻又竟然可以宣傳「無國家論」；如此美好自由的國度，不是很可愛嗎？只感到劉也好，港台也好，很會享受自由，缺的是良心和良知。

保衛謊言

　　一名堪薩斯州十八歲女高中生蘇利文的一則推特（tweeter）短訊，導致堪薩斯州長布朗巴克（Brownback）公開道歉，這場被稱之為「大衛與哥利亞之戰」的事件，讓社交網絡的威力再次成為新聞熱點。小女生也成為了英雄人物，推特上的跟隨者由原來的六十一人，一夜激增至過萬名。從媒體上所見關於此事的評論，大都離不開政治正確的角度；沒有達到真正的反省。

　　事源蘇利文於本月廿一日參加一項名為「青年在政府」活動時發了一則推特短訊，蘇在短訊裡說：我剛向州長說了些很刻薄的話，我當著州長本人面前罵他：「suck」，中文翻譯大意是「廢物或令人討厭極了」。這些推特被監察網絡的州長辦公室職員發現，於是經過層層人肉搜尋，找到了蘇利文的校長。校長要求蘇利文向州長寫道歉信，遭蘇拒絕。事情曝光後，輿情一面倒指校長和州長辦壓制小女生的言論自由。州長本人迅速在臉書上回應，說就下屬的過敏反應而公開道歉。

　　蘇利文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很高興州長已經道歉，但這道歉只是替其下屬道歉，並不算是州長本人道歉。記者問蘇利文會否也向州長道歉呢？蘇回答說她的推特短訊原意只是給註冊跟隨她的六十一名推特網友看的，屬私下言論，她不會道歉。一夜成名的自論自由英雄蘇利文不道歉，相信也不會有什麼人敢繼續追究，在政治正確的大刀下，州長率先「陣亡」，教育局也做了逃兵，改口說誰應道歉交由當事人自己決定。

　　事件中一個細節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就是蘇利文那則臭罵州長的推特短內容其實是一則謊言，她在當日沒有見到州長，更沒有發生過當面罵州長之事。蘇利文也承認短訊內容只是一個玩笑，但同時強調自己關心政治，與州長政見不合。

　　一個說謊女孩竟然可以成為言論自由英雄，因為美國社會要保衛言論自由，就算有關言論只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謊言。在整個事件中，言論自由勝利了，蘇利文也勝利了。而失敗者不獨是州長，還有社會道德。州長辦過度反應導致公關災難屬不智，但縱容年青人不負責任的發表言論，又是否不需檢討呢？再者，蘇利文拒絕道歉的態度和理據也很有問題。蘇認為推特上寫短訊原意只供朋友看，但確是如此嗎？事實上推特是公開平台，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網絡提供了便利和公開的發表平台，但也造就了發言可不必負責任的風氣。

中國怎麼辦

　　上回講到所謂「中國錯失國際發展機遇」論，這些說法其實與「中國崩潰論」或「中國泡沫論」都是同路貨識。不論是出於外國政要與傳媒，或是來自中國的時評人或記者，無非就是想說中國一無是處，所謂「中國模式」已經失敗云云。美國正全面狙擊中國，日越菲等國又假美國之威向中國提出諸多無理要求，再加上國內外輿論上興起的這股唱衰風，中國應如何對待呢？

　　中國總理溫家寶九月份在大連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就公開回應了「唱衰中國」問題，溫說：「我們自己頭腦是清醒的，胸中是有數的，信心是堅定的。」從溫家寶的這幾句話，人們應該看到中國的希望。別以為這是擦鞋領導人，或是一廂情願的民族感情。溫總這三句沒有受到太大關注的說話，涵蓋了現階段中國發展的最重要原則。

　　首先是「頭腦清醒」。所謂清醒應是指能明辦是非、判斷真偽和看透虛實。清醒的頭腦來自理性，也就是科學的基本精神。中國的發展不能意氣用事，不能盲目的民族感情，更不能受暴發戶式的虛榮心蒙蔽。孫臏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講的其實也就是一副清醒的頭腦。對於當前國際形勢，中國應該保持冷靜，掌握客觀實況，拒絕情緒化的過激或過憂反應。

　　有一種怪論以為只要學效西式的政治體制，中國的所有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持此觀點的人士口若懸河地批評中國時政，但往往是不清醒的及不依事實情況的隔空砲轟。不理會客觀上現今世界性的嚴重經濟危機，正反映了歐美政治體制逐漸失效這基本現象。

　　有了清醒的頭腦，下一步才能「心中有數」。溫總說中國「胸中有數」，亦即是中國了解當前所面對的問題，也有自己的一套策略，而不是慌忙的跟隨外國的攻勢來而被動回應。當然，時下不少國內外的評論員最質疑的一點就是中國政府的各項政策，結合網絡上的言論，似乎要造就「凡政府必錯」的輿論壓力。對於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先不必都用沮喪和絕望的態度來看待它。

　　與歐美政客很不一樣，中國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沒有承諾有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鄧小平說的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政府處理發展問題的基本策略。「試點」是中國政府的流行語，反映的精神也就是從實踐找尋最徍的解決問題方法。在嘗試的過程中也許會出錯，但總方向是朝著最終解決問題處發展。而歐美政客因為競選所需，必先振振有詞地表示自己擁有萬靈丹，一旦當選行使權力，卻又推搪自己受政敵制肘，因而沒法舒展抱負。

　　有了冷靜的頭腦，掌握客觀狀況，然後獨立地提出解決之道，是中國面對複雜國際環境下必須堅持的原則。中國領導人說：「不論是棒殺或是捧殺，中國都要走自己的路」是對的，中國在現階段最需要的是自信心，也因而可以明白為什麼中國的競爭對手，花了不少力量在「攻心」。近年中國輿論界出現一股風你，對中國的一切採取「自殘、自賤」態度，卻同時又無比崇拜西方。看來這都不一定是偶然的。

錯失了嗎

　　近期流行一種說法，指中國已經錯失了廿一世紀「國際戰略機遇」，言下之意似乎中國已經吃了大虧，甚或已經沒有希望似的。但到底何謂中國的國際戰略機遇，眾多學者和政治評論員各有論述，竊以為不太值得花時間深究，因為「失去國際戰略機遇」的說法並不符合最簡單的邏輯。

　　一些關於中國國際機遇的論述，指中國在廿一世紀初，應該是建立大國地位和擴大國際影響力的時期，特別是金融海嘯令歐美重創，中國正好乘虛而入。一些論者批評現屆中國政府沒有把握好這黃金階段，讓中國陷入受美國圍堵、東南亞諸國進逼的困境。類似的論述依據眼前「表象」來陳述，浮泛顯淺，通俗易明，卻失之於沒有對國家發展要素作基本研究。

