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子彈飛

　　欲借中東群眾動運浪潮推翻中國現政權的人士，在連續兩周發起所謂「中國茉莉花」運動失敗後，號召本周又再來一次。互聯網帶給現代人的利便確是無法斗量，有了它，發動推翻一個管治十三億人的政府，於策劃者而言，其成本竟然可以便宜至等於零。當然，這僅指發出號召本身的成本，若然要有跟進行動，那便完全是另一回事。只要有一台電腦，發出一則呼籲革命的信息，不廢吹灰之力，便可收到國際性宣傳效果，不是零本萬利嗎。而且，安坐家中即可以觀看到中國政府如何忙裡忙外的應對，「烽火戲諸侯」可是當年只有褒姒才有資格享受的呢！

　　雖說發出匿名革命號召是零成本，但一些支持中國也來一次「茉莉花」的海外民運人士卻似乎有了「付出沉重代價」的準備，不過，並非他們個人。現居美國的民運人士王軍濤（中國民主黨主席），上周在其ＦＢ網頁上寫道：「不讓茉莉花飛，就會子彈滿天飛。把國家整成這個樣子，什麼都不飛是不可能的。」有網民批評他的講法，王又回應說；「革命會死人，誰都知道。但避免革命的唯一方式是統治者改革。」

　　王主席的這番言論令我立時想起了另一位八九學運人物柴玲。她在逃離北京後接受西方記者採訪，在鏡頭前顯得情緒仍然激動的柴玲說，在六四夜她決定不理會軍隊清場，著同學們留守，是因為她認為如果革命不流血是沒有人會記得的。

　　還有那位認為中國必須經歷外國殖民地統治才能進步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同樣是一位暴力革命的支持者。對於布殊以戰機和導彈為伊拉克移植民主，劉大加讚揚。對於為過程中造成平民死傷，劉認為這是「建立民主伊拉克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有些人好用「殘暴政權」來形容現時的中國政府，但那種視人命為革命工具的觀念，何嘗不是另一種殘暴。「民主、自由、反暴政」等空洞口號誰都會喊，但可貴的是對人的尊重與愛。在網上發一條信息，是何等的輕而易舉之事；但如何讓一個窮國穩定持續發展，解決因發展而湧現的種種問題，並同時改善十三億人的生活，便絕不是煽動他人上街那麼輕鬆了。

　　魯迅和孫中山都是當之無愧的革命家，他的文字和言談充滿了對民族以及人民的愛。但從今天充斥網絡的自由派言論，讀到的更多只是仇恨、謾罵和語言暴力，對於不同政見者所施加的語言暴力圍攻，不留一點理性討論的空間。「批評者」是很多人都願意當的角色，在批評間彷彿真理全在自己手上，天下唯我獨醒的感覺太良好了。因此，大量無內容、無依據、無觀點、無原則的激情言論塞滿了互聯網；肯認真客觀了解事實，扎實做功課後才提出見解的並不多。

　　中國需要改革，事實上也在改革中。處處歸罪於政府的同時，國民素質也許是一些社會問題的另一根源。溫家寶總理上周與網民交流時說，國家的強大不在於有多少GDP，中國的真正崛起是在於教育。看來，要提高素質的不單是政府官員，批評者也應如是。

孫中山求學夏威夷與其三民主義思想

　　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結束了中國三千年的帝制，並且將中國建設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孫中山的進步思想和國際觀到底根源自何處？不少評論均認為這與他少年時期在夏威夷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有關係。只接受過傳統私塾教育，年僅十二歲的孫中山頂著小辮子，於1878年被兄長孫眉接到夏威夷唸書。孫中山在夏威夷時期曾就讀於兩所學校，都是當地頂級的學府。

　　孫中山在夏威夷曾先後在伊奧拉尼學校（IOLANI SCHOOL）和普那胡學校（PUNAHOU SCHOOL）讀書。孫中山在伊奧拉尼學校完成了四年初中，在普那胡學校（高中）只唸了三個月便因為信仰基督教關係被兄長送回中國去了。兩所都是基督教教會開辦的全英語學校，前者是由英國聖公會教士創辦，後者的創辦人是來自美國的一名傳教士。至今兩校都留有著孫中山走過的足跡，校方並以孫中山這位校友為榮。而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是畢業於普那胡學校，中美兩國領袖竟然是相隔百餘年的校友，稱得上是國際傳奇。

　　正值青少年時期的孫中山漂洋過海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對其思想衝擊之大是可以想像的。孫中山後來自述出國之行說：「始見輪船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可見，夏威夷求學之旅，激發了孫中山對現代知識的渴求。從隻字英文不懂，至畢業時獲得國王卡拉卡瓦頒發英文文法獎，可見孫中山四年初中的學習時間一點都沒有浪費。但在英式教育下學會了基礎數理化，以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與孫中山後來發起革命有什麼關係呢？有一種普遍說法是接受了西方教育，令孫中山體會到西方國家的民主和科學進步，反觀中國的封建落後，於是便立志要推翻帝制，建立民主的新中國。但從孫中山的著作議論中反映，他對中西方的觀察分析沒有是這般簡單。

　　在伊奧拉尼學校接受英式現代教育，無疑讓孫中山領到了認識西方的鑰匙；到中國後，孫仍然沒有脫離英式教育，在香港先後完成了高中及大學課程。前後達十四年的西方教育洗禮，卻沒有將他變成為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假洋鬼子」，反而成就出一位民族主義革命家。當時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不止孫中山一人，「打倒舊文化，全盤西化」的主張在留洋知識分子界甚是流行，而居孫中山三民主義之首的卻偏是民族主義。對於新文化，孫中山的態度相當謹慎，他在講述民族主義時曾說：「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孫中山並不是一名只醉心書本學問的書獃子，要不然也不會心存以武力推翻一國政權的革命家。在書本知識之餘，孫中山應也相當留心中西方的社會及政治；才大學畢業兩年便創立推動革命的興中會，可證革命思想在他的心中醞釀了相當的日子。清末的中國是何等樣不必贅述，連滿清忠臣李鴻章也深知非變革圖強不可，曾上萬言書給李的孫中山更是明白。那麼，出洋後孫中山首個接觸到的西方社會又是怎麼樣的一個國度呢？

　　1878年小孫中山所踏足的夏威夷仍然是一個獨立王國，並不是我們現在熟知的美國第五十個州。英國探險家James Cook於１７７８年登上了夏威夷，是有記載以來首位到訪的歐洲人，當時的夏威夷群島是各部落酋長自治時期。歐洲人的到來，為夏威夷帶來了西方的宗教、政治文化、火槍和疾病。１８１０年，地方酋長卡美哈梅哈獲生活在夏威夷的歐洲軍火商供應槍械，成功統一了夏威夷群島，建立了當地第一個王朝。自始，夏威夷王朝的政治便離不開歐洲人的影響。

　　卡美哈梅哈信奉傳統宗教，又為了確保王國能夠永遠獨立，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但隨著越來越多的歐美移民，以及基督教傳士於1820年代起陸續到來，夏威夷王朝也日漸西化和基督教化。卡美哈梅哈三世是首位信奉基督教的夏威夷國王，他同時簽署法令准許外國人擁有土地。與此同時，因為夏威夷人對外國傳來的疾病沒有抵抗力，死於「新品種」疾病者不計其數。由歐洲人首到夏的１７７８年至卡美哈梅哈三世登基時，估計夏威夷土著人口大幅減少了三分之二，僅剩十五萬人。而在卡美哈梅哈三世在位期間，土著人口持續下降，最終成為少數。

　　至孫中山到夏唸書之時，正值卡拉卡瓦國王在位期間，歐美移民在政商界的影響力已經達致可威脅王室存亡的地步。孫的母校伊奧拉尼學校是由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史卡特神父（Father Scott）創立於１８６３年，原校名為魯艾胡學校（Luaehu School），只收男學生。１８７０年，艾瑪王后將之命名為伊奧拉尼學校（IOLANI），夏威夷語即「天鷹」，是前國王卡美哈梅哈二世的外號。１８８２年於伊奧拉尼學校畢業，因英語成績優異而獲國王表揚。其後，孫中山轉往當時的最高學府普拿胡繼續學業，但上學不足三個月，因為兄長不滿其信仰基督教而將之送回中國。可是，孫在香港反而正式受洗入教，於１９８４年又被兄長接回夏威夷去。不出數月，不甘於受束縛的孫中山又「逃」回香港，於１８８６年到了廣州學醫。

