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的名句，而最先從中富起來的一群人中，包括了不少香港人。可以說，香港人是中國後文革時期新政的直接受益者。不過，這並沒有令九七回歸變得更容易，反而在好些港人心中形成障礙。
作為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對外窗口，香港佔盡了地利與人和。相對於內地，這種因經濟地位懸殊而得來的優越感，讓一些香港人養成了瞧不起內地人和社會的習慣。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小商人在內地成為了大企業家，普通遊客彷彿也成了大豪客。可是，與此同時，香港人卻面對回歸問題，自認為是更富裕和進步的香港人，忽然間要接受中國政府的管治，就算是有一國兩制的保證，部份港人對於「一國」仍是十分抗拒。這類港人心理上需要一種有別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因此，即將喪失殖民地公民身分對他們而言，是難以接受的無奈，從而心生怨恨。
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心理狀態。一方面香港享受在內地的「尊貴」地位，也不放過搭上改革開放的順風車的機會，卻又沒法接受自己與內地人同成為中國公民的事實。爭取居英權失敗，讓不願接受回歸的港人出現了身分認同問題。沒有了英國護照，退而求其次便是強化「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以「本土化」為名從新塑造一種身分認同。這就是為什麼象徵英國殖民地統治的皇后碼頭不許拆，天星碼頭也要保留，包括殖民地時期監獄的一大堆所謂古跡保育個案紛紛湧現。而「六四事件」便成為拒絕中國的最佳理據，讓這部份港人彷彿可以站在至高無尚的道德高地俯視中國，「不做中國人」變得何其合理，甚至有幾分神聖。每年悼念六四也因此總是情緒的宣洩，少有理性的史料分析或多角度評論。因為，於部分參加者而言，他們不需要六四的真相，所求的只是一種認同和慰藉，一種繼續抗拒認同中國的道德理據。
（待續）