　　國際關係從來都是動態的，甚至可以是前台、後台兩套不同玩法。晚了出門上班，確是有可能錯過慣常乘坐的公車班次，但國際環境沒有固定的開行時間表，也不會完全依照某國家的單一意志來發展；循此理，所謂「錯過」或「不錯過」是不合情理的假設。國際關係似詠春的黐手，你動我動，你來我往。今天吃了虧，明天可以反擊；所謂見招拆招，國與國之間是一種摶奕關係。

　　期待中國一帆風順，在國際間受歡迎、受尊重，甚至受奉承，都只能是良好願望。然而，目前中國遇到來自美國的嚴峻挑戰，不能說成是中國錯失了本來可以壓制美國的機會。不錯，過去卅年，中國發展強勁，似乎已累積了相當根基，但歐美做了一百多年霸主，所謂世界秩序，不論是政治、經濟或軍事，都由歐美設計及共同維護，憑什麼以為中國在兩三年間便可以取而代之，或與之平起平座呢？

　　自工業革命和殖民地時代起，歐美建立的這個現代世界完全沒有中國參與的份兒，而歐美賴以建立霸權地位的工具－－軍事武力－－卻仍然存在。「自由民權、國際公義和秩序」等等一大堆名詞、所謂的軟實力，是取得霸權後才使用的門面術語，輔助而已。時至今天，以事之底蘊審之、不要只看文宣等表象，美國能維持其「世界領導」的地位，講到底靠的是軍力，而不是道德或文化力量。

　　中國正走向復興之路，這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中國選擇了走與歐美完全不一樣的路。歐美靠槍桿子打天下，中國卻強調和平發展，不干預別國內政，只談經濟互利，不談政治識意形態，這是五千年來中國傳統的王道。試想，兩百年來，西方國家只懂得以力（征）服人；面對中國溫和地闖進「他們的世界」，他們能用什麼方法來應對呢？奧巴馬宣佈在澳洲駐軍，何其順理成章，人們不應感到驚訝，從而說中國錯失了什麼國際機遇云云。
　　說中國錯失「國際戰略機遇」的那些評論員，不知他們以為中國錯失了些什麼呢？「本來」又有甚麼是如囊中物般必然屬於你？西方自以為擁有這世界，而且必然會用武力來維護他們的固有利益，中國在現階段憑什麼可以令西方放下屠刀？

　　中國人應該如何應對西方的壓制，下期再續談。

認識美國

　　Pew研究中心上周公布歐（英德法西四國）與美國的價值觀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歐美兩地對國家、宗教和個人的觀念差異甚大。分析報告中的數據，有助更明白美國為何會走到今天的境地。

　　在個人自由與國家規範兩者之間，５８％美國人認為不受國家約束地追求個人自由重要，在英德法西等國只有３０至３８％的人持同一觀點。３５％美國人認為國家要保證有需要的人得到照顧重要，在西班牙則是６７％。另外，７２％德國人認為成功是由個人所不能控制的外力使然的，６２％美國人不認同此說法。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美國人比歐洲人更加相信自我，因而大多數認為國家沒有責任照顧所有人。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美國沒有得到廣泛的迴響，原因也許在此。

　　７５％美國人認同為維持世界秩序可以使用武力，英７０％、法／西６２％、德５０％。至於動武前應否取得聯合國批准？歐洲四國分別有６６％至７６％被訪者認為需要，但僅４５％美國人覺得有必要。由此看來美國民眾更相信使用武力可以解決國際問題，並且是不必要等待聯合國批准，亦即是美國自行決定是否用兵便足夠了。有人說美國是一個「尚武」的國家，「尚武」有點美化了，應該說好戰才夠準確。

　　一般人會認為歐洲宗教色彩較美國濃厚，但調查發現５３％的美國人認為需要信仰上帝，德３３％、英２０％、西１９％，在法國更僅得１５％。對於自我身份的認同，４６％美國人自視為基督徒，另４６％會先認同自己是美國籍公民；這種對信仰身份的優先認同，在比例上遠超過歐洲，德英西三國大約在兩成左右，法國只得８％。這就是為什麼在稱聲政教分離的美國，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卻又是那麼明顯。由於受宗教信仰的影響，美國人接受同性戀的比例也大幅度低於歐洲。

　　從上述調查的數據綜合而言，美國人超自信和自我，沒有依賴國家照顧的習慣。自我為中心於創業和享受人生方面是正能量，但與此同時卻缺乏群體團結意識，無求於國，也自然缺乏為國出力的動機。至於熱衷於宗教信仰卻又好戰方面，可以解釋為何中東一些國家不信任美國，以及激進回教主義份子因何要發動「聖戰」。而最令人擔憂的是一個相信武力的國家，同時擁有世界上最先進和最強大的軍力，這對國際和平是一股穩定力量？抑國是戰亂的根源呢？

空間與時間

　　奧巴馬政府視亞洲為第二個中東，企圖憑藉軍事壓力和煽動地區的對立，令整個亞洲置於美國掌控之下。由韓戰、進攻豬玀灣、越戰、入侵巴拿馬、海灣戰爭、佔領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剛結束的利比亞戰爭；歷史一再告訴我們，美國對於動用武力達致政治和經濟利益，從不手軟，絕不猶豫。所以，誰也不應輕視美國在亞洲的連串軍事部署，中國也必須沉著應對，用智慧來拆招。

　　歷史會證明奧巴馬領受和平獎是一個笑話。很多人也有一種誤解，以為美國軍隊由文官統領，因而動武的機會比軍人政府低。簡簡單單以阿富汗為例吧，奧巴馬這位以反戰上位的總統，自上任後便盤算增兵阿富汗。他在阿富汗嘗試一種新的戰略；說它新卻又不全新，大致上是抄襲布殊而來。奧巴馬在競選時嘲笑布殊增兵伊拉克；自己上任後卻發現增兵為美軍在伊拉克戰場上取得成績，於是奧巴馬不落人後，也希望在中東戰場上打出個名堂，顯示自己也能打仗，甚至比布殊精明。奧巴馬增兵阿富汗，其戰略構想是先增兵強攻，後固守；進而加入經濟和基建援助，最後冀藉治安及民政管理權移交當地政府而成功脫身。

　　可是，奧巴馬沒有意識到在伊拉克成功的策略，在阿富汗未必奏效。因為阿富汗中央政府比伊拉克政府無能，根本沒法建立有效的地方管治；此外，南北種族矛盾也情況複雜，於是奧巴馬增兵阿富汗，沒有帶來和平之餘，成績不彰。結果，自奧巴馬上任以來，美軍在阿富汗陣亡人數急升；2009年上升一倍，2010年是三倍，今年比去年稍降，但仍比2009年高，合計陣亡一千二百餘人，受傷一萬一千多人；而現時美軍的策略是轉為與塔利班談判，草草撤軍。