　　至於這位曾頒發獎狀給孫中山的卡拉卡瓦國王，於１９８７年在歐美商人的武力威脅下簽訂了新憲法，交出了大部份國王的行政權力，並修改選舉法例，一方面開放選舉權給非公民，但同時禁止亞洲裔居民參與選舉，及限定只有一定富財標準者才能選舉，此舉實質上讓歐美白人和少部份夏威夷富人才有選舉權。當時白人勢力的最終目標是要將夏威夷歸併入美國聯邦。同年，孫中山進入新開辦的香港西醫書院習醫。據孫中山自述，選擇到香港讀醫科，是因為學校質素更佳，以及在香港有更大的自由空間宣揚改革朝政。

　　當孫中山在香港西醫學院邊求學邊思考革命之時，亦是夏威夷政治最動盪之時，王朝逐步走向衰敗滅亡之路。１８９０年，孫中山於西醫書院畢業前兩年，卡拉卡瓦病逝，王位由其妹莉奥卡拉尼繼承。莉奥卡拉尼登基後即部署修訂憲法，重新給予全部夏威夷人和亞裔居民投票權。歐美商人成立安全委員會對抗，並於1893年得美國派出海軍陸戰隊支持，推翻了莉奥卡拉尼，終結了夏威夷王朝，另建臨時政府。此時的孫中山正在省港澳一帶借行醫組織革命力量。

　　１８９４年，的孫中山給予最後一次機會，於6月向軍機大臣李鴻章送上了《上李鴻章萬言書》，提出了國家改革方略，但不獲李鴻章的回應。同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回到夏威夷成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正式開展推翻滿清的運動。這回當孫中山重踏夏威夷土地時，當地政治有著巨大的轉變。不但王朝沒有了，臨時政府也沒了，取而代之的是夏威夷共和國。正要推動革命結束中國三千年帝制的孫中山，見到夏威夷王朝被中結了，到底心裡會是有種滋味呢?是以夏威夷作為民主建國的參考模範，抑或會另有感慨呢?

　　興中會的創會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當中的「驅逐韃虜」有著濃厚的漢族民族主義色彩，可見孫中山從一開始便將是在推行一場民族革命。而提出這句口號的所在地夏威夷，在同年七月剛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國。由王朝至共和國，夏威夷經歷的不是百姓推翻王族專政，而是歐美白人進佔成為夏威夷的新主人，共和國也不是獨立國家，而是美國的保護地。亦可以說夏威夷帝國在歐美白人武力威嚇下滅亡了，一個曾經獨立存在的國家被列強之一的美國吞併了。
　　
　　夏威夷是孫中山西方文化啟蒙之地，也是他在中國以外逗留生活時間最多的地方，夏威夷的政治和社會變化，對孫中山是不無影響。夏威夷人失去自己的國家之時，孫中山正全心全意，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代價挽救自己的民族－－中華民族。他在夏威夷及美國各地宣傳革命，籌募經費，購買軍火，策劃在中國進行武裝起義。作為喚醒國人參與革命的指導思想，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而其中首要的民族主義。

　　孫說：「民族主義這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生存的寶貝，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民族還可以和列強的民族並存；如果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被列強的民族所消滅，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的生存地位是非常危險。

　　如果中國人入英國籍或美國籍，幫助英國或美國來打中國，便說我們是服從世界主義，試問我們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們自問良心不安，便是因為有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能夠令我們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義，就是人類圖生存的寶貝，好比讀書的人，是拿什麼東西來謀生呢？是拿手中的筆來謀生的，筆是讀書人謀生的工具；民族主義，便是人類圖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義發達之後，我們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

　　扼要言之，孫中山先生感到推翻滿清的逼迫性，是因為看到滿清政府面對列強的政治和經濟入侵而束手無策，倘不再革命，中國必將亡於列強之手，而中國人也會淪為列強的奴隸。所以，孫中山革命的初衷不是單要建立一個更完美的政府，而是要挽救中華民族不至於滅亡，所爭的是中國在國際上自由。夏威夷民族的淪喪，也許更堅定了孫中民族自救的決心。

從撤僑說起

　　利比亞陷入內戰，中國迅速採取海陸空三路撤離僑民，並派出導彈戰艦作保護和支援；兩日內共接走一萬兩千名滯留在利比亞的華人，撤僑工作仍在進行中，在利華人逾三萬人。

　　在戰火紛亂之地，要立即撤走三萬名人員，並不是一件簡單工程。除了前線協調集中人員、通關，和安排交通工具外；忽然間要為三萬人尋覓臨時棲身之所，亦非易事。中國政府透過當地大使館統籌撤僑，分多路把人員接到突尼斯、埃及和希臘，並在當地租用了多間旅館以作安頓。

　　美國智庫「外交事務協會」一名高級研究員廿四日發表評論文章，批評美國撤僑不力，應該向中國學習如何做一個真正的超級大國。美國國務院官員曾表示，因為仍有美國公民在利比亞，因此不想魯莽行事危及他們。官員認為在利的美國人可能大多有能力自行離開，不一定都需要大使館協助。該研究員批評美國沒有膽量向利比亞施壓，相反中國政府便以實際及有力的行動保護國民。

在中國撤走一萬兩千名華人後，美國第一艘包船才接走了167名美國人，難怪美國智庫也忍不住要發聲。不過，批評國務院無能的文章刊出翌日，奧巴馬政府便放聲氣說可能出兵利比亞。倘若美國真的出兵，相信必然很快便能佔鎮壓利比亞內各部的武裝衝突。攻城掠地是美國的強項，但中東目前的局面已非強兵導彈所能解決的。

中東於美國家利益而言是重中之重，面對目前的亂局，白宮卻顯得沒有底氣，不論是言論或行動，均呈力不從心，未能切中要害。這種反常的表現，引起輿論多種的猜測，有認為奧巴馬被突然其來的變化打得方吋大亂，也有指白宮其實在作更精密的部署，因為這不是個別國家生變的問題，美國必須設計一套兼顧全局的新策略。

　　所以，說句公道話，中國撤僑效率高於美國，除了國力和誠意之不同外，美國政府內裡太多盤算可能才是主因。畢竟，中國人可以隨時離開中東，而奧巴馬卻沒可能接受中東在他看管下溜走了。

陌生世界

　　中東的革命浪潮持續，利比亞實質已進入內戰狀態。由突尼斯起，至埃及、利比亞、也門、巴林等等，一個全新的中東正在誕生，但誰也說不清她將長成什麼模樣。這張新面孔將如何影響到我們，也許並不是太多人此刻關心的。中東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只不過是一個是非之地，避之則吉。可是，冷眼旁觀似乎已經再沒可能了，中東革命將是美國國力消長的又一道里程碑。

　　美國向來以身為「最大的民主輸出國」而為榮，但中東和北非連珠爆發的群眾運動，掛在美國總統面上的並不是歡顏。作為最大戰勝國，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信美式的價值觀念，以至政治和社會制度都是全球最高的標準。美國經濟上的富強似乎印證了這點，雖然發戰爭財的成份更主要。

　　出於此種大國唯我獨尊的心態，美國從沒有認真地了解別國文化、宗教或思想體系；只會讓「四夷」來學效天朝典範，有不服或挑戰其權威者，將受到經濟或軍事的制裁。美國於國內是一個民主政體，但在國際上卻是不節不扣的帝國。美軍被派駐在全球超過一百五十個地方，其雄霸天下的航母，更是無遠弗屆，可以隨時獨立發動兩場全面戰爭。不論是古羅馬、元世祖忽必烈或是日不落的英帝國，均未曾擁有過如美國般的霸力。

