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增城街邊小販與治安人員的衝突，演變成持續幾天的街頭騷亂，連西方媒體也爭相報道；對於中國中央及負責維穩的官員來說，事件應是一個很好的研習個案。
首先，綜合官方、媒體和網絡對事件起因的陳述，都指向事件是由治安人員清理街道攤販而起的，這種衝突在中國每天不知重複多少次，相關的各地方新聞報道可謂無日無之。個別事件誰是誰非客觀上是沒法一概而論，但在公眾輿論層面幾乎肯定都是治安人員的錯。狀況發展到這種非理性階段，引爆更大警民衝突是早晚的事情。
城管暴力執法的報道看多了，全國城管的負面形象已難以洗擦。個別地方政府搞起宣傳運動，希望重塑城管愛護市民的形象，這種硬推銷方法並不一定能收到好效果。中國地方執法人員政出多門，除公安民警外，在街道或公眾場所擁有治安行政權力單位過於複雜，人員的訓練和素質都沒有保證，濫權執法，容易產生貪腐和暴力衝突。倘若要真的收到維穩效果，對於全國城管必須由中央立法規範整頓。所謂置於死地而後生，與其修修補補，不如以全新機制取締，對現職人員進行甄別再訓練。
在攤販方面，一面倒的盲目同情有時並不見得就是公義，也許大部小販都受城管的欺壓，他們的個人權益應受到保障。但對於個別強悍暴力抗法者，公眾或媒體不應不問是非為反政府而反政府。例如夏俊峰的個案，夏氏夫婦也是街邊攤販，與清場城管發生肢體衝突，被帶回城管辦公室。期間，夏某在辦公室內拔出隨身小刀，造成城管人員兩死一重傷。
夏被判死刑，但媒體和公眾輿論絕大多數同情夏某，電視台還為夏妻做了長篇煽情訪問，控訴城管如何暴力執法，及在辦公室內先毆打其夫。「城管打人」在今天已經是不必審訊也可成立的罪名，但就算夏某被打，自衛還擊程度到可以一敵三，連續刺死兩人及重傷一人，客觀上已經是過度自衛，甚或涉及暴力報復。應否判死是可以辯論，但將之奉為「抗暴英雄」怎麼樣也說不過去的。
再將範圍擴大，城管和攤販的衝突只不過是社會更深層矛盾的爆發點，有良好的執法隊伍和尊重法規的市民，矛盾自然會減少。可是，個別市民沒有其他更好的謀生之道，也只能長期知法犯法，如何解決此矛盾是政方執政官員的責任。設立小販專區、發牌監管或資助創業等等都是港台和外國行之有效的方法。民生問題是最難解決的，也是社會穩定的最前線，可惜中國的地方官員卻是行政能力和責任心最薄弱的一環。提升地方前線官員素質，與改革城管同樣重要。
回過頭來說，中國社會發展也太快了，產生問題的速度遠較應變能力的成長為快。不過，逆難而上社會才能進步，搞好民生，肅清政風，社會穩定也將自然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