　　阿富汗「試兵」失敗，作為三軍統帥的奧巴馬非但沒有道歉，反而強調自己會實踐競選諾言，將依計劃從阿富汗撤軍。由以反戰上台後卻向阿富汗增兵一事可見，奧巴馬用兵輕率。要是在其任期內再發動戰爭，絕非天方夜譚。相對而言，美國判斷中國存「非戰」之心，既不想開戰，也不會輕易動武；於是，美國深信藉直接和間接的軍事壓力，便足以令「非戰」的中國在經濟和政治上向美國屈服。

　　中國的處境是困難的。整體發展正處於樽頸、急需轉型的關鍵時刻；中國政府深知自己需要的是時間。遇到美國在南海和東海挑釁，中國面臨時間與空間的矛盾抉擇。國家實力是國際上唯一管用的談判籌碼，中國此時最需要的是加快國家建設的速度－－這裡指的不是硬件，而是軟件。中國最欠缺的是高效和細緻化的行政管理。地方層面的管治力不足，既浪費資源，也製造大大小小的社會矛盾與危機。中國的優勢在於有可塑性，有繼續改進完善的空間。至於美國，其優勢是軍力和超級大國的威勢；缺點是國內政治制度漸呈僵化，老問題看來只能惡化而不能根治。假以時日－－「時間」因而十分重要－－只要中國保持穩定和健康的快速成長，國際形勢也自然會出現不一樣的局面。屆時還需要「屈從」嗎？天曉得。走著瞧吧。

美國須回歸和平

　　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派出海軍陸戰隊長駐澳洲，並且說美軍的最新首要任務是在亞洲區展示實力。自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已經有重兵定點駐守在南韓、日本和菲律賓，而這次在澳洲建基地，是為了利便美軍能更迅速介入南海可能出現的軍事狀況。

　　一些華文媒體評論員，經常否定「美國圍堵中國」的說法，認為是中國人過於敏感，錯怪了美國。而事實上，奧巴馬上台後在亞洲區的連串動作，圍堵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需要爭論的話題，而是中國無法迴避的嚴峻挑釁。

　　在那些崇美派眼中，美國是世界和平的守護者，也是普世民主自由的倡導者。因此，美國的所有國際行動都是正義的，都是出於善意的。經歷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美國在歐亞戰場上無可置疑是為世界和平而戰；但與此同時，二戰的勝利也讓美國墮入一個越來越無法自拔的霸權深淵。就是美國政府認為自己有責任和道德權力去監管世界秩序，因而形成了美國直接介入和干預全球各地事務的慣性。這種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觀，促成為美國自視為必然的世界領導者。

　　因此，美國的國家安全概念完全不能用常理來解釋，一般國家的國防是用來維護國境的安全，而美國國家安全概念是全球性的，追求絕對的軍事優勢。不但如此，因為擁有天下無雙的強大軍事打擊能力，使美國較任何一個國家都容易使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和奪取經濟利益。美國在中東的作為不必贅述，眼下奧巴馬的重返亞洲戰略，很像似在亞洲複製另一個中東。

　　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從二戰時期的仁義之師，美軍已經變成為單純保衛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軍隊。經濟、政治和軍事三位一體；一個窮得快要破產，卻不願意放棄享受，而手上擁有強大武力的國家，無疑是地球上一枚超大型計時炸彈。美國必須回歸和平道路，放棄唯我獨霸的心態，學習與世界各國平等和平共處，這才是美國應負的國際責任。

勿自我陶醉

　　香港新聞評論員鄭浩日前在節目奮力為美國積極推動的「環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定（ＴＰＰ）」辯護，提出所謂「七問」來說明美國推動ＴＰＰ並不是針對中國。這位評論員在節目中展示了一份厚厚的ＴＰＰ文件，說國內一些評論員甚至外交官過於感敏，未了解ＴＰＰ實質內容便妄作評論。

　　近幾年在華文傳媒圈出現一種現象，就是多了不少以中文替美國說好話的評論員。就以「七問」來解說ＴＰＰ評論員為例，他舉出文本內容作為論說根據。正所謂「有所本」，應該是做分析功夫的基本，但分析國際政治，如只是依文件逐字逐句的論述，卻有很大機會迷失在文字森林之中。文本離不開官腔，美國出兵伊拉克的官方文件都是理直氣壯的。北約聲稱依聯合國決議案保護利比亞平民，依文本看也是十分人道的，但實際行動卻是出動戰機轟炸走投無路的卡扎菲部隊。

　　談到ＴＰＰ，鄭浩基本上是認為美國只是因經歷金融海嘯，為了促進自己的經濟，而沒有針對中國的意圖，中國不必反應過度。鄭此說法多少有些自我陶醉的味道，完全沒有從全局來理解ＴＰＰ。

　　於２００５年由四個小國協議建立的ＴＰＰ，美國為何在２００９年要強勢加入，並且高調聲明要主導協議的談判呢？鄭主持認為是因為美國要改善國內經濟。可是，亞太區不是已經有亞太經合會議嗎？再者，美國長期作為第一大經濟強國，與亞洲區的貿易本來就已經有成熟的經貿關係，若單純為了增加美國出口，有必要經過冗長的談判搞一個新的亞洲區貿易協議嗎？正如鄭浩在節目中所說的，目前要加入協議的國家越來越多，談判也變得更加複雜和費時。依此說法，這遠水能救美國的近火嗎？

　　過度熱心為美國說好話的評論員，忽略了協議的「談判過程」本身可能就是美國鵲巢鳩占ＴＰＰ的主要原因。談判是國力的較量，美國商務代表於２００９年向國會報告時便直言，要在ＴＰＰ彰顯美國的原則和標準。只要客觀一點，便不難明白美國是透過ＴＰＰ展示在太平洋地區的經濟話語權，是姿態多於協議最終能帶來的實質好處，也可以說是政治利益先行。

　　美國與菲律賓兩國昨日在一艘美國戰艦上簽署了馬尼拉聲明，內容涉及兩國共同解決南海主權爭議；與此同時，菲律賓又向東盟提出要討論南海主權問題。老是批評中國無端敵視美國的評論員，應該多從全局觀察美國在亞洲區的種種作為。

１％與９９％

　　佔領華爾街運動在美國遍地開花，雖然花並不怎麼燦爛，但也沒有凋謝的跡象。一名結他歌手則趁在亞太經合會議元首晚宴上表演的機會，放聲大唱抗議歌曲四十五分鐘。結果？什麼都沒有發生。歌終人散後，沒有人知道他唱了什麼。