就算能逃過美軍的勢力籠罩，也難避開在經濟上對美元的依賴。佔據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位置，讓各國的資產均與美元直接掛勾，美元的價值牽動著全球的經濟。因此特殊地位，令美國可以印發債券方式，用油印紙換回全球的有價商品。累計至今，美國已經向全世界借用了十四萬億元，用以支撐其優質的生活和龐大的軍費開銷。

　　可是，歷史告訴我們，任何超級帝國都會犯錯，都會衰落之日。蘇聯的解體被視為美國戰後的最大勝利，但俄羅斯並沒有成為美國的附庸，東歐集團國獨立後，歐洲發奮圖強，推出歐元與美元爭一日長短。中國經歷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不甘於只做世界工廠，走上自主創新，在高新科技領域上與西方看齊。

　　美國財閥炮製的金融海嘯險些拖垮了整個歐洲，但中國卻能相對地獨善其身，這令到美國十分之訝異，而歐盟諸國也發現親近中國更為有利。如今，本來被美國牢牢掌握在手中的中東地區，竟然發生群眾革命，美國扶植或支撐的政權紛紛受到威脅。失去對中東的影響力，很可能意味著借石油來支持的美元也將受到嚴峻挑戰。

　　不論是亞洲、歐洲、非洲或中東，世界的格局在變，可惜，美國政客仍陶醉在天朝帝國的心理狀態下而未知反省。世界在變，美國如不再急謀應對，國力下滑速度將更難以控制。

轉載：「中東波」不可能在中國重演

「中東波」不可能在中國重演
2011-02-22 11:44:33 劉夢熊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0090188.html

歷史和現實已證明和將證明，無論是「蘇東波」還是「中東波」，在中國都不可能重演。但美國極端反華的政治工具自由亞洲電臺卻竭力煽動所謂「中國茉莉花革命一觸即發」，有所謂「民運人士」則在網上作出配合，號召「中國茉莉花革命」。在香港，也有人作出鼓噪。反對派喉舌借「中東波」攻擊所謂「中國專權政治」，影射中國不能「維持政權穩定以及經濟增長」，意圖在反對派陣營中借「中東波」吹響「顏色革命」號角，以便整合反對派陣營，以推翻共產黨領導和改變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叫囂為選舉造勢。反對派及其喉舌完全是昧於時事，引喻失義，悖逆歷史潮流，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井水犯河水」，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損害港人根本福祉，不得人心。

2011年伊始，一場人們始料未及的「中東波」迅速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這次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動的「中東波」，以骨牌效應在埃及、也門、利比亞、約旦、巴林等國上演，這是繼「蘇東波」後另一場規模巨大的「顏色革命」。「中東波」變局與「蘇東波」近似之處，肇因都是來自於西方意識形態傳播和內部經濟危機。與「蘇東波」時一樣，西方某些政客也煽動說「中東人民力量的崛起突出了中國的『專制主義危機』」。本港反對派喉舌日前的社評，亦借「中東波」攻擊說：「中共回應西方國家對中國專權政治的質疑時，總是捧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不同國家不應干預他國內政。」但是，無論是「蘇東波」還是「中東波」，在中國都不可能重演。


反對派引喻失義 中國豈中東可比

首先，香港反對派藉「今日中東波」憧憬所謂「明日中港波」，根本就是昧於時事，引喻失義：

第一，突尼斯、埃及等國的「茉莉花革命」又被外電稱為「饑餓革命」，說明這些國家存在嚴重的貧困問題。突尼斯「星星之火」就是因為一位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被迫做「無牌小販」遭取締憤而自焚，觸發民眾廣泛抗議結果引起「燎原大火」；而埃及人口近四成即三千多萬人處於赤貧狀態，這是「中東波」形成的最基本社會條件。
反觀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執政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國家擺脫貧困，解決溫飽，邁向小康社會。特別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國家先是放開「包產到戶」，繼而允許勞動力流動，農民工進城；再來取消農業稅，令農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生產力獲得釋放。糧食和副食品供應之豐富比「階級鬥爭為綱」時期「憑票限量」狀況完全「換了人間」；企業有了「最低工資」，城市有了「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不斷向上調整。民眾以前以擁有「手錶、單車、縫紉機」為夢想，現在是以擁有房子、車子、票子為目標。以人民所得實惠而言，中國可以說是自鴉片戰爭一百七十年來的首次盛世，豈是埃及等中東國家經濟凋敝、民生困苦、通脹率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窘境可比！

第二，埃及、突尼斯等中東國家當權的最高領導人，都是動輒二、三十年連續執政，長期獨裁統治導致政治體制的僵化腐朽，權力腐敗以及裙帶政治的盛行。當政治極度腐敗時，利益分配也極度失衡，社會不滿和動亂也就必然而至。
反觀中國，鑒於文革的教訓，早在1980年8月鄧小平就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道帶頭廢除了實際存在的任期終身制。改革開放三十餘年黨的第一把手共曆五任。尤其是由江澤民時代起，領導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式化的實現，保證了中央領導集體的穩定性、連續性和活力。而黨、政、軍各級、各部門領導班子，也以年齡劃線，到限就退成為制度。這就從根本上剷除了個人專斷和家長制產生的土壤，豈是埃及等中東國家領導人一當總統就是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個人獨裁可比！

中國政治制度適合中國基本國情

第三，埃及等中東國家長期強人政治下軍隊國家化，尤其是多年接受美國「軍事援助」令軍方受華盛頓旨意影響。執政三十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表面是被示威群眾轟走，實際是被軍方的「最後通牒」迫走。隨著強人政治倒台，軍人干政的現象也開始出現，這是另一種強權獨裁政治怪胎。
反觀中國，人民軍隊由中國共產黨一手創建，尤其是1929年「古田會議」以來，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這一原則是由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及人民軍隊忠於人民忠於黨的性質決定的。而且，解放軍建軍84年來，經歷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中蘇邊界衝突等反侵略戰爭錘煉，與世界諸大國都交鋒過；且現今擁有的包括戰略武器在內的各種裝備，絕大部分是自主研製，沒有一分錢軍費來自外援，豈是埃及等中東國家軍方仰承外人鼻息的形格勢禁可比！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美國第一債主，中國巨大的成就舉世公認。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比較都表明，儘管中國的政治制度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他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且不斷在改進中，也適應越來越開放的國內外環境，能夠妥善響應來自內外部的各種挑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充分顯示出了巨大的發展優勢和獨有的競爭優勢，形成「風景這邊獨好」的「中國模式」。

中國需要的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革命

美國學者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最近發表文章稱讚：中國之所以成功地應對金融危機，是基於中國的政治體制能力，能夠迅速作出重大的、複雜的決策，並有效地實施決策。相比較而言，美國卻不具有應對危機的體制能力。在事實面前，這是福山對20年前發表的《歷史的終結》（即以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自我修正或自我否定。但反對派喉舌日前的社評，仍然孤陋寡聞，抱著20年前的老皇曆，聲稱「『中東波』繼『蘇東波』後，再次印證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云云。

中國獨創的改革開放及成功，被世界總結為「北京模式」，其實就是中國自己的顏色。就連美國的有識之士，也指出西方寄望中國「顏色革命」不切實際。《紐約時報》去年12月6日發表埃里克．李題為《中國的顏色革命？就讓它保持紅色吧》的文章指出：「一些西方人認為，中國如果爆發一場顏色革命，就會走上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之路。在這一點上，他們完全忽視了中國的歷史和現代中國的特性……只有繼續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的發展才能進一步提高中國人的自由與繁榮，它的崛起也才能給世界舞臺帶來一支基本上和平而且負責任的力量……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能夠基本上和平地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崛起，這是史無前例的。讓這種勢頭繼續下去吧。」文章更指出：「中國的經濟成功確保了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生存，也確保了社會的安定，並提高了十幾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個人自由以及人身尊嚴。」

　總之，十三億人的中國的穩定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中國的民主政治必須有序的推進，中國發生動亂對誰都沒有好處（包括香港）。中國需要的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革命。反對派喉舌意圖借「中東波」吹響所謂「中港波」的「顏色革命」號角，整合反對派陣營，以推翻共產黨領導和改變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叫囂為選舉造勢，完全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哭泣的桂花樹

　　茉莉花最近成為時尚流行語，有故事的花又何止它呢！去年十月在中國昆明一家電影院有一齣新片上映，名字是《哭泣的桂花樹》。詹菊英是電影的製片人、投資人和導演，這大概不會是你所熟識的名字吧。《哭》片沒有名導演，沒有大牌明星，連二三四五六線的演員也沒有，小本製作，不賣門票。詹菊英原計劃只上映兩天，每天三張，只要電影能公映，就算達成了她的心願了。結果反應熱烈，加映了好幾天。

　　電影愛好者自資拍短片者為數不少，中國每年也有各種業餘的電影製作比賽。但《哭》並不是電影發熱友的作品，也不是年青人嗜好般的玩意。只有小學三年級程度的昆明波羅村農民詹菊英，自掏腰包三十萬元人民幣，花了一年時間把電影拍完，是因為她有一個至今每提起便淚流滿面的故事。滿處都是桂花樹的波羅村，因昆明市區擴建而被列入拆遷之列，為了留下兒時的記憶，以及雙親一段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詹菊英毅然決定要拍一部電影。

　　詹菊英的父親王振華時是一名抗美援朝的戰士。部隊出發前，村莊發動婦女造了鞋墊為戰士們送別。王振華從小姑娘羅紹芝手上接過鞋墊，兩人便一見鍾情。經歷完苦寒戰場的生與死後，王振華領著四枚軍功章復員返回波羅村務農，並迎娶了送鞋墊的小姑娘，不久，便生下了詹菊英及她的兩名妹妹。

　　詹菊英回憶起兒時父母十分之恩愛，家庭生活很快樂。但這一切在她七歲那一年徹底改變了。時正值文化大革命，耿直的父親看不慣村裡無日無之的批鬥集會，決定上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建言國家不能再內鬥了，田無人種，廠也無人生產。可是信寫好後，王振華還未找到投寄的方法，信便被造反派搜了出來，王立時被指為告密者，被抓進「五七農場」去了。

　　從未出過門的羅紹芝救夫深切，帶著詹菊英徒步走了七天的路才找到了拘留王振華的地方。農場負責人告訴她，王振華被帶到當天便遭打死了，已被草草埋在附近的一處草叢中。詹說，自此便沒有見過母親的笑容。

　　然而，這只是悲劇的開始。回到波羅村，造反派仍然不肯放過她們四母女，天天上來騷擾，最後更強逼羅紹芝改嫁當地一名老農民，並生下一名男孩。身心俱疲，加上現實生活所逼，羅紹芝分別以三元和五元把最小兩名女兒賣了。羅紹芝得知妹妹被賣後，想盡辦法四出尋找，幾經艱辛終於把妹妹都找回來了。自此羅紹芝咬緊牙關把她們撫養成人。

　　除著改革開放，村民生活日漸改善，詹本以為母親也可以安享晚年了。2001年，歷盡三十年辛酸的羅紹芝仍在街頭賣菜為業，一天遭到城管人員無理的群毆後，激憤自盡而死。母親如此結束生命，成為了詹菊英永不能撫平的傷痛。所以，在波羅村快要消失之際，她決心要留下這段記憶。

　詹菊英說：「城中村要改造了，自己兒時不管悲也好喜也好，總是一段記憶。記憶猶新，忘不記、抹不掉的傷痛。也沒有想到能到今天的日子，會像這種有能力做這件事。割捨不下自己兒時的這些，忘不掉的這些悲痛。就說是為了報自己的父母恩也好，紀念鄉親也好，做了總比沒做好，說出來總比沒說好。我總覺得我媽太可憐了。我要告誡後輩的人，我們的長輩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們的母親對我們不棄不離，不拋不丟地一個人扛著，現在的年輕人做不到。」

　　詹菊英的故事是一代人的寫照，不堪回首的過往，無情歲月的摧殘，都在她們身上留下烙痕。不過，詹菊英今天卻能自資把心底的傷痛拍成電影，為這段歷史留下記錄。詹沒有停留在過去，反過來她想讓那些過著完全不一樣生活的年輕人，明白這一切都是得來不易的，應知感恩。

　　我愛這桂花餘香，更勝一切。

茉莉花與香片

　　海外網站發起的「中國茉莉花革命」超冷清地收結，聲稱在十三城市同時舉行的革命集會，只見記者、警察、圍觀者，甚至連美日駐中國外交官都親自到場「觀摩」，可是就獨缺示威者。一心前來拍攝「中國革命」的西方媒體記者，最後自家卻變成被拍攝的主角，唯有把握和放大任何以製造新聞的角度和畫面。
茉莉花革命未能在中國鬧起來，各界有不同解讀。

　　西方媒體和鼓吹中國也要來一次茉莉花革命者，將示威者沒有應邀出席，歸咎於中國政府的嚴密監控，以及大批警力在場戒備。這類觀點有一個潛台詞，就是認定：「中國需要茉莉花革命、中國人也期望茉莉花革命。所以，革命沒鬧成，只是統治者壓制所至，終有日會成功的。」身在加拿大的一名香港學者便預言十年內中國有可能「茉莉花開」。用這種預設立場來報道或評論，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和價值。因為等同戴著有色眼鏡看世界，甚麼都變了樣。

　　按字典對「革命」的定義，是由人民推翻或否定現行政權或政治制度。期待中國茉莉花開的人士，對於周日中國沒有出現動亂必然感到十分失望，但其實他們忽略了，革命的確出現了。只不過並是來自海外網站的呼籲，而是早在1978年，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已經席捲全中國了。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一條「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因為這一策略性轉變，中國從此不再一樣了。

　　一些人會故意歪曲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績只是經濟發展，而完全無視中國在政制、文化、教育、社會服務等領域的轉變。可以說，這三十餘年以來，中國幾乎沒有一處停下來，就算是最被西方批評的人權和信仰範疇，都極不一樣了。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不算是革命，因為共產黨仍在執政黨，共產黨下台才能算是革命成功。這種只要打倒，而不問為什麼要打倒的態度，本身就是極野蠻和不民主的。西方政學界紛紛驚訝中國的成就，並且存有相當戒心，是因為他們當初就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如此否定自己過去的路線，成功走出一條讓億萬人過上好日子的道路。

　　天下間沒有什麼「一夜成功」。一個十三億人口的貧困落後國家，在三十年內成為一個連美國也感到是競爭對手的國家，不是因為中國好運氣，而是一批又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中國人，勇敢和堅定地為中國開拓另一片天。不必趕眼前時髦把茉莉花掛在口邊，可知道茉莉花融入中國花茶系統內叫香片；中國的香片茶有上千年歷史！

美國人不能避免的一場革命

　　萬人上街示威行動已經進入第四天了，湧向當地議會大樓的群眾不斷增加，人數多達四萬之眾。他們包圍議會大樓，塞滿了建築內每一角落。部份示威高舉標語牌，譴責政府領導人為獨裁者，是希特拉，推出「苛法」壓逼工人階級，削奪他們的政治權利。當地上議院近半議員出走，偷偷離開首府。警察奉命四出追截，意圖逼使這些出逃的議員返回議會，令受到示威者責難的「苛法」可以通過立法程序。公立學校因大量教師集體上街已停課三天，如果示威繼續，恐政府功能將陷入全面癱瘓。而且，示威浪潮正有蔓延之勢，很可能產生骨牌效應。
　　
　　上述大規模群眾示威並不是發生在中東或北非，而是在美國的威斯康辛州。月來國際媒體滿滿都是中東國家群眾運動的新聞，卻相對地忽略了這場發生在美國境內，自越戰以來最龐大和激烈，並將成美國國力消長里程碑的群眾反政府運動。

　　威斯康辛州如美國其餘四十三個州一樣，正面臨巨額財政赤字危機，就本財政年度餘下幾個月，威州仍有赤字一億四千萬美元待解決；未來兩年預算赤字更高達三十六億美元。共和黨籍州長沃克爾為應付赤字危機，提出新法改革公務員薪酬福利，以及限制公務員工會集體談判權力，以換取不再裁員。