　　夏威夷歌手馬卡納（Makana）應美國第一夫人的邀請在亞太經合會晚宴上表演娛賓，他暗中決定借此在十九國領袖面前表達自己對佔領運動的支持。當晚，他身穿襯衫和夾克，裡面則穿著有「阿羅哈式佔領」標語的短袖圓領汗衫，在演唱中途，他徐徐地解開襯衫鈕扣，露出了汗衫上的標語，然後自彈自唱自己創作的抗議歌曲。

　　馬卡納說起初他真的非常非常害怕，他沒有大吵大鬧，只是陶醉地唱著抗議歌曲。他發現宴會場上沒有人作出任何異常反應，說實在是根本沒有人理會他，於是便一直重重複複唱著這首支持佔領運動的歌曲。其間一名白宮助理走到台前找他，但並不是干涉他選唱什麼歌曲，而是說希望他延長表演時間，看來這名助理並不知道他在唱什麼。

　　馬卡納把事件經過製作成視頻在網上發表，引來六萬多人次觀看，媒體也紛紛報道，不少網民稱讚他的勇氣。但客觀而言，這該是一齣悲劇才對，就如同遍地開花的佔領運動一樣。阿拉伯之春的運動是成功的，因為它引起了國際關注之餘，還引發了具體的轉變。而馬卡納在亞太區最有權勢的國家元首面前柔性示威，竟然完全沒有人察覺。在宴會場上，代表９９％發聲的馬卡納成了現場的１％，抗議的歌聲只被當作為無關重要的背景音樂，甚至只是背景噪音。也許是首腦們忙於交際，也許不是每一位元首都懂英語，也許馬卡納的歌聲太美妙了，該人們陶醉得忘了歌詞。不論是何種原因，馬卡納勇氣可嘉，但示威卻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

　　馬卡納在１％的宴會內只是一名助慶的歌手，領袖們賴得一顧。在場外，馬卡納成為了９９％的英雄。他的世界在場外而不是在場內，這也是１％與９９％之別。

如何伸張廿一世紀中國話語權 （全文）

話語權從何而來？

　　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早前在中國重慶召開，大會主題是如何提升中國在國際間的話語權。大會閉幕宣言中提到：「新興經濟體傳播能力得以提升，西方話語霸權受到衝擊」。西方長期霸佔國際話語權是事實，但如何才能突破壟斷，提升自身傳播能力就足夠了嗎？要打破話語權的壟斷，且先拆解何謂話語權。

　　「國際話語權」常被理解為一個國家在國際輿論中的主導能力，而所謂輿論空間，客觀上透過媒體構建而成。因應發展歷史和經濟實力等因素，西方媒體長期主宰國際輿論空間是事實，也從而彷彿擁有了對國際事件的解說權。有一種理論認為，如想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新興經濟體便要發展可以抗衡西方媒體的媒體力量。中東的卡塔爾、俄國和中國都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面向國際的英語系媒體，在搶攻大氣和版面上有一定的進展。可是，這僅僅是外在「有形」的寸進，對於話語權之爭並非關鍵。

　　硬件的建設向來都是最容易的，尤其得現今科技之便，衛星電視和網絡平台輕易便令媒體達致覆蓋全球的效果。在國際間「有形」發聲難度不大，能有多少受眾及影響力，卻是另一回事。以中國在紐約時報廣場買下巨幅電子屏幕打形象廣告為例，錢是花了，輿論反應卻絕大多數還是負面的。

　 擁有無遠弗屆的媒體，並不等於就擁有話語權。因為國際話語權從來就不是源自大眾傳播媒體，而是媒體背後的政治力量。民間不同媒體之間的影響力競爭，與國際話語權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作為商業機構，媒體競爭同一市場內的份額，可以靠投放資源，做好內容和市場推廣來達致。而國與國之間，或東西方的話語權爭奪，靠的是國家的綜合國力，並不似個別傳媒機構競爭市場那麼簡單。中國古語有云：「弱國無外交」；同理，弱國的聲音不論如何正確，都不會有「話語權」。政治就是如此現實，在國際間能指點江山，說一即一，甚或指鹿為馬，靠的不是有多少個強大的傳媒機構，而是國家實力。

　　中國經過卅年的改革開放，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滙儲備最多的國家，更是美債的第一大債權國。可是，中國政府卻常感自己的觀點被歪曲或不受重視，在國際輿論上苦於沒有說話的空間。西方媒體至今依舊對中國充滿偏見，西方記者未經深入了解，便自認為可以對中國評頭品足。西方記者「信心滿滿」並不是因為他們工作的機構多麼財雄勢大，而是他們自信擁有對世界事物的終極解釋權，或說「定義權」。而這種自信並不源自個人，源於他們所本的西方文化。

　　何謂善？何謂惡？何謂正義？何謂好政府？何謂民主？甚至何謂優質生活？等等，西方國家及其媒體都認為定義權在他們手上──很大程度上也確是如此（如ＣＮＮ最近便把中國的皮蛋評為世上最噁心的食品）。尤其是蘇聯解體、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美國學者福山發表人類歷史終結論，宣稱西方價值下的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的終極模式，潛台詞是西方文化絕對優越，無與倫比。這種大西方思想，始自歐洲從工業革命後便獲得的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

話語權在歷史長河中的變化

　　那麼，中國曾經擁有過話語權嗎？有。《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是話語權，這天下由我皇說了算。自先秦以還，中國一直捍衛著這種話語權，其間雖屢受挑戰，也曾依匈奴要求送去金錢財帛和美女，但沒多久，漢武帝主動出擊及大舉經營西域後，不單匈奴全族被逐，中國還擴充話語權至中亞細亞。中國話語權的高峰期應為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之時。中國強大的航海能力，將中國的影響力伸展至東南亞或近非洲一帶。中國古代國際話語權的具體表現見諸藩屬制度，中國對於沒有實質佔領的國家，施以名義上的統治，這些依然獨立的國家被視為天朝的藩屬。他們的皇帝由中國天子冊封，藩屬有進貢的義務，而中國在必要時也會出兵干預藩屬的內政。

　　中國對周邊國家的話語權一直維持到清代中葉，因西洋人的到來而遭受到毀滅性的挑釁。這段歷史就不必贅述了：滿清政府由最初可以只限外商在廣州與十三行交易，及後任由列強選擇開放那些口岸；由堅持外使三跪九叩，至李鴻章親自赴日道歉；不單被列強逼得逐一承認藩屬國的獨立地位，連中國沿海也淪為外國租界。

　　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向全球展開殖民軍事侵略擴張，儼然成為世界的主人，連東方第一大國──中國，也淪為次殖民地。至一九一四年，歐洲列強已經佔領了全球八成四的陸地，英國更成為日不落國。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完全喪失了話語權，在一戰後的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土地被強行送贈日本，中國代表只能拒絕簽字。由此可見，中國話語權的建立與喪失，與中國的國力是同義詞。從而反思，如果今天感到中國的話語權不足，治理應由根源入手──中國的綜合國力。西方列強於十九世紀藉船堅炮利摧毀了中國的話語權，今天中國如要從西方強國手上奪回話語權，顯然並不是壯大中國媒體那麼簡單便能成功。