　　按現行制度，威州公務員無需供款便可享受退休長俸；新法要求公務員需為長俸基金按月供款，金額為工資的5.8%。新法亦要求公務員承擔不低於12.5%的醫療保險費，是現時的一倍。而引起公務員工會最強烈反彈的是新法限制工會集體談判合約的權力，改為只能就薪金代表公務員與政府談判，並不包括其他工作條件和福利待遇，而加薪幅度也不能超過通脹。威州是全美國最早通過公務員工會集體談判權的州份（1959年），削弱工會談判權，是觸發今次萬人示威的主因。

　　埃及的群眾運動被讚美為一場石破天驚的民主勝利，但接踵而來的是埃及公務員沒休止的加薪示威，軍政府18日已發出命令禁止。兩地示威背景同樣是經濟衰退，埃及是公務員嫌工資過低生活困逼；威州公務員卻要力保現有薪酬和福利水平不變。一個是中東貧窮弱國，另一個是世界唯一超大國，境況怎麼會如此相若？

　　威州新任州長沃克爾引爆了並美國人不願意面對，政客努力逃避的政府財赤危機。全美五十州中的四十四個，由加州到紐約州，都陷於赤字危機。各州政府連續多年削減開支，仍未盼到經濟復蘇來臨。在砍削入骨之情況下，多個州和縣市政府都正在推動公務員薪酬福利改革，均遇到工會的頑強抗拒。冰冷的事實擺在美國人面前，不是政府變得刻薄，而是確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假如仍不改革，破產恐是最終的結局。

　　「量入為出」本是極簡單的理財原則，但於美國各級政府而言，卻難以執行。奧巴馬可以不理會高達十四萬億元的國債，繼續推出過萬億元的赤字預算，皆因聯邦政府有印鈔的法寶。但地方政府則需要真金白銀開銷，只能靠借債和削減開支。所謂由奢入儉難，誰會甘心願意減少收入，或放棄未來爭取更佳福利的權利呢？可是，當全國百姓都要緊縮腰帶之時，公務員欲獨善其身，只會導致納稅人與公務員矛盾對立。

　　美國的黨爭老毛病也是令地方預算問題複雜化的原因之一。聯邦眾議院議長和奧巴馬總統已紛紛介入威州的生死鬥。奧巴馬譴責共和黨籍州長打壓工會；而議長則讚揚同志正視財赤的勇氣，並聲言在聯邦預算上也不會向奧巴馬賣帳。民選議員本應代表公眾，個別政客競選卻又要依賴工會的財力和人力支持，利益衝突關係剪不斷理還亂。

　　美國國力大不如前，沒能力再承擔豪華大鑊飯，如既得利益者不肯讓步，政客又各為私利推波助瀾，財赤死結怎能解開呢？中東多國人民在求變，美國雖然出了一名號稱要改變的總統，政客最終卻死命地保持一切不變。美國政府財政如不起革命，希臘很可能就是前車之鑑。

誰為我談判

　　威斯康辛州公務員示威越演越烈，工會聲稱不是為了薪酬而抗爭，純是維護公務員的集體談判權利。所謂集體談判權是指工人組成工會，由工會代表全體會員與僱主談判雇傭合約內容。威州新法提出限制工會集體談判的範圍，只能談判薪金而不包括其他工作條件及福利；加薪也不能超過通脹，並且取消工會月費用可免稅的做法。

　　僱主與僱員兩者之間，強弱之勢本似很分明的。一方有錢請人賣力，另一方為錢出賣勞力，那自然是做老闆的佔上風。為了講求相對的公平，維護打工仔的應有權益，勞工共同進退，集體向老闆商議僱用合約條款，是弱勢群體自保的好方法。所以，在資本主義「猖獗」的年代，各行各業工人紛紛組織工會，發揮了提升弱勢社群地位和生活的積極作用。

　　在威州的公務員大舉抗爭行動中，強弱之勢便沒有那麼簡單了。公務員工會與一般私人行業的工會不一樣，公務員的老闆是政府，嚴格來說老闆應是全體市民。但政府的行政和管理權是由民選官員代表人民執行的，官職選舉需要大量經費和義工，工會便能提供此類珍貴的資源。因此，公務員工會與政客之間便形成了微妙的利益關係。因為工會擁有集體談判權，談不好可以採取罷工等手段反制，更可以在選戰上針對不利於工會利益的候選人。工會逐漸變成了半個老闆，政客只是順水推舟，供花敬佛。

　　所以，當州政府出現財赤而需要削減服務之時，直接受影響的民眾較難組成遊說力量，而公務員工會由於擁有選戰影響力量，政客自然就要避忌三分。在政客、工會與民眾三者之間，沒有組織代表的民眾有納稅義務但影響力最細，最難得到政客的關注；工會反而是三者間最有權勢的一方。公務員工會的力量比民間企業工會更堅固，民企工會若要求過多，企業沒法生存便會倒閉，成一拍兩散之局，但政府是不會倒閉的。

　　工會可以集體談判保留他們的長俸和終身醫保，政府不夠錢便加稅減服務，請問平民百姓又有誰代他們去集體談判呢？是那些需要工會的政客嗎？威州之所以出現挑戰工會的法例，原因是佔多數席位的共和黨不以工會為靠山，可是，加州並不一樣，州長布朗昨日已表明不會觸碰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了。

這裡是？

　　萬人上街示威已經持續了三天，據通訊社估計湧向議會大樓──政府權力中心象徵建築──的群眾，多達兩萬五千至三萬人。部份人高舉示威標語，譴責政府領導人為獨裁者，以苛法壓逼工人階級。至於上議院議員，近半脫逃，紛紛離開首府。領導人派出警察追截，意圖逼使這些出逃的議員返回議會，好讓受萬人示威責難的「苛法」可以進行投票。亂象遠不只此。公立學校因教師集體上街已停課兩天，多個政府部門都受到影響而無法正常運作。如果示威者繼續抗爭，恐政府將陷入全面癱瘓。……

　　發生上述大規模群眾示威活動的地方，是……，不是正鬧革命的中東、北非，──是美國的威斯康辛州。威州如美國其餘幾十個州一樣，正面臨巨額財政赤字，其本年度餘下四個月的預算，威州仍有赤字一億四千萬元；未來兩年預算赤字更高達三十六億元。共和黨籍州長沃克爾為應付赤字危機，提出新法改革公務員薪酬福利，以及公務員工會集體談判制度。

　　按現行制度，威州公務員不必供款便可享受退休長俸；新法要求公務員為長俸基金每月供款，金額為工資的5.8%。新法亦要求公務員承擔不低於保費12.5%的醫療保險成本，是現時的一倍。而最令公務員工會反感的是新法限制工會集體談判薪酬合約的權力，只能就薪金方面代表公務員與政府談判，不包括其他工作條件，而加薪幅度也不能超過通脹。威州是全美國最早通過公務員工會集體談判權的州份（1959年），削減工會談判權，是觸發今次萬人示威的主因。

　　當世界的視線聚焦中東的示威浪潮時，也許沒有太多人留意到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群眾示威。埃及因民生困苦而導致革命；穆巴拉克下台後，民眾要求的是加薪。令威州幾陷於癱瘓的大示威，何嘗不是因為經濟不景和民生困苦而引發。威州並不是獨立的個案，包括俄亥俄州和加州等美國多個州，都正在推動類似的公務員薪酬福利改革。不是政府變得刻薄，是連年的巨額財赤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假如仍不改革，破產恐是最終的結局。

　　令威州這場政府與公務員紛爭複雜化的因素是美國的黨爭。聯邦眾議院議長和奧巴馬總統已紛紛介入威州的生死鬥，共和黨籍議長支持同屬一黨的威州州長，威州的兩院也是共和黨佔多數。奧巴馬表面上是為民請命，開腔譴責威州州長壓逼工會；然而項莊舞劍，矛頭直指挑戰他連任的共和黨。在欠理性的黨爭之下，燃眉的經濟困境彷彿成了次要。

　　美國國力大不如前，但公務員仍要吃豪華大鑊飯，政客又各為私利推波助瀾，財赤死結又怎能解開呢？中東多國人民在求變，美國雖然出了一名號稱要改變的總統，最終卻死命地保持一切不變。

妙圖! 妙句!

網 戰

　　美國政府結束了官方宣傳機器《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一些評論竟然認為這是因為胡錦濤到訪後美國示好的表現；另有評論則指出中國政府以巨資推動國家媒體走向世界，而美國政府卻停止對中國的廣播，是此消彼長之勢。上述評論徹底錯判事實，把更換宣傳技術視作為政策調整。《美國之音》消音後，代之而起是中文版的推特（Twitter），以及專為中國網民而設計的反防火牆軟件。

　　美國政府看準了推特和臉書(facebook)等互聯網社交平台能迅速發動群眾的巨大功能，自戰後已開始作業的《美國之音》，利用多種語言廣播向全球宣揚美政府價值觀，相對而言已經是昂貴且效率欠佳的工具。所謂與時俱進，奧巴馬政府只是利用低成本科技作為新時代的宣傳利器。互聯網不但比電台電視廣播有效和便宜，甚至可能比勞師動眾的經濟和軍事制裁更能達到政治目的。年前伊朗總統選舉後的騷亂與剛剛的埃及革命，清楚顯示互聯網衝擊政權的能量。

　　經濟實力遠遜於美國的蘇聯，冷戰時期敗陣是因為被軍備競賽拖垮。美國戰後大量的軍事建設投入，令天下間已沒有一個國家在軍力上能挑戰美國。為了抗衡美國的壓力，如中國等國家唯有發展軍事技術，以技術競賽代替硬件的量化比拚。中國的太空科技、導彈與隱形戰機，均可視為其中一環。不過，美國也不會坐以待斃。頭頂著十四萬億國債，美國再也沒法無止境的發展軍備，另類網戰是很不錯的選擇。

　　埃及革命之後，社交網站受到多方的讚譽，但與此同時人們也應關注其特點。即時發放的短訊無疑是發動群眾的便利工具，但信息內容又如何或需要把關嗎？互聯網資訊良莠不齊，真偽難辦；可以傳送正確資訊，也可以散播謊言。社交網站本身是中性的，但用者可以各懷私心。再者，社會上除了網民之外，非網民的民意又應如何看待？而上網者中，年青人較熱衷回應，年長網民可能思慮較細，單以衝上街者為民意代表是否完全恰當呢？

　　群眾運動固然是民主的直接表現，但文化大革命不是群眾運動嗎？鼓吹利用互聯網搞群眾運動之同時，是否更應關注運動的內容與本質呢？

沒有美國的中東民主革命

　　埃及群眾不到三周的和平示威，推翻了穆巴拉克三十年的獨裁統治，為中東打開一個新局面。雖然埃及今後的政治發展仍充滿未知之數，但套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一句話：「埃及今後將不再一樣了」。不但如此，美國於中東的地位和形象也不再一樣了。

　　在穆巴拉克下台後，美國主流媒體出現多篇讚美奧巴馬的評論，稱許他高明地掌握分寸，促成埃及革命和平收結。這些溢美之詞予人欲蓋彌彰之感，事實上批評美國政府進退失據的評論數量更多。中東事務資深記者THOMAS L. FRIEDMAN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揶揄說，奧巴馬在埃及革命中發揮了重大作用，讓解放廣場上的人們知道單靠自己的力量便足夠了。因為直至革命結束，奧巴馬還是沒有找到合適話語來支持廣場示威者。

　　在過往的中東事務上，美國從來沒有如這次般進退維谷。民主浪潮令人尷尬地沖著美國的伙伴而來，直接考驗美國持雙重標準的外交政策。而更難堪者是在整個群眾運動的過程中，白宮一直沒法找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及調子去說話，不論是國務院還是白宮所發表的聲明，不是軟弱無力、無棱兩可，便是自相矛盾──奧巴馬派往埃及的特使才表明支持穆巴拉克完成任期，白宮便立即指出這僅代表特使的個人立場。這種進退失據、彷彿閃爍其詞的表達方式，與過去總能叱吒風雲的姿態大相逕庭。

　　由始至終，美國政府沒有否定穆巴拉克仍然是盟友，也沒有公開要求他即時下台。在讚揚埃及人發揮民主精神之同時，又一再強調平穩過渡相當重要，甚至肯定穆巴拉克暫時留任有其作用……。解放廣場上的示威者看來沒太在意這些模稜兩可的含糊訊息；美國政府如隔空出拳，對事件的言說予人滯後於事態發展的感覺，顯得相當被動。

　　一說白宮與國務院之間就如何應對埃及危機意見分歧，奧巴馬較重視維護美國宣揚的民主立場，所以多次發言向穆拉克施壓，希望他作出更大的讓歩。而希拉莉為首的外交技術官僚，則著眼於國家在中東的實際利益，主張由現政府主持平穩過渡，為新政權磨合爭取時間。

　　「內部意見分歧」一說，並未能充分解釋美國的表現何以令人失望。奧巴馬是元首，在茲事體大的中東危機上，怎可能容許國務院跟他口徑不同呢？更合理的解釋是埃及群眾運動徹底顛覆了美國的中東政策，震盪中白宮還沒來得及調整，穆巴拉克便下台了。

　　於美國而言，中東事務不外乎三大重點：於道義和宗教上支持以色列、於經濟利益上確保石油供應，以及於國家安全上繼續反恐。為達到上述目的，美國的中東外交政策以實利掛帥，對合作伙伴國境內的民主與人權狀況取態低調。「民主與人權」只是針對敵對國家的工具。然而，時移世易，當埃及民眾以美國信仰的民主權力推翻穆巴拉克後，美國今後與中東其他獨裁政權、尤其是也受茉莉花革命影響刻下有民眾示威的中東國家交往時，處境便相當棘手。要是產生骨牌效應，這些國家一下子都民主化了，國內的領導層從新洗牌，美國的盟友還能剩下幾個呢？以巴和平進程本來就不理想，會因而變得更壞嗎？石油出口國如變天，對美國的石油利益影響有多大？對伊朗的制裁會從此形同虛設嗎？凡此種種，恐怕都是奧巴馬政府未準備好要接招、給殺個措手不及的大麻煩。「民主」可以是個「虛詞」；今回中東式的民主，並不一定是受美國政府歡迎的民主。

　　2003年布殊總統以推動中東民主為由出兵伊拉克，宣稱一個民主的中東才是根除恐怖主義的最佳保證。但武力移植民主的結果只換來以十萬計的平民死傷，以及政權動盪。如今埃及在沒有美國因素的情況下完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革命，美國作為國際道德領袖的資格無可避免地受到質疑。

　　奧巴馬當年以醒目的「轉變」（change）作為競選口號，上任至今美國國內政治並未如他許諾般脫胎換骨；諷刺地，倒是本來被美國牢牢掌握的中東，卻發生了美國始料不及的「轉變」。

以民為本

　　中東的群眾抗爭浪潮持續發揮骨牌效應，這被一些人形容為被壓逼者爭取自由的民主運動。政客或政治評論家可以用政治學名詞將之加以詮釋，但對於以身犯險走上街頭的人民，為生活所逼可能是更直接的因素。在埃及總統穆巴立克下台後，埃及仍有大規模群眾示威，這次是為要求加薪而來的。

　　孟子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而怎麼做才能得民心呢？孟子主張為民制產，即時搞好民生，讓百姓過著富裕的生活，社會因此便會穩定。這雖然已經是兩千年前古人的觀點，但於廿一世紀而言，可稱之為普世價值。中東多國政權遭受挑戰，其共通根源是社會財富掌握在少數權貴手上，統治者莫視民間疾苦，專制地維護極度不均衡的資源分配制度。

　　鄧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大力提倡發展經濟，其後政府更確立財產私有制度。有的認為這是背離共產主義，轉向西方資本主義。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確有許多地方學習西方，但其精神理念也許在中國傳統文化裡可以找到根源。胡錦濤主張以民為本、和諧社會，溫家寶提出要正視財富的分配，與兩千年前孟子的主張沒有兩樣。