　　二次大戰後，歐洲殖民地勢力因列強內鬥而衰落，英國的世界軍事與經濟龍頭地位被美國取代，美國從此繼承了西方世界的話語權，一個因追求獨立自主而誕生的國家，諷刺地逐漸搖身一變成為有意識地要統領全球的無形帝國。其時，只有共產蘇聯能與之抗衡；至於中國，不論在國民革命或國共相爭時期，都未曾擺脫過大國的干預。民間學者王康指出，著名的國共重慶談判，其實也是美蘇在幕後催逼而成，毛蔣兩人只不過是應大國要求在台前演出而已。辛亥革命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中國自始便重拾話語權，袁世凱要看日本臉色、蔣介石要依賴美國、毛澤東要跟隨共產國際。

　　國共內戰，蔣介石並不能一個人說了算，美國的態度和立場是國民政府決策的關鍵。國府遷台後，無論蔣介石應否反攻大陸，以至美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台灣退出聯合國等重大決策，主導因素竟然全是美國國家利益。從新近維基解密材料可知，已實現政黨輪替、彷彿民主自主的台灣政府，其政客竟然仍牢牢的掌握在美國政府手上。

一國獨大與「普世價值」

　　至於共產新中國的毛澤東，應該可以說是自晚清以來，唯一能勇敢及成功為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中國政治人物。新中國剛成立，介入韓戰的美軍直逼鴨綠江，中國警告美國要退回三八線，美國總統聽而不聞，於是中國以數十萬志願軍渡江，血肉奮戰，贏得了中國在朝鮮半島的話語權。到克魯曉夫時代，中蘇意見分歧，毛澤東敢冒失去蘇聯援助的風險，與蘇聯老大哥展開尖銳辯論，甚至在珍寶島開戰。不過，敢於得罪美蘇兩超級大國的新中國，並不等於便完整地擁有國際話語權，因為當時中國的綜合國力仍有限。中國亦只能利用美蘇冷戰的夾縫，從中鞏固自身的國際生存空間，中美建交便是在美蘇角力下達致的成果。於美蘇看來，中國也只不過是他們博弈中的一枚棋子。國際話語權之爭，鬥的依然只是美蘇兩大國。

　　提起美蘇冷戰，自然令人聯想起雙方的軍事競賽。如換個角度、例如話語權來描述，那何嘗不是一場話語權之爭。你會發現那是個嶄新的年代。整個十九世紀和廿世紀初，西方列強以武力、而不是什麼偉大思想來奪得國際話語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蘇冷戰，既是西方資本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之爭，也是西方擴張百餘年來，首次遇到話語權的強力挑戰；而說到底，這挑戰具體表現為軍事對峙，某些地區甚至是「熱」戰而非冷戰。

冷戰期間，英美官方媒體發展多語言廣播，試圖突破電訊干擾直接滲透共產國家，以增加美國在共產世界的影響力。可是，成效未見顯著。至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解體，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贏得了冷戰，功勞不在於長年的廣播滲透，而是西方的自由貿易，蘇聯的計劃經濟給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比下去了。列根高調發展星球大戰計劃，成功誘使蘇聯虛耗國庫，也逼得戈爾巴喬夫知難而退。

　　至此，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西方似乎取得了絕對勝利，葉利欽要邀請美國經濟專家指導規劃俄國經濟，連中國也要向市場經濟進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似乎成為世間唯一的標準， 在國際取得了絕對的話語權。「歷史終結論」等學說之出現，是順理成章。

　　在再沒有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的情況下，「反共」已經失去意義，在國際貿易和非政府組織全球化的趨勢下，你願意或不願意也好，「普世」都被「被普世」了。「普世文化」、「普世價值」躍然成為潮流，彷彿國際間不問國情、不分文化，都有可共用的普世萬用尺，標準劃一化。普世術語成主流，反映西方國家地位優越，世界由他們打造新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

　　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l Hungtington)不認同有所謂普世文化，指出普世文化其實源自達沃斯文化。話說西方頂端財經精英和政府官員，每年都在休閑舒適的瑞士達沃斯（Davos）召開經濟論壇，謀劃和擺佈全球的政經大事；而所謂普世頂多只是這群精英的共識，其思維包含市場經濟、個人主義、代議政制等西方文化元素。亨廷頓指出這群政經精英及其所認同的文化，除西方外，也許全球不到１％的人口能分享得到。但由於西方擁有軍事、經濟、政治和國際法上的話語權，西方的價值標準便彷彿等同世界標準，蘇聯倒台令這種信念更加牢固。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的信仰自此不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而是具大一統傾向的「普世主義」。於是，落後國家進入現代化便被等同為西化，並等於必須接受「普世價值」的規範。而大量使用普世價值作為美國政治術語的是奧巴馬。

大一統之可能與不可能

　　「話語權」其實應理解為是對行為規範和價值觀上的「定義權」。下定義的實力要透過機制來落實，美國牢牢地掌握了幾個主要機制：軍事上透過北約、經濟上有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全球的金融遊戲規則由華爾街主導（還有全球通用的、三間美國金融評級機構）。政治上的影響力則透過聯合國進行，還有威力如水銀瀉地的互聯網，全球最大的入門網站和社交網站，均由美國公司經營。美國的強大足以令布殊赤裸裸地實行單邊主義，美國至高無尚的權威根本不必假手中間人「間接呈現」。美國掌握著幾乎所有國際組織的實權，也主導戰後世界秩序的規劃，其中美金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為美國話語權提供了鐵一般的保證。

　　掌握話語權的國家的文化，有能力令自己成為「被」趨之若鶩的典範。美國麥當奴漢堡飽、可口可樂和肯德基炸雞等在美國被稱為垃圾的食品，成為全球推崇的品牌，它們所借力的，是西方文化優越感這道東風。同樣，荷里活電影成為全球最多觀眾的電影，美國流行音樂天后嘎嘎小姐是全球推特第一紅人。當《阿凡達》和《孔子》在中國同期上映時，《孔子》因佔去部份《阿凡達》院線竟然被部份中國網民發起抵制。在整體的文化強勢下；媒體，只是文化實力的其中的一環。

　　但正如亨廷頓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在文化和價值觀上要達致全球一體化是沒有可能的，落後國家走向現代化並不等於要西化，反而在現代化過程中累積的綜合國力，會再一次提振民族自信，對自身文化重新認同。所以，亨廷頓認為世界各國爭相現代化的同時，各國的文化分野會更加明顯，也更有機會釀成衝突。