　　很多批評中國的人士，慣性地把「共產黨如何如何」掛在嘴邊，這些人以固有的簡單概念，解讀目前複雜的中國國情。更多是不求甚解，根本不明白中國這幾十年的轉變，自以為「反共」必對，必然是高尚正義的。殊不知今天中國發展的指導思想，是那深植於中華民族的道德價值。

　　這點連有心研究中國崛起的西方人也明白到，《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的作者Martin Jacques就指出，用西方或共產主義的概念並不能讓你了解今天的中國，認識中國文化的精神，才能預測未來中國的動態。很可惜，回歸後的香港卻推行減少中國歷史課政策，政客又提倡國際人概念。長此下去，將讓香港年青一代失去更多與中國一起成長的機遇。

世界新秩序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終於在壓力下辭職，前途未卜的埃及民眾雖然正面對一個不明朗的前景，但卻仍然歡天喜地的慶祝。在白宮內看著電視新聞報道的奧巴馬總統此刻心情的沉重，相信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穆巴拉克已經是一位八十二歲的老人了，在群眾運動發生後不久，他的政治生命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奧巴馬所難過者當然不是為了這位埃及最後的法老王。只是穆的下台對美國利益的損害來得太突然太深遠，白宮至今仍沒法駕馭。唯一可以令奧巴馬安慰的是示威者接受軍人監管政府，讓美國有迴旋應對的空間，不像當年伊朗的變天，一下子翻臉。

　　由示威於一月底開始至昨日奧巴馬在白宮發表聲明，美國對埃及局勢的反應均呈滯後狀態。上周六由國務卿出面支持副總統主持政治改革，並拉攏了歐洲多國站在同一陣線，以為可以穩住局勢。怎料示威者並不賣帳，街頭的示威持續。穆巴拉克的去留本只是時間問題，可是當美國開腔之後，竟然完全不發揮作用，此對美國的打擊遠大於穆本人。

　　二次世界大戰後，英法因為戰爭的虛耗，國力大不如前，紛紛撤出中東，留下的權力真空由美國接替。美國自此在中東實施強勢干預，投入大量的軍力和財力。過去每逢中東出現政治或軍事危機，美國國務卿必親臨中東坐鎮。數十年來，美國是中東最關鍵的力量，對於突然而來的衝擊，縱然也有措手不及之時──如伊朗革命，但反制的能力並不遜色。伊朗變天後，列根便扶植伊拉克的薩達姆，讓兩伊拚過你死我活；兩布殊的中東戰更讓全世界都為之震驚。

　　可是，到奧巴馬時代，最堅定的中東盟友忽然消失了，過程不足一個月，最難堪是期間美國完全沒有一點可插手干預的空間。中東再需要美國嗎？美國還能指點中東嗎？一場金融海嘯，美國衰落是否真的不能再挽回？埃及變天，美國地震，但可能很多美國人還是沒有感覺到。

無國歡

　　至今還清晰記得，十四歲那年的一個星期六，應音樂老師邀請到尖沙咀參加教會團契聚會。在彌敦道路行人道旁，一名瘦弱的中年男人半跪在地上替一名白人在擦皮鞋。此刻的尖沙咀給頓然變得很陌生，彷彿有聲音在說：「這土地不是屬於你們，都是英國人的。」看到一名華人蹲在地上替洋人擦鞋，想起香港是因鴉片戰爭而割讓給英國；也想起「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故事。自此，每次踏足尖沙咀，流落異鄉的感覺常湧上心頭。大約在六年之後，第一次去到北京，獨自一人站在大街上，望著排列整齊的街燈，眼淚不自控地流著，對自己說：「終於站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了。」

　　近年香港流行一種極奇怪的所謂「本土意識」，鼓吹「保衛」香港古蹟和文化，抗拒來自中國的「侵犯」。這些怪論經常會摻雜一些「民主」、「自由」、「人權」之類的名詞。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有濃濃的香港本土意識，清清楚楚地意識到《南京條約》是國恥。

　　我絲毫不懷念生活在殖民地的感受，但香港卻仍有一批「無國歡」港人。他們不認為需要有自己的國家，並且千方百計與中國劃清界線。謾罵和嘲笑中國的一切是他們茶餘飯後的娛樂，因為這可以重拾久遺了的優越感，「人上人」的喜悅又回來了。

　　英國人離去後，香港的悲哀不是北京干預，也不是外資撤走，而對二等公民身分的戀棧，讓好些人思想調整不過來，還要把這種扭曲的心態「薪火相傳」給香港年青一代。殖民地教育，原來可以讓人們以脫離本族文化為榮，以沒有國為喜。英國學者Martin_Jacques在其著作《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裡認定中國將在經濟、文化和政治上主導未來世界的發展，原因是中國人正以強大的傳統文化生命力量，建設下一個超級大國。對比那一群聲稱要遠離中國去做「國際公民」的港人，除了感嘆，還是感嘆。

《當中國統治世界》Martin Jacques: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China

一位真正懂得中國及世界局勢的學者。

高鐵情結

　　奧巴馬總統上任以來多次提出要發展美國高鐵，並且不止一次要求國會撥款；去年100億元，昨日又再度提出要在今後6年再投資530億元於全國高鐵項目。表面上，奧巴馬把發展高鐵當作為振興就業的基建計劃來宣傳，但不難察覺到他心裡有著一個沒法解開的高鐵情意結，而這結是因中國而來。

　　奧巴馬經常提到中國的高鐵，不論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上月到訪時，或是在年度國情咨文裡，中國高鐵總會出現在他的講稿裡。中國高鐵技術和網絡的發展的速度和力度，令到奧巴馬既羡慕又驚訝，聲言不能接受美國做阿二的他，似乎決心要打一場高鐵戰。可惜，英雄縱有大志，但時不予君，為什麼呢？簡而言之：錢。

　　530億元看似一個不細的數目，但卻要分6年撥出，第一年僅能撥出80億美元。但千萬別嫌80億太少，去年奧巴馬要求撥出500億元用於包括高鐵在內的各種交通基建專款，至今仍未獲國會通過呢！明天又是選舉年，奧巴馬這530億會否全部到位，千萬別太認真。

　　就算國會真的撥出530億，這又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呢？530億相等於3524億元人民幣；而中國今年6月開通的京滬高鐵建造價為2200億元人民，亦即是說奧巴馬這項專款足夠建成一條半京滬高鐵，這不是很好嗎？

　　可是，中國能做到的在美國不一定行得通。目前全美最有可能實現的高鐵項目是在加州，這項目已經前後討論了十多廿年，至今仍未能動工，建造費約為630億美元。加州高鐵全長約600餘英哩，倘與中國高鐵作出較，每公里建造價約為3.5億元人民幣，而京滬高鐵每公里造價才1.7億元。加州高鐵雖得奧巴馬厚愛，但資金缺口仍然甚大，需要私人企業巨額投資，否則將永無破土之日。

　　美國人沒有使用公共交通的文化，加州高鐵又不知何年才能落實動工，成本天天上漲，再加上目前的經濟環境，要找敢於冒險的私人團財談何容易。中國在2020年底，將建成及營運的高鐵網絡全長約5萬公里。倘一切神蹟地順利，美國首條高鐵也將在同年落成，全長約1200公里。所以說，誰能解奧巴馬這高鐵情結呢？真的天曉得了。

李大師新作--《大江大海騙了你》

龍應台是一個頗有市場的作家,而李敖卻極鄙視之,認為她用優美的文筆歪曲史實,借煽情為台灣權貴掩飾惡行,以不問政治為借口迴避大是大非。以下是陳文茜有關李敖新作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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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民主浪潮衝擊美國外交政策

　　持續超過一星期的埃及街頭抗爭運動，令鐵腕統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總統難免狼狽下台的命運；但在百萬示威群眾前面對最嚴峻挑戰的並不是他，而是遠在白宮的奧巴馬總統。本欲抽身離開中東是非之地，轉而專注亞洲和國內事務的奧巴馬，此時必須要調動每一條神經去掌握中東式民主浪潮可能對美國利益構成的傷害。