　　率先挑戰美國「新大一統」地位的是伊斯蘭國家，伊斯蘭國家在語言、宗教和文化上與西方截然不同。美國與中東伊斯蘭國家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里班等國家的矛盾，以及九一一恐襲，其實也屬於話語權之爭。基於石油等重大國家利益，美國必須緊握中東地區的話語權，對於不接受「招安」的中東國家，一律採取嚴厲的經濟制裁甚至軍事打擊。美國在中東行使話語權的特質是雙重標準，對於抗拒的國家會指責之以「普世價值」──人權和民主自由；對於服從的國家，則默認其違反「普世價值」的政權。九一一事件並未削弱美國在中東的話語權，反之給予美國再次證明誰才是主人的機會。小布殊對伊拉克啟動先發制人之戰，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告訴中東諸國別意圖挑戰美國。有利比亞狂人之稱的卡扎菲全看在眼裡，在美軍推倒薩達姆政權後，立即主動投誠，放棄大殺傷力武器，並向西方各國拋出橄欖枝，批出大宗經貿合同，包括將十三億美元國家主權基金交由美國高盛管理（結果虧損９８％），意圖以經濟利益求取管治權之安穩。

飽受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衝擊的突尼斯、埃及、也門、巴林、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家，於今年因經濟不景而先後爆發群眾騷亂。革命群眾反獨裁暴政，打出爭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口號；可是，由於群眾意欲推翻的是美國的忠實盟友，他們的「普世」訴求令美國處境尷尬。奧巴馬政府為保持對中東地區的持續掌控，最終選擇了有取勝機會的一方，既拉倒與美國有數十年交情的埃及「裁獨者」，也令新近歸降的卡扎菲最終暴屍街頭。從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以至中東茉莉花革命和利比亞內戰；從布殊年代強硬的「非友即敵」，至奧巴馬口中的「美國在中東發揮領導角色」，其實是殊途同歸，無非表明中東事務的話語權握在美國手上，茉莉花能否綻放，還是需要美國的「祝福」。

反戰的奧巴馬其實應該感謝好戰的布殊，是布殊「平定」了中東，令他可以專心應付美國話語權的下一個挑戰者──中國。

中國和平崛起為何惹眾慮

　　客觀而論，中國並不如一些中東國家般刻意挑釁美國的霸主地位，從列根至克林頓，中國的改革開放仍只屬起步階段，仍需發展國際貿易，千方百計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個西方國家俱樂部，當時最熱門的議題是「中國如何與世界接軌」。作為發展中國家，與世界接軌的想法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最先指的是國際貿易，後來延伸至相關財務、司法等領域，甚至有提出全面接軌之說，要接軌的包括政治體制和文化。

　　當貧窮的中國還是世界工廠時，美國正在向網絡和金融產業猛進，在國際經濟層面上可謂各取所需，沒有太大的直接矛盾。而美國民間和輿論界的中國威脅論，也僅僅是投訴中國的廉價貨品搶走了美國低端勞工的工作機會。可是，也許誰也沒想到中國的綜合國力以驚人的速度全方位增長。卡特和列根看到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老布殊和克林頓見到一個掙扎長成、可作為合作伙伴的中國；小布殊則開始感受中國的潛在競爭力。美中南海軍機相撞，美國態度強硬，只因九一一而無暇兼顧中國。而真正嚴肅部署應對中國威脅的是奧巴馬，站在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立場，奧巴馬並沒有錯。

　　奧巴馬出任聯邦參議員時便提出成立關注中國問題小組，不論到大學演講或是競選運動，「抗衡中國」不斷出現在他的講稿裡。雖然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和平崛起，無意稱霸世界，但於美國來說，沒可能不提防喪失話語權的威脅。

　　美國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一個對美國毫無敵意的中國，只要循現軌跡平穩發展下去，美中利益矛盾只會不斷擴大。中國不是中東，美國不能以武力和經濟制裁來控制；更不是已經長期受美半支配的歐洲。擁有十三億人口和五千年獨特文化的中國，竟然以非西方（非美國化）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成功地走向小康，並即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擁有最龐大的中產階級、數量最多的高校畢業生；而且無論在國防工業、太空探索、應用科技等範疇都步步緊隨美國之後，於美國而言，會有壓逼感。因為，中國「強勢」地進入了向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所以，奧巴馬才會一再聲稱，美國是不會受做世界第二的。

經金融海嘯一役，美國焦頭爛額，而中國卻成為全球最後一片綠洲，此時此刻美國經濟仍未見真正復蘇，中國卻要爭取國際話語權，易地而處，便可想像美國將如何應對。有一種講法認為美國包容性強，是真心的接受中國崛起，所謂圍堵中國的說法根本不成立。持這種看法的人士大概不明白，只能做老大是美國文化的重要一環。美國即世界，美國的標準即世界標準，美國價值即世界價值。自１９０３年以來，世界棒球系列賽（World Series）的冠軍隊都是美國球隊。原因？因為所有參賽隊伍都來自美國，所謂世界賽本來就是美國的國內聯賽。

中國要爭取話語權，要在國際組織上得到合乎中國份量的權益，並在國際事務上伸張自己的觀點，這不單衝擊了美國的既得利益，更正面衝擊到美國的自我形象。過去中國說求同存異，有分歧但仍可和平共處。可是這並不是美國的哲學，完全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和自我形象。美國自二次大戰以還，從未需要與另一國家平起平坐。今日美國的狀態與當年的滿清十分相似，都以天朝自居，自視為天下的中心。

奧巴馬也好或他的下任也好，對中國國力的壯大絕不會視若無睹。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站在胡錦濤身邊的奧巴馬說，新興國家的冒起全賴美國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今年夏天在英國國會演說時，奧巴馬又重彈此調，重申美國今後仍是世界領袖。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太陽能公司倒閉了，奧巴馬還堅持資助政策，明言是因為不能敗給中國光伏業。國務卿希拉莉到非洲訪問時說：不論過去、現在或將來都不會有所謂「中國模式」。從美國領導人的言談不難看出，他們對中國提防和顧忌。

難以韜光養晦後的下一步

美國不會相信你「和平地崛起」、自己也難以只得韜光養晦一招回應國際社會時，中國可以怎麼辦？答案只得一個：嘗試擁有話話權，對外來挑釁或打壓據理力爭。

一般而言，話語權之爭取大概由新聞媒體入手。2011年9月中，來自美國、加拿大、新西蘭、俄羅斯、澳大利亞、巴西、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港澳台等遍佈五大洲的近50個國家和地區的400餘位華文媒體老總前赴重慶（連內地參加者共600人），參加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閉幕當天發表了《重慶宣言》。

類似的活動無疑起號召作用，製造氣氛與氣勢，也起標舉旗幟的方向性作用。海外華文媒體也者，是維繫海外華人的發言權，以及保持中文及中國訊息流通的華文媒體。以前者為例，可以用一些工作經歷來說明。20年前，為了放大對主流社會的影響，三藩市《星島日報》每期也將社論翻譯成英文，當時的三藩市市長佐敦曾因一篇批他的社論要求向《星島日報》解釋澄清。時至今日，三藩市《星島日報》已不用再翻譯社論，市長辦公室會有專人關注中文媒體。這並不表示我們華文報紙辦得有多好，而是以三藩市為例，華人佔據了16%到18%的選票，影響力增加了。由此可見，與英文本地媒體相比，海外華人的華文媒體如被重視，背後的客觀原因是華人人口增加令選票百分比增加這硬實力。

三藩市《星島日報》的例子與「半島阿拉伯頻道」的成功有一個共通點，都不是以英語作為報道語言，而是以受眾的母語發聲。他們能引起西方社會的重視和關注，是因為他們的讀者和觀眾本身的戰略價值。所以，做強華文媒體對華語圈人口的服務，在爭取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一點都不低於發展中國的英語媒體。

海外華文媒體，乃至用華文策劃的文宣工作有沒有實效，端賴用中文申論之餘，當中有沒有「中國人的話語權」、中國人的立場及角度更為重要。假如用中文承載的是西方字眼、術語，以及「普世價值」下的批評判斷，則再把華文「新聞機構」此硬件做大做強，那怕於機構規模而言由內地強到海外，也未必達致爭取話語權的效果。中國大陸和海外華文媒體現時不少已發展為中英雙語版，甚或擁有報紙、雜誌、電台、電視、網路等全方位的媒介，但真正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新聞報導的內容。不得不承認的一個現實是，部分華文媒體的新聞報導，從角度至內容都未有自己的聲音，又或者水準參差。長此下去，即使中國國力再強再大，華文應用的範圍再廣，話語權也不會因而提升。

本文之前的長篇論述，旨在點出「話語權」主要是一種軟實力，而且是綜合力量；它確有「硬」的一面，不一定見之於新聞機構此硬件，更關鍵的是軍事和經濟實力。透過華文媒體爭取話語權，是間接式的爭取，功效並不保證。

新聞媒體攻防戰略

媒體話語權亦有攻守兩個層面。不論是攻或守，都應先認清話語權不等同「宣傳」，「宣傳」這單線從上而下的思維方式，完全應付不了複雜的國際話語權爭奪戰。２００９年４月３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向華盛頓拍回一封機密電報，電文標題是：《中國新「半島」式媒體意欲提升中國形象》，電文分類是宣傳和心理操作，電文內容是就中國將出資四百五十億元人民幣發展中國對外媒體一事，美國情報人員約談了一批包括中央電視台監製在內的中國媒體人，收集他們對事件的看法。電文結論是：中國官媒挺進海外是因西藏暴亂和奧運聖火傳遞的公關災難而起，受約談的中國媒體人一致不看好政府這大手筆的主動出擊。

這封電文的內容可能並不十分有爆炸性，但從側面看卻意味深長，很有趣。中國官媒大張旗鼓真金白銀到外國發展，北京一批官媒編輯記者卻跟美國情報人員侃侃而談，否定這項發展大計的作用。中國政府冀望資金充裕的官媒在海外加強「宣傳」中國，美國政府第一時間便盯上了，並且從中國媒體內部的線人入手探虛實──可笑地原來連自己人也沒信心有成效。

更有趣是電文用了「中國半島式媒體」這講法。總部在中東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開播才十五年，便成為中東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半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事中均曾被美國導彈襲擊，因而在阿拉伯世界享有崇高的公信力。這個曾經被美國政府點名為反美的中東媒體，年初卻得到美國國務卿希拉莉讚揚，說半島新聞內容紥實，表現更勝美國主流媒體。希拉莉這表現怪嗎？答案被維基解密破譯。

維基解密上有一批發自卡塔爾美國大使館的機密電文，內容記述了美國情報人員長期與半島台長和網站主編會面，美國會對半島的新聞內容和編輯方針提出看法和具體要求，並且得半島積極配合。美方還邀請半島編採人員到美國考察培訓，雙方很有默契。在半島與美國人員的接觸過程中，「提高新聞專業水平」的說法經常出現，這似乎是半島和美方的共識，而具體結果是半島頻道和網站上關於美國的負面報道大幅減少，並給予美方更多反駁的時間和版面。看明白嗎？提高新聞專業水平等於減少對美國的負面報道。２００６年，半島董事會加入了一名新董事，是一名與卡塔爾皇室有密切關係的美籍媒體人。該名新董事向美國人員說，他進入董事局的目的是平衡半島內部的親伊斯蘭勢力。

要明白出資建立媒體硬件容易，但掌握話語權還是要看國家綜合實力。半島為什麼要向美國情報人員低頭？中國一些媒體從業員又為何樂於與美國情報人員「交心」？

「中國模式」底線不容有失

總括而言，以長期目標審之，話語權的提升需要有歷史過程；西方各國強勢了百多年，其強勢乃至話語權之緊握，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逆轉。雖然中國因素為海外華文媒體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但華文媒體話語權的提振，不一定與中國改革開放完全同步。畢竟刻下改革開放帶來的民族復興仍只見於經濟及科研層面，人民素質的全面提升需要過程及時間，快不來；一如有科技與有科學精神可以不是同一回事。當中國經濟堅實穩定增長、人均素質提升、教育更趨普及、綜合國力扶搖直上……，屆時世界自然會主動尋找、瞭解來自中國的聲音。

如以短期目標審之，不管是海外還是海內，華文媒體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時下流行一種說法：「過去中國與國際社會隔絕，自我封閉。改革開放後走向現代化，最終的目的就是加入國際社會。因此，中國一切政策及其導向，都應該以跟世界接軌為目的，中國要以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普世價值）來發聲。」

依上述越來越受中國知識界、甚至政界推崇的論調，中國便不必講究話語權了。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後來者」加入以「普世價值」建構的國際社會，只有配合和跟隨的角色，不必另起爐灶、另闢蹊徑找「獨立的聲音」，也即是自己的話語權。

　　英國學者Martin Jacques 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內提到，所謂中國崛起其實是文化中國的復興，中國的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未來的世界將按中國的模式而調整。新中國的歷任領導人都堅守主權獨立、自主自決的原則，就算是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要強調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政府剛提出「建設文化強國」新政策，正切合現階段的需要。沒有中國模式便沒有話語權，便沒有另一種論述系統，也因而「中國模式之存在」是不容有失的底線。可惜，挑戰此底線的不單是西方國家，還有一批崇拜西方的中國知識份子和網民。