　　中東地區的主要政治問題是以色列的存在與巴勒斯坦人的前途，核心利益則是石油。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如鋼鐵般不容置疑，耗費幾十年的經營和投入以百億元計的各式援助，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一批親美的中東盟友，其中更以埃及的價值最大。美國總統卡特於1978年成功促成了以埃和解，建成了美國就以色列問題的有效防火牆。三十餘年來，美國在中東敏感問題上依賴埃及幾乎無異議的支持，包括兩次海灣戰爭的關鍵時刻，如失去埃及並引起骨牌效應，美國在中東的損失將是無法估計的。

　　除了對以色列的承諾外，石油利益於美國而言更是重中之重。因此，美國在中東必須保持強大的影響力，甚至是某程度的支配能力。為了國家利益，美國在中東採取實用主義，支持親美獨裁專制政權已是眾所周知的，不要說穆巴拉克，前伊朗國王巴列維與伊拉克前總統侯賽因也曾是美國的上賓與盟友。

　　但在國際間美國更多以「民主自由」保護者的姿態出現，這種兩面手法的外交政策向來都受到質疑；只不過直至這次埃及群眾革命，才真正讓美國的雙重標準受到空前考驗。站在美國單方面的國家利益，白宮當然願意埃及一切照舊。可是，奧巴馬政府才剛剛在人權和自由問題上向中國發出挑戰，如今又怎能自打嘴巴呢？於是，白宮只能以且戰且走逐日調整的方式回應埃及局勢，但卻一直落後一步。當埃及人大量湧上街頭後，國務卿希拉莉在上周一還表示埃及的局勢穩定，至周日接受美國電視台訪問時，希拉莉還是拒絕回應是否希望穆巴拉克下台。汲取了伊朗使館人質事件的教訓，白宮就埃及採取了同時擁抱民主與獨裁者的政策，一方面表態支持示威者的民主訴求，但又含混其辭拒向穆巴拉克逼宮。

　　事實證明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奧巴馬派出特使到開羅後，穆巴拉克宣布同意年底不尋求連任，而白宮則發表聲明表示失望，顯然穆並沒有照單全收美國的建議。奧巴馬為穆設計的下台方式，必然先照顧到美國的最大利益。不過，就算一切如白宮的安排，埃及人會否賣帳又是另一個問題。美國在此時才逐步靠近埃及群眾，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時機。目前，在反對陣營中較具影響力的巴拉迪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前總幹事，他對美國以莫須有罪名出兵伊拉克的不滿是毫不掩飾的。另一個具政治影響力的「伊斯蘭兄弟會」，也絕對不會是美國的盟友。至於街上的群眾更是百花齊放，當中反美與不反美都有。

　　依目前的局勢發展，已經到了部署後穆巴拉克時期的階段，美國能在埃及重建新政權中發揮多少影響力，並不樂觀。埃及問題根源在於民生，以及沒有一個回應民意的政府，單單舉行一場選舉並不會立即改善埃及基本問題。穆巴拉克下台後，群眾的憤怒發泄了，但現實問題還在。如何擺脫經濟困境、改善民生和重建政府服務和公信力，全賴新執政者。而誰上台又無可避免地將涉及複雜的權力鬥爭，鹿死誰手難料。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過渡期將會是漫長的，外在和內在的變數太多，將來的埃及會是怎樣，對整個中東局勢帶來怎麼樣的轉變，也是一時沒法說得清的。而奧巴馬目前除了要面對一個陌生的埃及外，還得設法穩住其他可能面對同一命運的中東盟友。

新世紀

　　明天便是農曆大年初一，華人送虎迎兔，埃及人則繼續努力為推翻現政府壓下最後一根稻草。中東在兔年將迎來新秩序，也帶來了民主運動的反思。

　　民眾以上街示威方式推翻現政府是人民力量的展現，滿足了「民主」的定義。但使用這種「民主」方式的代價也極之高，並不是一種可喜可賀的手段。就以埃及為例，街頭抗爭的主力是年青人，只聲聞打倒穆巴拉克的聲音，但要建設什麼？卻是含混非常。據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解放廣場的示威集會上，似乎任何人都可以上台演說，但不保證台下的人都在聽。一名對埃及前景憂心忡忡的婦女說，穆巴拉克下台後，誰來管治呢？難道是這群年青人嗎？

　　埃及前途未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街頭露宿示威的年青人都不會是新埃及政府的主政人。等候著權力真空來臨而進佔權力核心的，都會是那群老謀深算的軍政和宗教人物。穆下台後埃及人民沒有多少可以慶祝的時間，馬上展開的將是一場各派系權力鬥爭，這段鬥爭時間會多長？期間社會成本有多大？全是巨大的未知數。

　　當權力鬥爭塵埃落定，新政府將如何面對埃及民眾又是完全不同的一道課題。埃及之所以爆發今次「民變」，有著兩方面的原因。主因經濟不景，社會發展不均衡，普遍人民基本生活沒有保障，造成社會階級對立。與此同時，政府與民眾需求脫節，又沒有下情上達的渠道。政府不但未能替民眾解決問題，相反還是問題的製造者。在兩種壓力之下，只要有人點著引線，積壓的民怨便會隨之爆發。

　　上述情況的發生並沒有可讚揚之處，反之是一齣社會悲劇。奧巴馬政府連日開腔讚美示威者，用意只是討好反對派，好保留美國一點影響力。埃及這種社會怨氣應在積聚之初便得到處理，而不是走到上絕路的死拚。這亦再次證明，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何等的重要。

當民主不愛我

　　埃及局勢已到達了危機爆發點，餘下的問題是爆炸後誰會受傷及傷有多重。這一場突然其來的群眾運動讓埃及和美國統治者都一時間束手無策，美國的雙重標準外交政策受到歷來人最嚴峻的考驗。奧巴馬試圖同時擁抱民主與獨裁者，這突兀的立場越來越令美國處境尷尬。美國一直宣揚的民主終於來到中東，但這民主新浪潮對美國卻甚是冷淡；很好奇奧巴馬此時此刻是否也會想到東方大國那句治國格言──「穩定壓倒一切」。

　　埃及政權為何忽然之間風雨飄搖，大多數美國民眾都不明所以，連新聞記者也跟不上形勢。周日一個電視時事節目裡，主持請了來自各大媒體的記者座談埃及局勢，當中一名記者是在美出生的埃及裔，其餘記者都在追問她埃及群眾運動的詳情，一位記者問了一個經典又基本的問題：街上的示威者都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什麼上街呢？對於這場自卡達伊朗人質事以來最嚴重的美國中東外交危機，美國記者所知道的原來極之有限。

　　穆巴拉克在任三十年，他的前任沙達總統為了配合美國而與以色列和解後遭到暗殺。所以，三十餘年以來，美國把埃及當作為中東最穩固的盟友，甚至覺得有些理所當然。雖然美國政客現在紛紛作事後孔明，都說過去一直有提醒埃及要民主改革，但這些裝飾多於實質的言論，反而欲蓋彌彰。

　　埃及示威者號召百萬人於今日上街，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和組織，但共同願望是要求穆巴拉克下台，而最不願意他下台的卻是美國。因為埃及現政府瓦解後，誰將執掌政權極難掌握，可以想像到美國必然已經在積極支持白宮心目中的理想接班人，但群眾又是否會接受呢？埃及這次群眾運動最大的特色是只有打倒對像，而沒有擁護的目標人物。

　　高調回埃及欲趁機成為群眾運動領袖的把拉迪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前總幹事，曾力證美國以莫須有之罪出兵伊拉克，並且毫不掩飾地批評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在寺院內鼓動群眾上街的教長，多少會賣美國的帳，白宮相信也不會寄予厚望；在後期才加入群眾運動的伊斯蘭兄弟會更不會是美國盟友。軍事政變很可能是另一種結局，但與軍事強人合作，美國難以向世界交待。盤算之下，最有利於美國的結論，就是讓穆巴拉克有效地化解危機繼續執政，或者轉而由一名在親美立場上類似他的人繼位。不過，這也許離緣木求魚相差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