「與世界接軌」可能是個虛妄的議題。於新聞工作方面，新聞專業操守標準化，與借新聞報道提倡單一價值理念是兩回事。例如對中東之春的報導，華文媒體可以尋找西歐國家以外的角度，並用功地查找真相、敢於在新聞報導上不「被統一」。上文談及的半島新聞集團因為被滲透，即使成功開設英文頻道，也不見得足以「為阿拉伯成功爭取話語權」；反之，是有被人家「同化」之嫌，以西方「普世價值」的視物角度來報導新聞，甚至轉內銷予阿拉伯世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或跟擁有雙語頻道的《半島》有關。於是短期目標而言，在內地媒體雙語化及向海外拓展之餘，必須認清「中文媒體」這四個字的深層意義。

結　語

最後，無論是長期抑或短期，中國也不可能用「美國之音」的舊路來爭取所謂的國際話語權，最要緊是不見得這能起多大的作用。而話語權的體現，也難只仰賴官方或民營傳媒機構去完成任務。中國今天自覺沒有話語權──這種自覺值得被喚醒──因為中國客觀上綜合國力仍遠不如美國。要在國際間取得中國應佔的份額，在大前提上，中國人要敢於接受「跟美國不同」、以及正面競爭此事實，不能再夢想什麼與世界接軌。

在強弱勢未扭轉的今天，「與世界接軌」這種議題可以很弔詭；被「接」走的，會是經濟、文化、乃至綜合國力仍處於下風的一方。也別奢望幾塊廣告版便能扭轉中國的形象。因為今天中國面臨的、表面上是形象問題，歸根究柢是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在實實在在地成長，人口龐大加起來的力量令部份國家驟感鋒芒刺眼。

　　觀近年好些中國新派知識份子的言論，發現他們以為中國的前途繫於與美國接軌；在於擁抱含混不清的普世價值；甚或以為只要實施在西方已日漸暴露弊端的黨派政治，便一筆過簡易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這類對形勢、處境的「誤讀」，正中美國下懷。美國努力否定中國模式，「重返亞洲」動員亞洲各國干涉中國主權，無非是要中國服從於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

中國為爭取話語權而需要做的，是令「中國模式」在各層面（尤其是日常生活層面）、各領域好好成長。話語權就是定義權，中國要在政治體制、金融經貿、國防外交以至文化道德價值觀等方面都力爭中國的論述系統。假如連中國模式也建立不起來，就更不用提中國話語權了。

（全文完）

如何伸張廿一世紀中國話語權 （之八）

 「中國模式」底線不容有失

總括而言，以長期目標審之，話語權的提升需要有歷史過程；西方各國強勢了百多年，其強勢乃至話語權之緊握，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逆轉。雖然中國因素為海外華文媒體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但華文媒體話語權的提振，不一定與中國改革開放完全同步。畢竟刻下改革開放帶來的民族復興仍只見於經濟及科研層面，人民素質的全面提升需要過程及時間，快不來；一如有科技與有科學精神可以不是同一回事。當中國經濟堅實穩定增長、人均素質提升、教育更趨普及、綜合國力扶搖直上……，屆時世界自然會主動尋找、瞭解來自中國的聲音。

如以短期目標審之，不管是海外還是海內，華文媒體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時下流行一種說法：「過去中國與國際社會隔絕，自我封閉。改革開放後走向現代化，最終的目的就是加入國際社會。因此，中國一切政策及其導向，都應該以跟世界接軌為目的，中國要以國際社會聽得懂的語言（普世價值）來發聲。」

依上述越來越受中國知識界、甚至政界推崇的論調，中國便不必講究話語權了。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後來者」加入以「普世價值」建構的國際社會，只有配合和跟隨的角色，不必另起爐灶、另闢蹊徑找「獨立的聲音」，也即是自己的話語權。

　　英國學者Martin Jacques 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內提到，所謂中國崛起其實是文化中國的復興，中國的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未來的世界將按中國的模式而調整。新中國的歷任領導人都堅守主權獨立、自主自決的原則，就算是改革開放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要強調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政府剛提出「建設文化強國」新政策，正切合現階段的需要。沒有中國模式便沒有話語權，便沒有另一種論述系統，也因而「中國模式之存在」是不容有失的底線。可惜，挑戰此底線的不單是西方國家，還有一批崇拜西方的中國知識份子和網民。

「與世界接軌」可能是個虛妄的議題。於新聞工作方面，新聞專業操守標準化，與借新聞報道提倡單一價值理念是兩回事。例如對中東之春的報導，華文媒體可以尋找西歐國家以外的角度，並用功地查找真相、敢於在新聞報導上不「被統一」。上文談及的半島新聞集團因為被滲透，即使成功開設英文頻道，也不見得足以「為阿拉伯成功爭取話語權」；反之，是有被人家「同化」之嫌，以西方「普世價值」的視物角度來報導新聞，甚至轉內銷予阿拉伯世界。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或跟擁有雙語頻道的《半島》有關。於是短期目標而言，在內地媒體雙語化及向海外拓展之餘，必須認清「中文媒體」這四個字的深層意義。

結　語

最後，無論是長期抑或短期，中國也不可能用「美國之音」的舊路來爭取所謂的國際話語權，最要緊是不見得這能起多大的作用。而話語權的體現，也難只仰賴官方或民營傳媒機構去完成任務。中國今天自覺沒有話語權──這種自覺值得被喚醒──因為中國客觀上綜合國力仍遠不如美國。要在國際間取得中國應佔的份額，在大前提上，中國人要敢於接受「跟美國不同」、以及正面競爭此事實，不能再夢想什麼與世界接軌。

在強弱勢未扭轉的今天，「與世界接軌」這種議題可以很弔詭；被「接」走的，會是經濟、文化、乃至綜合國力仍處於下風的一方。也別奢望幾塊廣告版便能扭轉中國的形象。因為今天中國面臨的、表面上是形象問題，歸根究柢是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定位在實實在在地成長，人口龐大加起來的力量令部份國家驟感鋒芒刺眼。

　　觀近年好些中國新派知識份子的言論，發現他們以為中國的前途繫於與美國接軌；在於擁抱含混不清的普世價值；甚或以為只要實施在西方已日漸暴露弊端的黨派政治，便一筆過簡易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這類對形勢、處境的「誤讀」，正中美國下懷。美國努力否定中國模式，「重返亞洲」動員亞洲各國干涉中國主權，無非是要中國服從於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

中國為爭取話語權而需要做的，是令「中國模式」在各層面（尤其是日常生活層面）、各領域好好成長。話語權就是定義權，中國要在政治體制、金融經貿、國防外交以至文化道德價值觀等方面都力爭中國的論述系統。假如連中國模式也建立不起來，就更不用提中國話語權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